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由于人工智能GPT的问世，社会各界开始对其引导的新一轮技术爆发产生了期待。GPT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程度是毫无疑问的，而理想中的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带来的变革也已经有诸多想象，当下讨论问题的核心其实在于：GPT-4可以为技术创新和社会演化提供怎样的支持？它距离理想中的通用人工智能还有多少距离？需要怎样的投入才能实现？本文中，谷歌前首席执行官Eric Schimidt试图从地缘政治和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呼吁美国政府加强投入支持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创新。他指出：美国目前的国际地位优势来源于上一代互联网技术的领先，技术领先带来了美国军事、经济、文化的全方位领先。通用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时代中，技术迭代将与当前工业时代截然不同，人工智能可以设计更好的人工智能，让创新能力的良性循环不断加速。在中美竞争关系中，美国依然有技术积累优势和人才优势，60%的顶尖人才仍在美国大学工作。美国要做的，则是在资金、政策引导，和人才吸引方面维护这些优势。为了强调持续创新的重要性，他将重点放在军事安全领域，强调：现代战争的第一前线是网络空间，如果冲突从网络世界蔓延到现实世界，借助人工智能进行信息获取、快速决策，并精确指挥小单元的无人机器武器作战的能力是美国应该重点培养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军费的原本投入方向并不明智。
鉴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他呼吁美国设立一个“技术竞争力委员会”，将政府、私营部门、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系重新激活，从技术发展到制度规划上与中国竞争，让资本主义、个人奋斗这个“美国梦”重新具有说服力。虽然本文透露出政策游说的意味，其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和信念也有探讨空间，但其强调的“硅谷信条”在很大程度上点明了当前世界的一个基本原则：要么创新，要么消亡。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Foreigh Affairs》，仅代表作者观点。
创新力：
为何技术将决定地缘政治的未来
文｜Eric Schmidt
来源｜Foreign Affairs
▲ 图源：Foreign Affairs
所谓创新力，指的是发明、应用和改造新技术的能力，对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有所助益。高科技武器系统提升了军事力量，新的平台和管理它们的标准提供了经济影响力，而尖端研究和技术则能够提升国际吸引力。尽管国家利用创新能力向海外投射力量的传统由来已久，但科学进步的自我延续性发生了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开启了科学发现的新领域，而且还加快了这一进程：人工智能增强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发现更强大技术的能力，促进了人工智能本身以及其他领域的进步，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了世界。当前军事、经济和文化力量所依赖的基础——更快更好的创新能力——将决定大国竞争的结果。就目前而言，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正在许多领域迎头赶上，并已在其他领域突飞猛进。要想在这场决定世纪的竞赛中取得胜利，美国不能固守成规，而应克服其僵化的官僚主义冲动，为创新创造有利条件，并投资于启动技术进步所需的工具和人才。
技术创新和全球统治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曾挥舞着火枪打败印加帝国，而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准将指挥的蒸汽船迫使日本开放了国门。但人工智能技术无疑使得创新的速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今天的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可以在军事领域提供关键优势，它们能够解析数以百万计的输入、识别规律，并提醒指挥官注意敌人的活动。同时，人工智能系统将逐渐超越协助者这一角色，而开始自主做出决策。军事战略家和美国空军上校约翰·博伊德（John Boyd）创造了“OODA循环”（OODA loop）这一术语，指代的是战斗中的决策过程：观察（observe）、定位（orient）、决定（decide）、行动（act）。人工智能将能够更快地执行OODA循环的每一部分，使得冲突按照计算机的速度、而非人类的速度进行。因此，依赖人类决策者的指挥系统与复杂的军事等级制度将输给更高效的人机合作系统。过去塑造地缘政治的技术——从青铜到钢铁，从蒸汽动力到核裂变——基本上都是单一的。技术的掌握有一个明确的门槛，而一旦某个国家越过了这个门槛，竞争的环境就会变得不公平。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通过为持续的科学和技术创新提供平台，人工智能自身便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这使得人工智能时代与青铜时代或钢铁时代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现在，一个国家的力量并非源自自然资源财富或对某项技术的掌握，而在于其持续创新的能力。这种良性循环只会逐渐加速。一旦量子计算时代到来，超高速计算机将得以处理越来越大的数据量，产生日渐聪明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些人工智能系统将能够改变科学研究的本质，并在若干新兴领域中产生突破性创新。科学家们将通过分析大量数据集来发现古老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新的想法。作为一项基础技术，人工智能将在创新力量的竞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药物发现、基因治疗、材料科学和清洁能源以及人工智能本身的无数进步的基础。比今天的人工智能更强大的将是一种更为全面的技术，即目前仍处于假设阶段的“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传统的人工智能被用于解决离散的问题，而AGI则能够处理人类能够完成的任何精神层面的任务。AGI的出现仍然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无论哪个国家首先开发出这项技术，都将获得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享有的短暂的核优势不同，它可以利用AGI开发出更先进的AGI，而这个过程将使得该国在所有其他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取得领先地位。虽然人工智能的许多变革性影响还很遥远，但无人机的创新已在颠覆战场。与传统武器相比，无人机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更小、更便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监视能力，并降低了士兵所面临的风险。在城市战争中，微型无人机充当了海军陆战队员们的眼睛和耳朵。最终，自主武器化的无人机将完全取代士兵和由人类操纵的火炮：一艘自主潜艇可以迅速将物资运入有争议的水域，一辆自主卡车可以找到最佳路线、携带小型导弹发射器穿越崎岖的地形，由人工智能联网和协调的无人机群可以在战场上压倒坦克和步兵编队。正如无人机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创新能力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从军事层面而言，在关键领域的技术主导地位增强了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进而加强了其威慑能力。创新也塑造了经济实力，它使国家有能力影响供应链并为他国制定规则。美国曾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因此几十年来在制定互联网法规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此外，技术创新能增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好莱坞以及Netflix、YouTube等科技公司为越来越多的全球消费者建立了一个文化产品库。这种流媒体服务将美国的生活方式投射到世界各地的客厅中，并借此传播了美国价值观。类似地，美国大学的声誉和美国公司创造的致富机会也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奋斗者。简而言之，无论在军事、经济抑或文化领域，一个国家在国际领域投射力量的能力取决于它能否比竞争对手更快、更好地创新。
创新之所以能带来如此巨大的优势，是因为它能引发更多的创新。这不仅因为科学家集群能够吸引、教导并培训研究型大学和大型技术公司的其他优秀科学家，从而产生了路径依赖，也是因为创新以自身为基础、依赖于发明、应用和改造的反馈循环。如果这个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断裂，一个国家有效创新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以4G技术为例，4G网络在美国的大规模应用促进了Uber等手机端app的早期发展。凭借这一优势，Uber得以在美国完善其产品并在发展中国家中推广。这又带来了更多的用户及反馈，帮助公司调整、更新自己的产品。但随着学术研究可及性增强以及开源软件的兴起，现在技术在世界各地传播得更快，进而帮助美国的竞争对手实现高速追赶。2015年，中国制定了 “中国制造2025 ”战略，以实现电信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自给自足。目前。中国政府已投入数十亿美元，以确保其在技术优势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吸引人工智能领域最优秀的人才方面， 60%的顶尖人才仍在美国大学工作，但中国在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方面已经领先，并在努力建立强大的量子计算机与量子网络，一种使用量子比特（quantum bits）传输信息的新型网络技术。中国也正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积极追赶美国。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系列生物学前沿问题，如吸收二氧化碳的微生物水泥，强化固碳能力的作物，以及植物基肉类替代品。这些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创造就业方面有着巨大的前景，而自2019年以来，中国在合成生物学方面的私人投资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投资。中国在半导体领域中同样如此。为了在2030年成为半导体制造行业的领导者，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中国公司目前正在制造业内所称的“七纳米芯片”，但中国正将视野放得更为长远，宣布了在国内生产新一代“五纳米芯片”的计划。目前，美国及其盟友在半导体设计方面的表现继续优于中国。2022年10月，作为商务部发布的一揽子限制措施的一部分，拜登政府采取措施，禁止生产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的美国公司向中国销售。然而，中国企业控制着85％的稀土矿物加工，而这是生产芯片和其他关键电子产品的关键原料。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影响其竞争对手的重要支点。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既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制度之间的竞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的三位一体是美国创新的主要来源。这种合作模式推动了从登月到互联网的一系列技术突破。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越来越不喜欢为应用性研究分配资金，甚至降低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2015年，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份额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降至50%以下。同时，冷战后，公共和私人参与者在推动技术进步领域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风险投资的兴起有助于加速投入使用和商业化，但它对解决更高层次的科学问题帮助不大。华盛顿不愿意为科学提供资金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创新面临着风险与失败，而这是政客们不愿接受的。创新需要长期投资，但美国政府的预算周期为一年，政治周期最多为两年。尽管有这些障碍，硅谷及美国的其他热点地区仍在设法鼓励创新。美国的成功故事有赖于雄心壮志、有利于创业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以及允许企业家和研究人员对新想法进行迭代和改进的开放文化的有效结合。然而，这可能还不够。长期以来，政府的支持在启动美国的创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看起来天方夜谭的技术研究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便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竞争要求美国重新激活政府、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冷战推动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当前由技术推动的竞争应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现有的决策结构。成立一个新的“技术竞争力委员会”（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council）可以帮助协调私人行为体的行动并制定一个国家计划来推动关键的新兴技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是，国会似乎已经意识到果断支持的必要性。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获得了两党的共同支持，而该法案将在未来十年为科技研发提供2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为保证创新型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将需要在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政府应更多关注“在岸”和“友岸”（friend shore）供应链，将其迁往美国本土或其他对美友好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它应该为微电子技术的研发提供资金，储存电池和电动汽车所需的稀土矿物质（如锂和钴），并投资能够替代锂离子电池的新技术。与此同时，5G在美国的推广一直很缓慢，部分原因是政府机构控制着5G使用的大部分高频无线电频谱。为了赶超，五角大楼应该向私人机构开放更多的频谱。美国将需要对创新周期的所有部分进行投资，不仅要资助基础研究，还要资助技术商业化，即大规模执行和商业化新发明的能力。例如，电动汽车研究帮助通用汽车公司在1996年将其第一款车型推向市场，但又过了20年，特斯拉才大规模生产出商业上可行的车型。每一项新技术，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再到合成生物学，都必须以商业化作为明确的目标。除直接投资于推动创新的技术之外，美国还必须投资创新的核心：人才。美国拥有世界顶级的初创企业、公司和大学，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然而，美国过时的移民制度没有为在美获得STEM学位的外国人创造一条获得绿卡的捷径，这使得顶尖毕业生难以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在雇用高技能移民方面，美国具有不对称的优势，其生活标准和丰富机会吸引了许多最优秀的AI人才。在美国工作的所有AI研究者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而且美国对人才的需求仍然远远超过供应。美国的下一个技术突破几乎必然依赖移民，如果美国对有才华的移民关闭大门，它就可能失去其创新优势。
为了将创新能力转化为国家硬实力，美国必须从根本上反思其国防政策。鉴于现代军队和经济对数字基础设施的依赖，未来的大国战争可能以网络攻击开始。因此，美国的网络防御需要一个优于人类的反应系统，并为数据流建立备份系统和替代路径。在网络空间爆发的冲突很容易升级到物理领域，而美国也将在此需要迎接新的挑战。为了应对可能的无人机群攻击，它必须投资于防御性大炮和导弹系统。为了提升战场感知能力，美国军方应重点部署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传感器网络，以监测有争议的地区。鉴于当今世界的大部分数据都是公开的，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开源的情报。当涉及到实际战斗时，军事单位应该是网络化和去中心化的。面对采用严格军事等级制度的对手，美国可以利用相互关联的小规模单位获得优势，这些单位的成员精通基于网络的决策过程（network-based decision-making），运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来发挥其优势。例如，一个单位可以汇集情报收集、远程导弹攻击和电子战争方面的能力。五角大楼需要为战场指挥官提供所有最好的信息，让他们在实地做出最佳选择。美国军队还必须学会将新技术融入其采购过程、作战计划和战斗过程中。五角大楼的采购过程过于繁琐，主要的武器系统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来设计、开发和部署。国防部应该从科技行业设计产品的方式中寻找灵感。它应该像现在的公司制造电动汽车那样制造导弹，使用设计工作室来开发和模拟软件。目前的采购系统显然不适合将软件置于首要地位的未来战场。美国在采购军事系统方面的花费是其他国家的四倍，但价格是判断创新能力的一个糟糕的指标。2022年4月，乌克兰军队向600英尺长的俄罗斯军舰Moskva号发射了两枚海王星导弹，使该舰沉没。这艘船耗资7.5亿美元；导弹每枚5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为这样一艘船再投入100亿美元和10年之前应该三思，购买许多低成本的项目往往比投资几个高价位的“面子工程”（high-ticket prestige projects）更有意义。
创新能力将是中美两国世纪之争的决定性因素，未来五到十年的技术进步将决定哪个国家在竞争中占得先机。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在当前的激励机制下，政府官员将更多聚焦于短期收益并倾向于规避风险，使得美国对技术的长期投资不足。如果说必要性是发明之母，那么战争就是创新的助产士。二战推动了青霉素的广泛应用、核技术革命与计算机科学的突破。现在，美国必须在和平时期进行创新，否则其威慑能力甚至是赢得下一场战争的能力便会被极大削弱：高超音速导弹（Hypersonic missiles）可能使美国失去防御能力，而网络攻击可能使国家电网瘫痪。为了避免这些结局，美国必须确保它在技术上领先于其竞争对手。定义美国生活的原则——自由、资本主义、个人奋斗——在过去是正确的，在未来仍将是正确的。这些基本价值观是一个仍然令世界羡慕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它们改变了全世界的日常生活。美国在创新竞赛的起点处领先，但无人能保证这一优势将永远持续。硅谷的信条同样适用于地缘政治领域：要么创新，要么消亡（innovate or die）。
*文章转自“法意观天下”，原刊于Foreign Affairs，2023年3月4日刊。
Eric Schmidt作者：埃里克·施密特谷歌前首席执行官，特别竞争研究项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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