越南顶住压力走出的这步战略, 会成这5国效仿对象吗？

导读：近期，越南、巴基斯坦领导人先后访华，将周边外交的重要地位带回我们的视野。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周边环境出现了新变化，其中最大的变量就是美国主动挑起中美战略竞争。面对这一新态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压力开始增加，但普遍仍不放弃独立的外交战略。越南在2021年越共十三大做出的外交战略部署强调刚柔并济、灵活变通的“竹子外交”，即为典型例子。    本文分析了东南亚六国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东南亚国家多被认为奉行“两面下注”的对冲政策，亦即在大国竞争中最大程度避免“选边站”。但是各国的选择与动因则各有不同，其政策立场也存在调整和变化的可能：（1）缅甸国内政治的波动是影响中美缅三角关系短期走向的重要原因，但是长期来看，缅甸倾向采纳务实的中立立场。（2）泰国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也对中美泰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泰国作为美国传统上的军事盟友，在过去十几年被动选择“友华疏美”立场，但这一立场并非没有反转可能。（3）越南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处于关键地位，同时高度依赖中美两国市场，因此主要应对策略是平衡外交，在具体实践中坚持“融入国际”、重视抓住经济机遇。（4）马来西亚并非美国盟友，虽然美国希望其在印太布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但马来西亚奉行东盟均势战略，避免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5）印尼受中美战略竞争冲击，出现严重的“中等强国”地位焦虑，“不选边”对印尼来说能更好实现地位提升。（6）菲律宾在杜特尔特政府时期出现“亲美不反华”倾向。菲律宾把内部威胁放在首位，美菲缺乏共同的战略威胁，也缺乏经济上的合作动力，其传统盟友关系将发生调整。    中美战略竞争格局的出现，挤压了过去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空间，东南亚国家可能无法保持彻底中立，但仍存在“选边”而不“站队”的中间地带。东南亚国家普遍担心大国竞争产生外溢效应，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区域发展。周边秩序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就此而言，中国周边外交依然大有可为之处。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南洋问题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
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

文｜李晨阳等

来源｜《南洋问题研究》

▲ 图源：互联网

 1   缅甸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反应 

中美战略竞争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而东南亚国家也在密切关注和把握中美竞争带来的影响。缅甸自独立以来奉行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其中立主义原则在实际外交实践中有时出现摇摆，因此理解缅甸选择的深层逻辑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2021年军人再次接管国家政权后，缅甸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交涉议题之一，导致缅甸在观察和评估中美竞争对其影响时的内外参数发生变化。

目前，学界对中美缅关系的研究往往把缅甸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阐述，没有进行深入和细化，即从缅甸官方、精英群体、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解析缅甸国内如何看待中美竞争。因此，本文将以此为突破点，分析中美竞争在缅甸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以及缅甸各个群体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反应。

一、中美竞争在缅甸的现状

2010年至2016年，中美在缅竞争尚不明显，美国方面未走上极端，将中美关系在缅甸问题上的演变视为零和游戏。吴登盛政府启动民主化转型进程，以及昂山素季带领民盟重返政治舞台，迎来了美缅关系的正常化。同一时期，缅甸叫停了中资企业承建的密松项目，中国在缅形象也因西方媒体的炒作和操弄严重受损。2017年，缅甸罗兴亚人问题不断发酵，导致缅甸与西方关系趋冷，而中国在该问题上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得到了缅甸官方和主流民意的认可。2018年之后，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美国主动出击，离间和破坏中缅关系。如将中缅经济走廊扣上“债务陷阱”的帽子，或是外交官、智库发文摸黑“一带一路”等。

2021年2月，缅甸军人接管国家政权后，中美对缅甸政局的突变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美国将事件定性为政变，谴责和制裁缅军，要求军人交出权力恢复秩序。中国在缅军与民盟之间没有“选边站”，而是表态温和，呼吁“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这样，缅甸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交涉议题之一。

二、缅甸对中美竞争的总体认知

通过缅甸官方出版物、精英访谈、新闻、社交网评论等途径，发现缅甸对中美竞争具体存在以下3种认知。

一是中美竞争是“美国优先”的集中体现。其中，特朗普的言论和外交政策遭到了众多缅甸精英的质疑和批评，但也不乏支持者，如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首领维拉图，他认为特朗普胜选印证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

二是中美竞争预示着中国的崛起。如现任联邦国际合作部部长吴哥哥莱认为，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崛起是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根源；钦玛玛妙教授认为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此外，从“缅甸民主之声”“缅甸此刻”“伊洛瓦底”等具有西方背景的缅甸媒体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中，也可看出部分亲西方缅甸人对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承认和忌惮。

三是中美竞争对缅甸来说“危”“机”并存。危机主要来自于中国经济受损从而产生的连带效应，以及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可能波及缅甸对现代通讯技术的利用。而机遇主要表现在，缅甸可以利用中国与控诉其人权问题的美国抗衡，同时可以利用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其次，中美贸易战有助于缅甸加大对华牛肉、棉花等商品的出口，以及吸引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中国企业迁往缅甸，促进外国对缅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

三、缅甸对中美竞争的反应

从缅甸各个群体的视角出发，各方对中美竞争的认知表现出一些共性。缅甸官方总体上坚持传统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但出于对地缘现实、历史联系、经济利益和民族问题等复杂因素的考量，有时会出现短暂的波动。如密松大坝事件给中缅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后，缅方又积极与中方保持接触与互动。昔日支持叫停密松项目的昂山素季，在执政后又采取务实态度发展对华关系，同时指出缅甸可以应对美国单边主义对国际格局造成的影响。敏昂莱也曾表示，面对中美竞争，缅甸仍然奉行独立自主的积极外交政策，但“由于各种原因……缅美政治关系比较冷淡。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是搬不走的邻居和亲密的朋友。”

精英群体担忧中美竞争波及缅甸，从而积极地出谋划策。一种方案是传统的被动策略，即与大国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卷入竞争。第二种方案是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大国合作，同时利用缅甸作为中国战略合作伙伴、美日对华遏制“帮手”的身份，增加谈判筹码。第三种方案是管控好缅甸国内的偏离力量，不论是反华民粹主义，还是因罗兴亚人等问题偏向中国的力量。

缅甸民众对中美竞争的认识总体上被缅甸国内的媒体与精英所主导。大部分民众对各种消息的真伪缺乏辨别能力，通常以自己的情感好恶先入为主。美缅两国人员往来交流的规模、层次有限，缅甸民众对美国缺乏具体的感知，甚至容易对“民主代言人”美国产生仰慕和不切实际的期盼。长期以来中缅贸易、边境人文交流频繁，缅甸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来源和层次更加丰富和具体化，对其认识和情感也更为复杂和矛盾。但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民众对中美的选择又比较务实，因为他们对中缅关系的不可替代性深有体会，美国虽“好”但远，“远水解不了近渴”。

四、结语

在缅甸政治与对外关系的波动中，缅甸对中美竞争的认知和反应，很大程度上被中美缅三角关系的起伏所左右。而观察缅甸对大国的外交政策，首先要回到缅甸国内政治这个原点上，尤其是当局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波动。1988年，新军人政权长期面临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危机，美国对缅采取了制裁和孤立的政策，中国采取对缅接触以及不干涉内政政策，由此缅甸人将中国与军人独裁进行了绑定，中国在缅影响力被严重夸大和污名化。2011年，随着缅甸民主转型进程的开启以及私营媒体的松绑，中国被塑造为缅甸民主化的障碍，美国作为缅甸民主的“志同道合”者而备受欢迎。2017年，罗兴亚人问题的升级、民盟务实的对华政策，以及特朗普对美缅关系的忽视，导致中美缅三角关系出现转折。2021年2月，军人再度接管国家政权之后，缅甸国内对中美两国的认知和反应再次出现反转和轮回。缅甸主流舆论欢迎美国谴责军人政变，而对中国的折中态度则表示强烈不满。尽管如此，缅甸官方并未介入中美竞争，也没有因此与任何大国结盟。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未来缅甸政局如何演变，缅甸会继续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努力寻找平衡位置，既利用美国制衡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又想与中国合作获得现实利益。（作者：李晨阳、马思妍）

 2   中美战略竞争下泰国的“非中性”对冲

一、泰国对冲策略的“非中性”立场与友华趋势

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到“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全面深化落实印太战略，中美战略竞争在过去十多年里持续升级。作为传统上的美国军事盟友以及地理上的中国近邻，泰国对中美战略竞争下的地缘压力感受尤为明显。

如果通过“地缘引力结构”框架予以评估，那么从东南亚各国横向比较来看，当前中美两国对泰国的影响力基本持平。不过，该均衡态势是冷战中后期以来中美泰三角关系架构中，泰国从极度“亲美”到相对“友华”的回摆过程。

目前来看，中美泰三角关系正处于微妙的关键节点。一方面，作为非对称性三角关系的两大施力方，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从而使得泰国作为受力方，面临日益增强的地缘引力牵扯；另一方面，冷战时期曾经严重偏向亲美侧的三角关系战略重心，逐渐回摆到均衡位置，从而使泰国社会情绪开始接近“反转”的心理临界点，有可能对曾经习以为常的状态改变产生疑虑、担忧甚至畏缩。

二、当前泰国“非中性”对冲的特征与成因

泰国当前的外交立场选择，一方面是传统外交理念与偏好的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取决于政治主导集团对内外情势“利己性”感知与判断。

前者在宏观上具有政治正确的共识约束，从而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泰国外交底色——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泰国社会精英特别是技术官僚集团拥有强烈的“外交自信”，使其在面对大国博弈时，既不会被动采取顺从的“事大主义”，也不会消极回避甚至试图与各方拉开距离，而是会积极主动对冲以争取更多筹码，拓展在大国罅隙间的生存空间。

后者在微观上呈现接地气的操作性，从而直接决定了泰国外交纹理，形塑了当前的“非中性”对冲。具体来看，主要包括：

（一）以“泰式民主”保守意识形态为基准

从21世纪初开始，泰国保守阵营的核心圈层主导地位面临来自新兴资本集团的强有力挑战。前者为压制后者，先后两次发动政变，并施行了长达5年的军政府统治。

中美两国对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引发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动荡，秉持泾渭分明的外交立场。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始终坚信泰国有能力处理好国内问题；与此相对，美国奉行“民主”价值观外交，反对泰国以政变方式解决分歧。这就使得泰国保守阵营在过去十多年的政治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政治抵制下，被动选择了“友华疏美”的外交立场。

从中美泰三角关系来看，当前美泰间的意识形态关系，已从冷战时期的相互包容，转变为排斥对立。随着泰国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调整步入新阶段，是否有利于重构“泰式民主”的社会共识，将成为保守阵营选择外交立场的重要基准。由于美国以“美式民主”划分阵营的做法短期内难以改变，从而很可能使泰国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保守阵营，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动延续此前“友华疏美”的外交立场。

（二）以经济与安全为两翼

从评估来看，经济与安全分别是中美影响力相对占优的关键领域。因此在有关泰国外交政策研究中，通常被视为对冲策略着力点。

第一，对外经济合作：以产业结构提质升级为优先目标。过去十多年泰国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之所以收益丰厚，很重要的前提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相较既往，当前泰国在对华经济合作方面，除了进一步深挖贸易与旅游潜力之外，更加重视投资，尤其是契合泰国4.0规划的十大创新产业的高新技术投资。

第二，对外安全合作：以冷战遗产置换重组为运筹手段。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升级，泰国保守阵营在对外安全合作方面，展开了对冷战遗产的置换与重组，以形成更适度的大国距离。其中，置换将使泰国在对外安全合作上更多元化，以改变对美国安全承诺的过度依赖；重组将使美泰安全合作偏向非传统安全，以更好服务于保守阵营的国内固权与维稳诉求。

（三）以区域/次区域合作为纵深

对中小国家特别是小国而言，国家体量与大国相差悬殊是影响其对冲策略有效性的首要难题，很容易在大国地缘引力作用的牵扯下偏离初衷，从而失去战略腾挪空间。为此，泰国始终强调区域/次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藉此拓展本国战略纵深。其一，依托区域合作构建战略纵深，强化“东盟中心地位”，降低对冲风险。其二，争取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主动权，增加对冲筹码。其三，营造亚太跨区域连通想象空间，放大对冲杠杆。

三、泰国“非中性”对冲反转的风险防范

在过去十多年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的地缘政治情势下，泰国选择了“非中性”对冲，一方面是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内因决定，另一方面则是中美发展道路差异的外因使然。尽管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泰国“友华疏美”外交立场有其内在稳定性，但如果仅靠体系惯性，并不能保证其“非中性”对冲不会发生反转，甚至在美国引导下回归冷战时代的亲美立场。

为此，有必要抓住当前有利态势，推进中泰战略合作深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地缘引力的作用效能。具体来看，建议重视以下方面：其一，依托中老泰铁路建设促进地理连通。其二，落实“东部经济走廊”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促进产业融通。其三，提升新生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促进民心相通。（作者：周方治）

▲ 中老铁路万象南站换装场2022年7月1日正式建成投用，标志着中老泰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图源：新华社

 3   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 内稳经济、外重平衡的灵活策略

自2018年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越南政府采取积极灵活的方式应对中美战略竞争。越南遵循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出口，对外则采取多边外交、融入国际的外交平衡策略。

一、中美战略竞争下的越南

自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推行“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及“自由开放的印太”等战略以来，越南一直是美国在东南亚争取的重要国家、优先国家。越南与中国陆海相连，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2021年，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是越南的第一大出口市场，越南是美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2021年，越中和越美贸易额占越南进出口总额的41.4%（中国24.8%，美国16.6%）。中国和美国占据了越南进出口贸易的近半壁江山，越南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显示了强大的活力。2018—2021年间，越南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08%、7.02%、2.91%、2.58%。

二、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

由于越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越南在处理越美、越中关系上尤为慎重。总体而言，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持乐观态度。

（一）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性质的认知。越南各大网站及《2019国防白皮书》认为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地缘、经济、政治和战略地位日益重要，是中美争夺影响力的重地。在东亚和平对话成为主要趋势的背景下，越南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是一种新型冷战，是一种不同于美苏争霸时期的“冷战2.0”。

（二）越南对战略竞争中的中国和美国形象的认知。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发布的《东南亚态势2021年度调查报告》中对175位越南受访者的数据显示，中国和美国都是对越南经济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多数越南受访者认为中国对越南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大于美国，但是绝大多数越南受访者对中国崛起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表示担忧，对美国则表示欢迎，美国在越南的形象更好。

（三）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影响的判断。越南政、学、商界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给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经济上主要体现在出口增加的机遇及面临原产地欺诈的风险。政治上包括巩固海岛主权和选择盟友的机遇，以及“选边站”和东盟的中心性作用降低的风险。

三、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应对策略

越南采取了“灵活”、利益最大化的外交平衡策略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一）经济层面

越南高度依赖中美两国市场，这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以来越南对中美两国采取的平衡策略，偏袒任何一方都将导致越南进出口贸易失衡。

1.政策指导：时任越南政府成立了指导委员会以研究评估中美战略竞争形势并提出政策建议，包括提出建立“越南制造”和形成“越南标准”等。

2.加入多边贸易协定，积极融入国际，形成利益交汇：自1986年以来，越南政府一直在建立多边化、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关系。中美贸易战以来，越南新加入了5个自由贸易协定，分别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AHKFTA）、欧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越南与英国自由贸易协定（UKV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至2022年1月，越南共签订了15个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上的230多个市场、60多个经济体有经贸关系。

（二）政治层面

在应对中美战略之时，越南在政治和外交上采取了多边外交、不选边、平衡中美关系、积极融入国际、推动东盟中心地位建设等系列措施，积极扩大越南融入国际的广度和深度。

第一，坚持多边外交、融入国际、平衡大国关系。自1986年以来，越南“革新开放”与“融入国际”并行，成为越南共产党和政府对外关系的一贯路线。中美战略竞争以来，2019年的《越南白皮书》、越南政府出台的纲领性文件《2020年越南融入国际的总体战略及2030年展望》、2021年越共十三大《政治报告》都强调要“融入国际”、坚持开放、多边化和多元化国际关系的外交政策。

第二，力求平衡中美关系，避免卷入大国纷争。越南在多种场合和文件中都强调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的立场。包括2019年越南《国防白皮书》宣布的“四不政策”，以及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对是否将越美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的非正面回答都体现其不选边的立场。同时，越南在外交声明等公开场合多次表达希望美中合作解决分歧的愿望。越南学界认为中美关系中现有的“合作与竞争”模式最符合越南（和东盟）的利益。越南以“灵活”的外交策略来处理和平衡中美战略竞争关系，阮富仲提出的“竹子外交”策略以及范明政提出的“我们不选边，我们只选择真理”，都是越南灵活的外交策略的体现。

第三，谨慎应对“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越南对“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谨慎、平衡，但又不想错失机遇。越南既需要美国和中国的资金投入，又需要两国相互制衡。最大的可能是越南既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和“蓝点网络计划”，又不正面回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中谋求越南能接受的红利。

第四，积极与印、日、澳等美国伙伴国家合作。中美战略竞争以来，越南与印、日、澳三国防务合作密切。目前，越印已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日正在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澳大利亚和美国都表达了和越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的意愿，越南与四方国家合作密切。

第五，积极推动东盟中心地位的建设。越南提升其在东盟的作用与推动东盟中心地位的建设同时进行。自2015年东盟共同体成立以来，“提升越南在东盟的作用”已成为越南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中美战略竞争以来，越南积极推动、加强东盟中心地位的建设，希望强化东盟国家的团结合作，增强抵御大国干涉风险的能力。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实行灵活务实的政策，不断加强东盟中心性作用的建设，保持大国关系平衡，以此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四、结语

越南以其地缘优势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处于关键地位。越南对战略竞争中的中美两国采取了平衡的外交策略，在外交发言中表示保持中立和希望中美合作的论调，体现了越南传统的灵活外交策略。但在具体实践中，越南充分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机遇，密切与“印太战略”核心国家印、日、澳的积极合作。未来，越南会继续提升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在平衡中美关系过程中，越南会在实际行动中根据自身利益、中美竞争态势、地区环境处理与中国和美国关系，在两者之间谨慎施展灵活的“竹子外交”策略。（作者：施雪琴、郑青青）

 4   马来西亚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审慎认知与积极应对

2017年以来，中美关系从竞合性博弈转变为对抗性博弈，且态势愈演愈烈。东南亚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以及美国实现“印太战略”的关键所在，因而愈益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区。近5年来，马来西亚政权更迭频繁，处于独立以来罕见的政治动荡期。而其国内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严重受挫。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马来西亚坚持外交政策的中立性和战略选择的开放性，坚持东盟一贯的外交立场，对中美战略竞争始终保持审慎认知与积极应对的姿态。

一、马来西亚在中美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在东盟成员国中，马来西亚由于地处“能源生命线”——马六甲海峡沿岸，与新加坡、印尼共同拥有海峡管理权，同时还是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之一，因此在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中备受关注。

（一）马来西亚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定位

马来西亚在中国周边外交和对外战略中占据特殊重要地位。中马于1974年建交，至2013年双边关系已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马来西亚是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其华人人口比例在东南亚国家中较高。在经贸领域，马来西亚曾连续8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13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连续5年成为马来西亚制造业最大外资来源国。近年来，中马双边贸易逆势增长，疫苗合作不断加强。在政治安全领域，中国高度重视马来西亚在解决南海争议及制定“南海行为准则”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马来西亚从未将南海问题上升到可能影响中马友好的高度来认识。该国向来反对域外国家干涉南海问题，特别是军事介入。作为“能源生命线”马六甲海峡航线的沿岸国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就坚决抵制美国介入海峡防务。避免与中国敌对是该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的共识。

（二）马来西亚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定位

美国于1957年马来亚独立当年与其建交，2014年马美提升双边关系为“全面伙伴关系”。马来西亚是美国在东南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目的地，2019年美国跃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美国在其“印太战略”部署中意图通过提升美马防务合作以确保该国不被中国所“胁迫”和“掌控”，两国多次开展年度联合军演。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期，马来西亚的地位并不突出。特朗普“印太战略”按照重要性依次递减的规律，拟构建一个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为核心，印度、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为重要伙伴的同心圆安全体系，马来西亚的地位有所显示。拜登“新安全战略”则更加注重盟友及伙伴在共同遏制中国的大棋局中所发挥的作用。马来西亚作为美国的非盟友国家，“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作为南海“声索国”之一，依然会成为美国持续拉拢的对象。

（三）近年马中经贸合作与马美经贸合作对比

2021年底，马来西亚国会通过了2022年财政预算案，报告中呈现了2017—2021年马来西亚与10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状况。数据显示，近5年来马中贸易总额基本是马美贸易总额的2倍。此外，中国对马来西亚持续处于贸易逆差状况，而美国对马来西亚则持续处于贸易顺差状况。有马来西亚学者指出，经济利益相比于地缘政治利益，是该国政府更为关切的议题，也是其面对中美博弈不断升级采取应对措施时的核心考量。

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一）政治层面：选边站压力加大

马来西亚深受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的影响。与中美两国的深度依存关系增加了马来西亚应对中美关系变化的脆弱性，也使其面临着选边站压力增大的困境。

（二）经济层面：贸易转移难抵长期负面影响

马来西亚约有60%的出口依赖全球供应链，大约48%的产品出口至中国，40%出口至美国。基于供应链和贸易开放程度的评估结果表明，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最大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央行发布的2016年至2020年的GDP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战对其经济的双重打击已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复苏受阻，并面临重大下行风险。

面对困境，马来西亚是否有从中美贸易战中获益的机会，即贸易和投资“分流”的机会？该国部分专业人士指出，随着美国进口商在别处寻找中国商品的替代品，该地区的其他出口商将从中受益。然而，贸易和投资的“分流”能抵消中美贸易战对马来西亚的总体负面影响吗？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ISIS）的研究员郑凯文（Calvin Cheng）2019年8月指出，对马来西亚可能实现有益的贸易和投资转移的看法过于乐观。

三、马来西亚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审慎认知

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复杂性，马来西亚政界、学界、商界观点纷纭，但他们审慎研判的态度是一致的，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一）中美竞争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出台新的政策文件阐明立场

2019年9月，《新马来西亚外交政策框架：延续中的变革》正式发布，彰显该国处理大国关系及应对大国竞争的立场。同年12月，该国历史上第一份《国防白皮书》发布，文件指出，“中美贸易战升级，技术竞争加剧，海上局势紧张以及其他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中美严峻的竞争态势已经加剧该区域两极分化的风险。”2020年马来西亚国防部发布《2021—2025战略计划》（Pelan Strategik MINDEF 2021-2025）。2021年底马来西亚外交部出台《聚焦延续：后疫情世界中的马来西亚外交政策》（Focus in Continuity: A Frame Work for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andemic World）。两份新文件都重申马来西亚面对大国竞争的立场。

（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令人担忧，主张对中国始终保持戒备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吉隆坡方面认为，在强大近邻与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关系更符合自身利益。因此，马来西亚努力维持良好的马中关系及平稳的马美关系，这种两面性是马来民族面对复杂问题或两难选择时一贯强调的“适度”原则（prinsip sederhana）的体现。近年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在沿线国家的推进被“政治化”，导致项目搁置或被取消，比如马来西亚的“东铁”和“大马城”等项目。马来西亚国内不少方面也对现行的中马合作模式可能导致马来西亚过度依赖中国表示担忧。此外，马来西亚部分学者始终呼吁通过进一步密切马美合作来加强制衡中国。

（三）避免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布局的棋子，与美国保持低调务实合作

在区域问题上长期秉持务实态度的马来西亚不愿看到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走向零和博弈，更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2019年时任马来西亚外长赛夫丁·阿卜杜拉（Saifuddin Abdullah）曾对媒体表示，马来西亚不应该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同年，时任该国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马中关系对于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东南亚有着标志性的示范意义；马来西亚在趋向两极化的世界中努力坚守中间位置，通过积极外交和倡议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尊重的中等强国；努力做积极的中间派，通过与各国的外交合作，避免世界变成只有中国与美国的竞争。

拜登政府执政后，尽管美国持续拉拢马来西亚，期待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马政府始终以低调务实的态度发挥有限度的作用。马来西亚强调发展包容性区域架构，通过对《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的背书强调“东盟身份叙事”，极力维护东盟中心性，提升该区域组织的韧性和凝聚力。

四、马来西亚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积极应对

面对中美竞争在东南亚地区造成的一系列影响，马来西亚坚持传统外交路线，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主张采取以下原则立场和具体策略。

（一）恪守中立原则，强调不选边站立场

马来西亚长期秉持东盟“中立性”外交传统，一直是东盟均势战略的积极践行者。该国政府认为，东盟的团结及中心地位是应对大国争端和区域不确定性的基石。中美博弈加剧已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东盟在地区多边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对此，马来西亚几届政府始终恪守中立原则，维持与中美的等距离外交，不在美国及其盟友任何公开遏制中国的行动中发挥作用，避免与大国的关系复杂化。

（二）立足多边主义建立国际秩序，扩大战略空间与选项

2021年11月22日，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的致辞中表示，维护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在当前非常重要。在倡导多边主义的同时，为了扩大战略空间与选项，马来西亚还积极拓展与“第三方”的合作关系。2018年马哈蒂尔执掌希盟政府后，加强了与美国在亚洲的一些主要盟友的关系，并重启“向东看”政策。该国政治精英还特别呼吁加强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密切合作。马哈蒂尔和穆希丁多次呼吁东盟各国要比以往更加团结，共同应对中美贸易战升级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及区域危机。

（三）坚决反对美西方势力军事介入东南亚，谴责美英澳联盟给地区安全带来消极影响

自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安全联盟宣布成立以来，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早表态的国家之一。当年10月以来，该国国防部长希沙慕丁、外长赛夫丁、总理伊斯迈尔都在不同的官方场合明确表达了对此事的担忧和不满，指出美英澳安全联盟的成立会引发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及紧张局势升级，导致区域局势不稳，特别是在南海地区。担心美英澳安全联盟会引发该地区的核武器竞赛。

（四）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协定，从贸易战中寻求有利发展机会

作为一个以对外贸易为经济重心的国家，马来西亚一直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协定，是最早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开展相关合作的国家之一。该国还加入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与其他东盟国家一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下文称“区域协定”），于2022年3月18日起对马正式生效实施。在区域协定生效前，马来西亚有64.6%的关税项目与区域协定缔约方享受零关税待遇；而在生效当日，就有5.4%的关税项目随之享受零关税；最终则将有90%的关税项目享受零关税。这意味着区域协定将为大约四分之一的马来西亚出口产品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令其更容易进入规模庞大的区域协定成员国市场。可以预见的是，区域协定对马来西亚生效实施，叠加中国-东盟自贸区，将进一步释放中马货物贸易发展潜力，将有助于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新活力。

五、结语

2022年7月5日，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在第35届亚太圆桌会议上提出“世界一家”（Keluarga Dunia），与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同，目标一致，体现了中马两国政府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期待。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强双方的政治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提升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特别是充分利用两国在通讯和多媒体领域的高度互信和独特良好关系，在该国非常关注的5G、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农业、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经济领域发掘合作潜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后疫情时代再上新台阶。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启动对中国有很强针对性的“印太经济框架”、致力提升美国—东盟关系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也需尽早做好应对措施，为发展中国—东盟关系、中马关系争取更有利空间。（作者：苏莹莹）

▲ 马来西亚一直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协定，同时是CPTPP、RCEP、IPEF成员国。图源：观察者网

 5   地位焦虑: 印尼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

自独立以来，印尼积极寻求自身地位的提升，日渐形成了由“独立自主地位”“区域领导地位”和“中等强国地位”构成的“国家-地区-世界”三位一体的地位诉求体系。然而，中美竞争的加剧使印尼滋生严重的地位焦虑，促使印尼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和提升地位的举措。由此观之，地位政治是印尼主动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层逻辑。

一、中美战略竞争下印尼的地位焦虑

地位预期与地位焦虑总是相生相伴，中美战略竞争严重冲击印尼“三位一体”的地位预期，使其出现严重的地位焦虑。

（一）对独立自主地位的焦虑

独立自主是印尼地位政治的基本诉求，贯穿印尼整个历史进程，统摄国家、地区及世界3个层次。强化自身独立自主地位是印尼摆脱历史上长期被殖民的心理阴影和被殖民国家身份的基本需求，是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基本需求，更是印尼立国的基本需求。然而，中美战略竞争严重冲击了印尼“自由积极”的传统政策及其外交自主性，增加了印尼维护独立自主地位的压力。例如，印尼与澳大利亚既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及战略偏好等诸多方面存在异质性，同时在共同的地缘空间内两国又在提升军事实力、拓展国际市场和寻求“中等强国”地位等方面具有相同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在安全与发展领域，还是在心理与思想层面，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AUKUS）直接冲击了印尼的地位预期。

（二）对区域领导地位的焦虑

印尼在东盟的领导地位是一种“非正式领导”，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冲击下，这种非正式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均被削弱。曾经能够主导东南亚政治安全环境的印尼，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正在崛起的近邻中国，一个被美国越来越倚重的邻国澳大利亚，一个正在全面向印太转移的美国。印尼成为东南亚领头羊的前提是区域内没有其他大国的存在，然而中美正从合作理念、合作机制等方面深度介入印太地区，冲击了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从某种程度上，印尼对中美战略竞争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焦虑，实则是对削弱自身区域领导地位的担忧。

（三）对“中等强国”地位的焦虑

对印尼而言，寻求较高的“中等强国”地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自我身份定位的需要。随着民主转型的成功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尼形成了更高的地位预期。根据印尼外交部的战略规划，印尼的外交政策将通过优先处理与印尼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加强印尼作为“中等强国”的全球作用。然而，印尼仍是一个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等强国”，中等强国地位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目标。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强化了印尼在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相对弱小的地位，使印尼对地位的预期与地位现实之间出现脱节，滋生严重的“中等强国”地位焦虑。

二、印尼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行为逻辑

地位寻求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作为支撑，同时也需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印尼在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过程中表现出地位寻求的物质逻辑和社会逻辑。

（一）印尼在中美之间寻求地位政治的物质逻辑

地位寻求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印尼对中美双方都有着较高的依赖性，实施独立自主的平衡战略能够使印尼同时保持与中美密切的经贸关系和安全合作，从而提升印尼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地位。印尼不以阵营划分来选择合作对象，不仅符合印尼自由积极的外交理念，而且有利于发挥印尼的地缘经济优势。

（二）印尼在中美之间寻求地位政治的社会逻辑

地位的获得需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要求印尼在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时遵循地位寻求的社会逻辑。印尼以二十国集团为平台，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塑造“秩序维护者”“发展中国家代言人”“中美共同的朋友”等形象；提出“海洋强国”的战略布局以提升竞争力、塑造印太地区海洋秩序中的大国角色；强化自身在全球实践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等。其中，印尼联合东南亚国家集体出台的《东盟印太展望》是其最为成功的“社会创造”，试图带领东盟成为独立于中美之外的具有地区和全球意义的“第三极”。

三、结论

印尼提升国际地位，在国内民众会形成一种对印尼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自豪感，在国际上则能为印尼带来切实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印尼对地位的寻求既源于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需要，也将反过来积极作用于“印尼崛起”的历史进程。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印尼对自身地位的巩固和寻求更为敏感，地位政治是印尼“不选边”站队的深层逻辑：在物质层面与中美同时保持密切关系能提升印尼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在社会层面保持自主性可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地位的认可。总之，大国竞争是左右国际关系走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等强国”则是影响大国竞争的关键变量。对于印尼而言，如何在极具挑战性的中美激烈战略竞争下，巩固和提升其在“国家-地区-世界”各个层次上的地位诉求仍是现在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如何从地位政治的逻辑审视以印尼为代表的“中等强国”的外交走向，并积极争取这些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继续保持独立自主外交立场，也是一项亟需跟踪研究的课题。（作者：包广将、林晓丰）

▲ 作为本年度G20峰会举办国，印尼被外界寄予调停俄乌冲突的厚望。图源：互联网

 6   中美竞争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及菲美盟友关系的新挑战

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将给东南亚国家带来新的体系压力，促使它们采取新的战略选择。关于东南亚国家将采取哪一种战略选择，已成为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对“Hedging”，即“两面下注”或“对冲战略”的探讨上。现有的对冲战略研究较好地概况了东南亚国家一段时间内对美对华政策的特征，但不足之处在于对这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即体系结构因素缺乏分析。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形成是特定体系结构下的产物，而当前的体系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

通过长时间段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在不同体系格局下具有不同的特征。冷战时期，在美苏两大集团的激烈对抗下，除缅甸外，东南亚国家最终都选择了选边站队的战略。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文莱加入了美国阵营；越南、老挝、柬埔寨在经历了激烈的国内斗争以及内战后最终加入了苏联阵营；印尼虽然一度奉行“不结盟原则”，但在实践中苏哈托政府最终也加入美国阵营。冷战结束后的近20年内，国际体系结构并不存在选边站队的压力，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选择了对冲战略；但2008年以后，中美力量对比变化步伐加快，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中美在东南亚地区进入了战略竞争的新阶段。本文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阶段，东南亚国家的对外战略将从对冲战略的“不选边站队”逐步过渡到“选边但不站队”。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不同的权力格局创造出的战略空间是不同的，选边站队的压力是不同的。在两极格局下，美苏彼此视对方为对手甚至敌人，双方都极力把东南亚国家拉入自身阵营，东南亚国家灵活选择的战略空间非常小，因此不得不进行选边站队，即“亲美反苏”或“亲苏反美”。在美国单极霸权时期，美国并没有对等的竞争对手，不存在此边彼边的区别，因此并不存在要求东南亚国家进行选边站队的必要性，东南亚国家在外交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对华对冲战略也符合美国的整体对华战略，因此东南亚国家得以与中美都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亲美又亲华”，在政治安全领域“亲美”，在经济领域“亲华”。在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中美竞争格局下，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东南亚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强的选边站压力。对于美国而言，因处于地区之外，为了制衡中国崛起以及与中国展开地区竞争，它不得不把某个或多个地区内国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对中国进行制衡。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

中美竞争格局下的战略空间将促使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走向“选边但不站队”的特征。与两极格局相比，中美竞争格局下竞争的一面仍未发展成对立冲突，因此冷战时期“亲美反苏”“亲苏反美”的二元对立逻辑并不必然成立；中美竞争格局下，中美之间的立场差异大于美国单极霸权时期，当双方立场不可协调时，东南亚国家的立场显然会具有选边的特征，即“亲美”或“亲华”。值得注意的是，选边并不必然意味着站队，相对于选边，站队具有稳定的联合结盟属性，在社会学意义上，具有较为强烈的联合反对他者的信号，因此，选边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对他者，但站队却具有反对他者的意义。在中美竞争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选边与站队仍存在一定距离，即亲美并不意味着反华，亲华也并不意味着反美。在“亲美”和“反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中间地带，即“亲美不反华”；在“亲华”和“反美”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中间地带，即“亲华不反美”。综上，在中美竞争格局下，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得不选边，但却不必然加入到反对另一方的队伍中，即呈现出“选边但不站队”的总体特征。

杜特尔特政府时期，菲美盟友关系体现出了“亲美不反华”的特征。中美竞争格局下，菲的“亲美不反华”立场将对菲美盟友关系带来重大考验。首要挑战是美国的反华立场与菲律宾的不反华立场产生了冲突，双方对于中国是否是战略对手缺乏共同认知，从而使得盟友关系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动摇。格雷戈里·波林等人认为，拜登政府集中于海洋层面，阻止中国对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控制；但是菲律宾的威胁感知主要来自国家内部，而不是外部的海洋。2018年5月，杜特尔特政府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系统论述了菲律宾面临的威胁，关于内部威胁，报告指出“解决内部武装冲突是菲首要安全关切和其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石”；关于外部威胁，报告认为“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菲律宾没有面临来自外部军事侵略的直接威胁，只有新出现的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造成的挑战。”

在中美竞争格局下，菲美盟友之间缺乏了共同的战略威胁这一基础，双方军事合作内容与形式出现了调整，不稳定性将越来越突出。军事合作的常态化机制可能会被打破。美菲军事合作中针对中国的内容也有所调整。美菲军事合作的排他性日益淡化，正逐渐走向开放性。近年来，美菲双方都力图把双边军事关系融入到多边安全或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之中。

美菲同盟主要是建立在军事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动力不足。过去，菲律宾同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往来占其贸易总额的60%，如今60%的贸易来自东盟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菲律宾的经济合作重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016年起中国超过欧盟、美国、日本成为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从长远看，中菲经济领域的紧密合作必将对中菲、美菲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在中美竞争格局下，菲美传统盟友关系的调整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未来的调整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关注。从双方的利益格局可以看出，美菲围绕着彼此的最高目标难以形成盟友关系的合作均衡点，美菲盟友关系将围绕彼此的中等目标而形成新的合作均衡点，战略问题非战略化、军事问题经济化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特征。美国为维持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和一些军事权利，对菲律宾提供一些具体的收益，以换取菲对美的特定军事战略合作。美国关注的是军事战略合作，菲律宾关注的是具体收益大小问题。在美菲新的利益格局中，双方最低目标将成为盟友关系合作的原则底线，将逐渐达成“不完全倒向中国”“不直接制衡中国”的合作共识。（作者：聂文娟）

*文章转自“南洋问题研究”，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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