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2年5月澳大利亚工党上台后，调整了上一任政府对华外交政策，中澳关系相对得到缓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印太战略”最积极的追随者之一，其对华消极认知已经影响两国过去良好的经贸关系。去年下半年，中澳铁矿石贸易开始部分以人民币结算，今年初，两国煤炭贸易的非正式禁令取消，本月澳贸易部长访华，寻求进一步恢复两国经贸关系。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如何理解中澳经贸关系的未来？从去年开始，澳大利亚逐渐出现一种对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论调，其政策内涵一是“脱钩”与追求经济多元化，二是区分和割裂合作与竞争的领域。本文作者则通过对中澳经贸最重要的三大产业的考察，强调澳政府应继续保持和中国的相互依存，而不应幻想“脱钩”或 “多元化”是解决之道。中澳相互依存程度较深的三大产业分别是钢铁、液化天然气（LNG）和煤炭，总计占澳大利亚对华出口75%以上。尽管双边关系经历波折，但对这些关键领域的贸易往来影响较小。在钢铁和LNG行业中，中澳存在显著相互依存，供求关系决定中国将继续从澳大利亚购买铁矿石和液化天然气。巴西、几内亚铁矿，卡塔尔、俄罗斯天然气，均有可能挑战澳大利亚的地位，但是由于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以及俄乌冲突的影响，短期内这些大宗商品贸易将继续繁荣。而澳煤炭出口面临的更大困境并非来源于中国，而是全球气候变化政策。澳大利亚应努力巩固其作为中国不可或缺的大宗商品供应商的地位。这有利于澳大利亚经济，也有利于保持自身的影响力。
本文作者提出的思路本质上是中澳竞争性相互依存，即利用合作来缓和竞争，这可以通过创造更多的沟通渠道、加深关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增加相互依赖来实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思路，一方面在话语上与美国的对话政策高度相似，一方面又为澳大利亚的自主性和中澳关系保留了空间。中澳作为关系紧密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出口产业的韧性同时也意味着中澳经贸关系的韧性。如何将这种韧性转化为合作的良性动力，是双方面临的现实挑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Lowy Institute，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澳大利亚的出口韧性文｜Richard McGregor
翻译｜述垚 & 李半田
来源｜Lowy Institute
▲ 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火车。铁矿石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出口收入来源。图源：Lowy Institute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铁矿石、液化天然气（LNG）、煤炭、黄金和农产品等一系列高价值出口产品以及旅游和教育等服务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在2020-2021年间，每年为澳大利亚创造超过1600亿美元的出口总额，对澳大利亚1.3万亿美元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中澳关系在2014年底达到顶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澳大利亚议会上发表讲话，赢得了议员们的广泛掌声。中澳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巩固了两国之间本已牢固的贸易关系。当时，因为希望与一个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关键供应国建立良好关系，中国愿意为澳大利亚提供更多进入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的机会，潜在的额外好处是削弱美澳安全联盟的中心地位。于是，中澳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中国对澳投资也随之飙升。仅仅八年后，中澳关系就迎来转折。双边关系崩溃的直接导火索（尽管不一定是原因）可以追溯到莫里森政府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审查。此前几年，中澳就在包括南海问题、5G禁令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斗争。中国还认为澳大利亚使用反倾销法是一种后门保护主义形式，违背了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协定的精神。紧张局势也是结构性因素的表现。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该地区不断增长，澳大利亚开始联手与其盟友美国进行反击。2020年4月之后，中国开始实行对澳大利亚的一系列贸易限制，范围包括大麦、葡萄酒、煤炭、龙虾和木材等。本文试图分析双边紧张关系中，尤其是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措施尚未全面暂缓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这些出口部门现在和未来的韧性性如何。本文主要考察了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三种商品出口，它们合计占澳大利亚对华出口75%以上。2020-2021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铁矿石价值1250亿美元，占对华出口总额74%；液化天然气108亿美元；煤炭22亿美元（低于2019-2020年的137亿美元）。由于缺乏替代供应来源，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和羊毛等大宗商品基本上未受到关税影响。事实上，自2020年以来的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初期快速复苏和对能源的强劲需求导致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等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在葡萄酒、肉类和龙虾等其他行业，澳大利亚生产商则损失惨重。大麦生产商找到了替代市场，但失去了中国买家支付的溢价。动力煤也是如此，在遭遇限制后被转移到其他市场。虽然中国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商品的进口国，但迄今为止，中国还无法利用这一地位影响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亚政府不仅没有让步，而且也没有感受到要求其让步的巨大公众压力。中澳贸易争端对宏观经济的总体影响有限，但随着中国对澳投资减少以及澳大利亚实现经济多元化的成本增加，澳大利亚可能需要承担更大成本。澳大利亚出口是否能保持韧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的持续需求。迄今为止，铁矿石行业的韧性是由于中国需求的强劲和替代供应有限。但中国制定了明确的目标，通过多元化供应、改变钢铁生产方式并利用其作为世界最大进口国的地位来降低价格，来摆脱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过度依赖。这同样适用于液化天然气。尽管澳大利亚仍将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但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考虑，中国正在积极寻找替代方案。煤炭的前景更加暗淡。原因既包括气候变化治理对能源政策的影响，以及与澳大利亚新矿山融资相关的问题，无论需求如何。但对华出口的减少已经让澳大利亚损失了可观的收入。如果澳大利亚经济结构及其出口状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更加清洁和资源密集程度降低，五年后澳大利亚的情况几乎肯定会变得更糟。即便如此，中澳核心的双边贸易看起来将在未来几年保持相当强劲的势头。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和羊毛等行业的情况表明双方将继续相互依赖。在中短期内，这些大宗商品的贸易中断将对两国同时造成损害。长期而言，努力推动多元化也不能替代中澳的贸易往来。在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和羊毛等大宗商品方面，澳大利亚无法找到与中国匹敌的替代市场。中国也无法完全摆脱对澳大利亚作为供应商的严重依赖。因此，澳大利亚培养相互依存关系是有意义的，这既有利于澳大利亚经济，又能保持自身的影响力。正如乌克兰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对商品的控制也具有战略价值。在双边关系低迷期间，澳大利亚一直保持着可靠的大宗商品供应商的声誉。它应该继续这样做。
铁矿石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出口收入来源。2000-2020年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价值超过6200亿美元的铁矿石。2021年4月，铁矿石现货价格创下238美元/吨的历史新高。铁矿石价格每上涨10美元，澳大利亚政府税收就会增加20亿美元。铁矿石出口对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至关重要。2022年3月，铁矿石特许权使用费飙升，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宣布预计将有57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该州2021-2022财年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约为100亿美元，而这一数据在2006-2007年仅为8.68亿美元。澳大利亚前十大富豪中有三位靠铁矿石发家，其中就包括Gina Rinehart和Andrew Forrest，排名第七的亿万富翁Clive Palmer每年可以从中信集团收取5亿美元的铁矿石开采特许权使用费。铁矿石价格飙升帮助澳大利亚经济在2021年第一季度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产出水平。贸易条件（衡量进出口相对价格）在2021年1-3月上升了7.4%，并推动该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18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并没有受到冷淡的中澳关系的影响，原因为何？从中期来看，该行业的韧性如何？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市场具有双重垄断性质。2020年中国进口11亿吨铁矿石，其中66%来自澳大利亚，巴西以21%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南非以3.2%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三。同年，澳大利亚出口了8.86亿吨铁矿石，目前中国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出口总额82.9%。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日本和韩国分别占6.6%和6.0%。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最大的竞争对手巴西每年出口3.34亿吨铁矿石，其中72%运往中国。
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的主要优势在于地理位置。澳大利亚散货船到中国平均需要18.7天，而巴西船则需要52.7天。这种距离优势在价格上体现得很明显：澳大利亚矿石的平均价格为100美元/吨，巴西则为109美元/吨。此外，澳大利亚采矿业还受益于运作良好的公共机构和对开放的外国投资，这有助于使其成为该行业的技术领导者。中国一直在帮助巴西建立一支运力为40万吨的超大型散货船队（Valemax），以帮助巴西国有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公司（Vale）缓解其运输劣势。业内人士表示，Valemax可以降低25%的运输成本。受日本20世纪60-70年代经验的启发，中国正在启用运力越来越大的船舶以降低运输成本。然而，澳大利亚也可以使用这种超大运力船舶，以削弱巴西可能获得的任何优势。澳大利亚在海运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是在过去十年间实现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巴西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略逊于澳大利亚的出口，但过去十年中差距开始扩大。2020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是巴西的三倍。由于应对疫情不力，Vale公司的尾矿坝倒塌，这严重影响了巴西的生产能力。Vale公司在2018年生产了3.85亿吨铁矿石；2019年产量为3.02亿吨，下降了21%；2020年仅有3.04亿吨，甚至比2019年还低。该公司表示，有信心在2022年底恢复4亿吨的生产。一旦Vale公司从其产能限制中恢复过来，它可以向国际市场多投放1亿吨的矿石，这将对铁矿石价格造成影响。对于澳大利亚和巴西来说，没有哪个市场能与中国的规模和重要性相媲美。中国河北省的铁矿石进口量超过日韩总和。总的来说，澳大利亚为中国钢厂提供了2/3的进口原材料，供需双方形成了一种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断裂可能会给两国带来灾难。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10亿吨，占全球产量的50%以上，在2015年创造了约1.5万亿美元的收入。钢铁行业为中国最关键的四个产业——住房、基础设施、工业机械和汽车——提供支持，上述四大行业占中国钢铁消费的80%以上。相比之下，世界第二大钢铁制造商印度的产量仅占全球产量的5.9%。当前双边紧张局势使中国加速实现铁矿石来源的多样化。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会实现供应多样化，而是如何实现。除了对澳大利亚的过度依赖之外，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满于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却无法影响全球铁矿石价格。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已经尝试了一系列策略来改善其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地位。中钢协曾试图与必和必拓和力拓等大矿商讨价还价，但未获成功。日本钢厂在成为铁矿石的主要买家时，曾作为一个单一实体进行谈判，全球矿商认为这使其处于不利地位。迄今为止，中国未能复制日本的做法，主要是由于当地产业的高度分散性，相互竞争的钢企各自与矿业公司签署供应协议。由于少数大型矿业公司垄断市场，中国的钢企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中国还试图建立自己的铁矿石交易平台，以获得更大定价权，然而收效甚微。此外，中国投资者将资金投入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以开发更多资源。最显着的例子是中澳铁矿项目（Sino Iron）。尽管做出了很多努力，数十亿美元投入西澳大利亚的沙漠，海运铁矿石贸易仍然由澳大利亚三大矿商必和必拓、力拓和福特斯库金属，以及巴西淡水河谷主导。事实上，中资矿山的铁矿石比例已从1980年代的50%下降到目前的不到10%，而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25年左右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0%。作为价格的接受者，中国一直在寻找增加非澳大利亚供应和增加中国在海外矿山股权的方法。中澳关系的冷淡进一步提高了这一努力的紧迫性。几内亚经常被视为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的潜在第三大铁矿石全球力量。业内专家预测，西芒杜铁矿年产量可达1.5亿吨，可满足中国每年10.7亿吨进口量的14%。长达110公里的西芒杜山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铁矿床。一位参与西芒杜项目的必和必拓高管将其描述为“国家皇冠上的明珠资产”。该高管表示，除西芒杜外，全球优质铁矿石资源已所剩无几。未来铁矿石项目很可能是含铁量低、加工成本高的磁铁矿项目。
1997年，必和必拓获得了勘探和开发西芒杜部分地区的独家权利。勘探权所有权发生变化后，必和必拓在该项目中的份额已削减至3号和4号区块的44.05%。中铝公司收购了这些矿区39.95%的股份。由一群中国和新加坡公司组成的“赢联盟”（SMB–Winning Consortium）击败福特斯库金属，获得了区块1和区块2的勘探权。但是，西芒杜项目也正面临挑战。首先是在几内亚这个机构薄弱的国家开发如此大规模项目的主权风险。一位参与该项目的资源高管表示，“由于几内亚严重的贫困问题，开发如此规模的资源所带来的期望和需求远高于其他地方”。几内亚政府试图从该项目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并坚持将服务于该矿的基础设施完全留在几内亚境内，包括建造一条620公里长的铁路。为最大限度地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几内亚领导人舍弃了经邻国利比亚直达海岸的更短的铁路线计划。而必和必拓不愿冒如此大风险按照几内亚政府的条件开发该项目。
▲ 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的铁路方案。
开发西芒杜的成本预计约为150亿美元（几内亚2020年GDP为156.4亿美元）。据报道，宝钢集团正与其他大型钢铁制造商讨论该项目融资事宜。除了宝钢外，赢联盟也已在几内亚开发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铝矿项目，并将几内亚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铝土矿出口国。此前几内亚每年仅向中国出口30万吨铝土矿，到2019年，几内亚每年对中国的铝土矿出口量达到4600万吨，创历史新高。换言之，西芒杜很可能成为全球市场铁矿石的重要供应商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对手。然而，中国的铁矿石政策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中国希望更多的离岸生产来降低价格，并降低澳大利亚矿商的杠杆作用。另一方面，几内亚认为西芒杜是一个国家建设项目，而不是向中国供应廉价矿石的手段。中外投资者也希望他们的大量投资得到回报。各国政府、卡特尔和私人利益集团管理和操纵商品市场的努力，长期以来都以失败告终。
与铁矿石情况类似，LNG行业迄今未受到中国的影响：全球供应的动态变化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澳大利亚的LNG。同时，中国也将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LNG进口国，对LNG需求的增加反映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其对清洁能源的更高需求。LNG是继铁矿石之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第二大产品，2019年出口总额达160亿美元。自2020年以来经济复苏的强劲动力下，中国进口LNG规模屡创新高。澳大利亚对华LNG出口始于2006年5月，当时中国与伍德赛德石油公司（Woodside Petroleum）达成价值250亿美元的LNG贸易协议，这几乎相当于当时澳大利亚LNG出口的一半。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称之为“澳大利亚最大一笔出口交易”。霍华德积极宣传澳大利亚作为日韩长期可靠的LNG供应商的形象，这对最终达成协议起到了关键作用。自此，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LNG的主要供应商。2017-2020年间，澳大利亚占中国LNG进口总量的43%-45%。大型LNG项目的前期开发成本高，回报周期长，需要通过类似2006年中澳的长期承购协议实现。过去十年间，澳大利亚的LNG项目获得约3050亿美元投资。与铁矿石一样，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地质条件使其从东亚LNG市场的增长中受益，中、日、韩分别占全球需求的21.7%、17.4%和11.3%。202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LNG头号进口国。当前，LNG供不应求，现货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因此，澳大利亚LNG出口并没有受到中澳关系的负面影响。但是相较于铁矿石，中国在天然气进口方面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目前，中国的天然气进口渠道主要有二：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国的管道天然气占进口总量的37.6%，海运LNG则占到进口总量的62.4%，而中国总共从20多个国家/地区采购LNG。继澳大利亚之后，卡塔尔（12%）和马来西亚（9%）分别是中国第二和第三大LNG供应商。其他主要生产商也纷纷将中国视为全球增长市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LNG生产国卡塔尔正在敦促中国石油巨头加入其价值287亿美元的北油田扩建项目，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LNG项目。自2009年以来，卡塔尔向中国供应了6200万吨LNG——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折扣价。2021年3月，卡塔尔石油公司还与中石化签署了为期十年的LNG合约，从2022年起每年向中国出口200万吨LNG，对华LNG出口量增长超过25%。卡塔尔是中国走向LNG供应多元化大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提高通往缅甸、中亚和俄罗斯的管道效率，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研究人员表示，铁矿石和LNG都属于重要的“战略原料”（strategic raw materials），需要格外考虑其在中澳关系中所承担的风险。这些项目构成了中国庞大的跨国油气管道网络的一部分，将中国与缅甸、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友好的”油气生产国以及能源大国俄罗斯连接起来。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中俄之间的供应协议和管道连接。2014年，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为期30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协议。事实证明，这笔交易对两国都有利：在克里米亚危机和乌克兰危机之后，面对外交孤立的俄罗斯可以为中国提供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中国既是一个潜力巨大增长市场，又是需要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但是，距离是俄罗斯管道面临的不利因素。对于江苏和广东这样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来说，从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进口LNG仍然更具商业意义。
除供应来源多样化外，中国加大了国内天然气勘探和生产的投资力度。据报道，中国在四川、塔里木和鄂尔多斯盆地均发现了主要的气田。然而，在寻求多元化的同时，中国在澳仍有大量利益。中国对澳大利亚LNG投资规模巨大，其中中海油入股了澳大利亚两个最大的LNG开发项目——价值340亿美元的西北大陆架项目（North West Shelf project）和价值204亿美元的昆士兰柯蒂斯LNG项目（Queensland Curtis LNG project），中石化投资了价值247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太平洋LNG项目（Australian Pacific LNG project）。
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行业煤炭的对华出口自2020年4月以来一直受到非正式限制，尽管有迹象表明到2022年中期会有所缓解。中国的禁令执行非常严格。运煤船在中国水域苦苦挣扎了几个月，也没有得到卸货许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码头——纽卡斯尔港（Port of Newcastle）完全停止了对华动力煤出口。然而，根据贸易数据，非官方禁令对煤炭行业的影响相对来讲并不大。澳大利亚出口两种类型的煤炭：用于发电的动力煤和用于炼钢的焦煤。禁令对动力煤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炼焦煤的影响。对华炼焦煤预计出口量将从2020-2021年的低点1.71亿吨增加到下一财政年度的1.86亿吨。这表明禁令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已基本克服。然而，澳大利亚最大的矿业公司必和必拓的高管认为，澳大利亚多元化战略的成功并不乐观：“当前澳大利亚煤炭（冶金煤）基本跌为半价，这是一个大挑战，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有评论说澳煤运往不同的市场这件事情不会有害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澳煤价格几乎只有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煤炭价格的一半。”一些报道暗示，禁令后中国部分地区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问题。然而，行业高管和分析师表示，澳大利亚动力煤对华出口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事实是，中国每年生产煤炭约38.5亿吨，煤炭进口总量约3亿吨，澳煤仅占其中一小部分，充其量只是一个摇摆因素。澳大利亚煤炭行业面临的最大威胁其实是全球推进低碳减排。为此，澳大利亚四大银行均已宣布将适时从燃煤电厂和煤矿撤资。澳大利亚煤炭公司在提交给贸易和投资增长联合常务委员会（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Growth）的文件中强调了这一点。澳洲百年煤炭公司（Centennial）称，它发现很难从澳大利亚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筹集资金和获得保险。它只能从亚洲银行获得资金，这些银行提供了其98%的债务融资。Centennial认为，如果澳大利亚本地银行不参与其中，非澳大利亚银行就更不可能参与，这种亚洲信贷机制也会受到威胁。白沙湾煤炭公司（Whitehaven Coal）同样认为，由于国际贷款人依赖澳大利亚银行的信贷专长，后者退出市场将给该行业带来沉重打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银行已经取代澳本地银行，成为澳大利亚煤矿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例如，中国银行目前是白沙湾煤炭公司最大的贷款资金来源，占白沙湾煤炭公司银团融资的40%。一位负责煤炭行业的高级银行主管称，“在澳大利亚的中国银行向煤炭行业提供了70%的新信贷。但风险在于，由于中国的碳中和政策，中国银行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退出对该行业的资助”。如果中国银行未来大幅缩减其在澳大利亚的贷款规模，对该行业来说，这将是一个比非官方禁令严重千百倍的问题。在煤炭行业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中——从气候变化风险到融资困难——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摩擦可能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在可预见的未来，澳大利亚很可能与中国陷入持续的、低级别的外交冲突。但无论政治关系性质如何演变，澳大利亚的贸易命运都将持续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澳大利亚最依赖中国的行业——如铁矿石和液化天然气——表明这两国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这里的关键决定因素仍然是供求关系的基本原则。只要别无选择，中国将继续从澳大利亚购买铁矿石和液化天然气。尽管中国无法在一夜之间改变局面，但它有意愿而且越来越有能力锁定替代供应。这可能导致第三个全球铁矿石参与者几内亚诞生。液化天然气的情况与此类似。对于煤炭，该行业面临的更大挑战不是中国，而是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尽管地缘政治正在改变双边贸易关系的基调，但全球供需动态仍然是澳大利亚出口韧性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澳大利亚有利的地理条件和俄乌冲突也提升了澳大利亚作为全球资源和农产品可靠供应商的价值。近年来，随着双边关系紧张，中国的投资直线下降。随着时间推移，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下降可能会损害贸易。澳大利亚以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一些拟议的投资，中企对澳投资的信心有所下降，反之亦然。简而言之，核心的双边贸易将在未来几年保持相当强劲的势头。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化和资源密集度的降低，澳大利亚在不断增长的蛋糕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越来越小。澳大利亚应该怎么做？显而易见的答案也寻求中国以外的多元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多元化是一个白日梦。但对于大多数生产商而言，将目光投向别处是有意义的。印度和印尼等新兴经济体拥有巨大的增长机会，即使它们没有中国那么大或那么开放，也不一定像中国那样与澳大利亚互补。但多元化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持续繁荣的领域不是澳大利亚生产商单方面依赖中国的领域，而是两国相互依存的领域。在铁矿石、液化天然气等大宗商品方面，澳大利亚无法找到与中国匹敌的替代市场。中国也无法摆脱对澳大利亚作为供应商的严重依赖。因此，澳大利亚培养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有道理的，这既有利于澳大利亚经济，也能保持自身的影响力。双方实行多元化都会付出相应代价。正如乌克兰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对商品的控制也具有战略价值。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低迷期间，澳大利亚一直保持着可靠的大宗商品供应商的声誉。它应该继续这样做。澳大利亚与中国在关键领域的相互依存使两国经济受益。关键领域的经济纠葛不会决定两国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未来走向，但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它可以影响中国的考虑。
*文章原刊于Lowy Institute，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
Richard McGregor洛伊研究所东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的外交关系、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 FIN 点击图片链接阅读更多文章澳大利亚新总理: “我们将坚定推进核潜艇计划”
埃尔多安“危”? 极深的三重引爆点, 决定土耳其摇摆向何方
两个80后逆袭政坛, 泰国军方最担心的一种局面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