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丝瓷之路 | 魏坚谈《古代蒙古城市》中译本

编者按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领导的考古队，在漠北草原发掘了哈剌和林等几座蒙古时期的城址，就此揭开了漠北蒙元考古的序幕。60年过去，经几代人努力，《古代蒙古城市》中译本终于倾情出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这批珍贵资料的面世，弥补了中国学者对蒙古国发现的13至14世纪的考古材料长达半个世纪无法利用的缺憾。

20世纪40—50 年代，苏联著名考古学家C.B.吉谢列夫率领的考古队，在今蒙古国境内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965年出版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古代蒙古城市》，该书370 余页，约20万字，并附有大量插图和彩图。该成果无疑将蒙古高原的蒙古古代历史文化遗存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对中国学者而言，由于汉文史料记载语焉不详，遗址又远在蒙古国境内，多数学者不能亲临考察，加之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对已发表的俄文资料不能直接译读，致使哈拉和林等遗址的考古发掘状况长期以来鲜为国人所知。在20世纪的70—80年代，著名俄文翻译家陈弘法先生曾将该书的目录、前言、引言和第三章“康堆宫殿”部分精心翻译，并在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的《文物考古参考资料》上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予以发表，在学术界颇受好评，对内蒙古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该书一直未能全部翻译发表，因而成为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憾事。

大约半年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孙危将经几年辛勤劳作翻译完成的《古代蒙古城市》一书的译稿交给了我，并嘱我为之作序。书稿在手令我喜难自禁，彻夜通读后，更加感到了该书在蒙元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族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集大成者，鼎盛时期的版图曾横跨欧亚大陆，并在其统治的草原地区兴筑了一定数量的城市。就考古学而言，对此类遗存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又恰值国家“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正式启动之时，因此，此书中文版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不但缓解了国内学者长期以来无法窥知这批资料的尴尬状况，同时也为近年来不断发展的中蒙考古合作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材料。

孙危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考古学专业，是我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时的同事，曾与我一起做过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掘与整理工作。其后，孙危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深造，师从晁华山教授。我作为校外特聘指导教师，协助指导了孙危关于鲜卑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的硕、博士论文，并合作完成了《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一书[1]，当时就对孙危深湛的俄文基础和凡事认真、刻苦钻研的精神有深刻的了解。故当孙危博士毕业调入郑州大学任教后，我便将陈弘法先生当年复印的《古代蒙古城市》俄文原稿交给了他，希望他在条件允许时能将其翻译出版。时隔几年，当我们这些从事北方民族考古研究多年的学者们的愿望即将变为现实时，我岂能不欣然提笔作序。

该书原作者C.B.吉谢列夫教授，是苏联考古学史上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在田野考古工作而外，他本身又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对于古代的历史文献有着相当程度的掌握，他把这些古代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发掘的资料相结合，因此在苏联考古学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苏联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今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联《古代史通讯》杂志主编、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等职务，还主持了哈拉巴勒嘎斯、哈拉和林、康堆古城、西勒西勒古城等诸多古代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内容涉及青铜时代、南西伯利亚、蒙古古代史等领域。《古代蒙古城市》即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一部著作，也是俄罗斯和蒙古国考古同行从事蒙元时期草原城市研究的案头常备之书。

《古代蒙古城市》一书，其研究内容包含了13—14 世纪漠北草原地区的西勒西勒古城、德尧—杰列克古城、康堆古城和哈拉和林古城等四座蒙元时期的城市遗址。其中前三座属地方城市，哈拉和林则是蒙古汗国建造的第一座都城，也是此书着墨最重之章节。

蒙元历史上曾先后建造过四座都城，分别为窝阔台建于太宗七年（1235）的现蒙古国哈拉和林；忽必烈建于宪宗六年（1256）的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忽必烈建于至元四年（1267）的现北京元大都；海山建于大德十一年（1307）的现河北省张北县元中都。蒙元这四座都城中，对于位于漠南的元上都、元大都和元中都三座古城遗址，国内外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做了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并有研究成果发表。而作为蒙元历史上修筑年代最早且唯一位于漠北的都城哈拉和林，虽然苏联学者在20 世纪中叶即进行了发掘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却因没有中文译本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实际上，《古代蒙古城市》一书中重点涉及的哈拉和林和鄂尔浑河河谷文化景观已于200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其的评价是：这里的遗迹反映了游牧、畜牧社会与其政治、宗教中心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鄂尔浑河河谷在中央亚细亚地区历史上的重要性。2012年，元上都亦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今天的北京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北京也是世界上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之一。

哈拉和林（Qara-qorum），蒙古语意为“黑色的石头”，是元太宗窝阔台时期修建的蒙古汗国都城。我因当年主持元上都遗址发掘和申遗的需要，于1993 年和2002 年曾两次考察哈拉和林古城。该遗址位于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220 公里的前杭爱省北流的鄂尔浑河右岸平原上，著名的额尔德尼召（汉名“光显寺”）即位于古城南端。鄂尔浑平原南北长约10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水草丰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便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在哈拉和林城址西南部的万安宫基址下，就曾出土属于8—9 世纪回鹘汗国时期的网格形印纹灰陶片，可见哈拉和林很可能是蒙古汗国在回鹘宫殿的基础上修建的一座都城。蒙古人早在太祖铁木真时期便选定了鄂尔浑河流域作为驻牧之地，但直到窝阔台即汗位七年后，才“城和林，作万安宫”。如果从太祖铁木真时代算起，历太宗窝阔台、睿宗托雷、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四世，夸张点说，大概也可以称得上是“前后五朝都焉”。全盛时期的哈拉和林“不仅有大汗的宫殿、穆斯林的市场，还有佛寺、道观、清真寺等，是中原儒家文化、草原游牧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产物”。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后“升开平府为上都”，称燕京为中都，实行两都制，哈拉和林的蒙古汗国都城史由此中断，开始成为地方首府。但有元一代，哈拉和林一直是漠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元亡后，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之子爱猷识理达腊北走哈拉和林，在此即皇帝位，继续沿用国号“元”，史称“北元”。其后，作为北元都城的哈拉和林在跌宕的军事战争中先后被明军和瓦剌骑兵几次攻陷和破坏，已经衰落的哈拉和林城在北元小朝廷败亡后迅速沦为废墟。这座游牧民族都城繁荣和衰败的历程，留给了我们对游牧文明发展的规律与特点的诸多思考。

吉谢列夫及其团队在“哈拉和林”这一章用言12万字之多，内容涉及哈拉和林的历史、宫殿及发掘现状、万安宫基址及壁画、手工业及商业区等。此外，古城遗址出土的钱币、铁器、瓷器、骨器、建筑材料等遗物，也在书中各节得到了较好的阐释。可以说，哈拉和林考古的收获，对于从事考古学、历史学、城市史学、古建筑学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批难得的基础资料。

关于蒙元时期城市的研究，不仅是国内考古与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也是俄罗斯、蒙古国、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外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实际上，研究蒙元时期的城市，不仅要重视这几座都城的规制和布局研究，也要关注都城周边与城市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关厢地带的研究，同时更要加强对大量不同性质的地方城市的研究，以期能了解更多基层以及民族与时代的特点。吉谢列夫就注意到了蒙元时期地方城市的重要性，将其多次带队调查发掘的蒙元时期地方城市的成果编入此书，此举着实难能可贵。诸如西勒西勒古城遗址、德尧—杰列克古城遗址、康堆古城遗址等地方城市，之前并未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多少关注，但事实上这批地方城市资料对于蒙元考古和蒙元史研究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毋庸讳言，我国史学界既往对于蒙元城市的研究，因囿于汉文史料记载的粗陋与偏见，见于笔端的往往是蒙元统治者对城市的破坏和禁止建城的记录。[1] 譬如，陈正祥先生即认为“蒙古人是粗野的游牧部族，对妨碍他们横冲直撞的城，当然没有好感。在《元史》和《元一统志》一书，绝难看见造城的记载”。《古代蒙古城市》的前言中也指出：“古代蒙古城市从来既未有人做过专门的考察，而从寥寥无几的文字史料中所获得的有关资料又使人半信半疑。甚至威廉•德•鲁布鲁克生动描述过的赫赫有名的蒙古国第一个都城哈拉和林也是如此。”

近年来，虽然我国蒙元都城考古逐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但有关更大范围内的地方城市的研究长期处于不被重视的状态。事实上，元朝建立后曾在边疆地区兴筑了不少新的城市，元末时又组织全国各地对城墙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修筑，《元史》中也有修筑城墙的记载。在详细勘阅史料后，成一农先生就把元代修建城池的政策分为三个时期。[1] 虽然元朝在某阶段存在禁止或不主张筑城的政策，但我在北方长城地带调查发现的大量蒙元时期古城址，足以证明蒙元时期构筑城池的史实。孙危这部译著中关于漠北地区几座蒙元地方城址调查发掘的第一手材料，更是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这一时期地方城市的存在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在北方长城地带和草原地区从事了30 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特别是从1992 年至2004 年在元上都所做的调查、测绘、发掘和申遗的工作，直至《元上都》报告的编写，使我深知草原地区考古调查、发掘与资料收集之艰难。在20 世纪中叶的苏联，吉谢列夫能够坚持不懈、克服困难，完成学术研究，实在是今人学习的榜样。在新近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的课题中，我和我的同事们负责内蒙古达茂旗金元时期敖伦苏木古城和阴山汪古部诸城址的考古研究工作。我想，无论对我还是对各位研究者而言，C.B. 吉谢列夫教授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以给我们以相当的启示。

考古学的发展有赖于资料的不断积累，特别是对于连接欧亚草原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学研究而言，需要从更广阔的地域获取资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掌握第一手资料，而获取这些资料最便捷的手段便是掌握其文字和语言。在把考古学作为自己毕生事业，静下心来潜心钻研的众多学者中，孙危根据自己的所长，做了自己最为正确的选择。他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博士学位时即已选定北方民族考古作为自己的兴趣培养点和研究方向，毕业后任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以来，更是坚定地执行了这一既定目标。孙危在完成《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这部专著后，便发挥自己的俄文优势，开始执着于翻译许多国内学者鲜有接触的俄文考古专著，既为国内学界介绍了俄罗斯考古学界的知名学术成果，也为自己将来更大范围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实际上他是承担起了别人不愿做、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多年坚持，默默耕耘。

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匈奴文化与诺颜乌拉巨冢》、《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 等苏联学者的著作及大量研究论文，其另一译作《俄罗斯滨海地区切勒尼雅季纳5 号墓地2003—2004 年考古发掘报告》也于近期面世，连同这部厚重的《古代蒙古城市》的出版，真是成果喜人！而他的学术领域也涉及匈奴、乌孙、大宛、鲜卑、渤海、蒙古诸族的许多方面。因着这些丰硕的成果，他本人也在去年晋升为教授。这可谓是对他长年默默无闻，执着钻研与辛勤劳作的回报与慰藉。对于他近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我感到十分欣慰！

环顾在考古这条道路上的同行者，我时常为自己身边不为尘世纷扰所动的同事对北方民族考古执着追求的精神所感动和激励，也为身为其中的一员而骄傲和自豪。经由前辈学者的艰苦奋斗和我们的不断探索，北方民族考古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并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真诚希望本学科领域的后来学者们，在秉承前辈学者优良传统、严谨学风和认真态度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适当汲取域外学者的研究精华，把中国北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推向更新、更广、更高的层面。

匆匆写就，以此为序。

                            2014年12月7日于世纪城时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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