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恐慌背后, 人类世界正面临这三个真正的大危机

 导读：当前，美元信誉下降、欧洲经济乏力，俄乌冲突后制裁和冲突泛滥，各种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国际秩序进入一个较为混乱的时期。原本国际协调下共同应对问题的各种机制，也随着混乱的蔓延而停摆。然而，许多全球性问题客观存在，其解决与否对人类文明的前途将造成本质影响。本文借用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的理论，对全球根本性问题做了梳理，并强调了“全球治理”应该坚持的核心理念。

长时段尺度下，气候变化是十分紧迫的问题；中时段上，人类社会的产出水平、技术革新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很大；短时段的变量主要是大国关系重构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三个时间尺度中关键因素的叠加，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技术层面讲，中、长期问题，统计方法的调整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或许可以带来新的突破。而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有效的全球治理。

    全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其全球性。要解决，必须全球共同努力，就要在全球公共品的提供上给予有效的激励。在全球治理上，根据“同意或自愿”、“平等”、“权利与义务匹配和统筹”、“效率”、“补偿”5个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治理规则，大家的事，商量着办，才是最终的正确方向。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俄罗斯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关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治理

文｜‍‍张宇燕

来源｜《俄罗斯研究》

▲ 游戏中的末日景象。图源：互联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其中，历史的分析对理解国际形势非常重要。大局观强调的是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观则一定要将自身与当今国际形势相联系，理解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的21个文明。在不同地区出现过的众多文明中，有的出现较早，有的出现较晚，其中很多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消亡了。在研究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败之后，汤因比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型。基本结论是，文明总是遇到挑战，如果成功应对挑战并在应对挑战过程中有创新和发展，这个文明就能繁荣昌盛；如果被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挑战击垮，这个文明就会衰亡。还有的文明将全部能量用于应对挑战，虽然没有被击垮，但是同时它已经没有额外的力量去发展自己，文明因此而停滞。以中华文明为例，为什么会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发展起来？因为长江流域自然条件要比黄河流域好很多，在那里，人类的生存要比在黄河流域容易，不会遭遇强烈的挑战。而要想在黄河流域生存，则必须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此中华文明才在那里发展兴盛起来。

修昔底德认为，历史的意义主要是揭示人性。事物易变，但人性是不变的。目前，虽然人类经历的事情，享受的物质财富以及生活水平与几千年以前完全不同，但是人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首先，长时段跨度大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时段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要素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这些一经形成，几百年都不易改变。就人类个体来讲，对长时段要素可以发挥或实施影响的主动性很小，一些学派或教派将其归于“宿命”。这个时段尺度下的要素变化缓慢，对历史进程则产生深刻影响。其次，中时段涉及的时间跨度从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不等，影响历史的变量包括人口、产出、工资水平、价格、技术、制度等，一般是几十年中会表现出变化。最后，短时段指的是影响的时间跨度比中时段更小的时间序列上的事件，包括革命、条约、地震等。人们在经历它时，觉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但是从历史学家的大尺度或超大尺度去回溯，大多数事件的影响转瞬即逝。

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间尺度中关键因素的叠加。长时段的气候变化已经变成十分紧迫的问题。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革新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很大。短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的反应。三个时段中的关键变量集中在一起同时发生，推动人类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1   长时段的气候变化问题

在长时段尺度下，当前人类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气候方面。托比·奥德在《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以前人类的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某段历史进程，但是1945年人类有了核武器，便拥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人类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其中之一是气候变化。另外一个是工程化病原体，即人工制造病原体，再则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并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个系统，它隐藏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中自我学习，掌控人类的资源、隐私，最后可能获得支配性权力。奥德指出，这些风险的叠加，导致在未来一百年中人类可能会自我毁灭的概率达到了六分之一。在这几个风险中，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且紧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发布了《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这份报告用自然科学的大量数据论证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出现的各种极端气候如酷热、洪水、山火等，将成为未来30年的常态。2022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洪等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并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不是天然的灾难，它们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即使人类马上采取行动，大幅度减排，未来30年全球总升温也有可能达到1.5摄氏度。而根据原有的推断，21世纪内全球总升温是不大可能达到1.5摄氏度这一指标的。

2021年，1.4万名科学家在美国《生物科学》月刊上联署发表文章，讨论了地球的过度开发问题。这些科学家设立了31项“生命体征”来“诊断”地球的“健康”程度，里面涉及森林砍伐、温室气体排放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31项指标里面，有18项已经突破了“红线”，这表明地球岌岌可危。2022年10月13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也显示，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减少了69%，这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大。

2022年9月20日，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发布了《2022年突破性议程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净零目标的实现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目前的情况非常危急，要想做到把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越来越难。除了大幅度减排，减少化石燃料使用，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之一便是粮食浪费问题。据统计，食物浪费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重的11%，几乎与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的12%一样。因此，节约粮食不仅仅是节约支出问题，而且还关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涉及统计指标问题。目前，大家依旧将人类生存品质与人均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相关联。但事实上，这个指标是存在问题的。十几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现这个指标会阻碍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为此，成立了一个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内的、由众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负责制定新的经济指标体系，即包容性财富指数（IWI）。这个指数和GDP有很大区别。首先，GDP是流量概念，指人类在一年的时间内新创造的财富，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增量。然而GDP衡量的是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不是质量。IWI则更加关注存量，通过综合分析一国的福祉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衡量国家财富。其次，IWI的内容更加丰富，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三个方面。在人力资本方面，既涉及人的数量，又涉及人的质量。人的质量不仅与受教育水平有关，还与人的健康状况有关。健康等人力资本的质量指标非常重要。眼镜的发明曾经被评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主要是因为没有发明眼镜时，老师傅视力的下降会影响其制作仪器的精密程度，导致真正有效工作的时间缩短，急剧降低了劳动效率。但是有了眼镜以后，熟练师傅的工作时间会大大延长，从而优化了人力资本。与一个受过教育但有效服务时间只有20年的人相比，更健康的人的有效服务时间可以达到30年甚至40年，后者构成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升。这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内容，在GDP里面是难以充分反映出来的。

在生产资本中，除了机器设备、厂房，IWI还包括基础设施，这部分非常关键。环境、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地表生态和地底资源等自然资本也是GDP基本没有涉及的。虽然IWI很难计算，但是在2014年和2018年上述团队发表了两份报告。总之，IWI指标更加契合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强调的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特别是自然资本已经将绿水青山因素考虑在内了。一旦大家接受了这个指标，就不会一味追求GDP的增长了。而根据现行主流统计标准，造军械、炮弹、导弹、原子弹等都计入了GDP，但这部分GDP实际上发挥作用时，其功能是毁灭其他一部分GDP。

 2   中时段的人口问题和技术进步

在中时段的主要变量中，首先是人口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口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等。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生育率。据统计，日本2021年总和生育率是1.28，欧盟是1.5，韩国则是0.8。对于一个国家而言，2.1的总和生育率是临界值，即当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不低于2.1个孩子时，整个群体的人口规模才不会缩小。中国2021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18，估计2022年会低于1。与此相对，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人口爆炸。例如非洲。非洲现在是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地区，像尼日尔的总和生育率是7.46，马里是7.42，索马里为6.76。中东地区的生育率也特别高。目前全球人口结构呈现出人口爆炸和人口老龄化并行的趋势。在人口爆炸的国家或地区，人口中位年龄非常年轻。例如，中东地区的埃及24.1岁，叙利亚23.5岁，伊拉克21.2岁。非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更低，喀麦隆和索马里18.5岁，苏丹18.3岁，赞比亚16.9岁，安哥拉15.9岁，全球最低的是尼日尔，只有14.8岁。亚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也较低，如菲律宾24.1岁，巴基斯坦22岁。而中国、日本等国的中位年龄就偏高。中国是38.4岁。日本是48.6岁，仅次于摩纳哥的55.4岁而居全球第二。

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已经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涉及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构成人力资本的人口减少，将带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同时社保、医保等相关财政支出还会上升，这将加大财政赤字的压力。不仅如此，老龄化对国家政治行为也有系统性影响。老年人的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虽不如青年人，但是政治参与度明显高于青年人。例如，统计显示，日本2021年10月举行的第49届众议院选举中，20—29岁青年人投票率为36.5%，60—69岁老人投票率为71.4%，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上老年人更有时间关心自己的福利，这一群体更容易影响选举结果。在1970年的英国，只需根据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入，就可大致判断出他会投票给哪个党，这个规律在现在已经失效了。目前，主要是根据年龄判断其所支持的政党。1946年后出生的人口大量进入老龄化阶段，他们不断推动法律保障自己的老年福利，取得的成果是英国在2010年出台了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即保证英国国家养老金增长率提升至通胀水平、工资上涨速度、2.5%这三个数值中的最高值。老年福利成为政党讨好选民获取政权的重要政策选项。

另一方面，老龄化人口结构导致一些国家被迫考虑通过放开移民限制来补充青年人口。然而，扩大移民也可能带来大量新的社会问题。默克尔执政期间遭人非议的问题之一就是“门户开放”的难民政策。德国所接纳的百余万难民对政府财政、社会治安等造成了很大影响。意大利兄弟党的主要政见就是反对非法移民，这也是其获得大量支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对移民政策一直颇为保守的日本开始放开移民，这也与日本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有关。根据日本总务省2022年9月发布的人口估算数据，该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9.1%。2020年，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日本人认为接纳更多外国人对日本的发展是一件好事。

族群结构也是人口问题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在俄罗斯，2015年穆斯林人口是2000多万，占比15%。据估计，到2050—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3%。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俄罗斯很可能最终变成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美国也面临类似情况。1970年，美国的穆斯林只有10万人，现在已经达到1000多万人。2018年，美国新生儿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而到2024年，2岁以下的不是白人的美国人将超过一半。根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这个变化对政治、经济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出现的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有关的变化，与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

其次是技术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分重视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科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目前，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也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到底如何影响经济？这需要放在理论框架中加以探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便是经济的增长。其中，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平均来看每个人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其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当有现实需求时，人类就会想办法发明创造来满足需要，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技术不断进步。此外，交换或贸易也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自身所需的全部产品（比如粮食和衣服）而不发生交易，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如果一国单位时间生产粮食更多，另一国单位时间生产衣服更多，就可以由粮食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专门负责生产粮食，另一国专门负责生产衣服，然后双方进行交易，两国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衣服数量总额会比没有国际分工和贸易时更多。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仅仅通过开放贸易也能带来单位时间产出水平的提高。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分工和专业化还可能进一步促成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更深层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分工和专业化？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市场规模。如果一个村只有3户人家，则这3户人家都必须各自包揽各种生产生活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种粮食、种棉花、织布、制造和修理农具等。如果该村有300户人家，那么就会出现专业化分工，发展出铁匠、木匠、开餐馆的、修理农具的、卖肥料的……随着各项营生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便出现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工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市场越大，参与的人越多，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技术会在有需求时进步，进而继续推动增长。简言之，就是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这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

古典经济学家多崇尚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离不开执行契约和保护产权。一个主体如果从事专业化生产，比如专门负责生产粮食，而粮食的产出有时间周期，从春耕到秋收需要数月甚至半年时间，要保证粮食供需方面的稳定，就需要签订契约。一般来说，签订的契约必须得到遵守，无成本或低成本破坏契约的现象如果普遍存在就会扰乱市场预期。契约的签订、执行都需要强制性权力的保障，有机构确保契约的强制性执行才可能实现分工专业化。而交换也需要在明确界定产权、尊重契约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界定产权和执行契约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在2022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李强同志的主旨演讲提到了“完善产权保护”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保护产权”十分关键，契约遵守也很重要。冷战时期，苏联的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便和美国签订了购买小麦的合同，而且是长期协议。苏联出兵阿富汗时，整个西方对苏联实施全面制裁。即便如此，美国还是保证了对苏粮食贸易协定的执行，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粮食和人道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俄罗斯变成了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人口和土地都大致没变的情况下，从粮食进口国转变成出口国，这说明体制机制很重要。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数字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事实上，数字技术无形中扩大了市场。在数字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一些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根本不可能进入市场，无法形成供给。得益于数字技术，这些资源的潜能被快速、全面地调动起来了。例如，以前出差往往会选择入住当地有名气的大型酒店，但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出差可以选择入住家庭旅馆或其他有自己特色的小规模酒店，较低的搜寻成本，将它们具备的价格、安全、服务和位置优势更充分地呈现了出来，这也使得越来越多原本闲置的社会资源投入到酒店业之中。数字技术把以前可能根本进不了市场的资源调动起来，扩大了市场规模，随之而来的是分工更加专业化。如果没有数字旅店平台，可能需要对大型酒店为主体的旅店业投资1万亿美元。而现在，这1万亿美元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用到其他方面，产生更高的配置效应，整个行业也会变得更加绿色环保。

此外，数字技术还能增加普惠性。在一些行业，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钱做广告并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小商小贩、小家庭作坊的产品无法进入市场。例如香水行业，主流产品都是大品牌香水，而且价格非常高。因为香水是一个广告密集型产品，广告费占整个销售价格的45%左右，小品牌负担不起广告成本，所以只有大品牌才能生存下去。服装业此前与香水行业类似，大品牌赢者通吃的现象比较明显。即使是非奢侈品女装也具有较强品牌效应，比如Zara等就是被市场认可的畅销品牌之一。近年，中国南京有几个青年人创立了一个跨境电商平台“Shein”，主要经营女装。其专门针对海外市场每天推出几十款女装，品类多、更新快、质量优、价格低，受到国外年轻人的欢迎，直接挑战了Zara的门店业务。这就是数字技术产生的可及性和普惠性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数字鸿沟问题。在网络和数字经济领域，不同的行为体利益诉求不同。比如，国家关心的是安全，平台企业关心的是利润，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关心的是便利度，民众或消费者关心的是个人隐私。不同集团的诉求可能会阻碍统一规则的达成。目前，数字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统一的规则。没有规则，贸易和投资都会受到影响。

 3   短时期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对俄制裁的影响

当前短时期的变量主要是大国力量对比，特别是中美力量和关系的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影响。首先，必须重视中美关系。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述，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这里面存在两个变量，一个是崛起，一个是恐慌。目前国际形势中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许多重要事件，背后都是大国博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各国在追求效率、利润的全球化，而当前各国考虑的因素则更多、更复杂。国家的战略目标可能不仅是自身福利的改进，还包括打压竞争对手的一面。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的文章便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分析了这种变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界抛弃或者否定了纯粹的李嘉图模型的核心论点，即贸易促进双方福利的改进。一旦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开放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则受到持久的损害。

就中美关系而言，很大程度是GDP规模的相对变化引起了美国的焦虑。虽然GDP这个指标并不完美，但是与其他指标相比，还是最能够系统、综合、可比地反映一国力量的长期变化态势的指标。1980年中国GDP与美国GDP之比不到7%，到2010年变成了40%，2015年上升至60%，2020年进一步上升至70%，2021年更是达到了77%左右，这个变化非常大。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代，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美国是1万美元左右。现在，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左右，美国是6.8万美元。双方的人均GDP原来相差1万美元，现在相差将近6万美元，绝对差距越来越大，但从中国占美国比重来看仍然显著提升。美国忌惮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积累的体量。

除了力量对比接近的压力以外，美国焦虑更深层的逻辑还在于资源占有或分配的压力。大约30年前，位于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对中国赶超美国的后果进行了估算，一个结论是，如果中国人平均物质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1/2，当时条件下，至少需要2—2.5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在一次采访中，中国记者向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提问：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西方意味着什么？施密特思考片刻后说，这意味着西方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中国人如果想要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资源，结果要么是西方减少消费，要么是以更高的价格水平消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谈到过类似的问题。他在2010年的电视访谈中说：“你知道，如果你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我认为他们会立即承认，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公民拥有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现在一样的生活模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地球无法承受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明白自己必须做出一个关于新模式的决定，这种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这将使他们能够追求他们正在追求的经济增长，同时，处理这些环境后果。”这里面流露了他对中国的发展会威胁整个西方福利的担忧。丹麦前国务秘书、外交部官员约恩·厄尔斯特伦·默勒在美国《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和西方矛盾冲突的文章，提及了中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同。但他认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北京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威胁，而是威胁到了一种观点，即西方有权控制全球财富，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源，无视他人的需求并且持续肆无忌惮地制造污染”，“中国现在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全球蛋糕，也是因为北京拒绝大方接受西方分配给它的角色”。中美大国博弈看上去是在国际规则确立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底层逻辑还是对资源的争夺。

另一项重要的短期事件是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国际制裁。国际制裁是由特定行为体，通过让其他行为体遭受损失来迫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是非暴力的、非合作的、惩罚性的、警示性的。一是使目标国服从、按照制裁国的偏好行动；二是颠覆、实现罢免目标国领导人或者推翻其政权的目的。美国制裁俄罗斯的目标至今依旧不明确。基辛格提醒美国需要明确相应的目标，是让俄罗斯服从还是要颠覆俄罗斯政权？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曾公开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推翻普京的统治。除此之外，美国的制裁可能还有警示的作用，即在国际上发出信号，警告其他国家自我约束。不仅如此，制裁俄罗斯还有想要实现的国内目标，即服务于国内的党派之争。拜登政府制裁俄罗斯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帮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

制裁种类可以按声誉、价格、数量、人员、金融、规则、网络和盟友等不同方式分为八种。一是从名制裁，即制裁方以违反规范为由对被制裁方发起制裁。从名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声誉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规范性权力令被制裁方声誉受损并由此承受经济或政治损失，包括点名和羞辱（name and shame）、在指标体系中降低排名、污名化、列入“黑名单”等等。

二是从价制裁，即制裁方通过提高或降低商品、服务或货币的相对价格，使被制裁方遭受损失。从价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价格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权力使价格变得不利于被制裁方，包括提高关税、汇率操纵、倾销和反倾销、取消最惠国待遇等。

三是从量制裁，即制裁方通过数量上完全禁止或部分限制，使被制裁方受损。从量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数量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权力使数量变得不利于被制裁方，包括禁运、抵制进口、减少或取消配额、拒绝发放许可证、减少或取消援助或贷款等。

四是从员制裁，即制裁方对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员或群体发起制裁。从员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员或群体遭受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综合运用规范、金融、网络等权力进行甄别和追查并实施精准打击。从员制裁通常指向被制裁方的政权成员和其支持集团，目的是使核心人员的经济地位遭受重创，进而迫使其服从制裁方诉求。具体举措包括驱逐外交官、召回大使、冻结个人资产、禁止金融服务、限制或取消签证、旅行限制等。

五是从金制裁，即制裁方对被制裁方的资产、账户或资金流动发起制裁。从金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金融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利用金融性权力限制或禁止被制裁方的货币流动和交易，包括冻结被制裁方的资产和账户、没收或强行出售资产、限制或拒绝进入清算体系、禁止第三方金融机构与被制裁方进行金融交易、禁止融资等。

六是从规制裁，即制裁方通过确定和执行规则来限制或改变被制裁方的对外政策和行为。从规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规则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运用制度性权力来规锁和遏制被制裁方，包括实施国内法外延和长臂管辖、区域非中性规则、多边非中性规则等。

七是从网制裁，即限制或切断互联网接入、逐出网络支付系统。从网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网络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运用网络性权力来管辖被制裁方，主要包括断网、关停GPS导航系统、拒绝提供即时信息通信服务、踢出SWIFT国际结算体系等。

八是从盟制裁，即制裁方拉拢、说服或威慑第三方以形成统一的制裁联盟。从盟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系统性排斥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通过规范性、制度性、金融性和器物性权力将被制裁方踢出圈子，具体包括确立全面的排他性平行体系、在特定领域或部门确立有选择的排他性平行体系等。

2022年9月，俄罗斯称西方国家已对其实施了约1.1万项各种限制，本来预计这些制裁可能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俄经济2022年第二季度按年化率计算萎缩了21.8%，而2022年全年预计仅萎缩3.4%，比预期的要低。其2023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进一步将俄罗斯2022年经济萎缩的预计幅度下调至2.2%，甚至预计其2023年将由上次预计的萎缩2.3%转为0.3%的增长。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2023年2月的数据，2022年俄罗斯经济实际萎缩2.1%。美国对俄制裁效果低于预期有两个原因：一是俄罗斯国有部门的产出占整个GDP的60%以上，政府的抗压能力较强；二是俄罗斯在能源和粮食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较强。

现阶段，粮食危机、粮食安全也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比较重要的短期“事件”。从生产角度来讲，全球粮食整体上并不存在不足或短缺问题。二战后，农产品生产的增长率一直高于人口的增长率。问题主要出在结构或分配上。例如，乌克兰是世界主要小麦出口国，一些国家高度依赖自乌克兰的小麦进口，但乌克兰危机使这部分粮食贸易受到了影响。再如，全球三分之一的粮食被用于非食用工业领域，如生产酒精、燃料、饲料等，这些领域对粮食用地及生产的过度占用，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影响粮食安全。此外，美国ADM、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以及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等所谓“ABCD”四大粮商控制着全球70%的粮食市场交易，它们炒作粮食价格从中牟利的行为也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

 4   全球治理赤字的解决与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要义

上述不同时段的变量对当今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的严峻局面。而上述提到的长时段最重要的气候变化，属于典型的“治理赤字”问题，这就涉及全球治理，因而有必要对全球治理展开深入分析。

全球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全球问题。什么是全球问题？只要满足以下这两个条件就是全球问题：第一，它的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第二，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不能单靠一两个国家。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问题，只靠中国等少数国家努力而其他国家置身事外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各国协调共同解决。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存在的本质区别。

什么是“国”呢？从“国”字的繁体写法“國”可以看出，其外面是一个方块，里面包括一个“戈”字，指武器，还有一个“口”，这个口代表人口。外面的方块“囗”不是汉字“口”，而是一个古汉字，读“wéi”，基本含义是城墙。城墙里面既有人口，又有武器（代表军政部门），体现了国家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也即《孟子》论及的国君之三宝：土地、人民和政事。在英文中，表示国家的也有三个词：Country、Nation、State。其中，Country主要指土地，Nation涉及人和民族，State主要指政府。

拥有土地、人民和政府等要素之外，要想成为国家还需要满足的条件是获得其他国家或政府的承认，只靠自我标榜还不行。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美国有一家四口在网上宣布他们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成立独立国家，还发布了其所拥有的农场的精确的经度纬度，并宣称由丈夫担任总统兼国防部长，妻子任总理兼内政部长。看上去他们所建之“国”满足了土地、人口和政治的基本条件，但是最后夫妇二人因为不交税而被抓走。这家人的行为并没有获得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政府的承认。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是怎么成立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涉及到国家的基本定义和功能。首先，如前所述，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包括法律、军队），有自己的国民，以及确定的被其他国家承认的边界。其次，国家还有两个最重要的职能，即强制征税和垄断暴力。其他行为体不具备行使上述职能的合法性或能力。例如，联合国没有征税权，也不可能垄断暴力，最多要求或授权相关主权国家派出军队或警力去开展维和行动。这就引发了一个难题，即没有世界政府能够通过强制征税、垄断暴力所支撑的法律让各国共同应对全球问题。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全球问题呢？只能通过全球治理。

统治和治理之间是有区别的。统治主要由政府来实施。政府的统治具有强制性，如果拒绝或违背，政府会依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惩处纠正。治理相当多是发生在公司里。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所有者或股东们共同商量出一套规则，再按照规则实施管理。每个股东，不论大小，都享有投票的权力，但是制定规则的实际权力要依据占有股权的份额及公司治理规则来确定。全球治理也是如此。在全球治理中，需要不同国家共同商量出一套规则，而接受这个规则本身就是一条自我约束的规则。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他的著作里面讲过一个故事：他年少时，在江边看到有几十上百人在拉纤，而船头专门坐着一个监工，如果有人偷懒了，这个监工会毫不留情地挥鞭而下。而奇怪的是，他却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个监工竟然是这群纤夫自己出钱雇的。在这个故事中，监工的作用实际上是纤夫们的自我约束。在集体行动中，个体通常不会注意到别人有没有全力以赴，但这又是一个集体产品，只能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收益。为了避免有人偷懒，这些纤夫达成了一个规则，就是专门找个人来监督他们，鞭打他们中的偷懒者，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应注意，监督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因为产品是集体产品，所以成本需要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这个例子可能不太贴切，但是能够让大家快速地明白什么是全球治理的基本逻辑。本来，如果有一个“老板”制定规则，这些纤夫不需要自己花钱请监工。正因为没有这样一个超然在上的“老板”，每个纤夫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商量出一套规则，并接受这条规则的约束，这就解决了纤夫里滥竽充数的问题。

在全球治理中，制度建设非常关键。全球治理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涉及较多的集体行动问题。公共产品是大家共享的，但共享的公共产品是有成本的。当大家均摊成本并共享成果时，行为体（全球治理中主要是国家）就会认识到，只要够努力就会得到相应的好处，每个行为体就得到了有效的激励。但是，如果不能有效界定成本并准确分摊到每个行为体名下，同时对拒绝承担成本的行为体施加足够大的惩处，那么理性的行为体就会采取“搭便车”的机会主义策略，尽量让其他行为体去承担成本，自己只享受公共产品。当出现太多想要搭便车者，其他原本愿意承担成本的行为体可能更有动机也采取卸责（shirking）或“搭便车”的策略。全球治理就是要找到一个拿“鞭子”的行为体或机制，防止“搭便车”以致合作最终崩溃的出现。但是要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众多的世界上达成有“鞭子”的协议非常难，因此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治理赤字”。

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前提条件是在理念上、理论上要把全球治理赤字解释清楚，形成真正的共识和自我实现的约束。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大家的事，要商量着办”。具体来说，需要满足五个原则。前两个原则对应着“公正”条件，后三个原则对应着“合理”条件。

一是同意或自愿原则。由于在国家之上不存在权威，约束性的国际规则必须征得被约束国的同意，这里面涉及主权的至高无上性。规则需要约束力，但承担约束功能的“执鞭者”或监督人也必须所有被约束者都同意才能履职，这个过程中不能出现强迫，必须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愿选择。

二是平等原则。国家之间是平等的，约束他国的国际规则也必须同时约束自己。这两个原则源自康德的思想。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专门谈到公正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平等。自由或自愿是指约束我的规则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平等就是约束我的规则也必须约束你自己。

三是权利与义务匹配和统筹原则。一方面，一个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必须和所承担的义务相匹配，才可能合理。另一方面，统筹意味着考虑多方面的情况。以气候变化为例，现在西方对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总觉得中国比西方国家晚十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不行的，而且认为中国的排放量占全世界的1/3，中国现代化进程是造成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等负面影响的最大威胁。从增量角度上看，最近这二三十年，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确实排放了地球温室气体增量中的相当部分。然而，如果从存量来看，温室气体不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排放的。以汽车排放为例，中国汽车的快速增长也就十几年时间，但西方国家的汽车使用时间已经近百年。据统计，美国在过去两百年排放的温室气体达5000多亿吨，中国这两百多年全部加起来才排放了2800多亿吨。欧洲排放时间比美国还早，排放规模存量和美国差不多。西方国家在存量里占据了较大份额，中国则是在增量里占比较高，西方国家用增量为唯一条件或标准来约束中国，不满足“包容性条件”，因而并不合理。权利与义务应当对等分配，增量公平和存量公平应该统筹考虑。

四是效率原则。满足效率原则，需要全球治理的参与方能够明确有待解决的全球问题，并且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或者有效办法，换言之，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问题时要管用。

五是补偿原则。有些全球问题的外部性太强，无法完全以“内部化”的方式来解决。比如31%的亚马逊雨林，或者受到了破坏，或者改成了农田、牧场。亚马逊雨林是地球的“肺”，它的面积缩小，不光影响巴西，还会严重影响整个人类的未来。虽然亚马逊雨林位于巴西境内，但是其外部性太强了。为了同时满足全球福利和巴西诉求，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可能就需要在补偿原则下被放松。当然，补偿原则不能与前面的同意或自愿原则相抵触，补偿的内容和形式都需要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愿选择。

一般情况下，达成并保持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很难。美国的霸权主义就不符合公正合理原则。但是，美国霸权也有其自身存在的逻辑。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要付出成本的。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再作出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决定。通常国家会在确保至少长期来看利大于弊时，才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从而有动机把规则制定得对自身更有利。由此，各国按这套规则行事时，规则制定方能够享受更多的利益，表现为国际规则的非中性或者国际治理的非中性。所谓中性规则，即规则的效果不会“因人而异”，这样的规则往往符合公正合理原则。比如交通规则。政府在制定交通规则时，需要决定行人和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行。对行人和车辆来说，目标是提高通行效率，至于靠左还是靠右并不影响目标的实现，左行或右行的规则就是典型的中性规则。然而，大多数规则都是非中性的，换而言之，大家都遵守同样的规则，但是对于不同行为体意味着不同后果或成本。霸权主义是一种偏袒或强化霸权的非中性规则。

总之，规则十分重要，规则决定成败。按照现行规则，非专业短跑运动员很难在和短跑世界冠军的角逐中获胜。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规则，比如跑到50米处停下解两道数学题，答对以后才能继续跑后面的50米，也许一些非短跑专业人士就有较大机会跑赢百米世界冠军。这个极端例子说明，某种意义上是规则决定结果。如果没有规则，实力、天赋、训练和准备可能会因为不能有的放矢而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规则的重要性，而现存的霸权主义规则又是不公正的，所以在面对全球治理赤字问题时，更需要加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文章原载《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3期。

作者：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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