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数千人的美国公司竟让“全球宕机”, 真正的凶险超乎想象
私营企业基础设施的武器化：21世纪的互联网分裂与强制外交
文｜Juan Ortiz Freuler
翻译｜慧诺
来源｜Global Media and China
▲ 图源：互联网
“立法者、监管者和商界人士必须这样做：建设并运营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这个[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以信息高速公路环绕全球，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旅行”。
——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1994年国际电信联盟（ITU）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呼吁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和公司加入清洁网络”。
——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宣布“清洁网络”计划
互联网在诞生之初，被美国政府视作全球信息交流的基石，曾充满着所谓“自由理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开始声称对这些信息基础设施拥有主权，并通过法律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试图重新塑造全球信息网络的格局。
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本质是为了构建一个由其主导的信息生态系统，以加强对信息流的控制。即便美国霸权地位正在被削弱，但其对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掌控似乎还在巩固。本文将过去30年分成三个历史阶段，深入探讨互联网结构和治理变迁的政经因素，以图窥探其未来的发展可能。
互联网治理的定义多种多样，其中最核心的争论点在于：谁有权代表其他人？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互联网已经从美国的小众信息系统，成长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石。互联网作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其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而美国用户群体与互联网生态的相关性却相对减少。因此，美国政府试图对全球互联网行使主权的行为，越来越受到质疑。
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2008年签署的协议中，将“利用信息空间的主导地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列为第四个威胁。该文件特别指出，这种威胁的具体表现是“在提供给其他国家的软件和设备中嵌入隐藏的特性和功能，以监视和影响这些国家的信息资源和/或关键基础设施”。
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下，互联网向更加分散的方向发展。本文将重点分析美国政府的行动，如何导致了当今的“互联网碎片化”现象，并特别关注了制裁工具的影响。美国对制裁的依赖并非新现象，但过去21年中制裁数量却激增了933%，且网络领域的制裁越发突出：更加依赖信息技术、云计算的普及以及美国公司的主导地位。
对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动态分析框架：对于互联网至关重要的美国私营企业基础设施，美国政府长期使用“拉力”（监控与情报搜集）、“推力”（信息宣传与推广）和“切断”（与美国信息互联网服务的联系）三方面的权力，及不断塑造与重构全球信息系统。
过去过去30年，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及其治理的态度可为三个阶段：（1）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1990-2001年）：互联网将成为促进全球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共享资源；（2）将全球网络整合为情报基础设施（2002-2016年）：市场集中于少数几家美国跨国公司，美国政府利用这种集中化网络，不仅从情报目标处获取数据，而且将其推送到那些限制数据流通的国家；（3）“断网-再联网”，重建后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架构（2016年至今）：美国政府开始利用关键跨国企业，对其他国家实施单边制裁，切断目标国家对关键数据的访问。上述三阶段是美国政府内部不同观点争论的结果，之间也存在重叠和错位。
2 第一阶段：全球信息基础设施（1990-2001年）
在美国赢得冷战并宣称自己是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背景下，第一阶段开始了。虽然互联网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诞生，但直到1993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和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决定将网络技术公之于众，互联网的发展才真正加速。这一决策让所有开发者感到安心，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在不受专有平台限制的环境中自由创新。
早期的观点认为，新的信息网络将促进横向协作的释放。人们普遍认为，网络的逻辑将重塑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这种开放精神促使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垄断地位进行了调查。当时，微软几乎控制了人们的网络接入点。
当时的共识是，网络是开放的，因此对网络的访问不应由单一公司控制。同样，互联网的核心基础设施被认为是无国界的：适用于服务器或工程师的法律被视为次要。如今，随着所有人的联网，互联网已成为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基础设施。
1994年，在阿根廷举行的国际电信联盟会议上，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接受“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概念。他将其描述为一个由相互连接的服务器组成的分布式系统，并声称“这将是民主本身的一个隐喻。”戈尔的这番话体现了大政府与民主相对立的观念，这种思想随后影响了互联网治理中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发展。其核心理念是，跨国公司的利益不应由任何单一国家政府来代表。戈尔演讲几个月后，亚马逊、eBay、雅虎和IE浏览器相继问世，这些公司很快成为不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门户。
在那次国际电信联盟会议两年后，美国著名黑客巴洛发表了《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他宣称：“工业世界的政府们……我们不需要你们。”许多互联网的早期倡导者不仅是自由主义者，更是极端自由主义者。与此同时，全球推广互联网应用的美国官员们已经准备好利用这种观点：互联网不是一个美国项目，而是一个全球性项目。他们主张通过集体努力发展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而非美国的基础设施。这标志着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基础设施的诞生。
然而，199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管理根服务器系统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置于商务部的监管之下，这一决定与他们之前宣扬的自由主义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不满和不信任，因为美国一直在宣扬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理念。这一决策标志着互联网治理第一阶段的结束：全球霸主实际上仍然相信民族国家的力量，并希望由本国政府官员控制一个关键的网络节点。
进入新世纪，自由主义的叙事遭受了重创：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尽管这次袭击本可以被视为对全球体系的攻击，但它被政客们赋予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强大的敌人正在针对美国这个国家。这种观点促使美国迅速转向了更严格的政府控制和民族主义。到了2003年，美国国防部更新了1996年的信息作战路线图，其中包括了“将像对待武器系统一样对待网络”的表述。
3 第二阶段：全球情报基础设施（2001-2016）
“技术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它不会自动站在争取自由和进步的任何一方。然而，美国会这样做。[......]我们同时支持开发新的工具，帮助公民行使他们自由表达的权利。”
——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
“这些公司虽然是美国的法人，受到美国法律的约束。但问题在于，它们同样受到美国机密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扭曲了法律，使得美国政府能够监视几乎所有使用电脑或电话的人，无论男女老少。”
——爱德华·斯诺登，2019年
如果我们将第一阶段看作是一个开放的时期，其核心是构建一个所有人都能共享其成果的广阔平台，那么第二阶段则是美国政府利用这一基础设施来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
第二阶段包含两个主要过程：1. 美国政府默许互联网平台和服务提供商的市场集中于少数几家美国公司；2. 美国政府重新定义互联网的角色，将其作为实现战略影响力的工具，通过它，信息能够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要深入理解第二阶段，最好从市场整合的角度入手，这是本节讨论的推拉技术成功的关键。
（一）一统江湖：纵容垄断，让“世界的”变成“美国的”
200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巨头eBay收购了欧洲的新兴会议软件企业Skype，这不仅改变了Skype在欧盟（卢森堡）和美国之间的法律地位，也为后来的事件埋下了伏笔。次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批准了司法部与微软达成的和解协议，结束了对微软垄断行为的调查，这标志着科技领域最后一次大规模反垄断调查的结束。
2011年6月，当Skype的私人投资者与微软就收购事宜进行谈判时，Skype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项目棱镜计划的关键部分。据估计，到2011年，Skype用户已达到7亿，这为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接近全球一半互联网用户的机会。2011年10月，Skype被微软收购的消息公开，该产品被整合进微软，取代了Windows Live Messenger的后端，不仅扩大了Skype的影响力，也间接扩大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能力。
2005年也是雅虎收购照片共享平台Flickr和谷歌收购安卓操作系统的一年。通过控制安卓操作系统，谷歌为其不断增长的应用程序套件（如Gmail、Chrome浏览器等）的推广和广泛分发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平台，这些应用程序通常预装在安卓设备上。到了2019年，当安卓操作系统及其捆绑的应用程序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时，谷歌遵从美国政府的命令，吊销了华为的安卓许可证，对华为的全球发展前景造成了重大影响。
继2005年收购安卓系统之后，谷歌于2006年收购了视频共享平台YouTube。2007年10月，微软以2.4亿美元收购了Facebook 1.6%的股份，为这家新兴公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就在反垄断调查和解三年后，微软成为首家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计划监控项目的大型公司，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微软在科技领域的地位。
市场整合与监控活动在两个层面上紧密相连。一方面，企业合并让国家安全局等机构确信，它们所追踪的关键信息很可能被记录在一家受美国法律管辖和能够施加影响的公司手中。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整合，国家安全局需要与之协商获取数据的公司数量减少了。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局或其他美国机构必须支持或推动市场整合。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整合，监控计划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不会如此广泛。根据斯诺登披露的内部资料，通过棱镜计划实施的大规模监控活动每年仅耗费美国政府2000万美元：“由于美国控制了如此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全球超过90%的互联网流量都通过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开发、拥有或运营的技术。”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美国将互联网定位为全球共享的信息基础设施，那么斯诺登公布的资料则揭示了在第二阶段美国国防部看待互联网的方式：不是作为“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基础设施，而是全世界都建立在美国的基础设施之上。用斯诺登公布的一张幻灯片中的话说，“美国是全球电信的中枢”。
（二）齐头并进：大规模监控与定向信息渗透
在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不仅是美国政府在利用互联网部署监控技术。俄罗斯等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也在利用互联网来收集信息。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美国的跨国公司对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范围极为广泛；其次，美国政府利用这种整合来推进自己的“民族主义”议程。这与美国最初认可并推广给其他国家的自由主义理念相矛盾，而这种自由主义理念本应是为了促进和支持其他国家在其领土内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美国在第一阶段的立场与其在第二阶段的实际行动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
这一重新利用互联网作为信息战工具的第二个方面不仅仅是从网络中提取信息，而是通过网络推动信息。在所谓的反恐战争的高峰期，美国开发了冷战时期美国之音的数字版本：社会技术系统，旨在确保信息能够渗透到其他国家的领土并在其中传播。为了定向、精准推广信息，美国政府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和策略：从与关键跨国公司的联系，到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软件开发，再到资助那些有意或无意地会推动国务院议程的宣传团体，以加强信息渗透。
2006年，第一次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会议召开。预期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控制。关于美国行使及可能行使其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关键组件的控制的担忧，成为第二阶段最后部分的核心特征。
第二阶段的最后部分是美国应对与斯诺登揭露的信息相关的后果。公众的强烈抗议使世界各国更果断地要求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球公共设施运营，推动了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形式化和制度化的议程。这种权力的重新分配将以牺牲被揭示出来的美国机构和企业组成的无形网络为代价。
（三）再起波澜：斯诺登震撼与“特朗普式”重建
2014年，斯诺登事件曝光几周后，巴西总统罗塞夫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强调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没有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就无法建立国家间正常的关系基础。”作为对事件的直接回应，巴西倡议召开“网络世界大会”。ICANN的首席执行官法迪·切哈代指出：“全球对互联网的信任已经受损，现在是时候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和机构来重建这种信任了。”两年后，ICANN脱离了美国商务部的监管，但这一步骤本应在2005年就完成。
斯诺登揭露的情报机构运作所依赖的有形基础设施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所面临的后果。例如，巴西最终决定建设一条光缆，使南美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与欧盟交换信息。据巴西国营电信公司负责人表示，斯诺登事件后，能够绕过美国与欧盟交换信息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安全议题。
在欧盟，斯诺登的披露引发了对美国存储欧盟公民数据的法律挑战，因为大多数美国平台都这样做。挑战的理由是，美国公司无法确保这些数据不被美国政府随意监控。2015年，欧盟法院接受了这一观点，废除了允许将欧盟公民数据转移到美国的法律文书。这一决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2021年，欧盟法院还废除了其后续协议“隐私盾”（Privacy Shield）。这些裁决造成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促使公司更加倾向于数据本地化，因为它们意识到替代安排可能会面临频繁的司法审查。2021年5月，微软宣布：“我们不需要将您的数据转移到欧盟之外。”
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作为全球化核心的互联网和网络化信息系统，自然成为了特朗普政府的重点关切。第三阶段的特征是美国政府试图重新构建网络结构，以确保在未来能够保护和推进美国的利益。
到2016年第二阶段结束时，全球超过43%的人口已经接入了互联网。
4 第三阶段：基础设施重构（2016年至今）
佛罗里达州众议员盖茨（共和党）：你们其他人有不同看法吗？也就是说，你们的公司不拥护美国价值观。皮查伊先生，我的问题是，在决定放弃与美国军方合作的[Project Maven]时，你是否权衡过员工的意见？
皮查伊先生（谷歌首席执行官）：国会议员们，感谢你们的关注。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坚定地致力于支持军队和美国政府。
——国会听证会记录摘录（2020年）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国家联盟，以倡导和投资可信的5G技术，并更好地保障我们供应链的安全"。
——拜登总统关于2021 年“网络安全宣传月”的声明
如果将第二阶段定义为美国政府允许本国公司集中管理互联网，而各政府部门则依赖这一集中化系统来拉取和推送数据，那么第三阶段则展现出了一种新的趋势：通过封锁等手段，切断对手对关键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访问。财政部拥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工具，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似乎削弱了其他部门使用上一阶段提到的“拉力”和“推力”。这种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在行使这种削减权力时出现明显的不一致性，甚至显得不稳定。
在这一阶段，美国不再仅仅是在互联网上推送或获取信息，将信息输入或输出到其他国家，而是开始威胁要将某些国家排除在互联网的关键领域之外。美国政府正在将其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转变为对政府关键部门和私营公司所依赖的平台访问权的监管权。要理解这种转变，我们需要认识到两个关键且相互关联的基本过程：（1）美国用户在全球互联网用户中所占的比例相对下降；（2）美国未能单方面控制互联网，也未能在现有的国际论坛上实现其预期目标。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府有兴趣加速一个通常被视为分裂的过程，以确保它能够主导预计随之而来的再联网过程的条件。
（一）全球网民崛起，美国网民的比重降低
这一现象带来的挑战具有双重性：首先，世界各国政府感到，美国政府越界行使管辖权的行为越是不合法，就越会引起问题。这是因为，尽管美国人依赖美国政府，但在全球范围内，依附美国政府的人口比例却在逐渐减少。其次，服务于全球市场的美国跨国公司也开始认识到，美国正在变成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而且美国国内各种的政治和法律要求，可能会威胁到他们进入其他利润丰厚新市场的机会。
客观数据显示，到2008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到了2014年，印度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但更重要的是，1997年之前，美国拥有超过50%的互联网用户，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仅有7.5%。在自治系统号（ASN，用于标识互联网网络中的每个独立网络）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趋势：1997年，56%的ASN位于美国，而到了2018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31%。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互联网的物理存在也在相对减少。
美国跨国公司意识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担忧，并且对美国政府官员对它们的期望表示不安。正如本节开头提到的，共和党代表要求谷歌首席执行官就其公司对美国政府及其军队的忠诚发表评论，这是对大公司“去美国化”进程的一种反应。美国政府似乎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本土公司经常脱离与美国国家目标相关的项目，例如谷歌不再竞标为五角大楼提供主机服务或退出与军方的联合项目。总之，企业仍然担心被视为“政府工具”，似乎不太愿意与美国政府合作。
对此，特朗普曾强调，TikTok的美国业务必须出售给一家“非常美国化的公司”，这可能是对企业态度转变的最佳概括——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以及在更广泛的再联网过程中，胜利将属于那些忠于美国者。
（二）美国无法单边控制互联网，在其他治理平台上也开始失势
如果我们从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观察，跨国公司和政府之间可以看作是一种持续的互惠交换：跨国公司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商品，而政府则为这些公司创造有利的盈利环境，包括支持它们向其他国家扩张。
特朗普上任后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与当前问题更紧密相关的是，TPP是首个包含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禁止数据本地化政策、禁止源代码转让要求、加密密钥要求规则和电子认证规则的贸易协定。然而，2021年，中国开始申请加入TPP，并且到了2022年，中国启动了另一个同样具有雄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美国退出TPP后，2017年世界贸易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政府未能实现其科技公司所期望的数字贸易理想结果：扩大数字服务的概念，以使公司免受各国监管制度的约束，包括数据本地化政策及其带来的运营成本。这表明，对现有多边机构不满的国家可能会寻求创建新的多边论坛，以制定新的规则、做法或成员资格。
（三）美国启动“断网-再联网”，全球互联网走向分裂
当前，美国正在积极构建一个新的平台，以便能够自主设定参与规则。本质上，这与上任国务卿蓬佩奥所倡导的“清洁网络”计划是一致的。换言之，美国现在似乎在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围绕中国建立一堵墙，鼓励其盟友将中国供应商排除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所有层面之外。这与前副总统戈尔所倡导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理念——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访问的平台——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蓬佩奥已经离任，但他所推动的分离主义议程并未停止。2021年11月，一份名为“互联网未来联盟”的文件草案被泄露。这份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草案强调，该联盟的目标是通过向遵守基本原则和保护措施的国家提供开放互联网的好处，同时拒绝向不遵守这些原则和保护措施的国家提供这些好处，以此推进民主价值观和法治。这一措辞与蓬佩奥的“清洁网络”计划相呼应。虽然在2022年4月发布的最终文本中删除了这一部分，但排除中国的目标似乎依然存在。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更迭，但政策的连续性表明，将互联网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已经成为美国的国策。2022年8月“芯片法案”中包括一项条款，旨在阻止受益公司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活动”。截至2022年10月撰写本报告时，美国商务部宣布的出口管制措施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禁令，将限制范围扩大到公司之外，以及“支持中国芯片开发或生产的美国人”，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科技产业。
通过观察美国政府正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一议程的国家政策性质也变得显而易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甚至创造了一个新术语来描述这一议程：“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其目标是将全球经济——更具体地说，是互联网——分割成更小的区块，以便美国能够控制其中的一部分。
在一个如此紧密相连的系统中，实现分裂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财政部执行精准的排除措施，逐步塑造网络的轮廓。封锁和数字锁定手段实际上是一种向其他国家和公司发出信号的方式，明确指出了网络的断裂线。
2019年，代码托管平台GitHub禁止伊朗用户访问其服务，这一措施在微软收购GitHub几个月后实施，并持续了大约两年。而在GitHub宣布锁定伊朗用户账户几个月后，软件公司Adobe宣布将封锁委内瑞拉用户的账户。不过，与GitHub的情况不同，Adobe在实施封锁前获得了特殊许可。
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2021年的报告中，似乎承认了制裁传达和部署方式的不透明性，并发布了一个指导如何使用制裁的五点清单。然而，GitHub对伊朗用户的数字封锁似乎除了“可逆性”之外，并没有遵循该清单的其他指导原则。将GitHub对伊朗用户的封锁视为政府机构向这些公司发出信号、改进工具、努力实现互联网再联网的一部分，可能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OFAC还意识到，随着美国市场在科技行业中的重要性降低，大型跨国公司开始更加警惕美国政策可能削弱它们在海外达成商业交易的能力。
再联网的过程确实引发了对美国司法管辖的逃离。一个典型例子是开放式标准指令集架构（RISC-V），包括英特尔在内越来越多的芯片制造商依赖它。尽管该项目最初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起和领导，但在2019年11月，他们将其法律总部迁移到瑞士，原因是成员担心美国潜在的贸易限制和“可能的地缘政治干扰”。另一个例子是Eclipse基金会，它管理着一个重要的开放软件开发社区。2020年5月，该基金会宣布将其法定住所从美国迁移到欧盟，并表示“欧洲人希望在欧洲法律下运作”。
逃离虽然是一个再联网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像所有变革过程一样，也存在“用力过猛”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执行“推力”、“拉力”和“断网”等行动的机构之间的辩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引发了印度、中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在这些制裁中看到了对自己主权的潜在威胁。这种日益增长的担忧甚至引发了重启不结盟运动的呼声。
美国OFAC已经表示将致力于“调整和现代化实施制裁的基本运作架构”，这表明上述“三力”之间的主要矛盾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出现。每一次制裁和封锁都在推动全球信息系统的重构——在这个过程，涉及不同工具的有效性和副作用将得到测试，还包括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博弈。
5 结论：数字霸权终会结束，美国焦虑该如何解？
全球网络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众多交织的因素。在本文中，我将特别关注政治决策，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对这一进程的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从概念上理解当前全球互联网的“分裂”。它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彻底“脱钩”，而是一个“断网-再联网”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改变数据在不同节点间的流动方式，重新塑造了互联网的地理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扮演着核心角色，其不同的行政部门通过施加“推力”、“拉力”和“切割”来推动这一进程。
通过将美国政府、美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视为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府赋予国务院通过其“数据推力”开展主动影响活动的关键作用，这超越了胁迫（切断力）和监视（数据拉力）的二元静态观察，也形成更不平衡、不稳定的权力结构。对此，美国财政部通过制裁来使用其“切割力”，而制裁往往在完全部署之前就会被收回。在美国霸权时期外，这种动态视角或许更有解释力。
这就引出了第二组结论，即政治性结论。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旨在“再联网”的行动，反映出其对“信息中央集权机器”可能最终落入其他政府手中的担忧。的确，美国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正在以多种方式减弱，正在引发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大变革。美国政府或许未能预见的是，其“断网-再联网”行动其实加速这种转变。
如果美国政府确实担忧这套“权力机器”最终可能落入他人之手，那么它或许应该支持国际社会对美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行动。美国通过主动倡导“技术裁军”政策，推动权力下放，就不会再有任何单一行为者掌握整套“拉、推、切”的社会技术系统。
世界各国政府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日益加深，因为这些系统对其经济和政治生活至关重要，但它们通过现有管理机制对这些系统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对于低收入或人口较少的国家来说，由于议价能力有限，这些挑战更是加剧，这可能会激发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新的联盟，甚至有可能再次出现“数字不结盟运动”。
如果着眼于当下，各国私营部门也在积极布局未来信息系统。字节跳动将抖音和TikTok分离，以增强美国市场对TikTok的信任。美国的跨国公司开始采取分散化策略，将公司拆分为全球各地法律上独立的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都具有独特的身份，并受到各自地区主要国家的监管。所有跨国公司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这样一个认知：他们将遵守东道国的法律义务，并且不太可能仅仅唯美国政府“马首是瞻。
* 本文编译自Global Media and China。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Juan Ortiz Freuler作者：胡安·奥尔蒂斯·弗鲁勒
“技术不结盟运动”联合发起人。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及社会研究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研究员。曾在“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创立的基金会Web Foundation担任资深政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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