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 “为什么我认为西方的头号道德义务已发生转变?”
一个谈判的呼吁
文｜哈贝马斯
翻译｜述垚
来源｜南德意志报
▲ 2022年8月25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德国奥尔登堡附近的普特洛斯参观德国“猎豹”自行高炮的乌克兰士兵训练计划。图源：路透社
提供豹式坦克的决定刚刚被誉为“历史性的”，当时这一消息已经被对作战飞机、远程导弹、军舰和潜艇的强烈要求所压倒，因此也就被人们相对接受了。遭受非法入侵的乌克兰发出的求助呼吁虽然有点夸张，但可以理解，并且西方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回应。唯一新颖的是一个熟悉游戏加速了：出于道德义愤呼吁提供更强大的武器，并对承诺提供的武器类型进行不断升级，尽管态度有些犹豫。
德国社会民主党圈子内部传言说，现在没有“红线”了。除了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之外，政府、各政党和新闻界几乎一致将立陶宛外交部长的恳求铭记在心：“我们必须战胜对战胜俄罗斯的恐惧”。“胜利”可以意味着一切事情，它的模糊性遮掩了对我们军事援助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它的任何进一步讨论。因此，军备进程似乎正在获得自己的动力。尽管源头是乌克兰政府的敦促，但在德国，它正被一种公共意见中几乎统一的好战基调所推动，其中半数德国人的犹豫和反思并没有得到表达。
或者，这并不完全正确。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声音在捍卫总理的立场，并恳求公众对艰难的谈判之路进行反思。如果我加入这些声音，那正是因为这句话：“乌克兰不容许输掉这场战争”是正确的。我关心的是及时谈判所具有的预防性质：谈判要防止长期战争夺去更多生命，造成更大破坏，防止最后我们别无可选：要么积极介入战争，要么让乌克兰听天由命，以免引发核大国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在拖延，破坏的规模在扩大，伤亡人数在增加。我们出于良好的理由提供的军事援助的势头，现在是否应该不再维持防御性的特点，因为战胜普京已经成了唯一可能的目标？华盛顿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从一开始就同意，必须在踏上参战这条不归路前止步。
在运送作战坦克的前景问题上，朔尔茨总理在美国总统那里已经遇到了显然不仅是技术上的、而且是战略上的犹豫不决，这进一步证实了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前提。到目前为止，西方关注的主要焦点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完全由俄罗斯领导层来界定，在什么时候它认为西方武器援助的程度和质量达到了参战的标准。
但由于中国也宣布反对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这种担忧已经隐退。因此，西方政府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从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武器交付质量的提高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动力，可能会推动我们不知不觉跨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因此，“人们不应该认为党派之争会变成在冲突双方之间站队，理由是这种辩论本身就是在帮俄罗斯的忙。”（库尔特·基斯特，《南德意志报》2023年2月11/12日）
只有乌克兰能决定可能的谈判时机和目标？这是自相矛盾的。
”在深渊边缘梦游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危险，特别是因为西方联盟不仅在加强乌克兰的能力，并且不厌其烦地重申，它将“在必要时”支持乌克兰政府；只有乌克兰政府可以决定可能的谈判时机和目标。这种抗议意在为了阻遏对手，但它是自相矛盾的，并掩盖了明显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它可能导致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不必自己主动启动谈判。
一方面，众所周知，只有参战方才能确定其战争目标，并在必要时确定谈判时机。另一方面，乌克兰到底能坚持多久，也取决于西方的支持。
西方也有自己的正当利益和义务。在这场战争中，西方政府要考虑的地缘政治范围更大，除了乌克兰的利益，还必须考虑其他利益。他们对本国公民的安全需求负有法律义务，同时对来自西方的武器造成的伤亡和破坏也负有道德责任，这与乌克兰民众的态度完全无关。因此，他们也不能把延长敌对行动的残酷后果的责任推给乌克兰政府，因为这是西方军事支持的结果。
西方自身无法避免做出重要决定并对其承担责任这一事实，也从它最担心的情况中得到证明——即俄罗斯的军事优势会让西方面临要么选择屈服，要么选择参战。
重要的是，“不容输”和“必须赢”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将和平主义者和非和平主义者分开来。
”由于更为切身的理由，如战争所需的人力储备和物质资源的耗尽，谈判的时间十分紧迫。时间因素也同样影响着西方国家广大民众的信念和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将在有争议的谈判时间问题上的立场简化为道德与自身利益之间的简单对立。迫切要求结束战争的主要是道德原因。
战争的持续时间会影响民众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拖得越长，大家就越意识到对现代战争所特有的爆炸性暴力，并在总体上决定其对战争与和平之间关系的观点。我对这些观点很感兴趣，因为德国正在逐渐开始讨论和平谈判的要点和可能性。
早在乌克兰战争开始时，看待和评估战争的两种观点，在德国就表现为对战争目的的两种模糊但相互竞争的表述：武器援助的目的是乌克兰“决不能输掉”战争，还是为了取得对俄罗斯的“胜利”？
这种概念上的矛盾分歧与支持或反对和平主义的立场无关。尽管19世纪末出现的和平主义运动将战争的暴力层面政治化，但推动和平主义运动的关键，不是逐步扬弃以战争来解决国际冲突，而是首先拒绝拿起武器。就此而言，“不容输”和“必须赢”这两种观点区别在于对战争受害者的重视程度不同，和平主义在其中并不发挥作用。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输”战争和“赢得”战争这两种表达方式在修辞上的微妙区别，并没有区分和平主义者和非和平主义者。今天，它还标志着（德国）政治阵营中的反对派立场，即认为西方联盟不仅有理由支持，而且在政治上有义务支持乌克兰，为其提供武器援助、后勤支持和民事服务，帮助其勇敢抗击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行为。
几个月来，前线一直处于冻结状态。这让我们想起了1916年的西部战线。
”这种党派之争与对乌克兰人民痛苦的同情有关，他们在历史上经历了波兰和俄罗斯以及奥地利的外国统治，在苏联解体后才取得了独立的国家地位。在所有“延迟的”欧洲民族（delayed European nations）中，乌克兰是最晚近的一个。它是一个仍在形成中的民族。
但是，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广大阵营在和平谈判的正确时机上也存在分歧。一方认同乌克兰政府无限制增加军事支持的需求，以打败俄罗斯，从而恢复乌克兰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国家领土完整。另一方希望推动实现停火和谈判的尝试，恢复2022年2月23日的原状，从而至少避免可能的失败。这些立场的利弊反映了历史经验。
这场硝烟弥漫的冲突现在迫切要求得到澄清，这并非巧合。这条战线已经冻结了数月。例如，《法兰克福汇报》（2023年1月25日）以“消耗战有利于俄罗斯”为标题，报道了顿巴斯北部巴赫穆特周围的静态战争（static warfare）导致双方损失惨重，并引用了一位北约高级官员令人痛心的声明：“那里看起来就像一战中的凡尔登。”乌克兰战争当然无法与一战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凡尔登战役相比；这样的类比只是因为，与战争“有意义”的政治目标相比，没有推动前线发生重大变化的长期静态战争，使我们首先意识到了受害者的痛苦。索尼娅·泽克里（Sonja Zekri）关于对前线的令人痛心的报道（《南德意志报》2023年2月3日），没有掩饰其同情心，但也没有美化任何东西，确实让人想起了对1916年西线恐怖的描述。士兵们“互相残杀”，死伤者堆积如山，住宅、医院和学校沦为废墟——换句话说，文明生活的毁灭——反映了战争的破坏性核心；这使德国外交部长所说的“我们的武器交付正在保护人类生命”显得不知所云。
战争的伤亡和破坏迫使我们去注意战争的另一面：战争不仅仅是抵御肆无忌惮的侵略者的一种手段；战争过程中经历的粉碎性暴力应当尽快被停止。我们越是把注意力放在另一面，不应该有战争的意识就会越明显。在战争中，战胜敌人的愿望总是与结束死亡和破坏的愿望相结合。而随着武器威力增加所带来的“破坏力”上升，这两个方面的相对权重也发生了变化。
西方国家决不能忘记为了正当目标而被接受的受害者人数。
”两次世界大战的野蛮经历和冷战的紧张局势，在上个世纪普遍引起了被战争影响人们的潜在观念转变。他们常常不自觉地从他们的经历得出结论：战争——这种迄今为止不言自明的进行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方式——绝对不符合文明共存的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的暴力特性已经失去了它自然的光环。这种意思上的广泛转变也在法律发展上留下了印记。禁止战争罪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代表了一种不是很成功的驯服战争中使用暴力的尝试。但在二战结束时，战争的暴力本身被法律手段所平息，并由法律取代，后者成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唯一模式。1945年10月24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和在海牙成立的国际法院彻底改变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正是正是战争的极端暴力带来的冲击催生了这场革命。
《联合国宪章》序言中雄辩动人的文字反映了二战受害者的恐惧。关键一条声明是“集中力量……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 ——公共利益，即符合国际法规定的世界各国和所有社会的公民的利益。这种对战争受害者的考虑，一方面解释了“诉诸战争权”（jus ad bellum）即主权国家随意发动战争的不祥“权利”的废除，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基于道德的正义战争理论不仅没有被更新，反而被摒弃，只有被攻击者的自卫权得以保留。第七章所列的针对侵略行为的各种措施针对的是战争本身，而且仅限于使用法律语言。为此，现代国际法本身固有的道德内容已然足够。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理解了乌克兰“不容输掉战争”的提法。因为我将这个克制的时刻解释为一种警告，即虽然西方正支持乌克兰继续斗争的同时，既不能忘记受害者的数量，也不能忘记可能的受害者所面临的风险，更不能忘记为了正当目标而怀着沉重的心情接受的实际和潜在破坏的程度。即使是最利他主义的支持者也不能免除权衡这种比例的责任。
“不容输”的犹豫表述使区分敌友的观点变得可疑，后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在21世纪，通过战争解决国际冲突也是“自然的”，没有其他选择。一场战争，尤其是普京发动的战争，是历史上大国之间文明互动水平倒退的征兆，它们本应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如果痛苦的制裁（制裁对国际法的捍卫者本身来说也是痛苦的）也不能防止武装冲突的爆发，那么，随着战争持续和受害者不断增加，必须寻求可容忍的妥协作为替代。
西方联盟的错误是从一开始就故意让俄罗斯对西方军事支持的目标一无所知。
反对意见很明显：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普京愿意参与谈判。果真如此的话，难道不应该用军事手段让他松口吗？此外，他做出的决定使得各方几乎无法进入有希望的谈判。因为随着乌东并入俄罗斯，他制造了乌克兰无法接受的事实并固化了他们无法接受的主张。
另一方面，俄罗斯不明智的举动，也许是对西方联盟从一开始就故意让俄罗斯对其军事支持目标一无所知这一错误的回应。西方的态度无法排除政权更迭的前景，这是普京无法接受的。相比之下，如将目标阐述为恢复截至2022年2月23日的状态，本可以为随后的谈判道路提供便利。但双方都想以雄心勃勃的、看似不可动摇的赌注来阻吓对方。这些条件实现的希望不大，但也不是毫无可能。
战争日复一日褫夺生命，物质资源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无法轻易补充。拜登政府的时间也在流逝。这些因素足以促使我们加紧努力，开始谈判，寻求一种妥协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应既不会给俄方带来超出战争开始前现状的任何领土收益，又能让它保住面子。
除了朔尔茨和马克龙等西方政府首脑与普京保持电话联系之外，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存在分歧的美国政府不能继续置身事外。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即使有能站得住脚的谈判结果，也不能变成意义深远的协议。交战双方都有意于此。这也适用于西方必须为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
总的来说，这场战争使人们注意到整个中东欧地区对监管的迫切需求，它超出了俄乌当前的争端范围。东欧研究专家、柏林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前所长汉斯·亨宁·施罗德（Hans Henning Schröder）在2023年1月24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中指出，应达成裁军和经济框架条件方面的协议，否则当前各方之间就无法达成稳定的协议。美国之所以愿意参与这种地缘政治范围的谈判，普京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正因为冲突牵扯到更广泛的利益网络，不能从一开始就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在目前双方要求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情况下，也可能找到为双方都保持颜面的妥协方案。
*文章原刊于2023年2月14日《南德意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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