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2013年土耳其和埃及关系陷入重大危机，地区两极分化严重长达十年之久。近期，土埃两国在改革关系的道路上接连迈出重要步伐。3月18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访问埃及。这是近十年前双方大使相互撤离以来，土耳其首次派出部长级官员访问埃及。4月13日，埃及外长萨米赫·舒克里回访土耳其，表示将尽快采取具体措施恢复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作为拥有同质性的军事和经济潜力的中东大国，埃及和土耳其历来就复杂的中东事务存在竞争关系。本文从中东事务属性的入手，分析埃及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竞争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层面，为土埃两国长期以来的竞争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文章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土埃竞争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意识形态对立下的竞争关系、友好合作背景下的竞争关系、矛盾潜伏期的竞争关系以及公开对立阶段的竞争关系。由于阿拉伯属性在中东区域意识中具有突出地位，埃及又是该区域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因此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试图将阿以冲突等地区问题去阿拉伯化，长期以来受到埃及的强烈抵制。具体而言，两国的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埃及抵制土耳其介入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埃及坚持“阿拉伯事务由阿拉伯国家来解决”的原则，拒绝土耳其对阿拉伯国家内政的介入。其次，埃及和土耳其关于巴以问题主导权的竞争。埃及将巴以冲突等中东核心问题界定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维持以埃及为首的周边阿拉伯国家作为劝和促谈主要对话方的地位。最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竞争。埃及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话语对抗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普世主义话语，主要体现在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打压上。 如今，从前使土耳其-埃及危机复杂化的地区环境成为两国和解的催化剂，当前双方都表现出推动和解的强烈政治意愿。但是，尽管停摆数年的土埃关系正逐步缓和，但完全改善仍难“一步到位”。考虑到土埃双方在利比亚问题、油气资源开发和非洲政策等诸多敏感问题上存在分歧，未来两国关系深入发展仍将面临多重挑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载《阿拉伯研究论丛》，仅代表作者观点。
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属性和埃及——土耳其的竞争关系文｜段九州、郝诗羽
来源｜《阿拉伯研究论丛》
▲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右)在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开幕式上与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左）握手。图源：阿纳多卢通讯社
在当代历史上，埃及和土耳其的关系一直波动起伏。2013年埃及穆尔西政府下台后，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低潮。虽然埃及和土耳其于近期在官方外交层面开始重新接触，但双方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事实上，纵观20世纪中期以来的埃及和土耳其关系，两国在中东事务上整体维持了竞争的态势。就埃及与土耳其对外关系研究而言，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两国对中东地区的整体外交政策以及某一执政阶段的外交政策导向。在埃及方面，学界主要集中于对埃及总体外交方针的把握，以及近些年针对塞西政权外交导向的研究。在土耳其方面，长期以来，除了针对土耳其与其周边地区外交关系的研究外，正义与发展党的外交政策转变也是学界追踪的热点问题。然而，专门针对埃及、土耳其两个地区大国间的外交关系的梳理与研究还尚未被系统性呈现，有关两国竞争关系的学术研究更是处于有待填补的阶段。本文将尝试从中东事务属性的视角来分析埃及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竞争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层面。
区域主义研究的学者通常将中东描绘为一个没有区域主义或至少区域合作水平低下的地区。虽然中东地区的国家拥有类似的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区域主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东地区缺乏具有主导权的国家，埃及和土耳其的竞争关系正是基于对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在地理层面，中东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再加上三个非阿拉伯国家，即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与以色列和伊朗不同，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并无宗教和教派上的分歧，而土耳其为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因此，民族身份成为埃及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竞争的核心要素。埃及通常强调“阿人治阿”，以阿拉伯民族主义来反击土耳其对中东阿拉伯事务的干涉；土耳其则强调自身的伊斯兰属性和民主制度属性，以赢得与自身不同民族的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国家角色是指其统治精英根据国民的意愿并考虑到国家和国际层面现有的限制和机遇而认为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职能。在国家层面，地理、自然资源、历史、技术和经济发展、国家行为者的需求、国家价值观和舆论都会影响国家角色的形成。另外，与国家角色相关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国际秩序结构、双边和多边条约、国际和地区组织章程规定的规范、法律以及国际舆论。国家的行为在内部和外部都与精英对敌友环境的认知表征相关联。精英对国家地位的看法构成了其决策、行为规则和长期职能的基础。它强调内部和外部因素对国家角色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关注精英的身份。笔者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传统领导角色与土耳其作为西方在中东地区的支点国家的角色严重影响了两国的关系。对土耳其精英来说，地理决定了共和国的世俗和现代化属性，即倾向于西方的身份认同。土耳其在其周边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苏联对其东北边境的威胁，希腊支持塞浦路斯希腊人对抗土耳其裔少数族群，以及叙利亚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土耳其选择了成为西方阵营在该地区的支点国家。因此，在2002 年之前，土耳其的中东地区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与西方的同盟关系。土耳其在1946 年成为欧洲议会的成员国，在1952 年加入北约，在1963 年申请欧共体成员国资格，并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地区条约和协议。而对于埃及来说，归属于阿拉伯世界的地理和文化范畴决定了它的外交政策和对安全威胁的定义。埃及将自身定位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支持和团结阿拉伯国家反对外部国家对地区事务的干涉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明确表示，土耳其是每个伊斯兰国家的榜样，而此前的土耳其领导人经常拒绝说土耳其的目标是成为该地区的领导者或者典范。根据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的说法，民主和经济发展是土耳其对中东地区愿景的基础，也是其在该地区维持领先地位的方法。2011 年9 月下旬，达武特奥卢阐述了他对埃及和土耳其之间建立“民主轴心”的看法。土耳其领导人和政府主要的外交顾问强调，正是土耳其的民主经验使其在阿拉伯国家的公众中具有合法性。这提升了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的地位，并指引了新的区域秩序。为了和土耳其竞争，埃及显然与土耳其对中东地区的论述保持了一定距离，这为其提供了支持自身地区主义叙事的空间。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国家，埃及历来认为自己是地区天然的领导者，推广泛阿拉伯主义一直是埃及自二战以来为巩固国内和地区权力而采用的策略。在纳赛尔时期，埃及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论述反对英国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对中东地区的干涉，并指责反对埃及地区政策的阿拉伯国家违背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在1961 年与叙利亚的合并破裂后，埃及需要重新获得作为泛阿拉伯领导人的声望和势头，于是再次卷入了也门内战之中，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沙特阿拉伯。整体来说，埃及在地区竞争中对阿拉伯主义的强调巩固了其领导和代表阿拉伯利益以及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属性的区域作用。无论土耳其和埃及在世俗还是保守精英的统治下，由于在中东的国家角色竞争，两国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从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纳赛尔试图让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发挥领导作用，而土耳其成为西方阵营在中东地区的支点国家。尽管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到21 世纪初，埃及的区域作用被削弱了，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则更加积极，但埃及精英仍然认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区域领导者。这就解释了埃及反对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立场、反以色列的言论，以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垄断。为抵制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重新设定中东地区秩序的企图，穆巴拉克执政后期的埃及将其与土耳其的关系限制在私人投资和商业交流上。由于在地区层面的合作有限，双方就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朗核项目等地区问题举行了多次双边讨论。尽管“阿拉伯之春”为土耳其政府在该地区赢得埃及的支持带来了一些希望，但埃及从未欢迎土耳其在解决地区冲突特别是巴以问题中发挥积极的地区作用。此外，穆尔西的下台和土耳其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又再次削弱了双边关系。
（一）冷战意识形态对立下的竞争关系（1952~1970）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苏在中东地区对峙的态势，使埃及、土耳其的国家关系处在对立、竞争以及猜忌状态。在此背景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土双方常在中东地区事务上因不同的政治主张产生外交摩擦。在纳赛尔执政时期（1952~1970），尽管埃及和土耳其政府同样拥有世俗和军事背景，但埃及精英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记忆以及土耳其与西方的同盟关系影响了两国关系。当时在埃及执政的“自由军官”组织的群众基础在于埃及广大的农村，而他们一直处于被政府边缘化的地位。当自由军官组织执政后，埃及政府驱逐了土耳其大使，并没收了部分土耳其居民的财产。与土耳其加入西方阵营不同，新的埃及政府远离了西方阵营，并视西方为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美国拒绝资助阿斯旺大坝以及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埃及国内的反西方和泛阿拉伯情绪强烈，埃及的执政精英最后选择成为苏联的盟友。土耳其在西方阵营中的支点国家角色与埃及在阿拉伯地区的领导国家角色产生了冲突。在埃及政府看来，在中东地区成立的亲西方军事联盟是严重的安全威胁，包括1950 年成立的中东防御组织（the Middle East Defense Organization）、1955 年成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the Pact of Baghdad，1959 年改称中央条约组织（the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后，土耳其时任外长迈赫迈特·福阿特·寇普瑞吕（Mehmet Fuat Köprülü）宣布，可能在中东防御组织的框架下与英国军队一道共同介入中东地区。埃及强烈反对这一声明，并指责土耳其通过其地区安全战略帮助在埃及境内的英国军队。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立加剧了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该组织的成员国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即为换取经济援助，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以抵御苏联的影响。作为组织义务的一部分，当叙利亚任命了亲苏联的军队参谋长后，土耳其派遣了33000 人规模的军队陈兵土叙边境。作为回应，埃及向叙利亚提供了军事支持，这变相加速了1958 年叙利亚和埃及的合并。而当1961 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裂后，土耳其立即承认了新的叙利亚共和国，这导致埃及开始为塞浦路斯的希腊人提供后勤支持。首先，在意识形态站位上，埃土两国存在立场分歧。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选择苏联方面，积极同周边阿拉伯国家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民族斗争。相反，时任土耳其总理门德列斯则通过加入北约、与以色列开展正常外交关系等外交手段来表明其紧随西方阵营的决心。其次，埃土双方均认为对方是自己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阻碍。自上台以来，纳赛尔倾心于在阿拉伯世界推广泛阿拉伯主义，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国家在地区内地缘、历史、人口等资源优势，努力将埃及打造为阿拉伯国家的中心、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据地以及“第三世界”的榜样国家。就国家实力而言，土耳其是与埃及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因此纳赛尔视其为地区主要竞争力量。虽然当时土耳其外交重心倾向于欧洲，在中东地区主导非扩张态势，但土耳其经常因代表其西方盟友利益而与埃及发生外交摩擦。埃及也成为土耳其践行其西方盟友中东政策过程中的主要阻碍。最后，双方因东西方立场不同，对彼此的意识形态都存在潜在的怀疑态度。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泛阿拉伯主义的支持者，纳赛尔不满土耳其选择亲西方立场，认为这与阿拉伯世界的利益背道而驰。同时，土耳其方面也认为，埃及支持的泛阿拉伯主义、民族解放运动背后所主导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扩张蔓延的隐患所在。（二）同属西方阵营下的友好合作关系（1971~2002）进入20 世纪70 年代，因土耳其、埃及两国均在内政、外交方面发生了明显转向，趋同的国策方针使两国关系转变为相对和平友好的状态，但双方仍旧在地区问题、地区领导力方面保持潜在的竞争关系。一方面，相似的外交方针为双方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遇。萨达特执政后，埃及的外交政策调整为亲西方路线，消除了与土耳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地区层面，埃土双方均采取保守策略，即拥有一支持防御姿态的强大军队，并在地区内保持不进攻态势。特别是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埃土双方有着较为密切的军事合作。在国内层面，埃及与土耳其几乎同时转向了融合国家历史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埃及伊斯兰化”和“土耳其伊斯兰化”的发展方针，其目的均是通过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历史影响，来打开国家内政、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因此，双方在内政外交策略高度同质化的背景下，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同质化的国家方针所产生的相似的国家目标、地区定位也使埃土双方产生了一定的竞争摩擦。20 世纪70 年代，随着埃以和谈的推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处境越发被动，而土耳其构建的平衡西方、中东的外交转向，加速了埃及在地区内竞争力的下降。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在重返阿盟的过程中，埃及更是把握机会坚定其阿拉伯国家身份，在有关阿拉伯国家事务上对土耳其提出反对意见，以赢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另外，土耳其作为连接西方与中东的媒介国家，其一直是埃及在主导中东和平进程中的有力竞争者。在此阶段，埃土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对峙达到了白热化状态。（三）政治伊斯兰崛起背景下潜藏的竞争关系（2003~2013）自2003 年起，在美国对中东地区影响力下降的战略背景下，土耳其提出了全新的地缘政治构想，其核心是将自身打造为地区内强大的核心领导者。土耳其与埃及的竞争摩擦加剧，为后续双方在塞西执政时期关系的恶化埋下了隐患。在竞争摩擦方面，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密切的经贸合作、在巴以问题上的积极参与，均向埃及传递了明确的竞争信号。例如，在经贸合作方面，自2003年以来，正发党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贸易、投资以及旅游业来拉动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为此，土耳其向其阿拉伯邻国提出了自由贸易协定、免签入境和高级别战略联合会议三大提案。截至2011 年，土耳其与中东地区多数国家至少形成了其中一种形式的经贸联系。同时，在巴以问题上，随着哈马斯的上台，土方在阿以间鲜明的反以立场，以及其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程中不断增强的斡旋作用，削弱了埃及在该问题上的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土耳其与哈马斯的特殊关系也影响了埃及的国家稳定。在矛盾隐患方面，2011 年中东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是埃土两国关系转变的重要节点。土耳其既视其为提升地区影响力的机遇所在，也希望利用埃及的政权更迭提升对埃关系，扩展政治伊斯兰势力范围。自“1·25”革命开始后，土耳其就积极支持民众起义推翻穆巴拉克政权，扶持穆兄会政治力量上台主政。在此背景下，埃土双方开展了极为密切的经贸、政治交往，两国关系一度达到历史鼎盛阶段。然而，因为缺乏执政经验，即使在正发党的大力支持下，埃及自由与正义党也无法维系埃及政局的稳定。仅一年后，穆尔西就被军方罢黜，埃及与土耳其的蜜月期也戛然而止，而土耳其与埃及穆兄会的紧密联系也成为塞西执政时期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四）政治改革路径冲突下的公开竞争关系（2014 年至今）塞西执政后，埃土关系呈断崖式下降并跌至冰点。埃尔多安曾多次公开抨击塞西政权，支持埃及穆兄会力量。在此背景下，两国不仅开展了言辞激烈的舆论战，还取消了经贸、交通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同时在地区问题上也持对立的态度。直到2016 年4 月，在沙特方面的斡旋下，埃及外交部长在伊斯坦布尔出席了第十三届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这是塞西上台以来两国开展的首次高层访问。然而，两国间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首先，两国在舆论立场上就呈现出互不退让的敌对状态。土耳其方面，埃尔多安毫不掩饰地将穆尔西的下台形容为军事政变，同时其公开质疑塞西新政权的合法性并要求对塞西进行审判，甚至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对埃及开展制裁行动。作为回应，2013 年11 月埃及外交部长指责土耳其干涉其内政，召回埃及驻安卡拉大使，驱逐土耳其驻本国大使，并将两国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临时代办级别。2015 年，埃及方面公开反对土耳其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其次，在公开对抗的背景下，双方也取消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切断了穆尔西执政时期两国的密切联系。上台之初，塞西当局就取消了2013 年10 月两国原计划举行的海军联合军事演习，同时停运了连接埃及亚历山大港、土耳其伊斯肯德伦港等重要港口的海上运输线路。2015 年，埃及结束了其与土耳其在2012 年基于两国自由贸易协定所追加签订的海陆运输附加协议。协议到期后，土耳其不得不向埃及支付高昂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以进入海湾市场。为此，土耳其对从埃及进口的聚苯乙烯展开反倾销调查，并征收11.3% 的关税，2016年反倾销税生效，直接导致埃及对土耳其聚苯乙烯的出口大幅下降。2020 年，被视为两国关系“晴雨表”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走向尾声，双方暂无续约信号发出。最后，除了自身的对抗，两国还将竞争态势扩散至地区问题上。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利比亚问题和2017 年卡塔尔断交风波，埃土双方分属对立阵营进行外交对抗。同时，在东地中海的主权和天然气勘探问题上，两国也通过联合各自地区盟友组成新型安全架构，进行对抗以强调各自在该地区的利益存在和竞争决心。
由于阿拉伯属性在中东区域意识中的突出地位，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试图将阿以冲突等地区问题去阿拉伯化，并将其重新表述为人权、中东或伊斯兰问题。事实上，只有争取到埃及的支持，土耳其才能够完整地建构自身对中东地区的“民主叙事”或者“伊斯兰叙事”。但是，这些尝试都遭到了埃及的强烈抵制，而埃及使用的主要武器正是对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属性的坚持。围绕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属性，埃及和土耳其的竞争领域主要呈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埃及坚持“阿拉伯事务由阿拉伯国家来解决”的原则，拒绝土耳其对阿拉伯国家内政的介入。其次，埃及将巴以冲突等中东核心问题界定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维持以埃及为首的周边阿拉伯国家作为劝和促谈主要对话方的地位。最后，埃及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话语对抗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普世主义话语，主要体现在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打压上。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大国、泛阿拉伯主义的发起国，长期在阿拉伯事务中代表阿拉伯国家发声，这遏制了土耳其地区影响力的扩张。同时，埃土均是具有地区领袖能力的区域性大国，埃及并不愿土耳其过多地介入阿拉伯国家事务，以维持其自身的地区影响力。自建立共和国以来，埃及便对有土耳其参与的中东事务保持敏感，并持与土耳其对立的鲜明态度。1955 年2 月，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土耳其同伊拉克签订了《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其目的是对抗阿拉伯国家联盟，镇压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遏制中东地区“共产主义扩张”。为此，埃及拒绝加入该条约，并在1955 年10 月至1956 年5 月期间，联合叙利亚、约旦、沙特、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相互缔结多边、双边协定，构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阿拉伯国家防御联盟。土耳其方面认为，《巴格达条约》之所以缺少阿拉伯国家的加盟，正是因为埃及在其中起了关键的阻碍作用。为此，在1956 年，土耳其方面支持英国、法国、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另外，在1957 年的叙利亚危机中，埃及根据《埃叙共同防御协定》，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推动下，支持叙利亚抵抗土耳其的军事威胁，最终消除了美国策动的叙土危机，并获得了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相应的，在1961 年，土耳其也乐见埃及、叙利亚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计划以失败告终，并以此为契机大力支持终结在地区内开展的泛阿拉伯主义“政治试验”。为此，埃土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导致继1954年后，再次出现埃及驱逐土耳其大使的事件。在20 世纪70~90年代，因推动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经历了被边缘和再回归的外交历程。相反的是，能源危机促使土耳其采取实用主义外交方针，摒弃了单一的西向外交政策，采取了西方与阿拉伯国家并重的外交转向，成为地区内埃及保持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的最大威胁。因此，在20 世纪90 年代回归阿拉伯世界的过程中，在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的事务中，埃及变得更加积极地代表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发声。以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水资源矛盾为例，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三国因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法律地位、水资源使用分配等问题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为此，埃及方面直接发声，强调阿拉伯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水权利并敦促土耳其方面尽快与叙伊两国达成水资源分配协定，出面为阿拉伯国家解决与土耳其的地区矛盾。进入21 世纪，在经历了2011 年的政治动荡后，埃及担心自身在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被弱化，更不希望其地区影响力被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地区强国所取代。虽然埃及在内政、经济上忧患叠加，外交方针也日趋保守，但其仍在地区关键问题上，坚定支持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方面对抗。例如，在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联合卡塔尔支持以的黎波里为基地的临时政府——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而埃及则联合沙特、阿联酋支持利比亚东部的反对派——利比亚“国民军”，双方互为敌对组织。2020 年6 月，埃及在苏尔特与朱弗拉设置红线，阻止了土耳其援助的黎波里政府接管利比亚的计划。同时，塞西总统曾公开表明，埃及有必要在阿拉伯国家受到“恐怖主义民兵和雇佣军”威胁后，坚定站出来并提供支持。而土耳其正是埃及所针对的“恐怖主义力量”的背后支持方。在此基础上，双方还将对抗扩展至海洋领域，2019 年，土耳其联合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了海上和军事协议，宣布推行新的国家海洋政策。而埃及则通过联合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在东地中海范围内组成新型安全构架，来抵御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所展现的扩张主义态势。埃及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都扮演着连接西方与中东的媒介角色，因此，两国相较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在巴以问题上更具影响力。同时，巴以问题一直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所以埃土两国长期将其作为博弈的关键点之一。历史上，两国在立场、观点转换的过程中，对此问题多有争执与摩擦。1952 年，土耳其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与美国达成战略同盟关系。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支点，至1964 年，土耳其外交政策深受美国主导。在支持英国反对埃及的同时，土耳其与美国中东盟友以色列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与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相违背。尤其是，埃及作为领导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先锋，出于维护阿拉伯国家利益和反以立场，自然置土耳其于自己的对立面。然而，萨达特执政后，为了打破埃以间“不战不和”的尴尬局面，缓解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埃及选择倚美并推进埃以和谈，违背了阿盟针对以色列提出的“三不原则”，致使其在阿拉伯世界处境被动。《戴维营协议》签署后，阿拉伯多国与埃及断交，并将其驱逐出阿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等地区性合作组织，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相反，土耳其对阿以问题采取了相对平衡的立场，拒绝与美国协作参与1967 年和1973 年的中东战争更是赢得了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好感。这既对埃及在中东地区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产生威胁，也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处境更加尴尬。至20 世纪90 年代，虽然埃土双方在经贸合作上处于历史较好水平，但巴以问题一直是双方的主要竞争点。特别是，在两者与以色列双边关系发生转变的关键时间节点，埃土间冲突也越发凸显。虽然，埃及在阿以和平进程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但长期以来，埃以问题持续处于“冷和平”的停滞状态。特别是，在1994 年至1996 年，埃及与以色列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问题产生了较大分歧，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恰恰在1996 年2 月，土耳其与以色列秘密签订了《军事和安全协定》，结成军事联盟，一方面打破了内塔尼亚胡上台后中东和平进程停滞甚至倒退的现实困境，也从另一方面削弱了埃及在阿以和平进程中的重要性。土以军事联盟既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也动摇了埃及在巴以问题上的核心地位。因此，1997 年，埃及对土以军事联盟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联合叙利亚、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共同发声，呼吁土耳其方面重新考虑双方的军事合作。至21 世纪，埃土双方在巴以问题上的竞争已从单纯的阿以问题拓展至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程。在2006 年黎以冲突和2008 年加沙战争后，土耳其就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态度和鲜明的反以立场。在战争过程中，埃尔多安开展出访活动，主持调停工作。战争结束后，土耳其政府公开谴责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的封锁。这不仅使土耳其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好评，也提升了其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度。在2010 年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阿盟秘书长穆萨（Amr Moussa）呼吁土耳其加入阿拉伯地区战略性对话，以加强阿拉伯国家与地区性大国土耳其的联系。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问题上，自2006 年哈马斯掌权后，土耳其因穆兄会的关系加强了与哈马斯的联系，并在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发挥了较强的斡旋作用。虽然，埃及和多数西方国家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拒绝与其开展外交接触，但土耳其仍与哈马斯保持密切联系并认定其为具有合法性的抵抗组织。这引发了穆巴拉克方面的不安及不满，一方面，埃及不愿土耳其插手巴勒斯坦内部和解问题，毕竟这是埃及长期在地区内独自保有影响力的地区问题。另一方面，土耳其对哈马斯的支持，也因哈马斯与埃及穆兄会的特殊关系，被认为是威胁穆巴拉克政权稳固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埃土两国确实通过突出国家伊斯兰教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影响来推进国家内政、外交的发展。然而，双方很快就在对伊斯兰教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定位上出现了分歧。21 世纪以来，土耳其所呈现的地区扩张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导向与埃及的国家防御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相抵触。在“阿拉伯之春”后，双方的矛盾因为土耳其对穆兄会、卡塔尔的支持和公开推行泛伊斯兰化政策而更加凸显。在2003 年，土耳其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中东地区内伊斯兰式民主的榜样国家，并通过构建一种“自主、独立和自信”的外交构架，来取代之前的“危机驱动型”外交策略。在正发党的推动下，其主张伊斯兰世界不应处在边缘地位而应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心，以提高穆斯林的地位。然而，埃及方面还是倾向于以阿拉伯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突出国家主义来开展外交活动。例如，在21世纪初期，埃及、沙特一直希望通过与土耳其组成“逊尼集团”来遏制伊朗在地区内势力的上升。然而，土耳其对“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的公开对抗并不感兴趣。相反，除了与伊朗正常开展经贸往来外，土耳其在伊朗核危机中，选择反对采取军事手段、积极推动外交和解，为埃及、沙特构建的反伊朗联盟设置了障碍。在“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对伊斯兰政治势力的支持更加公开化。埃及穆兄会则是土耳其在外交上争取和扶持的对象。在2011 年爆发街头抗议示威之初，正发党就公开发声支持埃及民众起义。此后，埃尔多安还明确指责穆巴拉克政权并呼吁埃及推进自由、公正的民主化选举。穆巴拉克下台后，正发党接触了埃及的各方政治力量，并对穆兄会提供了政治竞选和政府管理方面的特殊培训。2012 年6 月，穆尔西当选总统，埃土两国友好关系达到顶峰。除土耳其向埃及提供20 亿美元的贷款外，双方还在多个层面开展合作并签署高层战略协议。2012 年9 月，埃尔多安到访埃及，双方在各领域共签署12 份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关于成立土耳其与埃及联合合作委员会的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urkish-Egyptian Joint Cooperation Council），两国关系得到了实质性提升。随着穆尔西政权被埃及军方推翻，土耳其与埃及短暂的“蜜月期”也直接转变为白热化的“敌对阶段”。塞西执政以来，双方从一开始就因穆兄会问题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埃尔多安不承认塞西政权并质疑其合法性，同时公开支持被埃及定性为“恐怖主义”的穆兄会。埃尔多安曾多次公开称赞支持穆兄会的相关人士为“政治抗议的英雄”。另外，土耳其接纳埃及穆兄会海外流放成员，并为其提供活动据点和发声平台。例如，除了在半岛电视台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埃及穆兄会还被允许在土耳其开设卫星频道（如Al-Sharq 和Mekameleen），以为埃及伊斯兰媒体提供传播平台。这直接与塞西所坚持推行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宗教思想相违背。2017 年，埃及逮捕了29 名人员，指控其受土耳其指派从事间谍活动。此外，2017 年由政治伊斯兰问题引发的卡塔尔断交危机也是两国的另一争论点。沙特联合埃及、阿联酋等国切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对其实施经济封锁，指责其支持恐怖主义。相反，因与卡塔尔对扶持政治伊斯兰势力持共同愿景，土耳其成为此次卡塔尔断交危机中少数支持卡塔尔的地区国家之一。由于双方意识形态的不同，埃及、沙特等国的媒体通常将土耳其的地区扩张解读为“复兴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而阿拉伯国家则坚守以国家为本的民族主义。
埃及和土耳其围绕中东地区属性的竞争至少说明了两点。首先，民族身份认同可以作为跨国合作的话语基础，但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统一的区域空间，正如埃及无法完全整合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联盟。其次，在区域属性重叠的情况下，主导性的身份认同，即使不包括整个区域，也足以抵抗任何挑战区域主流意识的权力变化，正如埃及可以利用阿拉伯认同在地区事务中排斥土耳其。这表明，虽然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可能无法上升到无可争议的地区主导国地位，但作为非阿拉伯国家且是逊尼派国家的土耳其暂时很难颠覆阿拉伯属性主导的地区话语框架。*文章转自“列国格治”，原载于《阿拉伯研究论丛》总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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