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访华直击“过剩危机”, 暗中却恐惧中国的结构优势?

 导读：4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开启六天访华行程，这也是其八个月内第二次访问中国，此行重点则是针对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和低价外销问题，并在5日一场短短的讲话中连续5次提到“产能过剩”。在强调产能过剩的同时，耶伦也重申了美国不寻求对华脱钩，并且表示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脱钩意愿”。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两面性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也引发关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以及全球化的思考。    本文旨在揭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这两个新兴概念的隐含含义。这两个概念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目的是试图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贸易和供应链中的优势结构性地位。中国数十年以来经济的持续崛起，打破了世界经济“中心-边缘”的传统分层结构，并在全球制造业以及全球供应和贸易（包括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全球供应链）这两个主要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本文认为，可以将当下的去全球化理解为“对华脱钩”或“对华去风险化”的隐性类比，而再全球化则意味着试图重组或修改中国享有优势地位的现有世界经济模式。再全球化似乎代表着一个由高科技竞争和大国竞争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中国一方面要巩固其当前在世界经济中来之不易的结构性地位，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塑造正在形成的新经济秩序。    当前，中国拥有全球新能源产业最大的中下游制造商和市场，脱钩将给中美双方乃至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困境乃至致命风险，任何脱钩的行为即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可取的。美方并不希望以失去廉价商品为代价而实施对华脱钩，而中国则需要积极探索如何让产能优势地位转化为塑造新的全球化的积极力量。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战略决策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揭秘“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理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力量

文｜（丹）‍‍李形

来源｜《战略决策研究》

▲ 图源：互联网

本文旨在揭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这两个新兴概念的隐含含义。这两个概念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目的是试图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贸易和供应链中的优势结构性地位。本文认为，可以将去全球化理解为“对华脱钩”或“对华去风险化”的隐性类比，而再全球化则意味着试图重组或修改中国享有优势地位的现有世界经济模式。再全球化似乎代表着一个由高科技竞争和大国竞争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中国一方面要巩固其当前在世界经济中来之不易的结构性地位，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塑造正在形成的新经济秩序。

 1   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与施动性

主流国际理论中争议较大的施动者-结构（agency-structure）关系涉及如何理解国家（施动者）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施动者-结构互动指的是在既定体系安排中的国家（施动者）如何与塑造其政策行为的结构安排相互影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概念，有助于解释国家如何做出选择和决策，以及这些选择和决策如何受到更广泛背景的影响。在任何国际体系中，国家总是有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而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则促进或限制了国家追求这些目标和利益的能力。

结构是指塑造国际体系的总体框架和条件，包括权力的分配、全球经济的性质、国际制度、规范和意识形态。结构设定了行为体运作的边界，并影响其行为。结构性因素包括国家间力量的均衡、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全球市场等现行经济体系。

另一方面，施动性是指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等个体行为体做出的选择和行动影响结果的能力。施动性关注行为体行使其意志、追求其利益和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它认为行为体可以独立地、战略性地、目的性地行动，而非被动的实体。

结构和施动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结构给行为体提供了机会，也造成了限制，而施动性则允许行为体适应、挑战或塑造结构。行为体既可以遵循现行结构，力图在其限制范围内最大化自身利益，也可以尝试转变结构的形态或改变结构本身。

国际关系中不同的理论对结构和施动者重要性的看法不同。例如，现实主义更重视结构，强调权力的首要地位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更重视施动者，强调施动者的思想、规范和制度在塑造国际行为中的作用。自由主义认为，个体行为体可以采取合作战略、建立制度、参与外交活动以实现共同利益，而中国的崛起正表明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的成功。建构主义强调社会规范、身份和共识在塑造行为体的选择和国际体系方面的重要性。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施动者和结构相互决定，相互依存和相互建构。

 2   世界经济的复杂结构

现有的世界经济建立了既定的经济分层（economic stratification）结构和分工结构，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由价值规律——对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的追求驱动。根据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世界经济的历史演变表明，从16世纪欧洲海外帝国扩张、奴隶贸易、殖民主义、“自由贸易”到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已成功地将多种社会文化体系融入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系中。世界经济内部的分工，使商品、劳动力、生产和资本经由制造业、贸易交换和投资的链条在不同地域间不断流动。非洲和拉丁美洲因几百年前的殖民化而进入世界经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从一个世界经济的未开发地区逐渐融入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的分工导致了核心国-半边缘国-边缘国（core-semiperipheralperipheral）的世界经济分层的长期存在，换言之，各国在世界经济结构形态中的地位是分层的。在世界经济（市场）的单一分工下，由主权国家和多种文化体系组成的政治结构在国家间体系的框架内相互作用。在相互关联的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地位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

为了使生产和资本从衰落部门转移到利润丰厚的部门，需要根据各国的劳动力技能和价格、技术水平以及当地政策条件进行衰落部门的转移。历史上，正是在这样的资本流动过程中，产生和再生了在世界经济内的上升空间。换句话说，世界经济是动态的，通过利用全球资本流动和生产转移来改变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形态中的地位是可能的，但并非易事。这说明，全球分工地位以及竞争和竞争力模式的持续变化是世界经济的动态特性。然而，尽管新兴大国能够提升其在世界经济层级中的地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嵌入世界经济结构形态的不平等本质。

从历史上看，资本积累系统性危机的周期性导致现有大国在“系统性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 of accumulation）”的过程中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主导权（hegemony）下降，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发生了以领导权变化为特征的主导权转变。如今，中国作为给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的新兴中心而崛起，反映出世界经济的动态性是一连串的主导权转变事件。

这意味着嵌入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一系列的周期性危机后新主导权的崛起，且每一个主导权都有其独特的治理模式。这种现象被沃勒斯坦描述为“主导权周期（cycle of hegemony）”，即国际体系内主导权国家的兴衰是大国主导地位的一系列周期性变化。一个崛起中的主导权力量的追赶过程包括在三个领域逐步取得优势：（1）生产力；（2）贸易和商业领导地位；（3）金融领导地位。中国的全球崛起似乎很符合这个追赶过程。

比起施动性，笔者更强调结构，因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和跨国资本主义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及其与国家施动者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的传统结构是一套强加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这些安排并非神命，也非盲目偶然”，相反，“它们是人类在人为制度和一套自我设定的规则和习俗下做出的决策的结果”。从传统国际政治经济视角来看，美国施动者在塑造这些安排内的国家间竞争中具有主导性地位。换句话说，美国拥有结构性力量（structural power），即“决定事情如何进行的力量，塑造国家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

 3   全球化与中国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力量

随着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世界上出现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形成了全球化世界经济和变革世界经济的新的区域特性。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复杂生产链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以及生产链不同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和功能整合”。此外，经济全球化也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持续演进的新纪元，其首要特点是真正跨国资本的崛起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融合（或重新铰接）成新的全球生产体系和金融体系”。

全球化促进资本流动和空间修复（spatial fix），使其推动者/支持者（现有大国）受益。但它也增强了接受者/追随者（新兴大国）的实力，使全球化所带来的上升空间和可操作性超出了全球化推动者的控制和最初预期。例如，全球化扩大了中国的“回旋余地”，增加了其“上升空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回报，将中国从一个低工资的制造业中心转变为科技巨头，也将中美经济关系由互补转为竞争。

在世界经济中，中国享有极大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全球制造业（生产）以及全球供应和贸易（包括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全球供应链）这两个主要领域。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十分重要，任何试图将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的行为都会引起严重的全球混乱和动荡。

▲ 图1：1990年与2020年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排名对比 

图1包含两张比较1990年和2020年全球制造业产出排名的图表。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及2001年“入世”的推动下，“中国制造”将中国制造业产值从1990年的2400亿美元提升至三十年后的4万亿美元以上。中国制造业占据全球制造业产值的35%，几乎是美国、德国、韩国和英国的总和。

▲ 图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供应商（商品出口）

图2包含的两张图揭示了在世界经济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不可或缺的地位。如前文所述，“中国制造”以及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当前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后才得到广泛认可。中国商品年出口总值是美国和德国的总和。尽管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对新冠疫情的限制和隔离措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以避免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中国的制造业仍然在商品出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   “去全球化”：在世界经济中与中国脱钩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特别是“遏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948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乔治·凯南指出，“我们拥有全球50%的财富，但只占全球人口的6.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免成为嫉妒和怨恨的对象，”他继续说道，“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要设计一种关系模式，使我们能够维持这种不平等地位”，“我们应该停止谈论提高生活水平、人权和民主化。不久后，我们将不得不直接用权力办事。届时，我们越少受到理想主义口号阻碍越好”。凯南这一坦率的言论表明了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即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严重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捍卫这种全球财富差距给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带来的巨大特权和权力。

然而，中国的崛起意外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传统分层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传统分层中，国家被划分为少数核心国（西方先进国家）、较多且分散的半边缘国（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边缘国（欠发达国家）。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确实“打乱”了传统的经济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方式，改变了各国相互关联和被结构塑造的方式。中国提高其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地位的目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显然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试图重新划分已经分割好了的世界。

今天，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坚持认为中国是美国推动的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已从融入全球经济中获得了诸多好处，如经济增长、贸易规模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中国的进步和竞争力让美国和西方国家感到不安。高科技出口产品是具有高研发（R&D）强度的产品，如航空航天、计算机、制药、科学仪器和电气机械。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震惊了美国。报告显示，在44项关键和新兴技术中，中国拥有其中项的“惊人领先优势”，包括国防、太空、能源和生物技术。同样令美国震惊的是，中国在科研产出和“高影响力”研究方面已经超过美国，领先世界。日本科技部的一份报告称，在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中，中国论文占27.2%，而美国论文占24.9%。

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贸易战作为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追赶速度的有效武器。除此之外，将中国和美国经济“脱钩”也是美国特定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消除美国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延缓中国的技术进步。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为与中国经济脱钩做准备。新冠疫情、民族主义和极右势力在西方各国抬头、特别是俄乌冲突的持续以及全球供应链的中断，正引发世界范围的去国际化和再国家化进程。

上述情况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重塑和重组世界经济秩序的良好机会和借口。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脱钩”可以视为一种为防止中国从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经济规则的追随者转变为技术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的策略。“去全球化”隐含着“与中国脱钩”，试图寻找替代国家取代“中国制造”。大西洋理事会最近的一份报告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的做法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有选择地与中国脱钩；
• 将先进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列为安全事务，以对抗中国高科技公司；
• 通过“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即与全球南方的可靠伙伴和盟友合作，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有韧性的供应链；
• 利用税收抵免、国家补贴和优惠融资等激励措施，转移制造业，以此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 制定注重加强向清洁能源的过渡，及为国防等其他部门提供替代品的关键矿产融资倡议；
• 将更多国家纳入七国集团框架，以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情报以及与中国的经济和安全互动。

 5   “再全球化”：旧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旧酒？

“再全球化”是近期出现的新概念，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倡的。它揭示了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情绪焦虑，这种焦虑源于表明全球化已经进入过渡阶段的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这说明由于前文提到的全球危机的加剧，人们有意重新思考和重塑现有的全球化模式。再全球化是对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推动的上一轮全球化反思和反省的隐喻，也是对下一轮全球化规划和塑造的呼吁。这个概念有很多含义。

经济上，再全球化可能涉及全球贸易政策的“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的重新安排，包括重新强调本地或本国生产，减少对外国原料和供应的依赖。政治上，再全球化反映了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态度和优先事项的变化，政府开始重新评估跨国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利弊。这可能导致政策更具民族主义或孤立主义色彩，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承诺减少，或联盟和伙伴关系的重新调整。技术上，再全球化代表了全球化的新阶段，一个不仅由高科技主导而且还由大国竞争控制的新时代。它不仅是世界走向5G、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数字货币、大数据经济的全球化，也是大国高科技产品、商业模式、网络安全、技术标准竞争的战场。再全球化可能涉及重新评估这些技术对就业转移、数据隐私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影响，这有可能导致监管加强或限制性法规的增加。

面对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全面技术遏制、经济压制和地缘政治围堵等各种策略超越中国，中国首先必须对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做出清晰的评估。中国坚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不仅可以参与所谓的“再全球化”，还可以对塑造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在结构复杂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对全球制造业、航运业、物流业等都有重要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的关键力量在于其制造能力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广泛和全面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尽管中国也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外包低端制造业，但其在高端设备和工业品中的份额不会很快改变，因为中国已经建成了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可以提供大量对其他经济体生产最终产品必不可少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

气候变化、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正在改变汽车产业格局，这将考验哪个国家能够抓住机遇，利用新形势。在过去两年里，中国成为制造和购买电动汽车的世界领导者，国内电动汽车市场规模从130万扩大到2022年的680万，连续8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而美国在2022年仅销售了约80万辆。2022年11月中国对欧洲的电动汽车出口价值达32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创下历史纪录。中国也在2023年第一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

中国目前在全球工业中间品供应链的中下游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和技术领域。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在为全球能源转型提炼和供应关键矿物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中国是精炼全球战略矿物的主要参与者，提炼了全球68%的镍、40%的铜、59%的锂以及73%的钴。中国也在供应链下游占有战略地位，例如电池组件的制造。中国生产全球大部分富含矿物质电池部件，包括70%的阴极（最重要的部件，可以占到制造电池成本的一半）、85%的阳极、66%的隔膜和62%的电解液。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拥有全球78%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能力，电动汽车电池随后被组装成模块，用于制造电池组。中国还拥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锂离子电池大型工厂，使中国成为其精炼矿物的最大消费国。”

上述事实意味着，任何试图大规模产业转移以取代中国的做法的成功率都微乎其微。即使是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以及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限制性措施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也没有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主导地位，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禁令是个典型的例子。中国面临着美国半导体禁令的巨大压力，但半导体供应链的构建过程极其复杂和漫长，并且其生产活动是相互高度关联且精巧复杂的，不同的公司专门从事设计、晶圆制造、装配、包装和测试中的一项。半导体是生产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重要中间部件，半导体生产过剩可能会造成其供应链紊乱，并进一步影响到其他行业。讽刺的是，美国国内的芯片短缺与中国的芯片生产商遭美国限制有关，而芯片短缺又进一步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中国现在已经能够大规模生产28-nm 14-nm芯片，可以解决芯片短缺问题，满足中国市场的大部分需求。目前，作为实现自给自足的重要一步，中国政府计划为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提供1万亿元人民币（14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遏制中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作用将产生严重后果，对他们的芯片制造公司来说尤其如此。如今，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量的25%。美国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公司从美国进口了705亿美元的半导体，相当于美国半导体出口总额的36.6%。此外，从1990年到2018年，美国芯片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超过20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无数的合同制造服务、合资企业以及在中国的其他投资活动。中国也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最大市场，根据SEMI的数据，中国在全球市场占比约29%。

因此，将中国排除在半导体供应链之外，将导致美国公司的直接收入下降和裁员。由于美国政府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如高通的主要买家——中兴），试图阻止其使用美国技术，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芯片制造公司——高通不得不在全美范围内裁员多人。市场萎缩和收入损失是两个直接后果，这两个后果又进一步对美国芯片公司的研发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

 6   结论：维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力量

去全球化隐含着与中国脱钩，是由美国主导的，为减少国家或企业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技术方面的相互依赖的举措。去全球化是以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竞争、供应链可持续性、知识产权保护、人权问题等为驱动力和框架的，而再全球化则是在去全球化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建议重新建立全球一体化形式的解决方案。再全球化与冷战后的全球化不同，它强调全球一体化和国内利益之间的平衡。再全球化是指通过将新技术、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以及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纳入考量，将全球化提升到更高水平。再全球化不可能与前一轮全球化完全割裂开来，它是一个混合了旧酒和新酒的旧酒瓶。

世界经济是个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复杂系统，把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放入世界经济范围内的施动者-结构互动的语境中，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做出公正的评估。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系统，任何国家试图改变或重新安排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并可能遭到其他相关国家的抵制。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电子电气产品和新能源产品最大的中下游制造商和市场，这一中心地位表明，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会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困境。中国一定会利用其规模经济、在关键工业部件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是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是世界上出国旅客人数最多、花钱最多的国家等比较优势，来使世界经济相信：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相联的发展轨迹可能是决定全球化未来最关键的因素。

总之，只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不可动摇，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来说，任何试图与中国脱钩的行为既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可取的。

*文章原载《战略决策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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