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玩着传统精英的游戏, 却暗中改写美国政治的旧套路”
硅谷金智复合体及其“自由世界主义”议程
文｜银培萩
来源｜当代亚太
▲ 图源：互联网
广义的科技精英包括一切因为科学技术优势而取得高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官僚等。但是，美国语境下的“科技精英”有很强的指向性，是指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化革命而创业成功的一批跨国公司领导者，如盖茨、扎克伯格、马斯克、贝索斯等。由于其公司总部或创立地点多数在硅谷，科技精英也时常被叫作“硅谷精英”。科技精英的“富可敌国”名不虚传——在2021年全球财富排名榜上，前10位中有8位是科技精英，其资产之和高达1.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排名第15名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
以高科技跨国公司为身份标识的科技精英在获得财富与声望的同时，也招致怀疑与非议。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政府对科技公司及其负责人加强审查和规训，使“科技精英威胁国家”的说法引起物议沸腾。2020年，美国的立法和行政部门联合对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等硅谷科技公司强化审查，脸书公司被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式起诉，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多次被要求到国会作证。可是在审查、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多重压力下，科技精英的财富依然保持韧性增长。于是，卢梭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左翼政治家的带动下把矛头对准科技精英，将民主和公平的危机归咎于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等公司。另一方面，美国又在经济、技术乃至政治上十分仰仗科技精英。“富可敌国”的科技精英掌控的企业以硅谷为核心形成集聚效应，对全球地缘经济有辐射作用。拜登政府发起“印太数字发展议程”，硅谷与日本的民间层面合作成为美日合作复苏的新支点。英特尔公司以千亿美元打造的半导体基地成为拜登对乌克兰的国情咨文中吹嘘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噱头。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合作完成载人航天飞行，使美国的近地轨道飞行任务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并非所有的“科技精英”都有政治诉求，但一部分有强烈意愿参与公共和政治事务的科技精英，是本文试图研究和分析的对象。他们有的投身公益慈善，试图以财富和技术来解决公共难题，有的通过商业活动和慈善捐赠来间接或直接地介入美国和全球的政治事务。之所以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是因为他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有一定的共性，在政治上集结成一个笃信技术专家主义、以科学和数据为指南的“硅谷政治学派”。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聘请了大量硅谷科技公司及其关联性慈善机构的高管入职白宫。单是“陈·扎克伯格倡议”（CZI）的职员就有5人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数字服务、情报等部门，似乎进一步“坐实”了有关科技精英与“深层国家”的种种猜测。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那些有政治诉求的科技精英对本国和全球政治事务产生的影响？本文建构了一个科技精英在个人层面施加跨国政治影响的理论框架——在数字相互依赖中，科技精英直接获得生产和知识的结构性权力。这两种结构性权力可以部分转化为金融和安全的结构性权力，也可以衍生金钱和观念资源并投入到美国运作成熟的金智复合体机制中。这两种途径都能够让科技精英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通过扎克伯格及其金智复合体推动“自由世界主义”议程的案例，本文阐释了上述多种机制如何被付诸实践。
2 “黑客慈善”：科技精英的政治参与
国际政治理论有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但既往解释数字化革命与科技行业的理论多从前两个层次出发，相对忽视第三个层次。近年来兴盛的新理论中，“数字相互依赖”是体系层次上关注国家被技术削弱的新理论；“技术民族主义”是国家层次上探讨如何对技术进行主权性管理的新理论，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科技精英个人层次的施动性。
在个人层面，科技精英以一种非常独立的渠道来参与政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黑客慈善”。脸书前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2015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从数字革命中获得财富的第一代科技巨头应该通过“黑客慈善”来改变世界。这篇文章被广泛引用，成为科技精英之间相互认可的一种说法。黑客文化是一种政治参与模式，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宣传”概念和信息流动权。互联网成为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工具，也开辟了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互联网黑客在政治上是乌托邦现实主义者。
黑客慈善是一种黑客文化与慈善事业的组合方案，也就是用“黑客”的方法来捐赠财富。从2020年美国慈善捐赠排行榜来看，前25位中有多达14位来自科技行业。美国精英热衷慈善捐赠并不稀奇，但是科技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区别在于“黑客精神”——传统慈善比较强调公民性和地方性，科技精英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影响力”和“大问题”上，认为“破坏传统模式并进行创新”很重要。帕克指出，这种慈善模式与黑客文化有某种联系——黑客的特长是发现系统漏洞并进行修补，极度追求量化、抽象和系统化。相应地，黑客慈善瞄准疾病、气候变化等技术难度高、涉及全人类的问题，较少受理个体的救助需求。黑客慈善也依赖模型和大数据算法，类型化和简化人类的多元需求。他们很少“怜贫惜弱”，对扶贫、家庭虐待、精神疾病等人类基础需求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偏好可量化的、不需要人工干预、不涉及道德判断的问题。
“黑客慈善”毫不避讳对政治的干预。帕克被多次引用的一句话是：“政治干预可能看起来有些肮脏，但宏大问题必然触及政治层面。”扎克伯格在回答为什么聘请政治活动家来管理他的慈善组织时也说：“政治工作有助于慈善目标的实现，毕竟国家拥有的资源比任何私人组织多得多。”一个最新的证据是，科技精英通过慈善捐赠对2020年的美国选举结果发挥了重大作用，除了与传统慈善机构一样动员投票、改变议题叙事以外，科技精英着力在社交媒体、数字竞选广告上下功夫。
因此，慈善是研究科技精英个人层面的政治影响最关键的切入点。有丰富文献显示，美国财富精英长期通过慈善事业影响公共政策、催化社会变革。在经济学中，存在“慈善资本主义”概念，其与“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互为映照。政治学则关注慈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如何在美国内政和外交决策中发挥实质性影响。有学者认为，整个美国的慈善行业已经脱离底层，不太追求社会的公平和进步，上层的价值观和偏好支配着整个行业。慈善事业为党派竞争间接投入的金钱越来越多，采用的形式也愈加复杂。科技精英用慈善来争夺美国政治高地的做法越来越常见。超过一半的美国慈善精英（56%）有政治抱负，并通过慈善捐赠或直接的选举捐赠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
数字相互依赖理论关注到了技术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冲击，但没有超出反思新自由主义的范畴，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旧瓶装新酒”。而技术民族主义的问题是，它轻视了硅谷作为一个多元主义精英群体的主体性：硅谷早早背离了它诞生时所属的军工复合体，也从未被整合进美国商业利益集团，与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党关系疏离。硅谷精英很难听从一个集中的“国家意志”，何况这个国家已经因为政治极化、府院之争而深度撕裂。相比之下，“黑客慈善”提供了一种新的线索，它捕捉到科技精英极具个性化的政治参与方式。然而，科技精英自己书写的黑客慈善叙事停留在现象层面，并具有乌托邦主义成分；而美国学术界有关慈善政治的文献又很少有聚焦科技精英这一群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将结合二者视角，提出一个有兼容性的理论框架。
3 科技精英的个人政治影响
本文提出了一个科技精英从个人层次施加跨国政治影响的推论。科技精英的个人权力本质上是从数字相互依赖中直接获得的“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分为生产、安全、金融和知识四种，科技精英掌握最前沿技术的原理与应用，凭借技术突破建立全球性的跨国公司，直接掌握知识（强）和生产（强）两种结构性权力。但金融（弱）和安全（弱）这两种结构性权力是科技精英的短板，他们并不能先天具有这两种结构性权力。科技精英实现政治抱负有两种做法，其一是将某种结构性权力转化为另一种结构性权力，其二是将结构性权力的衍生资源投入本国政治的成熟机制。两种做法的本质都是行动者对手中的直接资源进行各种形式的转化、兑换与分配，以突破现有结构的限制，在更大的结构中对本国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数字相互依赖带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红利在21世纪大大赋权了科技精英，使他们自然获得了生产和知识两种结构性权力。首先，科技精英的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关键主体，科技精英的生产结构权力不言而喻。其次，在知识结构中，科技精英不仅在互联网、高端制造业，甚至在这些产业背后的基础科学领域占有前沿地位，也因为他们的“技术神话”而在哲学和价值观上具有很强的魅力，是“Z世代”崇拜和模仿的对象，这赋予他们知识结构权力。
事实上，金融和安全结构仍然由主权国家和传统行业精英牢牢控制，这导致科技精英的四种结构性权力是不平衡的——虽然生产和知识权力很强，但金融和安全权力很弱。控制着全球金融结构的是美联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主义机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华尔街金融企业。这些机构依托的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美国政府对金融利益集团的依赖。全球安全结构则几乎由主权国家垄断。
▲ 图1 科技精英的个人政治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科技精英手中的结构性权力具有越来越强的延展性。机会窗口不断出现，使科技精英尝试从生产与知识结构跃迁到金融与安全结构，实现权力的“跨结构转化”。
首先是将生产结构权力拓展至金融结构。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线上支付的重要性提高，大大提升了科技行业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和国家的议价能力。金融机构不得不主动地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结算方式，而国家也要对金融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进行深度改革。随后，数字货币的横空出世更强烈冲击了传统意义上由主权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数字货币的底层逻辑是区块链技术，它具有去中心化、可编程性的特征，以密码学算法为安全保障。而科技精英的前身“黑客”，是世界上最早一批掌握和应用这些技术的群体。这些技术也早已融入科技精英的商业帝国，是科技精英生产结构性权力的一部分。包括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等在内的全球数字货币已多达1500余种，全球总市值曾一度高达3891亿美元。
其次是将知识结构性权力拓展至安全结构。全球安全结构可以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部分。非传统安全方面，颠覆性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大大增加了网络战争的风险和破坏力，网络空间军事化已成不争的事实。这强化了科技精英在非传统安全结构中的影响力，因为科技精英对互联网环境有强大的塑造与控制能力。2018年，微软联合了脸书、思科等34家科技巨头签署《网络科技公约》，承诺加强技术合作，加强对网络攻击的联合防御，不卷入由政府发动的网络安全攻击。传统安全方面，科技精英也一样有所建树。信息技术外溢到高端制造业，最尖端的技术常常在产业界直接变现。在太空飞行、登月计划中，美国政府出于成本和技术的双重考虑，与马斯克、贝索斯等科技精英开启了公私合作。
跨结构转化只在私有化程度高、国家角色淡化的领域容易成功。如果国家在某些领域里鼓励或允许私有化力量介入，科技精英就可以直接施展其掌握的生产结构和知识结构的权力。否则，它带来的麻烦就比好处更多。例如，互联网政治运动、“数字外交”都瞄准社交媒体作为政治动员工具，而科技精英作为平台的负责人要承担风险，一旦平台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没有做到“政治正确”，或是对负面舆情约束不力，就要被迫代表平台承担责任，并且要首先向美国政府汇报。科技精英虽然具有将社交媒体（生产结构）的权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安全结构）的潜力，但是绝不会轻易这样去尝试。甚至可以说，科技精英将“无意中”获得的一部分安全结构权力已经主动让渡给了美国政府。
（三）金智复合体
在公有化程度高、国家角色强势的领域，科技精英需要按照传统的游戏规则来参与政治。在众所周知的“军工复合体”精英政治机制中，科技精英没有优势。但近年来，美国政治出现一种比较显著的“金智复合体”机制，科技精英在其中的优势很明显。理论上，金智复合体机制指原本各自独立影响政治的“金钱—政治”和“观念—政治”关系链转变为协同性的“金钱—观念—政治”的三元关系链。这种关系链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往往有知识盲区或摇摆空间。观念塑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决策者态度与政策结果。然而，知识生产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高度私有化的，科学研究、政策辩论、精英社交等都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捐赠者为这些活动提供资源，一方面可以影响政策结果，另一方面以资助观念作为中介，可以隐匿身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如前所述，科技精英的权力在生产和知识结构中表现突出，匹配了“金钱”和“观念”两种资源。
金智复合体的主要形式是慈善捐赠，它区别于“政治捐赠”，后者是在选举过程中直接向候选人捐款。政治捐赠有强烈的党派性指向，等于承认了与党派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观念层面影响受众的能力不强，强化了“金”的一面而弱化了“智”的一面。相反，慈善捐赠并不谋求影响政策制定者的人选，而是致力于在长周期内、从具体议题上改变政策制定者的观念，近年来饱受关注的“暗金政治”就是聚焦这种捐赠。
操作上，金智复合体在美国的政治与外交中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政治现象。金智复合体包括了一系列具体实践，以捐赠机构为基本单位，金智复合体可以独立运作，也可以融入更大的捐赠圈。
捐赠者个人或家族的捐赠机构常常构成一个独立的金智复合体，例如洛克菲勒家族的一系列基金会。不同捐赠者的捐赠机构也可以融合成混合型金智复合体。政治极化就是催生混合金智复合体的一种动力。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通过长期研究发现，美国以左右意识形态为纲，形成了两个大型捐赠集团（donor consortia）：右翼是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领导的科赫研讨会（Koch Seminar），左翼是索罗斯等人领导的“民主联盟”（Democracy Alliance），二者在社会层面复刻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极化局面。此外，族裔、宗教也是融合因素，“美国穆斯林社区基金会”于2016 年成立后，在五年内孵化了8个捐赠圈，主持着8个非营利捐赠基金，并发展出“新美国穆斯林妇女捐赠圈”。
4 硅谷金智复合体
从话语到行动，硅谷的科技精英都明确表达了想通过捐赠来产生政治影响的意愿。硅谷常见的捐赠机构有三类：501(c)(3) 基金会、有限责任公司（LLC）和捐赠者建议基金（DAF）。501(c)(3) 是非营利免税组织，无论是亲自创办还是向其捐款，都可以返还税收优惠，但有披露财务信息的一些要求。LLC是正常交税的公司，不需要披露财务信息，自由度比较高。DAF介于捐赠工具和金融工具之间，是一个慈善性质的投资账户。科技精英会“按需成立”不同的捐赠组织，兴趣相投者会融合成捐赠圈。普通捐赠圈与金智复合体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政治意识形态。如果没有政治上的一致主张，捐赠圈就仅仅是一种“兴趣联盟”。而如果发展出意识形态，捐赠圈就成为融合金钱和观念的网络并能用于推动特定的政治议程。硅谷既有各个科技精英独立运作的金智复合体，也有基于相似的产业利益（高科技行业）、地理空间（西海岸/硅谷）和认知取向（黑客文化），融合形成的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捐赠圈。
（一）捐赠机构：501(c)(3) 、LLC或DAF
501(c)(3) 形式的基金会是最常见的美国慈善组织类型，20世纪完成财富积累的科技精英多数选择这种捐赠工具。微软创始人盖茨、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惠普公司的创始人威廉·休立特（William Hewlett）等都很早就创有私人基金会。基金会是501(c)(3) 组织中纯粹用于捐赠和资助，而不直接运营实务的。贝佐斯、马斯克等科技精英扣除了慈善捐赠产生的税收优惠后，向政府支付的“真实税率”低于 5%。税收优惠的原因是501(c)(3) 必须为“公共目的”而成立，理论上，全社会都有均等的机会从这类组织的活动中获益。501(c)(3) 也因此受到严格限制，它必须定期向税务部门提交表格，资金来源不能匿名，也必须与政治事务保持距离，不能介入选举，也不能将主要资金用于游说。但是，501(c)(3) 有丰富的渠道来从观念层面影响政治，如资助智库、媒体，501(c)(3) 可以还可以资助501(c)(4) 组织，后者虽同是免税组织，但有更大的政策倡导和游说自由。这些都成为501(c)(3) 影响政治的“幽径”。
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科技精英放弃税收优惠，选择有限责任公司（LLC）作为慈善捐赠的工具，为的是更少地受到法律约束，从而更自由地从事政治活动。LLC不需要披露捐赠信息，无须像501(c)(3) 一样提交纳税表格，它的资金流向也因此比前者更难追踪。
捐赠者建议基金（DAF）在最近十年的硅谷科技精英中更加流行。首先，DAF可以接受现金或增值性的金融资产，并为捐赠者立刻带来税收优惠；其次，它可以匿名，捐赠者无须暴露自己的身份信息；此外，它在支出和活动方面的限制很小，资助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不受限制。目前已经有大量硅谷科技精英及其家族成员成立DAF，包括扎克伯格、马斯克、易趣公司的合伙人杰弗里·斯科尔（Jeffrey Skoll）等。
捐赠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成立何种捐赠组织。基金会是绝大多数精英的选择，但扎克伯格是一个例外，他的巨额资助是以LLC的形式注册的。扎克伯格表示，他的慈善组织CZI注册为LLC等于放弃税收优惠，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政策倡导与改革。为此，扎克伯格聘请了专业的政治活动家来管理CZI的政策倡导工作，如奥巴马2008年的总统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以及管理小布什2004年竞选、在2005年至2007年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肯·梅尔曼（Ken Mehlman）。虽然存在盖茨基金会这种坚持以传统的501(c)(3) 形式运作的捐赠组织，但它们的政策参与度也很强。盖茨基金会长期与多边主义机构合作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每年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全球卫生多边治理机制中获得与多边主义组织相似的地位。更多科技精英选择转向LLC和DAF，以更低调的形式实现了金智复合体的权力转化机制。学术界对精英使用LLC和DAF进行不透明捐赠的问题表示担忧，引发了关于改革和监管DAF的呼声。2020年，美国加州第一个通过了监管DAF的立法，但尚未签署生效。
（二）捐赠圈：硅谷社区基金会
科技精英的金智复合体依托于硅谷捐赠圈的形成。如前所述，由一个精英创立的多个捐赠组织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金智复合体，但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捐赠者或捐赠机构在一定社会化过程后可形成“捐赠圈”（giving circle），也就是捐赠者之间汇集资源，形成共识性捐赠取向的社会网络。安吉拉·艾肯贝里（Angela M.Eikenberry）2007年估计美国约有200个捐赠圈。智库“慈善内幕”（Inside Philanthropy）认为，到2022年美国的捐赠圈已经达到2000个。20世纪中期，美国的慈善事业版图从原来以“纽约—东海岸”为中心明显地转向“硅谷—西海岸”。进入21世纪，科技精英以硅谷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捐赠圈，捐赠者之间越来越具有认知共同体的特征。
硅谷捐赠圈的形成以数字革命带动的三次财富积累浪潮为界。第一次浪潮在20世纪下半叶展开，以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相关产业的繁荣为起点。成立于1939年的惠普公司被视为硅谷的诞生地。20世60年代，惠普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创立了休立特基金会（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这也是加州第一批利用早期科技公司的资金创建的大型基金会。随后，英特尔公司的成功促使盖茨和摩尔等高管于20世纪末成立了个人基金会。第二波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受初代互联网商业的繁荣驱动。在电子商务领域发迹的易趣公司合伙人奥米迪亚和斯科尔各自创建了501(c)(3) 和LLC形式的新型慈善事业，开始将资金用于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第三波浪潮发生在2010年前后，出现在更多元化的ICT产业。这波浪潮的科技精英与前辈不同，他们不等“功成名就”，而是在创业成功后即刻启动慈善事业。扎克伯格在脸书上市后两年就向纽瓦克公立学校系统捐赠了1亿美元，在五年内创立了CZI。谷歌公司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均是如此。第三波的浪潮中的科技精英也被称为“1%一代”，他们受赛富时（Salesforce）创始人贝尼奥夫的影响，在个人慈善事业外，做出捐献1%的股权、1%的产品和1%的员工时间的“1% 承诺”。
硅谷社区基金会（SVCF）成立于2007年，是硅谷捐赠圈最典型的组织载体，也是硅谷金智复合体开始形成的标志。社区基金会在税法上是501(c)(3) 的子集，名为“公共慈善组织”，免税程度比私营基金会还高。它要求资金必须来源广泛，而不是单一捐赠者。但是，福布斯曾于2018年统计，SVCF的大捐赠者主要以科技精英为主，包括脸书的多名高管、易趣的斯科尔、推特的多尔西（Jack Dorsey）、网飞（Netflix）的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网络信使（WhatsApp）的布赖恩·阿克顿（Brian Acton）等合伙人、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智库“资本研究中心”通过调查SVCF的税务表格发现，其2019年收入的70%只来自11个捐助者，2018年的收入有75%来自10个捐助者。也就是说，SVCF名为“硅谷社区基金会”，实际上它的旨趣并不囿于“社区”，而是一个由科技精英主导的捐赠圈。用SVCF前任首席执行官埃梅特·卡森（Emmett Carson）的话来说，SVCF“无法放在任何一张地图上”，“社区”的地理位置、兴趣和身份不应该成为它的限制。
SVCF虽然以硅谷为基地，但其目标却在美国全国和整个世界。科技精英的庞大资金注入使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资产在2018年达到了惊人的135亿美元，至今仍是美国最富有的社区基金会。SVCF还吸纳大量的DAF赠款，致使其资金的来源更不透明。然而，SVCF的赠款很少用于本地“社区”。2017年，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资产同比增长了 64%，它在本地的慈善捐赠却同比下降了 46%，并为此承担了巨大舆论压力，不得不从2019年起开始将注意力放回湾区本地。大量研究和媒体报道显示，SVCF的赠款主要流向了区域外和国际事务。资助了大量有政治性的501(c)(3) 、501(c)(4) 组织，其中大部分与民主党有关。
（三）意识形态：自由世界主义
硅谷科技精英的意识形态可以概括为“自由世界主义”，具体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在国内政策上赞同自由多元主义，相对亲近民主党；在国际政策上推崇世界主义，反对孤立主义。这是一种混合了理想层面的黑客文化（世界主义）和现实层面的党派议程（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科技精英追求以黑客精神为内核的“人类一体”概念，也不得不在美国两极分化的混沌政治现实中“选边站”。
在现实层面，科技精英推崇自由主义。比起共和党代表的“消极自由主义”，科技精英的立场更接近民主党代表的“积极自由主义”。共和党维护白人选民和主流利益，而民主党在教育、移民、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种族平等议题上更支持少数群体的利益。硅谷企业以高素质移民为主体，科技精英显然倾向后者。在国际政治中，科技精英对全球健康和发展、气候变化、太空与极地探索等议题有浓厚兴趣，这不仅与共和党背道而驰，甚至比民主党还要“先锋”。最后，科技精英在认知取向上笃信科学理性和世俗主义，也与重视传统伦理和宗教信仰的共和党格格不入。
在理想层面，科技精英推崇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来自希腊语（kosmopolitês）。在思想史上，东西方对世界主义的解读各有不同，共性是认为全人类都属于一个共同体，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黑客文化与世界主义有诸多共通之处。互联网的发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接近于一种虚拟的世界主义——黑客打破了主权国家设置的种种“防火墙”，数据在互联网上自由流动，公开并且可追溯。黑客可以将资源与全世界共享，并将系统的弊端公之于世。正如脸书前总裁肖恩指出，黑客的价值观是“反体制、对系统漏洞很敏感、对数据有宗教式的信仰、用优雅的技术和社会解决方案破解复杂问题”。当黑客晋升为社会精英，并渴望承担社会责任时，往往表现得比较乌托邦主义。例如，扎克伯格在宣布成立CZI、捐赠几乎所有个人股票时，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在21世纪末治愈人类所有疾病，让人均寿命达到百岁。长期管理硅谷慈善的专业人士对此的解释是：“对于这些捐赠者来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黑客）正在改变世界，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捐赠也应该改变世界。”
▲ 图2 代表性科技精英的“自由世界主义”思想谱系
根据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程度的强弱，图2展示了科技精英四种基本类型的思想及其典型代表。在两个维度下，科技精英群体内的“自由世界主义”主张有程度上的差别。
第一种“强自由主义—强世界主义”的代表是扎克伯格，他也是本文案例研究的对象。扎克伯格长期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民主党政客提供支持，担任民主党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的顾问，也支持与民主党观点接近的共和党人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此外，扎克伯格世界主义的意识很强，很早就提出过希望建立一个虚拟的全球共同体，用知识和技术来解决未来世界的治理问题。
第二种“强自由主义—弱世界主义”的代表是奥米迪亚。奥米迪亚在国内政治上非常左翼，是科技精英中最坚定的特朗普反对者。他从2016年开始为“反特朗普”运动积极奔走，除了资助反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其个人慈善组织“民主基金”为反特朗普的501(c)(3) 、501(c)(4) 大量组织筹款。相比之下，奥米迪亚参与全球性事务的积极性较弱，远不及盖茨和扎克伯格。
盖茨是第三种“弱自由主义—强世界主义”的代表。盖茨基金会对于全球卫生治理的贡献不仅得到国际组织、主权国家等官方部门的肯定，也在学术文献中被广泛探讨。然而，盖茨与私营部门的亲密关系体现了他偏向保守主义的一面——他反对在新冠疫情下削弱疫苗研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且与美国制药公司有深度的利益关联。
马斯克是第四种“弱自由主义—弱世界主义”的代表。内政问题上，马斯克很少卷入美国国内的党派竞争，偶尔会嘲笑民主党左翼政客针对富人的税收政策。在国际政策上，马斯克的“真情实感”不多，他对气候变化的慈善承诺与特斯拉的业务有关，参与美国太空探索战略的背后有强烈商业动机，甚至还与贝索斯的公司激烈竞标。深受“Z世代”崇拜的马斯克虽有“反建制”的标签，但实际上对民族国家和国际秩序的挑战性是最弱的。
综上所述，科技精英的政治影响机制，是以结构性权力为依托，一方面可以通过精英直接控制的捐赠机构形成独立的金智复合体，另一方面也可融入更大的金智复合体，综合多种渠道对资金进行分流和匹配。自由世界主义是硅谷金智复合体总体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侧重在国内政治中支持左翼政党和议题，“世界主义”侧重在国际政治中支持多边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根据这两个维度上的细微差别，自由世界主义存在四种基本类型，分别以扎克伯格、奥米迪亚、盖茨和马斯克为典型代表。
5 践行“自由世界主义”——以扎克伯格为例
为什么选择扎克伯格作为科技精英的研究案例？第一个原因是理论性的，在四种基本的自由世界主义类型中，扎克伯格是“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双强，可以最全面地展示自由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二个原因是现实性的，扎克伯格遭遇美国政府的审查最多，他试图突破限制性结构的动力也最强。近年来，虽然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公司都面临美国政府的反垄断审查，但只有脸书公司第一个被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式起诉。确定扎克伯格作为案例后，本文进一步选取了他与 “自由世界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的6个国内和国际行动作为子案例，追踪了“跨结构转化”与“金智复合体”这两种机制在其中的应用。
（一）国内议程：自由主义
在自由主义议程方面，扎克伯格有明确的温和左翼立场，即支持自由主义，但拒绝左翼民粹主义。2020年1月31日，扎克伯格在硅谷技术峰会的演讲中说，他的政治立场是支持绝对的“表达自由”。扎克伯格和硅谷其他科技精英一样，支持与开放、透明和全球化等价值观有关的政策。尽管从2012年到2022年，脸书政治行动委员会（Facebook PAC）对共和党的捐赠高于民主党， 但扎克伯格通过运作自己和硅谷捐赠圈的金智复合体支持的是民主党。他用慈善资金助推了拜登2020年总统选举的胜利，被保守派称为“扎克现金”。在司法、教育、移民、种族等领域，扎克伯格与其他科技精英合作，倡导一揽子的左翼政治议程。
1. “扎克现金”
“扎克现金”（Zuck bucks）的背景是，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自由主义（左翼）和保守主义（右翼）动员选民的策略不同——通常情况下，投票率越高对左翼越有利，反之则对右翼越有利。因此，左翼的资助者会致力于增加投票率和投票便利性，而右翼的资助者则会以“选民诚信度”为名，尽力筛选掉一部分“不诚实”的选民，变相地阻止了一部分群体（通常是擅长草根动员的左翼团体）登记和投票。这种做法在历史上已被多次使用，萨沙·伊森伯格（Sasha Issenberg）的研究发现，卡内基基金会通过资助与“数据分析”相关的政治学研究，成功提高了政治冷漠的选区的投票率，使他们成为民主党的票仓。
“扎克现金”具体指的是，扎克伯格在2020年美国选举中结合自己的CZI与硅谷捐赠圈来提高投票率、增加民主党优势的做法。扎克伯格选择了他最擅长的技术领域，在新冠疫情使现场投票受阻的情况下，结合互联网改善选举基础设施和投票条件。两个关键的非营利组织“技术与公民生活中心”（CTCL）和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CEIR）承担了扎克现金运动中的中介功能。一方面，扎克伯格的CZI于2020年9月拨款2.5亿美元给CTCL，拨款5000万美元给CEIR。CTCL是一个以技术见长的组织，与脸书与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合作，帮助选民参与线上选举，并为候选人提供线上竞选的技术培训；CEIR是一个选举政策倡导团体，以研究和二级赠款来提高投票率。另一方面，扎克伯格还通过硅谷捐赠圈来增强对两个组织的支持。扎克伯格是SVCF长期以来最大的个人捐赠者，而SVCF在2020年向CTCL捐赠了3.28 亿美元，向CEIR捐赠了6900万美元，分别是该基金会当年第二大和第三大拨款。
“扎克现金”在2020年大选中所发挥的拐点性作用已被广泛讨论。首先，新冠疫情期间的资金加技术手段大幅度提高了远程投票率，大大有助于民主党。CTCL和CEIR在疫情期间不仅提供线上投票技术支持，也为邮寄选票提供补贴。在2020年大选中，1亿多人通过邮寄进行早期投票，对拜登的胜选至关重要。其次，资金的规模足以与财政支出匹敌。美国政府2020年3月为支持新冠疫情期间选举出台的《CARES法案》拨款4亿美元。而扎克伯格仅仅从自己的捐赠机构CZI就为CTCL和CEIR支出了3.5亿美元，加上扎克伯格捐赠给SVCF并被用于这两个组织的4亿美元，已经实际上超过了《CARES法案》的财政拨款。最后，部分研究认为，“扎克现金”在地方层面对选举基础设施的支持中具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向支持拜登的州县提供更大的赠款和更多的人均资金。这种倾向在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北卡罗来纳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尤其突出。
2. 左翼议题
扎克伯格也与盖茨、奥米迪亚等科技精英合作，在教育、移民、种族正义、司法、新冠疫情等内政事务上明确地支持自由主义立场，涵盖一揽子左翼政治议程。扎克伯格为教育改革投入的财力和效果已被学术界承认。2013年，扎克伯格与盖茨和领英（LinkedIn）合伙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等科技精英合作设立非营利组织“FWD.us”，公开倡导移民政策。2014年，FWD.us发起大规模的移民改革运动，也为主张全面移民改革的参议员卢比奥、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等人提供支持。CZI向移民类倡导组织“国家移民论坛”“移民法律资源中心”和“美国移民委员会”提供20万到100万美元不等的资助。从2016年起，扎克伯格通过CZI为改革刑事司法体系、减轻监狱刑罚投入数百万美元。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CZI从2021年6月拨款了1.1 亿美元用于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事业恢复，其中以少数族裔的疫苗接种和教育作为重点方向。
（二）国际议程：世界主义
2017年，扎克伯格的一篇“全球社区”宣言表达了世界主义的思想：“社区的治理应该随着居民的复杂性和需求进行扩展……如建立一个全球投票系统，赋予人们更多的发言权和控制权。”扎克伯格的“元连接”（Meta Connectivity）计划、“天秤币”（libra）计划，以及卫生治理和气候变化议程，都展示了他通过跨结构转化或金智复合体来推进世界主义价值观的行动。
1. 元连接
扎克伯格拓展全球网络空间的“元连接”计划，是他动用自己的商业资源和在全球性生产结构中的权力推进世界主义议程的案例。元连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全世界的互联网覆盖率，打造真正“互联互通”的全球网络社区。人人能上网是元宇宙图景落地的现实基础，但是第三世界还有广阔地区没有连入互联网。元连接战略可以追溯到2013年，扎克伯格提出将在五到十年内实现“人人能上网”的目标。随后十年中，他广泛地与电信公司、设备制造商和各国政策制定者合作，加入电信基础设施项目（TIP）、无线联盟（Wi-Fi Alliance），并在特定国家和国际上开展相关倡导等。
在元连接战略中，最重要的两个项目是将互联网人权化的“Internet. org”和从地缘上拓展互联网边界的“2Africa”。
Internet.org（又名Free Basics）是一个政治化的网络援助项目。2013年，元宇宙与三星、爱立信、诺基亚、高通等六家公司合作，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免费的互联网资源。Internet.org在产生全球影响的同时，它内含的意识形态也引发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察觉和抵制。Internet.org进入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为1亿人提供了互联网资源。但是，Internet.org只是对一部分内容免费，超出这个范围的访问需要收费，而有限的访问范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议。2017年，非政府组织“全球之声”发布报告称，Internet.org提供的免费内容“亲西方企业”，是违反网络中立性的“数字殖民主义”。
印度对Internet.org的拒绝充分体现了“数字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印度是Internet.org推进的重点国家。2014年5月，莫迪赢得印度总统选举，脸书在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首届Internet.org峰会在新德里召开，扎克伯格与莫迪也在峰会上达成了推进Internet.org的共识。然而，Internet.org正式进入印度后，被质疑违反“网络中立性”。2015 年 3 月，印度电信监管局正式对Internet.org进行调查。2016年，印度宣布支持“网络中立性”，将Internet.org定性为非法。退出印度对Internet.org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其官方网站在大约一年内没有任何更新。几乎同时，Internet.org退出了缅甸、玻利维亚、刚果共和国等十几个国家。在印度遭遇滑铁卢后，Internet.org尽管没有正式关闭，但被提到的次数越来越少，官方信息也近乎没有更新。2019年的元宇宙管理层人事变动甚至使媒体猜测这一项目已经悄然流产。
另一个关键项目2Africa开始于2020年5月，这是一个环绕非洲大陆并连接欧洲和中东的海底电缆建设项目。2Africa由8家公司共同出资，原定总长度3.7万公里，2023～2024年投入使用。中国移动国际（CMI）也是主要的合作者。2021年9月，元宇宙宣布为2Africa新增“珍珠”分支（2Africa PEARLS），将覆盖范围扩展至塞舌尔、科摩罗群岛、安哥拉和尼日利亚东南部。目前，2Africa的铺设长度已超过4.5万公里，是迄今为止全球最长的海缆项目。在8个合作伙伴中，元宇宙公司是该项目唯一一个来自区域外（美国）、不主营电信业务的合作伙伴。无论元宇宙公司的投资动机是否包含了地缘政治，它积累的资源和经验都会对欧、亚、非地区未来的网络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2. 天秤币
技术是科技精英将知识结构性权力转化为金融结构性权力的突破口。早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流派中不乏货币的“去国家化”方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各国的货币供应量不再取决于国家黄金存储量，而是取决于政府的货币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强调稳定货币的重要性，提出单一货币原则。哈耶克（F.A.Hayek）提出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应该由私人发行货币，通过竞争形成市场内生的货币体系。在此背景下，以密码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创造史上充满了“失败者的尝试”。从eCash到曾经辉煌一时的E-gold， 再到B-money以及Bitgold， 20世纪探索数字货币的尝试最终都功亏一篑，但是这个过程促进了密码学技术的迭代升级，为后续数字货币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8年爆发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的主权信用一度跌到谷底。在此背景下，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也在多年积累后实现了重大突破。2009年，比特币（bitcoin）使用区块链技术成功解决了早期探索阶段数字货币存在的几个致命技术问题。2015年更是数字货币的高光时刻，多个重要技术及应用都在这一年产生，包括IPFS（星际文件系统）、闪电网络、石墨烯技术等。
扎克伯格于2019年推出“天秤币”（libra），这是数字货币从“匿名币”到“稳定币”的一次重要尝试。匿名币就是在交易过程中隐藏交易金额、隐藏发送方与接收方的一种数字货币；而稳定币则是可以用来和特定的指数资产保持固定比例兑换的数字货币，具有价值恒定、不会暴涨暴跌的特性，更加适合作为区块链世界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纽带。众所周知的比特币是匿名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匿名币”价格波动过大，难以履行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格尺度职能。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价格相对稳定的“稳定币”的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天秤币的出现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扎克伯格原计划于2020年发行天秤币，这是他从知识结构跨向金融结构的一大步。为了扫除障碍，扎克伯格没有对天秤币进行独家经营，而是采用类似多边主义机构的多中心化治理模式，将天秤币决策权交给由28个协会成员组成的协会，脸书公司在其中并没有特殊地位。
然而，历经三年的谈判、游说和妥协，天秤币最终在美国政府的阻挠下失败。原本天秤币是与多个国家的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数字货币，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于2020年12月更名为“Diem”货币，变为只与美元挂钩，并妥协为交给美联储监管的银门银行（Silvergate Bank）发行。可是美联储和财政部以担心造成垄断为由，最终拒绝元宇宙公司发行Diem货币。
天秤币对美元存在两个维度的效应：从国际结算维度而言，天秤币与美元是竞争关系；从储备资产维度而言，天秤币和美元则互相支持。从美国国内视角来看，天秤币“是以硅谷为聚集地的科技企业第一次以群体的形式染指华尔街的金融权力，在金融和科技之间体现了科技渐强之势”。天秤币被扼杀在襁褓中，体现了金融结构中国家力量的顽固。但天秤币的失败并不是故事的终点，马斯克也多次公开表示对数字货币的兴趣，未来科技精英对金融结构会发起怎样的挑战仍然有待观察。
3. 卫生治理
众所周知，盖茨基金会在疫苗和传染性疾病治理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为硅谷科技精英的扎克伯格夫妇近年来在生物医学和疾病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扎克伯格妻子是一名职业医生，二人在2015年创办CZI时就立下宏愿，要在一百年内治愈所有人类疾病。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认为，如果CZI将资金用于全球卫生，可能将进一步改变全球卫生治理资金的格局。
扎克伯格夫妇在CZI框架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金智复合体。2016年，扎克伯格夫妇宣布将在未来十年为疾病研究投入30亿美元，并首先用6亿美元创建跨学科研究中心“Biohub”（Chan Zuckerberg Biohub）。这个中心围绕“研究、技术、投资”三个模块展开，具有典型的金智复合体特征。Biohub的核心目标是应对四大人类疾病类型：心脏病、癌症、传染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以CZI的资金为动力，它汇集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伯克利分校和CZI内部的专家，融合了生物、工程与计算机等学科视角。Biohub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人类细胞图谱和传染病倡议”，它将绘制出健康人体中的所有细胞，在此基础上探索制药、诊断和疫苗的新方法。在2021年年底发布的十年间科学发展规划中，扎克伯格的卫生金智复合体提出了更远大的目标，包括创建新的科学研究所，以应对成像、人工智能、传染病研究、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重大科学挑战。除了Biohub和计划中的其他自营科研机构以外，扎克伯格的卫生金智复合体也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例如，CZI于2017年资助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领导的新的全球健康倡议（Resolve to Save Lives）。
得益于卫生金智复合体，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成为硅谷第一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回应的公司。2020年1月中旬，弗里登和Biohub的副主席乔·德里西（Joe Derisi）向扎克伯格汇报，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到全球十几个国家。得到消息后，扎克伯格迅速将工作重心从美国选举转移到建立一个新冠疫情信息中心，汇集美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与此同时，脸书也快速推出事实核查工具，纠正关于新冠疫情的假信息与阴谋论。当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日将新冠疫情定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脸书已经准备好了公关博文。2020年3月，CZI与盖茨基金会等机构合作，拨款2500万美元给“新冠治疗加速器”项目（COVID-19 Therapeutics Accelerator）。这个项目协调了学术界、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的力量，以开发和评估新冠病毒的药物与疗法，与世界卫生组织、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助者，以及全球监管和政策制定机构展开广泛合作。
此外，扎克伯格还推动人工智能、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在新冠疫情中的应用。早在2018年，扎克伯格的卫生金智复合体就与盖茨基金会合作，支持一种名叫“IDseq”的新技术的发展。IDseq是一种基于云的开源宏基因组学管道和服务，可以用于全球病原体的检测和监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柬埔寨的研究人员用该技术在短短几天内就确认了国内首例新冠病例。扎克伯格将IDseq项目更名为“Chan Zuckerburg ID”（简称CZ ID），将它升级为面向研究人员的免费云端宏基因组平台，使全球任何地方的科学家都可以看到冠状病毒的完整基因组序列，并分享上传新的信息。扎克伯格团队参与的类似工作还有很多。2020年3月，CZI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合作，创立一个结合机器学习技术的新冠病毒研究数据库。美国政府首席技术官克拉奇奥斯（Michael Kratsios）将该数据集描述为“人工智能社区的响应行动”。CZI的意图是建立一个“全球机器学习社区”，以从根源上破解新冠病毒的谜团。
4. 气候变化
扎克伯格早期一度被列为“美国顶级的气候反派”之一，原因是他对脸书上大量气候变化假新闻和亲化石燃料的信息应对不力。对化石燃料的“姑息”在美国慈善基金会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一项专业研究发现，从2011年至 2015 年，美国主要基金会为气候变化投入资金中只有12%用于限制化石燃料的开发和生产。2021年4月，扎克伯格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气候假新闻是“一个大问题”，并加强了对气候变化的回应力度。
早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扎克伯格就宣布加入了盖茨成立的“突破能源联盟”（Breakthrough Energy）。这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私募基金，旨在激励私营部门投资“清洁”能源，在2050 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突破能源联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独立金智复合体，参与者有投资人、慈善家、企业和政治家，参与的实体包括投资基金、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突破性能源联盟的项目一部分以资金为导向，如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成立1亿欧元的试点基金，帮助欧洲经济去碳化；另一部分以知识和观念为导向，如设立“突破性能源研究员”，每年资助一批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开发新的能源技术方案。
近期，扎克伯格开始筹建以CZI为核心的气候金智复合体。2021年10 月，扎克伯格通过CZI为气候变化提供33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1000万美元将继续用于资助联盟的“突破性能源研究员”。其余资金完全由CZI主导，分三个方向使用。第一个方向是知识技术。CZI资助了三个为期两年的奖学金项目，以及评估长期二氧化碳去除（CDR）方法的有效性的研究项目。第二方向是环境正义。CZI资助了减碳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研究环境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及其原因。第三个方向是政策倡导。CZI资助智库“两党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和“大平原研究所”（Great Plains Institute），联络公司、工会、环保组织和其他组织，为制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进行政策建议与倡导。
如表 1 所示，从扎克伯格一系列与“自由世界主义”有关的商业或政治行动中可以观察“跨结构转化”与“金智复合体”这两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金智复合体”机制体现在扎克现金、左翼议题、卫生治理、气候变化四个子案例中，它通过慈善捐赠资助特定的观念，使观念被大众或精英接受，推动相应的政策或现实改变。“跨结构转化”机制体现在元连接和天秤币两个子案例中，它将全球技术或生产结构的权力转化为金融和安全结构的权力。在元连接的案例中，扎克伯格一方面通过个人影响力在意识形态将上网权利政治化（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借助资本和技术优势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结构），在硬件上突破电信互联网的铺设障碍，并以此转化为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网络空间的影响。
6 结语
本文聚焦于一群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影响力攀升的“科技精英”，从理论上探讨了他们如何实现个人化的政治影响，并通过扎克伯格的案例对该理论进行了初步检验。科技精英在国际政治中的个人影响可借助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来理解。在四种结构性权力中，科技精英呈现生产强、知识强，金融弱、安全弱的先天局面。他们凭借两种机制来突破结构限制、施加政治影响：第一种是跨结构转化，也就是将生产与知识的结构性权力横向地向金融、安全结构拓展；第二种是金智复合体，即将生产结构和知识结构中的资源用于打造金智复合体，以这种比较成熟的政治机制来影响美国和全球治理的政策议程。
从案例结果来看，公有化越高的领域，科技精英运用金智复合体的概率越大。公有化的领域包括选举和内政，以及初步形成多边主义治理框架的全球性政策，如卫生治理和气候变化。在这些领域，科技精英必须依循既有的政治游戏规则。通过慈善捐赠、资助观念，他们可以一定程度地影响政策制定的具体环节，并且不在金智复合体机制中墨守成规。老牌精英用金智复合体来资助大学、智库、媒体、司法等机构，侧重于以价值观念来影响政治。而科技精英擅长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对金智复合体进行“反向塑造”，在互联网竞选、人工智能等传统精英尚不熟悉的领域“侵入”，以黑客慈善的方式来打造更另类的金智复合体。私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科技精英进行权力跨结构转化的机遇更大。在这些新兴领域，国家的介入程度较低，科技精英更灵活，更有机遇去尝试“突破结构”，将一种结构的权力拓展至另一种结构。例如，密码学技术支撑的数字货币是科技精英探索金融结构性权力的重要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很快遭到主权国家的抑制。但是在全球网络安全结构中，科技精英的结构性权力方兴未艾——扎克伯格的元连接计划深耕于传统的地面电信网络，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则直接走向太空，尝试用卫星信号来实现无障碍网络访问。无论哪一种图景落地，科技精英都将在网络安全结构中占据重要影响力。
从理论上讲还有一种可能：在公有化和私有化胶着的领域，科技精英也许能同时采用金智复合体、跨结构转化这两种机制，但在本文的案例中暂无体现。本文亦没有从实证上考察这两种机制的成功概率是否有差别，仅讨论了两种机制的适用场景，并详尽展示了其运作方式。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在这一方向上往前推进。
科技精英的个人影响突破了既往精英研究的框架。资本先天有突破国家限制、自由扩张的冲动，所以任何商业精英都有突破结构限制的动机。在扩张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点能使其停歇并且说“够了”，直到“应有尽有的、统一的、自由的”自我意识产生，即“没有事物是非我的……所有的界限障碍均被打破”。但是传统商业精英主要通过资本来扩张，占据一些相对静态的生产结构，而科技精英既有资本，也有技术。ICT技术的特点就是可以叠加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社会子系统，他们向这些领域“高歌猛进”，扩张的深度和速度呈指数级增长，这是政府忌惮他们的原因。“军工智复合体”中的军事、工业、知识精英则相反。他们团结起来有资本和技术的优势，但他们最希望保留而不是打碎国家——国家的职能越膨胀，他们越有机会扩张自身。
因此，科技精英的崛起是迥异于既往精英的，他们既有资本和技术的叠加优势，又有天然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倾向，这些思想尤其在“Z世代”中有很强的吸引力。科技精英及其金智复合体虽然不会撼动民族国家基本制度，也常在“关键赛道”上与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但仍在争取对元宇宙技术下虚拟世界的“想象共同体”的领导权。技术的进步瞬息万变，推测“黑客慈善”是否会变为“黑客帝国”几乎是不现实的。但仅从逻辑上推论，具有自由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科技精英越多，对现存民族国家框架的潜在挑战也就越大。探索建立一种理性团结的“国家—精英关系”才能确保国家在“元宇宙”时代继续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目标。
*文章原刊于《当代亚太》。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
作者：银培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与国际关系、美国外交、宗教与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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