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据路透社和法新社10月5日报道，法国方面表示，法国军队将于本周开始从尼日尔撤军。在尼日尔邻国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分别于2020年和2022年发生政变，迫使法国撤离驻军之后，尼日尔成为法国在西非地区的关键枢纽。因此，近期尼日尔政变是对法国在西非地区影响力的又一次重大打击。法国召回大使并撤军进展迅速，也部分与当前尼日尔政变当局坚定明确的“反法”立场直接相关。 近年来，在法语非洲国家中，对法国的各种批评不断增加。一批“新泛非主义者”（néo-panafricanisme）正在将过去更具文化精英色彩的“反殖民主义”批判，转变为直白激进的反法言辞乃至“法国阴谋论”：法国阴谋颠覆非洲政权、一切非洲的问题都是法国造成的。一系列反法言论通过社交媒体不断放大，与具体的政治动员紧密结合，已经是非洲政治家（执政党和反对派）的主要政治资源。 在众多批评中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法国军事基地和军事干预破坏治安、非洲法郎对经济“持续吸血”、法国的开发援助附带各种不平等条件。在冷战竞争背景下，上述问题背后的“法非特殊关系”（Françafrique）被看作一种殖民关系的延续，但依然得到了西方阵营的默许。自20世纪末以来，该模式开始逐步消亡（或曰“改革”），却未获得法语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可。 本文通过社交网络定量分析指出，当前反法运动、“新泛非主义者”和俄罗斯（瓦格纳势力）存在明确联系：在瓦格纳相关实体提供资金和社会工程技术支持下，一大批“新泛非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快速成长，搭建起了明确的“反法、亲俄”话语体系，并收获了广大的年轻受众。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政变行动中，这些“新泛非主义者”（个人、民间组织和国家）还是反叛行动和新政府合法性话语的重要来源。 本文作者认为，在非洲的“反法”已不再是一种政治讨论，而转变成一类产业化乃至战略性的工作，是影响当前非洲对法态度的关键力量。在社交媒体等舆论阵地上，所谓“法国阴谋论”的政治成功显而易见，已是广大非洲社会的精英和大众的共识，甚至可能是当今非洲社会极少数能达成共识的政治观点。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全球治理的脆弱地带与发展危机”系列编译，原刊于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Thierry Vircoulon; Alain Antil; François Giovalucchi
翻译｜慧诺
来源｜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
▲ 马里民间组织Yerewolo协会组织的“法国滚出去”示威活动；图源：法新社在法语非洲国家的示威活动中，法国国旗被焚烧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撒哈拉地区，对针对法国的敌对口号、激进分子的响亮声明，以及官方人士的讲话在数量上激增。此外，这些言辞有时还伴随着对法国企业、外交代表和文化机构的激烈抗议，偶尔还伴有对法国居民的威胁。对于法国的不满多种多样：掠夺地下资源，勾结腐败精英、非洲法郎等统制工具、开发援助滋生腐败、军事基地尾大不掉，区域组织只效忠法国总统......长期以来，这些言论往往没有明确的主题，也无法评估其影响。但是，随着新兴的泛非洲主义者的崛起，加之社交媒体的扩大，一种新的反法趋势愈发明显——但其团结并基于对“何为非洲”问题的共识，而来自对法国这个“共同敌人”的仇视。不过在非洲大陆上，“反法”并不是新鲜事物。过去，这种趋势曾被法语非洲国家的官方政府和媒体机构所镇压和消减。现如今，也正是这其中一些国家的政坛在将“反法”塑造为新的“政治正确”。无论反对党和执政党，都认为法国必须为其本国政策失败负担责任。在地中海另一边，法国却维持着长期以来的政策基调。“法国对非洲负有使命”（vocation africaine de la France）的相关理念和话语，依然是法国总统国事访问、外交政策和机构工具的核心内容。的确，与英国、葡萄牙的殖民地类似，法语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始终与前宗主国保持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法国通过经济、军事等各种途径影响非洲，也在实质上具备“非正式帝国”的所有属性。在1980年代初，在非洲前殖民的法国“合作者”（coopérant）甚至还一度超过了独立前夕在当地的行政人员数量。在冷战竞争背景下，尽管所谓“法非特殊关系”（Françafrique）被看作一种殖民关系的延续，但依然得到了西方阵营的默许。自20世纪末以来，该模式开始逐步消亡，但依然塑造了当今法语非洲地区的政治想象。非洲法郎和军事基地（军事干预）作为“法非特殊关系”的两大支柱，也是当前“反法批判”的核心。
如今，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正为法非关系带来新的变数。对法国的“新殖民主义”批评正升级成为“法国阴谋论”（complot de la France），“反法”则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政治资源”。一方面，新泛非主义者（néo-panafricaniste）似乎与俄罗斯等外国强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后者提供资源支持前者广泛散播相关话语；另一方面，“反法”已不再是一种政治讨论，而转变成一类产业化乃至战略性的工作，是影响当前非洲对法态度的关键力量。
在“新月形沙丘行动”（opération Barkhane）设立前，非洲就长期存在对法国政策的“新殖民主义”批评，其指出法国旨在通过各种手段延续殖民统治：军事干预、非洲法郎和援助政策。这三大议题也是如今“法国阴谋论”（法国阴谋反对非洲）的重要支柱。（译者注：2012年，法国与马里、乍得、尼日尔、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五个非洲国家，为了打击整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伊斯兰武装组织的叛乱活动，制订一个名为“新月形沙丘行动”的永久跨境反恐行动，总部设在马里。法军与西非部队、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军事力量进行协调，打击恐怖分子。）军事干预是法国对非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引起最多反感的特征。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认为，法国自1789年以来一直声称自己有种“天然的使命”，必须进行国际干涉。非洲地区自获得独立以来，就一直是法国军事干预的首选对象。这些干预的基础正是法国与非洲国家签订的一系列军事合作和防御协议，以及其设立的永久军事设施。在1960年代初期，法军在科特迪瓦、中非共和国、吉布提、加蓬、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塞内加尔和乍得设立了基地，驻扎了3万名士兵。在1960年到1963年之间，法国与新获独立的法语非洲国家签署了大约12项防御协议。到1970年，在非法军规模减少到约2万名士兵，然后继续减少，今天已降至6100名士兵。同样，法国军事基地数量大大减少，现在只有四个永久基地（达喀尔、阿比让、利伯维尔、吉布提），驻扎了3100名士兵。此外，根据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政府的要求，法国近期又撤回了在乍得和尼日尔参加“巴尔坎”行动的3000名士兵。
| 1960 | 1970 | 1980 | 1990 | 1997 | 2010 | 2013 | 2014 |
在非法军数量 | 30000 | 20000 | 15000 | 10000 | 8405 | 8515 | 9350 | 6596 |
▲ 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的演变（1960-2014）；来源：《非洲军事行动50年，1964-2014》，法国国防部《经验教训》杂志，2015年。尽管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力量显著减少，但“干涉主义”的倾向却依然存在。自1964年至2014年，法国国防部在非洲进行了不少于52次军事干预行动。乍得是法国进行军事干预最多的非洲国家，法军自1960年代以来几乎一直驻扎在那里。上述行动对非洲舆论传递的信号是一以贯之的：根据法非关系的共同利益与分歧，法国军队将在法语非洲地区扮演“警察”角色，无论该非洲国家是否“民主”。最受批评的军事行动毫无疑问是“涟漪行动”（卢旺达，1994年）、“独角兽行动”（科特迪瓦，2002-2015年）和“哈马坦行动”（利比亚，2011年）。第一次行动将法国与20世纪最后一次种族大屠杀联系在一起，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形象。另外两次行动则推翻了非洲国家的总统，加强了“巴黎凭借武力左右非洲政权”的观念。正是在科特迪瓦危机的13年中，一些政治派别发动起了“年轻爱国者”运动。这些年轻人的动员不仅仅是机会主义的，他们真的“在反殖民主义事业中找到了一种追求自由的手段：民族言论的解放服务于另一种解放，即代际、家庭、社区、经济和最终政治方面的解放。”这种动员形式及效果在西非人记忆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时间来到21世纪，法国发起了雄心勃勃“新月形沙丘行动”（2014-2022）。然而，这一行动引发了马里政府和西非舆论的不满，最终导致马里和法国之间的危机。法军的连连失利，更为非洲社交媒体的予以话柄：法军并不是在战斗，而是与“圣战分子”合作，并参与该地区资源（金矿、牲畜等）的掠夺。最终，“新月形沙丘行动”的失败标志着一次重大变革。2023年2月，马克龙于宣布了要与非洲建立“一种新的军事伙伴关系”：减少驻军规模，并有可能将军事基地转变为军事学院。经过综合考量，法国对萨赫勒地区军事干预理念由在前线单打独斗转为幕后“伴随作战”，并且更加侧重“非军事干预”。（译者注：自法军相继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撤离后，法国已经将在该地区的主要兵力转移至尼日尔。尼日尔地处萨赫勒—撒哈拉地带的中心，是连接北非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间的桥梁，多个西方国家在尼有驻军。）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Franc de la Communauté financière d’Afrique）的概念诞生于二战后，包含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西非法郎区包括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Union Economique et Monétaire Ouest-Africaine，UEMOA）的8个成员国（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及多哥），法国银行和西非有关各国银行是西非法郎的共同发行部门。此外，还有一种中非法郎在6个国家流通，包括乍得、加蓬、刚果（布）、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和赤道几内亚。非洲法郎机制是世界迄今存续时间最长的区域性货币制度，其根据四项原则运行：一是非洲法郎与法国法郎（自2002年以后与欧元，下同）无限制自由兑换，由法国财政部做担保。二是非洲法郎与法国法郎保持固定汇率（1欧元=6.55957法国法郎= 655.957西非法郎）。三是非洲法郎区内资本自由流通，但仅限于相应货币区内。西非法郎与中非法郎虽然币值相同，却实行外汇管制。四是非洲法郎区国家外汇储备上缴法国管理。最初需全部上缴，从1975年起，比例逐步下降，2005年至今为50%。此外，法国还直接参与非洲各央行管理。非洲法郎一定程度上保障法郎区经济稳定，但显然也是对法郎区国家货币主权的侵犯。此前，关于非洲法郎已经受到经济领域的持续的技术批评。例如，与欧元的固定汇率导致了限制性的货币政策，抑制了信贷供应，因此也抑制了投资，损害了出口，削弱了本地生产的竞争力，并促进了进口；法国与当地精英能够通过这种货币征收“铸币税”，而且他们的资本转移也更加容易。2019年12月，法国马克龙访问科特迪瓦并签署关于西非法郎的改革法案。此次改革主要包含三大变化：一是废除西非法郎，改用新货币“埃科”（Éco）。二是原法郎区国家不再将50%外汇储备上缴法国管理，而能自由配置外汇组合。三是法国不再向西非经货联盟派驻代表。同时，维持两个“不变”：一是“埃科”仍与欧元挂钩，维持固定汇率不变，以保持币值稳定。二是法国对西非国家的救援承诺不变，一旦西非国家出现危机，法国将动用外汇，提供紧急支援。然而，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操作在法非都未获得太多赞扬，“埃科”的实际推行也障碍重重。相比之下，对非洲法郎的政治批评成为主流：在喀麦隆法国大使馆前发起的大游行示威、塞内加尔的激进活动家凯米·塞巴（Kemi Seba）在公开场合烧掉一张钞票、多个组织联合成立了“反帝国主义人民和泛非洲革命前进阵线”（FRAPP）。▲ 非洲法郎区：西非法郎区，橙色：中非法郎区，浅橙色。图源：经济学人法国的援助已不再是非洲法语国家首选的双边援助，但它依然能勾起着上世纪80年代前数千名“合作人员”的记忆。如今，关于法国援助是否有效的“中性”经济分析已经过时，普遍性的讨论集中在其对非洲造成的“负面”政治影响。首先，援助政策常被批评为“法国彰显优越感”，并且与其殖民活动的概念紧密相连。随着非洲独立的到来，法国海外地区的前任管理者被调派到“合作部”，经济合作中央基金（法国开发署的前身）取代了“海外地区中央基金”，而“海外领土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则变成了“援助与合作基金”。其次，法国的预算援助措施被严重滥用，各种附加条件层出不穷，却并未能解决现实的治理问题。相比之下，新兴的中国、土耳其、印度或波斯湾捐助者更受欢迎，因为其似乎并没有条件。援助政策常被指责为寻求隐藏的经济、政治或军事回报，而法国官方的话语也的确支撑了这些批评。例如，奥朗德总统时期的外交事务部长劳伦·法比尤斯就提出，“经济外交应该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援助就是一个重要手段。此外，法国是唯一公开持续向乍得腐败政府提供援助的国家。最后，马克龙提出的“国防、外交和发展”（3D）理念也将援助置于反恐斗争服务之中，进一步证实了援助也受到军事目标的支配。相比上述三大主题，非洲对法国的殖民历史的“复兴”反而不太感兴趣，或者说更集中在知识分子领域。尽管法国承认了一些在殖民时期的罪行，但非洲各国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依然存在分裂。例如，在2005年访问马达加斯加时，希拉克总统谈到了“殖民制度失控引发的镇压的不可接受性”，但该国的拉瓦洛马纳总统更愿意展望未来。一方面，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动员意识形态“已经淡化”，相关教育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反殖运动与上世纪的冷战冲突也有诸多关联，而这段经历也并不总是有利于非洲国家发展。总之，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法语国家，法国殖民历史的“记忆租金”似乎已经支付完全。然而，更近时期各种象征性符号（人物、口号等）却可能被召唤，如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尽管其并不构成主要政治资源来动员大众。教育体系的缺失，对日常生存问题更紧要的关注，都让回顾历史在非洲难以成为主流，而过去的悲剧在今天的反法言论中也只占据较小的分量。（译者注：托马斯·桑卡拉是布基纳法索的一位著名领导人，曾担任布基纳法索的第四任总统（1983-1987）。他被誉为“非洲的切格瓦拉”，是西非地区的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社会改革者。桑卡拉曾把国名从法国殖民时代的“上沃尔特”改为“布基纳法索”，象征国家的自主和重生。在当地的摩西语和迪乌拉语中，新名称的意思为“正人君子之国”。）
相比“殖民主义”的复杂历史，一种简化版的“法国阴谋论”更容易实现大众传播，并且曾是法语非洲国家反对派的重要观点。随着当权政府也开始普遍采用这种策略，证明“反法”已经形成了重要的“政治资源”。最近几年，煽动“阴谋论”已成为非洲政府的常规策略。例如，2014年当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圣战分子在喀麦隆北部出现时，尼日利亚的一些政治和媒体人士解释说，这是法国与该地区的喀麦隆精英共谋策划的阴谋。同一时期，在尼日利亚则则有人宣传博科圣地问题来自华盛顿的分裂主张。在非洲内政外交事务中，“境外分裂势力”的出现频率显著走高。具体就“法国阴谋论”而言，运用最娴熟的依然是非洲各国的反对派。例如，近年来塞内加尔反对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正借此快速崛起。前政府工作人员奥斯曼·桑科（Ousmane Sonko）2014年与其他年轻政府工作人员一起成立了“塞内加尔非洲爱国者党”（PASTEF），以社交媒体为重要载体，揭露政权腐败、生活成本、农民土地被侵占等问题，将塞内加尔年轻人的社会经济不满归咎于法国政策，组建起声势壮大的“反帝国主义大众和泛非洲革命阵线”（FRAPP），其劲爆口号“为了货币主权，法国滚出去”直指法国。2019年，桑科参加了总统选举，获得了15.67%的选票，一举成为了塞内加尔政治生活的重要人物。自法国派出特种部队推翻了“中非暴君”博卡萨（Bokassa）的统治以来，中非政府就维护着各类法国阴谋论。每当其国内叛乱风头将起，从社交媒体到街头运动，就有大量声音将此次叛乱趋势与“法国阴谋颠覆”结合起来。这些立场背后，往往受到该国政府当局及其俄罗斯盟友瓦格纳集团秘密操纵。尽管政府成员通常不会公开发表反法国言论，但在私下里却不吝言辞。此外，一些知名的意见领袖如官方发言人一般，将反法作为自己的传播内容，得到政府的默许。在中非，一些媒体把反法国言论作为他们的主要编辑方向。其中有三家在这方面表现突出：Lengo Songo，即“社会凝聚”，Potentiel Centrafricain和Ndjoni Sango（即“好消息”）。Lengo Songo是一家雇佣了20多名记者，覆盖中非60%领土并拥有强大受众的广播电台，另外两家也在互联网上有广泛的受众。从标题到内容，这些媒体都非常直白地“揭露”法国对非洲的渗透和影响，并持续煽动和传播各类反法运动。201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此时瓦格纳集团的代表接管了中非部分媒体，而大量反法媒体和意见领袖也顺势迅速崛起。具体而言，俄罗斯在中非总统府设立了一个沟通小组，招募了大量的“公共关系助手”，并通过社交媒体放大这些言论。这些机构和个人往往得到了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商业网络的公开或隐秘赞助，并且有俄罗斯“水军”的技术支持。
曾经的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e）源自非洲和北美的知识和政治运动，倡导非洲真正的独立以及非洲人和非洲裔之间的团结。当前，新泛非主义者（néo-panafricanisme）在公共空间中强化甚至加剧了反法的言论，并提出了包括阴谋论、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和虚假信息等在内的一系列传播主题。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新泛非主义者很快从批评法国政策转向了仇视法国人，从政见辩论转向了恶言相向，在城市年轻人收获了广泛受众。从个人到国家，新泛非主义群体与俄罗斯的联系已昭然若揭。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的新泛非主义者是杜安巴（Harouna Douamba），化名“凯米·塞巴”（Kemi Seba）。凯米·塞巴这位法裔贝宁活动家在巴黎被判犯有反犹太主义和煽动种族仇恨罪，如今却是非洲最受欢迎的法国批评者之一。他的成名归功于一则视频，视频中他点燃了一张5000非洲法郎纸币。凯米·塞巴毫不犹豫地使用争议性言论和简化的观点。截止2023年4月底，他在Twitter上拥有近17万名关注者，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有超过21万名关注者（拥有181个视频），在Instagram上有近25万名关注者（有801条发布），以及在Facebook页面上有110万名关注者。凯米·塞巴的斗争核心是反对西方在非洲的影响，他也坦然承认与莫斯科的联系。根据《青年非洲》杂志、Arte频道和德国《世界报》的调查，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间，莫斯科出资44万美元支持“凯米项目”的宣传活动。在一段截至2020年的视频中，他声称曾经被邀请到俄罗斯四十多次，并且与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普京智囊”亚历山大·杜金等俄政权核心人物保持密切关系。（二）“民间团体”：马里的Yerewolo与新泛非主义运动在马里，民间组织Yerewolo在2020年成为一股强力运动。在领袖名为阿达马·本·迪亚拉（Adama Ben Diarra，又名“首脑本”），曾是“我们都明白”的平台的发言人，其积极参与了反对总统凯塔的政变前的示威活动。Yerewolo协会是要求法国撤出马里，以及支持俄罗斯展开干预的领先组织之一，该协会发起的几次示威活动均由俄罗斯人出资，每次花费400万至700万非洲法郎（6100欧元至10600欧元）。然而，首脑本却否认与莫斯科有任何联系，他曾争辩说：“有人指控我受到了俄罗斯的资助，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俄罗斯人”。首脑本于2021年底正式进入政界，成为“国家过渡委员会”（马里政治过渡的立法机构）的成员，但首脑本等Yerewolo协会领袖在2022年秋季与政变派也展现出了明显的紧张关系。如今，Yerewolo是马里支持政变的最大民间组织之一，与维护军人协会或马里重建联盟等组织齐名。此外，这位马里活动家因为此等名声而受邀前往邻国布基纳法索（该国也在2022年上演两起军队政变）。7月初，在布基纳法索非洲爱国者联盟（COPA-BF）组织的一次集会上，“首脑本”在众多俄罗斯国旗的簇拥下登台亮相。该联盟因2021年底组织示威游行阻止法国军队通行而出名。当时，布基纳法索非洲爱国者联盟及其支持者指责法国与当地的圣战组织沆瀣一气。在布基纳法索，伊布拉欣·特拉奥雷（Ibrahim Traoré）上尉的军政府与一些强烈的反法运动紧密联合。在政变期间，多个民间组织广泛散播各类虚假信息，旨在动员人民支持政变。此后，特拉奥雷也相应地发表了一份声明，重申了这些虚假信息，又在政变成功后的两天内对此加以否认。其中，两条虚假消息具有代表性：一条流传时间很长，而另一条则是信息操纵的失败案例。第一条涉及法国空降兵在2022年9月30日政变期间保护前军政府的领导人达米巴（Sandaogo Damiba）：视频内容关于空降兵跳伞，但并没有展示士兵国籍和目的地。尽管遭到当地人士和专业媒体多次否认，但相关跳伞视频被一些新泛非主义和亲俄罗斯的社交媒体账户疯狂转发。不过，这条消息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开始就失去影响力，并为另一条虚假信息的传播腾出了空间。第二条虚假信息涉及被废黜的总统达米巴，据称他躲进了法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并计划从那里发动反击。大量意见领袖在9月30日密集发言，并且在10月1日特拉奥雷公开讲话为这些谣言背书。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这一信息仍然通过亲俄罗斯渠道传播，直到新的军政府上台后才迅速消失。这是一个典型的“情境性虚假信息”，而不是上一条的“结构性虚假信息”，在时间上有一个明确定义的目标，并且持续占据人的心智。
从街头小酒馆到总统府，在新泛非主义者的设计、传播和强化下，反法言论在非洲法语国家蓬勃发展。这一现象与最初旨在“去殖民化”的泛非主义运动几乎毫无关系，而是一系列简洁但有明确组织和目标的“去法国化”动员。考虑到这些新反法运动的“主阵地”在社交媒体，法国人必须要摒弃一系列幻想。首先，不能假设这些新泛非主义者和俄罗斯只是短暂合作，并且它们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各国首都的激进分子，对大众舆论没有影响。其次，不能忽略各种“反法狂言”与实质性政治行动的关联。毕竟，法国军队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撤退，以及法国自身缩减军事合作的意愿，都已表明这些运动的深远影响。“法国阴谋论”的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已超越过去对法国殖民历史和罪行的批判，而是为当前法语非洲国家的治理失败乃至恐怖主义问题找到了明确的责任主体。如今，类似“法国军队支持圣战组织”、“法国存在是为了掠夺我们的资源”、“某国领导人是巴黎的傀儡”等说法，已经不局限于简单的政治立场标志或选举口号，而是在广大非洲社会的精英和大众的共识。也许，这也是当今非洲社会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政治观点。*文章转自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Thierry Vircoulon作者：提耶里‧维尔库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工作于法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并担任国际危机组织的中非部门主任。
Alain Antil作者：阿兰·安蒂尔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非洲撒哈拉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并在法国里尔政治学院和巴黎第一大学任教。
François Giovalucchi作者：弗朗索瓦·乔瓦卢奇马达加斯加天主教大学社会科学系科研顾问，曾在法国开发署、法国经济财政部财政金融管理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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