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欧美学者解构了西方奇迹, 却根本误解了明清繁荣

 导读：长期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为何独独在西方发生，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传统上，西方学者通过例如“文明等级论”等方式，对西方的先进性进行证明，却忽略了大量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事实。随着部分非西方区域、国家在工业水平上的快速追赶，这些传统理论的漏洞也自然显现。欧美新一代学者（即“加州学派”）提出了“大分流”理论以修正西方中心论，认为中国直到18 世纪仍与西方处于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资本主义率先发生在英格兰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本文作者指出：加州学派的理论对于中国与西方经济的理解停留在生产、生活水平等表面化的技术数据上，未能对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在批判性解读加州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虽然早先的欧洲中心论（即，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世界充满活力，而非西方地区则落后或停滞不前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加州学派”的观点也有失偏颇。工业资本主义发生英格兰不仅有着海外殖民的“外因”，更是以下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产权；理论/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逐渐成为精英共识；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相较之下，晚期中华帝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帝国有力的统治、务实的商业政策、庞大的人口和土地，以及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这些优势使经济发挥出了极大的潜能，但却不能为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加州学派的意义在于深刻揭示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偶然性，并对中国14世纪以后的经济发展研究做出了贡献。如何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正确理解对现代社会影响至大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仍是学者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命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学术月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文｜赵鼎新

来源｜《学术月刊》

▲ 姑苏繁华图（局部），清代宫廷画家徐扬创作。图源：互联网。

本文欲达成三个相关目标：首先，介绍“加州学派”学者们的中心论点；其次，围绕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撰写的加州学派的扛鼎之作，对加州学派作出批判性的评价；最后，就“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发生于欧洲而非中国”这一大多数加州学派学者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虽然加州学派学者提出了一些“欧洲中心论”学者们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视角，但是他们无法反驳欧洲中心论学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即若非迫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几无可能在19世纪或此前或稍后的任何时候在本土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本文把中国作为一个案例，是因为中国在先前的研究中被最频繁地作为对比案例。

必须强调，笔者并不给予工业资本主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价值，亦不持中国在18世纪比西欧落后（或先进）的观点。本文仅仅试图阐明，西欧与中国差异巨大，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与传播之前，它们的发展遵循着非常不同的规律。

 1   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由金世杰（Jack Goldstone）首次提出，用以归类一群对“大分流”或“西方的兴起”（即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而非其他地区）问题拥有特定答案的学者。这些学者被归并在一起，是由于其中大部分人与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大学有关联。传统上关于大分流问题的答案十分多样，然而它们全部将大分流的根源追溯至欧洲18世纪以前长期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包括：欧洲拥有一个多国体系和弱国传统，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拥有由资产阶级支配的政治上独立和半独立的城市，拥有教义上与资本主义精神契合的开明宗教，经历了科学革命与农业革命，等等。

上述论点，被加州学派学者批评为“欧洲中心论”。加州学派学者们对于大分流的解释颇有差异且难以总括，但他们或多或少共享如下理念：第一，在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和中东而非欧洲从经济和技术上主导了世界；第二，欧亚文明高度相通，且在西方兴起之前，欧亚文明发展的步调相近；第三，就西方的兴起而言，外部和偶发的因素与（或）经济/人口机制比宏观结构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更为重要；第四，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关键时刻降临于西方的偶发事件。因此，布劳特（Blaut）认为，欧洲和亚洲之间并无主要的制度与文化差异，且资本主义在1492年之前的世界许多地区都在缓慢发展，欧洲抢占先机仅仅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比其他大洲更接近新大陆。古迪（Goody）认为，欧亚文明的发展总是差不多处于同一步调，大分流的发生仅仅因为历史钟摆在工业革命这一关键时刻摆向了欧洲。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和弗兰克（Frank）不约而同地试图展示工业革命开启于西方仅仅因为东方的经济凑巧在错误的时刻出现了暂时的混乱。金世杰指出，17世纪中叶以前，欧亚主要文明的发展处于同一步调并在此后趋于保守，英格兰是事实上唯一的例外，因为它碰巧发展出了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必不可少的多元政治体系和牛顿力学。加州学派学者们同时强调，西方的兴起和欧洲的支配地位在世界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其他国家会很快赶上。事实上，“欧洲中心论”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例如韦伯认为，虽然儒教文明在中国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却非常有能力接纳资本主义。对于“欧洲中心论”学者来说， 西方帝国主义赋予了工业资本主义太多的侵略性，以至于当英格兰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后，世界其他国家要么面临灭亡，要么被迫吸收学习从而生存。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残酷的同构压力之下，许多非西方国家才被迫修正甚至破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来开展工业化。这其中，少数“幸运”者似乎在这“世界历史的一瞬”中赶上了西方。

加州学派传统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当属彭慕兰的《大分流》。这本书试图解释为何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而非江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和江南的发展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从生活水准（卡路里的消费、日用家居和纺织品、储藏和分发粮食以备饥荒的能力）到商业化的程度，以及农业与手工业劳力的分工和人的寿命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限制，两个地区同时面临着相似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它们都不具有走向工业革命的必然条件。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仅仅是因为两个外在的偶然因素：英格兰的煤矿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业发达地区，以及英格兰能够取得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资源，而中国未曾拥有这些条件。

 2  对彭慕兰观点的评价

对学者来说，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事实。他们因此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溯欧洲“优胜”和其他文明“失败”的原因。这种溯因，如果不谨慎的话，往往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即一个社会的结构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而，彭慕兰的研究却是从以下这么一个问题出发，即18世纪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注定会迎来工业化的突破”。这一思考上的转换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这一新的提问方法，我们如今完全认识到，19世纪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并非如传统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思考的转换也带来了中国与英格兰的发展处于同步的印象，有着相似的步调和束缚条件，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虽然欧洲的突破并不必然发生于19世纪的英格兰，中国并无可能在19世纪或此前自发地发生本土的工业革命。其原因笔者将在下文揭示。

彭慕兰的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显示，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最发达地区和英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呈现很大的相似性。彭慕兰对18世纪中国经济的评价受到了来自黄宗智的批判。黄宗智接续伊懋可（Mark Elvin）的观点，认为明（1368-1644）和清（1644-1911）两个王朝的经济受制于“马尔萨斯机制”，即在高人口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发展缓慢，以至于每个劳力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黄宗智的批评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对于一些深陷其中的学者来说，这是不愉快的回忆。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可以说，虽然黄宗智在其批判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不无道理，彭慕兰关于18世纪江南经济仍然经历了一个“斯密式增长”（即，由劳动分工和贸易带来的增长）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且被一些研究相似议题的历史学家（如李中清、王丰、李伯重、许涤新和吴承明）的发现证实。

“欧洲中心论”源于19世纪西方人对于西方和非西方的看法，在时人眼中，西方充满活力，非西方地区（包括中国）则落后或停滞不前。虽然那些持欧洲文化产生出工业资本主义观点的学者现在对这一观点也不认同，彭慕兰著作出版以前，并没有多少西方学者如此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江南在18世纪的繁荣程度。而这一发现有力地反驳了传统的关于中国在所谓14世纪转型之后停滞不前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贡献。

然而，彭慕兰的著作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18世纪的英格兰和中国江南之间的相似性反映了两国处于同一发展方向，仅仅因为一些幸运的外部因素，方才导致英格兰能够率先起飞，引发了所谓的“大分流”。对笔者而言，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和英格兰之间的相似性，就加州学派学者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其实无关紧要。这是因为，虽然18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它们的条件与制度却十分不同。英格兰的发展是在以下条件下产生的：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私有权；理论/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private goods-oriented）的工具理性主义（即工具理性行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组织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国家、部落或社区等公共组织的利益）逐渐成为精英人群的共识；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这些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强有力的帝国统治，帝国对于商业活动采取了务实政策，并能控制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从而维持了一个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mid-dynasty prosperity）。这些条件使帝国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发挥出极大潜能，但却不能在19世纪或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段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虽然中国商人没有他们欧洲同行所拥有的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力，但中华帝国从来没有消灭商业活动的企图；其实即使有这一倾向，帝国也没有能力将之实施。而且，北宋以降，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渐置身于商业活动，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产权给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护。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给市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王朝中期的政治稳定则给市场在压抑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繁荣发展的一个契机。中国的大部分朝代都能维系两个世纪以上，并包含一个相对稳定的长达百年之久的王朝中期。当是之时，“版宇恢拓，匪盗止息，四民安堵，户口滋繁”——而且人口的繁衍又没有到达某一极限以致于妨碍了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此类商业高度繁荣的治世，历宋、元、明、清一再出现。如果说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有发展机遇，它更可能发生于宋代，而非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为保守、且技术进步放缓的明清。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18世纪清朝的繁荣和先朝中屡次出现的繁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绝不会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要之，彭慕兰认为中国18世纪的繁荣与英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但我认为，这一繁荣 （也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循环王朝中期的繁荣而已。以下事实很说明问题，当18世纪末乾隆时代告终之际，距离鸦片战争爆发已不足半个世纪。透过白莲教大叛乱和其他迹象，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国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虽然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糅合了基督教教义的意识形态的启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也看作清王朝衰落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总之，即使没有西方的到来，中国18世纪的繁荣也不可避免地要归于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的王朝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火厄兵隳、瘟疫肆虐。可以预见，清王朝将在18世纪的财富积累被消耗殆尽后，归于灭亡，而一个新的王朝将在尸体遍野的废墟上崛起。尽管18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和生活质量上处于相近水平，彭慕兰的中心论点却完全不能成立。其实，用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同一水平这一现象来论证中英两国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也处于相同的步调，就像用两个函数在某一条件下有着同样的函数值这一条件来论证这两个函数是同一个函数一样可笑（比如2x 和 x2 在x=2时都等于 4， 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函数）。

仅仅通过经济和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因为他所选的例子，彭慕兰的论证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他并未比较当时的中国和欧洲或者中国和英格兰，而是比较江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和英格兰（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将中国之一区和欧洲之一国进行比较来探讨大分流问题，彭慕兰忽视了国家和宗教对于政权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几乎有违于当下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彭慕兰的论证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彭慕兰书中有一个关键的假设，即，如果江南地区的生态压力可以由向新世界进行殖民来缓解，那么江南地区发生工业革命的机会将大大增加。问题是，江南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由数个行政单位控制。这些行政单位的官员权力有限。他们无法制订国家级政策，也并无军队能供他们驱策来对外殖民。他们甚至对管辖范围内的政策都没什么决定权。事实上，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地区，由于其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是全国受控制最严格的地区之一。江南的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像英国政府一样，去开拓新大陆呢？

尽管看起来英国的经济表现和中国江南地区有很大相似性，但其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李伯重的研究表明，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其主要推动力是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而16至18世纪的英格兰，则经历了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发展，包括钢铁、建筑材料和机械生产。而在这些方面，江南地区却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由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技术所带动，而这正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这一落后，并不能仅归咎于生态环境，如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煤炭储量匮乏，因为中国的技术发展距离发明蒸汽机和其他相关技术所需的条件都还差得很远。况且，清代的许多煤矿都有便捷的水路通达江南，如淄博和枣庄煤矿都毗邻大运河，而萍乡煤矿则可通过湘江连接长江。也就是说，如果江南地区的经济真的有对煤炭的需求，交通并非难题。

人口视角也许能提供更好的解释。中国机械技术的滞后可归咎于人口数量巨大和劳动力的廉价。可是，明清时代江南和中国的人口变动很大。伊懋可在论述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时不忘提到，明清交替之际，江南地区失去了35%-40%的人口。以涵盖大半个江南的浙江为例，它在1393年时有1100万人，至1630年时已增至2360万。数年之后，满洲人入侵江南并遭到顽强的抵抗。作为报复，满洲军队对包括扬州、嘉定、江阴、苏州、昆山、嘉兴与金华在内的许多城市进行了屠杀。根据一项估计，受此屠杀和随后疫病的影响， 1661年浙江人口减损至700万。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776年，浙江人口才恢复至2240万。尽管经历了如此人口剧减，浙江和中国其他地区并未像14世纪黑死病之后的西欧一样引发生产方式的任何重大改变，或推动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明。总的来说，人口在经济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即使我们排除如性别关系或劳动力质量等问题，人口增长本身可以引发对经济发展作用截然相反的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总是通过其他社会条件的中介发生的。

在某种意义上，黄宗智和彭慕兰的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非常相似。因为他们都把经济/人口机制看作大分流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只是在争论到底是什么经济/人口机制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了作用。彭慕兰和黄宗智之间的争论帮助我们厘清了一些问题，但对于我们理解大分流产生的原因却价值有限。要弄懂中国经济的长时段动态，只盯住经济和生活质量的指标是看得太近了。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之外的因素更可能是导致大分流的深层次原因。

 3   对大分流的解释

笔者对于大分流的解释分两步：首先，总结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历史过程；其次，以欧洲的经验对比中国的案例，来解释为何自宋代以来即拥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中国没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

（一）西方崛起背后的关键

笔者将从两个关键性概念开始论述：市场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笔者将市场经济定义为一种生产体系，在其下，相当的货物是为了通过交易赚取利润而生产的。渴求更美好生活与获取利益是人之共性。只要社会有盈余可用于交换，且国家并不积极或者没能力限制商品活动，市场就会出现。当社会生产力提高，贸易和利润导向的生产越来越重要，市场经济就会兴起。以中国为例，自北宋开始，经济始终保持高度的商业化，仅仅在朝代更替之际的战争破坏和明朝前期禁商政策的破坏下有过短暂中断。

工业资本主义不同于市场经济。在工业资本主义下，以盈利为目的、使用节约劳动力的机器的私人企业成为生产的主要模式。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决条件是：经济行动者需要从社会中的次要存在转变成主要的精英集团，手握政治权力、军事手段，并且同时掌握可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导向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行动者必须为了金钱及殖民地的扩张而有与经济行动者结盟的兴趣；社会上必须存在以盈利为导向的发明的需求，以使诸如蒸汽机、焦炭熔铸法、珍妮纺纱机及其他对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至关重要的发明得以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断裂。

行文至此，笔者总结一下自己对于西方崛起的解释。笔者的解释并不全新，因为从韦伯（Weber）到布罗代尔（Braudel）、费纳（Finer）、琼斯（Jones）、霍尔（Hal）、曼恩（Mann）、拉赫曼（Lachmann）等等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他们的观点都或多或少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我的看法。然而，笔者强调的是经济行动者的特性，以及与军事和经济竞争相关联的机制的重要性；笔者同时强调以私利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成为可被正面价值观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一个关键。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笔者的观点具有新意。

笔者所理解的“西方崛起”包含五个交叉重叠的历史进程。（1）军事竞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推动下的强烈的理性化取向，以及积累性发展。（军事和经济这两种竞争形式有明显的胜败标准，此标准促成了工具理性的发展。而且，为了争取胜利，每一方都需要生产更多更好的武器与产品，结果无意中带来了社会在科技、生产和组织能力方面的积累性发展。）（2）欧洲国家力量强大之后天主教世界的崩塌以及其他宗教、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3）资产阶级权力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方面的纵深发展。（4）新的政治权力分享框架的兴起，在此之下，国家权力日增，但同时也受到非政治性精英（尤其是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权力的约束。（5）政府与商人联盟的存在：政府依赖商人敛财创收，以及维持殖民地的运作；而商人则仰赖政府的保护，以此进行市场扩张。

我解释的中心是欧洲存在竞争关系的精英行动者的性质及其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在其他文明中，精英们为了争夺支配权而竞争，但冲突很少会破坏社会中制度化了的精英关系。然而，在欧洲，包括国家、贵族、教会和（在中世纪中期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产阶级在内的精英行动者们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来没能在他们之间建立稳固的关系。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也一样）的意外诞生并非是什么“历史性进步”，而是欧洲不能制度化的精英竞争所产生的意外后果。竞争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精英行动者的力量对比与结盟关系，催生了有益于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新基础的出现。然而，为了行文简洁及配合我对于中国案例的分析，下文将集中讨论两个历史过程及其后果：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天主教世界的崩溃。

虽说人类有天生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由于典型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有以下三个弱点，人类的资本主义倾向在传统社会中不能够发挥出其潜力。第一，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是分散性权力。它制造出多重权力中心，并鼓励人们在空间上的移动，这些都对国家的控制力有破坏作用（尤其是对向社会渗透能力有限的前现代国家而言），并且经济活动分权化的性质使国家行动者更难统御社会。第二，典型的经济行动者的目标是牟利，在这样的活动中，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性计算能力是无比重要的。然而，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性计算能力（或理性）被所有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视为利己主义，这使经济行动者很难抵制来自道德价值主张的挑战。第三，经济权力也是一种延伸扩展型的权力。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都有扩张的趋势，但是没有一种权力，甚至军事权力，能像经济权力那样像病毒般地扩张。经济权力的扩张属性会促发一种线性的社会变化，它会破坏以维持原态为目标的传统国家的基础。由于经济权力的这些“弱点”，传统的统治者大多不喜欢商人，即便他们也必须或多或少参与某种盈利活动。

理论上，假如经济精英能够通过染指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精英的权力基础使自己变成一个功能多样的社会行动者，那么以上三个弱点是可以克服的。然而，由于经济权力的三个固有弱点，这一转变在传统社会几乎无法实现，但在欧洲却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包括一个竞争性的多国体系的形成，获得特许状的城镇和独立/半独立的城市的出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及为私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辩护和张目的哲学及新兴宗教的兴起。

多国并存体系，连同天主教会的强力存在，导致欧洲的弱国家传统并诱发连绵不断的战争。与经济竞争不同，军事竞争所宣称的目标总是某些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因此，战争不仅促进了积累式的发展，而且刺激了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这促进了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的发展。正是在欧洲弱国家传统下，我们见到了获得特许状的城镇和独立/半独立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一兴起不但刺激了经济竞争，而且使得市民（中产阶级）有了管理和保卫自己的城市的力量，或者说获取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经济竞争还促进了私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兴起和积累性发展，而独立/半独立城市则赋予了经济行动者以相当的政治和军事手段，并且保护了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要素——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们是激烈的政治和经济竞争的产物。但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也有着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西方议会民主制便源于两者之间的权力分享架构）。

宗教改革崩裂了天主教的一统地位，这削弱了宗教精英的权力，使欧洲政治精英在其势力范围内获得了更多的对宗教事务的支配权。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掀起了欧洲理性思维的巨浪。作为希腊—基督教传统的一部分的理论理性和形式理性得到了复兴。理论/形式理性复兴之所以重要，其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允许一部分为资产阶级张目的知识分子发展各种理论以证明以盈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是合理的和正面的价值观，于是就出现了诸如自然法、社会契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新教伦理甚至“看不见的手”等等“理论”。渐渐地，工具性的商业活动不再被视为自私和备受歧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正面价值，可以与任何一种价值观抗衡。渐渐地，以自我为中心的市场行为被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 是促成自由和繁荣的关键。这一过程被我称之为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化。它给予了盈利活动以全面的合法性，提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成为现代化的构成要件。随着这个价值化过程热火朝天地进行，工业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第二，理论/形式理性主义的兴起伴随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崛起，共同刺激了科学的发展。尽管科学的“进步”在其早期阶段并未对技术发明产生直接影响，但它孕育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并且提供了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知识元素。随着科学发展和以商业盈利为动机的发明激增，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也被拉近。

从多国体系的延续到独立和半独立城市的出现，到天主教世界的分崩离析以及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化，都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它们属于更高层次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加州学派学者所强调的经济/人口机制和技术因素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尽管这些高级因素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对必要，但仅有它们还远远不够，因为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工业革命也不会自动到来。这时，加州学派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就有了意义。

众所周知，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均来自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和资源剥削，以及煤炭储备的地理位置，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也可能成为英国和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最后，如果当时没有能够节省劳力的机械制造业的重大技术突破，英国和欧洲可能已经被人口爆炸而摧毁，还可能会导致战争、流行病的出现，并造成历史发展的逆转。因此，金世杰所认定的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牛顿物理学的出现和蒸汽机的发明确实对英格兰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前现代西方的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有利于英国和西方兴起的经济/人口条件也是欧洲长期跌宕不安的历史所带来的后果。这起伏动荡的历史则源自欧洲始终无法稳定下来的精英竞争格局。因此，虽然加州学派的学者所认定的对“大分流”至为关键的经济、人口和技术因素对于解释在英国和西方的兴起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却完全不能解释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

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审视中国的科技发展，我们将立即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模式。至少两类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要素与那些促进欧洲技术发展的要素是不同的。中国有较高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和许多时间绵长的朝代，强大的中华帝国政府也频频发起大型工程。这些都有利于创新和知识的积累。此外，在19世纪之前，历史上的大多数发明属于培根所说的经验型发明。中国人的务实心态非常有利于这种发明。最后，在中华帝国晚期，无论发明人的背景如何，新儒家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发明和对科学的兴趣不会带来财富、声望和权力，以自我为中心的商业动机也不能成为发明家的动力。因此，虽然中国能持续保持技术优势达二千年之久，但在宋代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大大放缓。

（二）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集中探讨了两个对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性发展至关重要且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即天主教统一世界的崩溃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与此相对应，本节的重点是晚明非正统的新儒家思想运动和中国商人在明清之际的地位。我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晚明的非正统儒家思想运动不能像宗教改革撕裂天主教世界一样摧毁新儒家在中国的统一地位，为什么晚期中华帝国的商业化没有产生坐拥强大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并能够捍卫、扩大自己的利益的资产阶级。

我下面的分析忽略了晚期中华帝国的几段历史，也就是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大量涌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以及满清征服后短暂存在的多国并存状态。不少学者用这些历史进程来论证中国有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充分机会，他们进而强调如果这些历史进程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中国甚至有可能自发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我之所以略过对这些历史进程的分析，因为我相信，虽然它们可能对某些类型的问题研究非常重要，但对于我所关心的问题却无足轻重。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征服，也不是为了贸易。它是一个政府行为，商人在其中没有起到主导作用。郑和船队的规模是哥伦布船队的近百倍，这在财政上并无可续性。我不能想象郑和下西洋如何会导致新儒家世界区的削弱和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崛起。美洲白银的涌入改变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和税收制度。我们甚至可以说美洲白银在17世纪初停止大量流入中国与明朝的灭亡也不无关系。然而美洲白银的流入并没有对新儒家世界造成任何根本性的破坏，并没有改变中国商人的从属地位。因此，它对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此外，一些学者怀疑，如果满清征服以后的多国并存体系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中国也许会和欧洲走向同样的发展方向。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简单地讲，多国体系存在于中国的分裂时期（220-581）以及唐宋变革之际（907-979）。然而，这些国家都逐渐采用儒家的政治框架来统治其控制下的地域。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的结果会有所不同。此外，欧洲多国系统更为复杂，该系统涉及许多性质非常不同的国家和政治行动者，而且不同的国家在宗教改革上支持不同的宗派信仰，并向宪政或专制的方向发展。更何况，多国系统只是我所确定的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五个重要历史因素中的一个而已。要解释本文关注的问题，孤立地审视它并无多大帮助。总之，反事实思维在历史分析中按说是破坏目的论思想的利器，但实际上，它更多地被用来制造另一种奇思幻想的目的论，在其中，某一因素被无限地从历史情境中抽离、拔高，成为历史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1）失败的“中国式宗教改革”

明朝末年，非正统思潮和非官方的新儒家思想就像路德教和加尔文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一样应运而生。如果成功的话，它们将像宗教改革分裂天主教世界一样让新儒家世界也分崩离析。然而，不同于宗教改革，非正统儒学并没有在任何方面明显地动摇新儒家世界。这一结果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它显示了新儒家政治制度的韧性，表明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本土是不可能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

儒家学者们对僵化的理学道统和竞争日益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不满，以及日益重要的南方市场经济，这些都推动了晚明非正统儒学的兴起。王阳明（1472-1529）是该运动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朱熹（1130-1200）认为理具有客观性，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而获得。王阳明则认为“心即理”，认为实现美德的关键不在于朱熹所主张的要通过学习和提升自我修养，而是“致良知”，只有这样才能“知行合一”。王阳明自己无法预见到他理想主义理论的后果。虽然他也强调学习和修身养性在达到“致良知”中的重要性，他的“心即理”为进一步阐发道德修养只需向己心求的各种理论打开了大门。在南方高度商业化和明末黑暗政治的背景下，王阳明的理论促进了代表着非正统儒家思想的两大群体的兴起。

李贽（1527-1602）可以说是较早出现的群体中激进的一员。他强烈抨击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礼教，弘扬佛教和其他思想流派。他称赞孩童的率真，并认为修身的目标是追求童真。他肯定人类追求天然欲望和功利行为，甚至称赞反叛英雄，提倡平等对待女性。晚年李贽的生活更是离经叛道。在他54岁那年，李贽辞官离家落发，悠游在僧儒之间。他被指控经常出入酒肆，且与妓女往来，甚至还和尼姑、寡妇以及其他女人有亲密关系。令人震惊的是，他甚至连否认这些指控的兴趣都没有。

作为早期非正统儒学学者群体的代表，李贽将王阳明哲学自然主义倾向推向了极致。与李贽不同，以黄宗羲（1610-1695）、方以智（1611-1671）、 顾炎武 （1613-1682）和王夫之 （1619-1692）等为代表的这一部分学者都经历过明清之际的丧乱。满族的征服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它的政治。他们也批评李贽的自然主义思想和离经叛道行为，乃至和李贽有关的整个泰州学派。他们相信是泰州学派的思想导致了道德的涣散，乃至明朝的崩溃。但是，这些学者也深受王阳明的影响，且在思想上和泰州学派有不少相似之处。与李贽相比，这些非正统儒学学者在道德上恪守传统，但是在政治上却主张变革。经这部分学者发展的政治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其中大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对明代专制主义的抨击。首先，国家是公器是“主”，而君王不过是“客”。其次，皇帝和官员应该是同事或朋友，而不是主仆关系。第三，通过设立掌握实权的宰相和扩大地方的自治权来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皇帝也要接受士大夫的监督。宦官和外戚的权力也应该受到限制。第四，追求财富是合法的，士农工商均应享有平等的地位。

这些非正统的儒学理念对正统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冲击应该说不亚于路德贴在维登堡教堂大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对天主教的冲击。如果其中的一些想法能付诸实施，它们肯定会引起一场“中国式宗教改革”，摧毁儒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并为新的可能性铺平道路。然而,尽管新的非传统观点在儒生群体中取得了一定的影响, 两个相关的原因使它不可能产生同欧洲宗教改革一样的影响。首先,前现代的天主教教廷不仅坚持《圣经》是唯一的真理,更将《圣经》的解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路德的维登堡宣言一经公开，立即引起一场你死我活的“真理问题大讨论”，最终导致天主教世界的分裂。而儒家学者则更多地将儒家思想视为道德体系而非超验真理。当李贽表达他的非正统的观点时，它引起的是李贽和与他交好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之间带有私人性质的争论。主流儒生更感兴趣的是掌握理学经义以通过科举考试，而不是这种辩论。明朝中央政府甚至没有插手其间。因此，非正统的儒家思想运动无法对新儒学一统地位产生任何长期性的冲击。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存在欧洲一样的多国并立局面。当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口贴出他的论纲后，他得到了萨克森选侯腓特烈的“保护”，拒不出席罗马教廷的传唤，以防遭致可能的迫害。如曼恩指出，这“立即阻止了单纯意义上的宗教妥协”，导致欧洲在思想和政治上同时的分裂。在中国,尽管国家对各种思想学说可以说更为宽容，但一旦国家决定压制，统一的国家体系使镇压远为有效。以李贽为代表的早期非正统儒家的发展终止于1602年——在学者批判和当地官员迫害的双重攻击下，李贽最终选择自杀。在明清之际出现的第二批非正统的儒学家也随着领袖人物的凋零而失去影响。尽管满清保留了相当多的游牧部族的特性，他们同时也重建了儒教的正统。当新一代的儒生参加科举成为清朝官员时，他们父辈的改革理念随之烟消云散。

尽管明清之际的改革声音已然泯灭，明清之际学者的道德保守主义却得到了满清统治者的支持。清朝早期学者的著作和活动促成了社会转向保守：宗族组织和儒家礼教对乡村的影响增强；忠贞观念被强化和更广为传播，对女性的控制更为苛严；随着国家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流行的文学形式和城市娱乐业也有萎缩

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实行比明朝中后期更为专制的思想控制。许多写于明末和明清之际的著作被禁止发行，文字狱使文人深为畏惧。一方面由于思想压制，一方面顺延明清之际学术的自身发展，清代文人的兴趣转移到考据上。他们“强调精确的研究、严密的分析和对收集梳理对历史文献和文本的梳理”，他们的学术活动也颇有可称道之处。

然而, 参与这一学术运动的主要学者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怀有盲目的文化沙文主义，对越来越被精英们所熟知的西方科学和技术持排斥态度，其研究兴趣和方法与早期现代的欧洲科学极不相同。

此外，理学继续保持正统地位，读书人依旧需要掌握朱子学说以求功名。19世纪，当欧洲帝国主义抵临之际，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理学在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然稳如磐石。只有在反复的军事失利之后，新儒学世界才开始出现裂缝，中国才被迫踏上现代化的道路。只有在20世纪初，晚明非正统的儒家思想才被那些试图在中国本土传统中寻找改革思想的学者誉为“中国式宗教改革”或者“启蒙”。

（2）中国经济行动者的弱势

我已经确定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关键条件。在前现代欧洲，商人控制着城市国家的政治，并且在欧洲大国中也拥有着一定的发言权；大的跨国经济组织拥有一定规模的半官方或私人武装；具有城市背景的知识分子著书立作为盈利行为提供合法性。这些商人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他们所享有的自主权在欧亚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让我们以此为参照来探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中国商人的地位。

在中国城市的研究中，施坚雅的六角型模式堪称典范，因为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乡镇的经济功能。然而，施坚雅模型最适合集市和镇，其次是县府。这是因为政治因素对于决定县城和更高级别的城市的位置、功能和命运变得越来越重要。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自宋朝的“城市革命”之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功能， 并且帝国晚期的发展与欧洲的城市发展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的城市仍有不同于欧洲城市的几个关键方面。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拥有过自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并且它们也没有像中世纪一些获得特许状的城镇或自由城镇那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研究中国城市的学者都承认政治和行政命令对中国城市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行动者缺乏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对商人做任何事情，或是国家有意消除经营性行为。除了明代早期的反商业政府行为这一例外，晚期中华帝国是相当务实的。大多数时候，政府为不同的目的保护、支持、参与和垄断不同的商业活动，同时根据资产与商品的不同特性而默认或者是承认不同程度的“产权”。

然而，缺乏自主性意味着中国的商人完全没有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使用政治权利、军事手段以及思想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所谓的“产权”也是完全任由国家支配。这就对中国商人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国家的政治主宰和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清商人非常热衷于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儒家教育，取得科举功名并致仕。他们与地方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与仕宦家族联姻。他们为政府征收税款，并且介入乡镇治理活动。他们参与地方慈善活动，仿效士人的生活方式，旨在获取尊重与信任，并使得商业活动能更顺利开展。然而，这些经济行动者无法构建诸如自由主义或“看不见的手”这样的非正统的价值观来为他们的经营性行为正名，而且他们必须严格隶从官府。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经济行动者的弱势，更进一步表明在西方到来之前工业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自发地崛起。

 4   结语 

本文提出与加州学派的学者相左的观点。我认为，尽管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英国的兴起不是历史必然，但中国在19世纪或此前或稍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可能出现工业资本主义方面的根本性的突破。由于商业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富庶地区有着较高的生活水准，然而，明清时候的中国，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理论/形式理性极不发达；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而商人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家的权力。与欧洲情况不同的是，晚期中华帝国维持灿烂的商业的原因不是新儒家世界的衰弱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而是帝国庞大的领土和人口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王朝中期特有的长期政治稳定。当欧洲人在19世纪持着现代武器抵达中国时，中国并没有走向工业革命而是走向王朝的衰落。中国并非自发地迈入现代化，而是被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拖入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

*文章原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作者：赵鼎新

浙江大学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和访问教授。致力于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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