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消息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7月参加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并讨论在东京设立北约联络处。在美国大力推进所谓“印太计划”之后，日本的再军事化越来越明显，接近北约是其战略调整动向的重要部分。而北约近期的种种行动，与欧洲各国乃至欧盟，都有着鲜明的差异。本文通过梳理北约的发展历史，揭示了其当下北约作为“美国权利工具”的实质面向。 北约从成立开始，就承担着防止内部颠覆的任务，因此，“价值观”和安全，就成了其核心任务之一。不仅要“维护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也要“捍卫民族自由、共同文化遗产和文明”。对于美国而言，北约是影响欧洲政治的工具，由来已久、便于利用。随着上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美国越来越将军事和经济关联在一起，北约也承担了扩大经济利益范围的作用，并强调，只有美国的强大和领导力，才能防止欧洲各国陷入狭隘的国家主义，开政治经济的倒车。如今，北约靠一个庞大的智库系统来维护，“安全”概念之下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用以宣传和推广民主规范、经济扩张和全球治理。 然而，作者指出：北约看似减轻了欧洲各国的国防负担，却也阻塞了他们的自治之路。北约的历史表明，它自诩为欧洲和平的捍卫者，却恰恰制造了相反的现实。它完成的各种任务，只是证明了美国的强大。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New Left Review》，转自“法意看天下”，仅代表作者观点。
权力的武器，管理的架构：
北约的霸权主义套路
文｜Grey Anderson
翻译｜祖嘉懿
来源｜New Left Review
▲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图源：互联网
军事同盟是一种武装对抗敌人的协议。除此之外，它还承担维持内部稳定、促进商业活动和传播意识形态等作用。除了作为共同防御架构并借此进行胁迫外交以外，它还可以作为克制条约：强国用来管理其弱小的盟友，跟潜在的敌人用来寻求和解或与缔约方承诺相互容忍。自1949年成立以来，北约具有所有这些职能；然而，各个职能的重要性不同，它们各自的权重也不断变化着。在一开始，北约的创立者没有对军事用途抱太多期待，因为如果苏联真的进攻西欧，不可能指望装备不佳的几个师的美军来扭转战局。随着北约在20世纪50年代之交进行军事化改造，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SACEUR）拥有的力量愈发强大。战后不久，欧洲领导人认为，北约是防止内部颠覆的一道屏障，这使得北约的使命延伸到“价值观”和安全领域，北约不仅仅要“维护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还要“捍卫建立在民主、自决和法治原则基础上的民族自由、共同文化遗产和文明”。
乍一看，北约接收“新国家”时代的葡萄牙（译注：当时的葡萄牙尚处于萨拉查领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其推行“新国家”（Estado Novo）政策，倾向于中央集权）和殖民地法属阿尔及利亚（译注：当时阿尔及利亚还没有独立，尚属于法国。），可能说不上是体现了民主美德，它对平民的控制也让人指摘。在加入联盟的前十年内，土耳其（1952年与希腊一起加入，这是扩张的第一例）和法国政府都时常遭遇政变；1967年，北约的国内反叛乱行动预案反而给了希腊政变分子实施破坏活动的灵感。阿尔巴尼亚（2009年）和黑山（2017年）的加入进一步挑战着法治。虽然北约自称是“民主国家联盟”，但这只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它有意识地限制成员国行使主权，将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定与喧嚣的选举政治分离开来。在这一点上，北约与欧盟机构类似，欧盟起源于同样的紧要关头，并在美国的核保护之下发展成熟。联邦德国于1955年正式加入后，用中情局一位分析人员的话来说，北约终于解决了一个问题：“谁将控制德国的发展潜能并借此平衡欧洲的各支力量”。在对德国再度军事化后，美国不得不在西德驻扎数十万军队以安抚邻国，同时威慑苏联。这反映出美国的优势和巨大的利益：将环太平洋地区，地中海盆地和欧洲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北约首先采取的行动是防止欧亚腹地出现任何敌对集团，其地缘政治中心是莱茵河和鲁尔河的交汇处。其他机构陆续发展以服务欧洲大陆的战后重建，成为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北约减轻了成员国的国防负担，但同时阻塞了它们的自治之路。北约既促进了欧洲一体化，又削弱了它。在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协调下，北约很快拥有了自己的议事机构，在组织结构设置上体现了内部各派权力的平衡：按照惯例，文职秘书长头衔授予欧洲人；盟国欧洲最高司令部则在美国的指挥下。在60年代中期的一项分析中，美国国务院认为：“北约对于美国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便于利用的工具，帮助美国对欧洲施加政治影响。”随后的几十年历史见证了这一点。和以前的英国相比，美帝国的特点是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紧密交织，并以“安全”的名义包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出售。北约很好地体现出这一点，它将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与国民收入相联系，并在联盟会议上实施监督。从美元霸权到国际贸易，美国一直在利用其军事实力来获得影响力。美国以撤出在前线部署的部队相要挟，终于迫使德国在货币政策上合作，而通过定期加剧与苏联的矛盾，美国成功制止了其他国家与苏联达成双边协议。
在美国霸权处于黄金时代时，20世纪70年代的北约内部冲突愈演愈烈。当时全球经济低迷，美国国内的好战情绪再度燃起。在尼克松的领导下，白宫越来越不加掩饰地将军事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并且用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话来说，希望“利用北约对抗欧洲”。基辛格曾说，“目前看来，欧洲人免费得到了国防保护，却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基辛格的继任者们说法上可能不同，但本质都没什么差别。美国将不再扮演全球资本的无私奉献者。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建立法定美元制度后，德国和日本汇率面临着残酷的施压，被迫签订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超级大国之间的局势再度紧张。在里根的领导下，北约在西欧部署了巡航导弹和潘兴ii导弹，据说是为了表明美国不会发动核战争以应对华约组织，但却起了反作用，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并唤醒了法国的中立主义思潮。虽然北约在十年期之交“未开一枪”就取得了东西冲突的胜利，但后果是欧洲的防御部署从未经过实战检验。美军在其他地方进行过血腥的战斗，但都处于北约框架之外。如果北约的战争能力未经考验、其意识形态地位受到质疑，那么它对欧亚大陆西部沿海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功能就显得相当重要。北约的新成员发现入伙是有代价的：“稀释的”主权、受制的外交政策、核战争的风险。但在欧洲的统治阶级看来，这似乎是值得的。
政治学家一直不理解的是，为何北约在对手解体后仍继续存在。但权力委员会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计划，如果苏联解体，北约不仅要继续存在而且还要扩张。柏林墙倒塌后，美国依然在欧洲驻军，乔治H.W.布什的两位顾问在20世纪90年代初回忆道，因为这“对于将美国的支配力量投射到其他地区（例如中东）至关重要”，不要忘记“确保美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成为核心一员”。该战略确立后，在席卷欧洲大陆的变革中，美国的主要利益在于阻止德国保持中立或者为寻求统一而没收美国在其境内的核武器。虽然北约进一步扩张的范围和时间仍然不确定，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决不会是最后一个加入北约的华约国家。这是由布什政府发起的，目的是希望既能利用俄罗斯的弱点，又能确保美国的霸权不被任何欧洲独立的安全体系威胁。北约始终制约着俄罗斯或者曾经的德国卷土重来。1993年8月，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坚持表示，“北约”将“走得更远，管得更宽（out of area, or out of business）”。全面维持“国际市场”需要“较为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而只有美国的支配力和领导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威廉·杰斐逊·克林顿上台后基本延续了外交方面政策。1993年4月美国发起空中禁飞行动，这是北约部队首次被部署到区域之外（out of area），为日后控制更远地区奠定了基础。奥赫马内克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以后在欧洲人决定贸易和金融政策时，我们也想同桌谈判，我们就必须关注欧洲棘手的安全问题”。最近退休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多姆将军表示：“只有以美国为中心的强大北约才能避免西欧陷入狭隘的国家主义并最终在经济政治合作上开倒车”。
半个世纪以来，北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西欧的国防。20世纪90年代，美国决策者开始关注相反的可能性，即“重新民族国家化”。这一说法的具体含义很模糊，包含了从贸易壁垒到军备竞赛再到战争的各种事项。1993年9月，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欣喜地表示：“美国的核心理念民主与市场经济，现在前所未有地受到欢迎。东欧国家从共产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后，美国政府获得了‘巨大的民主和创业机会’，是时候‘从遏制迈向扩大了’。”克林顿在一周后说到：“在冷战期间，我们试图遏制对自由制度的威胁”，“现在我们打算扩大自由制度的范围。”1997年马德里峰会上维谢格拉德三国正式确定加入北约。这本应在美国国内遭遇巨大的阻力，国会却没有反对；但考虑到这会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一些当权的大人物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克林顿最终无视并斥责了他们，害怕俄罗斯反对是“愚蠢的”。北约向东推进有着多方面考虑。首先，当时欧盟开始采用自己的货币，美国需要向其表明自己才是世界的霸主。同时，俄罗斯即将复兴，仅靠经济手段已经无法控制，但军事力量却能提供一层保障。最后，基辅之夜让世界看到了黑海的波兰-乌克兰走廊的广阔前景，为获取里海和中亚的财富开辟了道路。在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统治的论述中，乌克兰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枢纽”，处于核心地位；他预测，在2005年至2015年期间，乌克兰也可能会加入北约，但也不要妄想俄罗斯会对此袖手旁观。乌克兰的加入必然引发一个问题：俄罗斯是愿意与北约国家和平相处，还是站在北约的对立面。“我非常坚定地支持北约扩张”，克林顿表示，“我支持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盟友一起应对21世纪欧洲面临的新安全挑战。如果我们要建立强大的经济关系，包括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销售能力，欧洲必定是关键。”虽然美国敦促欧洲自己承担更多国防义务，但同时严格限制一切欧盟部队的行动范围，禁止“再现”北约现有的军事实力，并“歧视”非欧盟联盟成员国或任何其他企图与美国“脱钩”的国家。虽然经历了繁琐的转型和适应，但是北约在90年代还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与冷战期间一样，它试图通过统辖合并后的德国、打压虚弱的俄罗斯、将部队和军事武器部署到前苏联边境、为远近事业制造意识形态掩护等手段，来确保美国在欧洲的霸权。这十年间北约在每一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限制了欧洲独立力量的发展，并对科索沃战争负有一定责任。新的盟友也开始动摇。捷克人认为两年前没有充分“知情”就投票加入该联盟，他们再次进行投票，关闭了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新闻和信息办公室。在乌克兰，作为第一个加入和平伙伴关系（PfP）的独联体国家，为了缓解俄罗斯对北约东扩以及吸纳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焦虑，议会严厉谴责对贝尔格莱德的空战，并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允许重新取得核武器。考虑到基辅可能更愿意与俄罗斯谈判，布热津斯基对此保持警惕：“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不得不在民主或独立的乌克兰之间做出抉择，西方的立场必须基于战略利益而非所谓民主”。
“如果你看看今天整个北约化的欧洲”，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2003年入侵前夕指出，“重心正在向东转移”。虽然法国和德国抱怨小布什的傲慢作风，但这并没有影响北约和欧盟在次年扩大。拉姆斯菲尔德发表讲话的那个月，七个预定加入的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都发表了支持英美入侵伊拉克的声明，维谢格拉德三国也发表了声明。法国和德国迅速站成一队，提供后勤支持和外交掩护。布什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敦促北约邀请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虽然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反对启动“快速通道”成员行动计划（MAP），但共同签署了一份妥协声明，承诺这两个前苏联成员国“将会成为北约成员”。布什2004年秘密支持乌克兰“橙色革命”，加速了北约的扩张。民主党政府固定成员、“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解释说，乌克兰属于“我们的核心安全区。”《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提问：“为什么只有乌克兰？”他回答说：“从柏林墙倒塌之日起，西方就要扩张，因此要继续向东方进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提醒人们注意俄罗斯的无端挑衅。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经济已然稳定，这个国家不再是90年代时的破败景象。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前几个月，驻莫斯科大使威廉·伯恩斯就该主题发布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电报。2月份他在给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中重申了他的担忧：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触及俄罗斯领导层（而不仅仅是普京）的最后一道红线。在现阶段，“快速通道”成员行动计划（MAP）不再是入会流程的一步，而意味着向俄罗斯发出战略挑衅。如今的俄罗斯必然作出回应，俄乌关系将进步入深渊。在2008年4月的一次访问中，布什满意地宣布，“乌克兰是唯一一个支持北约每项任务的非北约国家”。1995年，北大西洋理事会批准了乌克兰的和平伙伴关系协议，并开始进行演习和联合演习，截止到20世纪末至少有469次。2000年，在半岛东部举行了一次训练演习，特别具有挑衅性（仅那一年就有200次），目的是压制俄罗斯在该地区支持的“种族叛乱”。自1997年以来，乌克兰与北约间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不断加强，双方签署了一项特别伙伴关系宪章，建立了协商危机应对机制，并扩大了在军民关系、国防规划和军备采购方面的合作范围。同年春天，北约信息和文献中心在基辅成立。乌克兰国防学院、罗马的北约国防学院和奥伯加默高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作战学院之间很快开始了交流。在布加勒斯特峰会期间，乌克兰舆论基本上反对加入北约，但他们的意见被搁置一旁。2008年8月，布什表示格鲁吉亚也有望加入北约；此后不久，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开始炮击已经独立并在俄罗斯控制下的南奥塞梯地区，引起了猛烈的反击。无论如何，2019美国大选中弥漫着两党的恐俄情绪，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提议将北约作战部队直接部署到格鲁吉亚，民主党知名人士布热津斯基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呼吁禁止俄罗斯进入世贸组织并被将其逐出G8。和平的、后历史时代的欧洲终究只是一个幻想，现在让位于更传统的战争准则，欧洲的当务之急是重新武装起来。▲ 北约东扩进程，图源：新浪网
民主党在2008年竞选获胜，美国的对外态度基本保持不变。奥巴马以批判伊拉克问题的姿态参加竞选，大幅加强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与前任相比，他对欧洲领导人的态度更加温和，但同样厌恶他们的虚荣和无能。2011年北约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对的黎波里的发动闪电战，联合战争再度兴起。“十年前”，北约的大使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写道，“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投放了90%的精确制导弹药”。在利比亚，比例正好相反。“无论怎么评价”，北约都取得了成功，而且成本极低，美国仅支出了11亿美元；考虑到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衰退，而且对比巴尔干、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开销，这根本不算什么，何况没有一名士兵在战斗中丧生。奥巴马后来评论，这次行动本身“是反搭便车运动的一部分”，旨在迫使其他北约国家尽其应有的责任。大多数北约国家拒绝参与推翻卡扎菲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投了弃权票，并拒绝派遣其武装部队，不过还是提供了武器，并且作为补偿自愿加强了对兴都库什山脉的进攻。北约之外，利比亚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对于联合国大会上支持利比亚远征的提案，中国和俄罗斯应美国要求没有行使否决权，但他们随后感到不安，因为这个原本人道主义的事业变为了一场政权更迭的实验。第二年，这两个大国阻止了叙利亚政府发生同样的悲剧。在巴尔干战役和相关的“维和”任务中，北约士兵未经实战演练，大中东战争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然而，当全球反恐战争开始十年后，北约面临着从祖瓦拉到赫尔曼德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僵局，而美国的关注点再度回到太平洋地区。由于中东的战争旷日持久、不得人心，加上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盟友进行间谍活动，以及在阿富汗的秘密暗杀行动被曝光，北约在德国和其他地方遭到冷落。
在2014年9月的威尔士峰会上（纪念PfP成立20周年），北约正式撕下了对莫斯科的友善伪装。在纽波特会议上，北约无视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本法案》和军备物资预先部署规定，决定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半永久性地部署作战军旅的“战备行动计划”。名义上中立的芬兰和瑞典与北约签订了集体谅解备忘录，允许北约部队在其领域之外开展行动，而北约誓言要加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威尔士峰会进行的同时，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代表在白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谈判会议，希望结束乌克兰东南部的战斗。然而在明斯克协议签署之前，美国鹰派就开始阻止与莫斯科妥协。2014年春季顿巴斯爆发敌对行动，盟军最高指挥官菲利普·布里德洛夫表明了关键立场，警告人们注意来自东方迫在眉睫的、全面的攻势。在韦斯利·克拉克（另一位前北约最高领导人）和活动在纽兰一带的新保守派特工的建议下，布里德洛夫密谋破坏外交政策，并成功说服白宫为乌克兰武装部队长期提供战斗装备。对主战派而言，态势显然不断升级。如果美国果断采取行动，就不仅能威慑俄罗斯、遏制德国在该地区的野心，还会向中国表明决心。“中国正在密切关注”，克拉克于2014年4月写信给布里德洛夫：要是按照当前态势发展下去，中国将在五年内拥有四艘航空母舰并在西太平洋地区占据领空优势。如果我们丢掉乌克兰，太平洋地区的冲突风险必然提高。因为，中国会问，美国会不会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南海问题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俄罗斯拿下乌克兰，白俄罗斯将加入欧亚联盟，转眼间，苏联（换个名字）就会回来……然后美国面临的将会是更强大的俄罗斯、风雨飘摇的北约以及西太平洋的重大挑战。现在守住乌克兰防线，远比以后守住其他地方容易。但奥巴马明显不愿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布里德洛夫和他的同僚对此感到不满。尽管两党在国会大声疾呼，并且奥巴马自己的政府内部也已经形成共识，奥巴马还是拒绝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武器，据报道是担心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会降低德国和法国的支持。然而，奥巴马同意了强硬派的要求，在乌克兰与波兰边境的亚沃里夫训练设施增加美国的存在感。该训练设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北约联合演习的地点。北约的政治前景靠一个庞大的智库系统来维护。北约的“安全”理念越来越有包容力，该智库的成员数量也越来越多，前者现在涵盖了从化石燃料消耗、流行病预防到数字媒体的方方面面。他们持续提供内幕信息和专栏文章，培养大西洋主义的媒体，加强宣传民主规范、经济扩张和全球治理——这是90年代支持北约扩张的标语。这个口号意在表明俄罗斯和中国试图影响西方国家政治；人们最好将其理解为一种夸大威胁的手段，用来正当化国防开支和跨部门（如监视、人工智能和网络战）的“公私伙伴关系”。美国在针对俄罗斯的同时“转向”亚洲，其意识形态机构也借助“新冷战”这样的表述，提醒同盟国时刻保持警惕。这催生了所谓的“第二次冷战”。在美国经济和军事霸权相对减弱、西方阵营矛盾加剧以及重心从欧洲战场转移的背景下，卡特-里根攻势应运而生。在一连串的抗议之后，欧洲大部分左翼人士的立场这些年显著转变，反苏情绪压倒了反美帝情绪。北约盟国加入中美对峙体现了更广泛的战略意图。2019年，白宫向北约盟国施压，要求对北京采用更强硬的态度，马克龙对此愤怒回应。“今天我们的敌人是俄罗斯吗？还是中国？”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反问道。“北约的目标是将他们视为敌人吗？我不认同。”但随后发生的事意味着北约做出了不同的决定。2022年6月，在马德里举行的峰会上，北约首次正式将中国称为“系统性挑战”并列为对抗目标，在此期间，美国也“充分利用”对乌克兰的行动，使其能够“更坚实地支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策”。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战略家有意唤起70年代那种日益紧张的局势，那时增加北约的开支是为了让美国的事业扩展到更远的地方。兰德公司在2019年发布的文摘中引用了安德鲁·马歇尔1972年给智囊团的报告《与苏联的持久战》，该报告的内容启发了美国针对莫斯科的“强加成本”战略。报告指出，“此类措施在历史中的原型”，“可以在80年代卡特和里根政府的政策中找到。包括大规模的美国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计划（SDI，也称星球大战计划）、向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导弹、援助阿富汗反苏抵抗、加强反苏言论（所谓邪恶帝国）、支持苏联及其卫星国中的异议人士。”逐步加强对乌克兰军队的援助是另一种“消耗俄罗斯”的手段，这增加了克里姆林宫“剧烈反抗的可能性，从而派遣更多军队推进乌克兰腹地。甚至在美国提供更多援助之前局势可能就已经恶化，俄罗斯会先发制人。冲突升级，可以消耗俄罗斯；乌东地区对我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损耗，拿下更多的乌克兰领土也只可能增加我们的负担，尽管损害的是乌克兰人民的利益。”但这种做法存在风险。如果乌克兰被鲸吞，或被迫投降，“美国的威望和信誉”可能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作者评论到，“与接受美国致命性装备援助的其他国家（例如80年代反俄的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相比，乌克兰无疑是一个更有能力、更可靠的伙伴”。2021年6月，英国驱逐舰进入菲奥伦特角附近的俄罗斯领海，导致俄罗斯巡逻艇发出一连串警告。英国率先对乌克兰的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C4）能力实施现代化改造，并帮助研发了配备英国反舰导弹的“蚊式舰队”；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一份报告指出，克里姆林宫认为英国“想要走到冲突爆发的边缘”，与其他北约成员相比，“更加无保留地对抗俄罗斯”。到2021年底，美国和英国称已训练数万名乌克兰士兵，使该国军队实质上符合北约标准。在这一年中，北约加强了其在波罗的海的“空中警务”活动，据报道共出动了370架次。在总统办公室10月的简报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概述了“美国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四重蓝图：（4）增加乌克兰对局势的掌控并给他们提供作战工具。俄罗斯军队和装甲部队涌入乌克兰边境，《纽约时报》在进攻开始两周后宣布，“北约已经复苏，一些人担心美国因为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丧失了领导地位，但美国现已重新取得”。乌克兰战争开启了北约故事的新篇章。从巴尔干半岛到第聂伯河，北约自诩为欧洲和平捍卫者，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北约玩弄的只是边缘政策、权术政治和战略挑衅。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北约领导人可能有资格吹嘘他们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东欧自由重生的助产士，全球化的治安官，国际违法行为的典狱长：它的各种使命，就算可能与它的原则违背，也证明了美国的强大实力。在冷战结束后的头三十年里，北约的规模增加了一倍以上，新成员的加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除了名称要在《北大西洋公约》的地理范围之内。作为约束盟友、调解争端和解决帝国问题的机制，不能否认它加强了美国在欧洲的霸权。一体化不仅仅关于统一武器、细化条令和协调指挥；至少同等重要的是，北约寻求“思想上的看齐”。戴高乐曾经指出，大西洋主义“存在于我们之中，存在于我们的统治阶层和我们邻国的统治阶层之中。”“它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
*文章原刊于《New Left Review》，转自“法意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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