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礼、章文钦谈历史学家刘节：他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典范

冷门文史哲

来源：《南方日报》2013-04-17

1963-1965年刘节赴京校二十四史之《旧唐书》，离开前于颐和园留照存念。

核心提示

刘节在学术上的成就，得益于王国维、梁启超，而于陈寅恪，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人气节上，深受他的影响。作为一个学者，刘节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曲学阿世，终生不移。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20世纪60年代初，刘节依然旗帜鲜明地发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引来学术界的批判。1963年，全国开始批判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位倔强的学者，从不作违心的检查，人们亦无可奈何。可是在“文革”期间，却受尽屈辱，遭受60多场的批判，他仍坦然处之，却说“每回批判，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就背完了”。刘节在“文革”期间有《我之信条三则》之作，表达其根本的人生观：“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

谈学术成就

主要在先秦古史、历史哲学、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南方日报：现在很多人是从《陈寅恪先生最后二十年》这本书开始了解刘节先生的，也仅限于从他作为学人的气节的问题上，而对刘节先生的学术了解得非常少，您认为该如何评价他的史学成就？

曾宪礼：刘先生的治学范围不限于史学，但是以史学为主。他的史学成就概括地说，主要在先秦古史、历史哲学、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这几方面。刘先生治学自哲学始，入读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他初受“古史辩”派思想的影响，但最终受益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他此期间所作的《〈洪范〉疏证》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之起源问题的研究，而其研究方法则深受王国维先生的影响。1927年到1937年他入读清华研究院，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基本上集中在训诂学、古音韵学、考古学，特别是金石考古这些领域。尤其是1931年他任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后，所写的文章大多都是有关金石学、考古研究的。他参与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当时71个撰稿者之一，他承担了撰写金石文字这部分提要的任务。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中，他在古文字学、金石学、考古学和古器物学方面的研究造诣已经为时人所认可了。

1937年他到了重庆以后，古史考证方面的研究虽仍在继续，但已明显转向运用自己已有的研究进行古史体系的建构。他完成于1943年、出版于1948年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就是在先秦古史研究中建立新的古史体系的成果。

南方日报：你刚才提到刘先生治学是从哲学开始的，又提到历史哲学是他的史学成就之一，应该如何看待刘节先生治史过程的哲学和史学的关系？

曾宪礼：刘先生研究甲骨金文，运用训诂学、古音韵学、考古学，特别是金石考古的方法考订古籍，一是要拓展史料范围，二是力求史料的真实可靠。而取得史料以后，如何理解、分析这些史料所呈现的历史，然后科学地运用这些史料去叙述历史，刘先生认为这要有历史哲学的指导。刘先生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用到“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其意义大体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历史和史学。在《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的“绪论”中，刘先生就谈到古史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正是他这本书的写作和他的先秦古史研究所履行的自己的历史哲学。不过，刘先生在历史哲学研究方面更重要的成果，是他写于1940至1944年、出版于1947年的《历史论》一书。尤其其中的“历史论”和“历史上的两种法则”两篇文章，是他独具个性的历史观和系统的史学理论的集中体现。

南方日报：刘节先生的史学史研究特别重视中国的史官和史官制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曾宪礼：从秦到清的每个朝代，他都有“史官和史官制度”这一篇。刘节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稿》的叙论里谈到，中国古代的史学发展和史官制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了解。

用现在的话说，史官是被纳入体制之内，而且担负着国家对人们思想的一种引导，史官很少能够超出国家的意志，所以文学可以有很多的思想流派，史学在这方面就很单一。我认为，刘节先生对每个朝代的史官、史官制度及其变化作讨论，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如果不是1949年后那样的政治环境，他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应该有更高的成就。刘节先生当时提出“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他当时对清官的评价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文革”说“清官更具有欺骗性”，“贪官加速封建社会的灭亡，清官延缓封建社会的灭亡”，把清官和贪官混为一谈，好像清官比贪官更糟糕。刘节先生是敢讲出来的，当时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认同“贪官比清官好”这种看法，但一是不敢讲，二是讲出来没有刘节先生讲得彻底。

谈史学观念

他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修身信念

南方日报：刘节曾因为坚持当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而遭到全国性的批判。您如何看待刘节这种超阶级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历史观？当时全国的历史研究氛围如何？

曾宪礼：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经济史的就去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古代史的研究农民起义最吃香，刘节先生的研究已经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史学研究的需要，他的治学范围和方法都跟1949年后热门的研究领域不一致。对历史的解释可以有很多种理论的选择，阶级斗争是选择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选择的一种，不应该单一用哪一种。“文革”以后，人们猛然发现外面有很多种思想，反而对历史唯物主义逐渐疏离了，刘节先生的这种理论选择，完全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政治干预的一种疏离，当然也跟他的史学研究思想有一定联系，他之前的研究是从图腾、氏族、宗族到父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他是沿着人类本身的生活和社会组织这条线来进行的。刘先生的《人性论》收文10篇，加上《历史论》中题材相同的2篇文章，一共12篇，都是关注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人性问题、人的心理问题的文章。刘节先生这方面的研究跟现代的“新儒家”思想是一样的，他提出这一点，在当时和现在都不为过，只不过是苦了他自己。

南方日报：刘节先生对于儒学的喜爱和推崇是否也为其史学观打下了某种基础？

曾宪礼：因为受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的影响，更受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表现出特别的尊崇。越到晚年，他越是认定儒家思想；越是批孔子，他越是需要去了解他。相比作为对立面和批判对象的孔子，新时代的人反而离刘先生心目中的“完人”的状态更远了，所以他要把孔子的思想和言行作为一种武器，来审视现代人所做的一切。同时，越到老年，他越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修身的信念。

南方日报：刘节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为人之道是否也有着某种共同之处？

曾宪礼：他除了对客观历史的一种揭示，还有对自己人格道德的完善。所以他很信奉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学者对学问的追求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所以随着年龄增长，他这种做学问的信念越来越坚定。正如他在《我之信条三则》中谈到，环境对我压迫越厉害，我越要坚持，而且要和你对抗到底。

刘节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爱好是非，甚于功利”，对于是非问题，他一定要跟别人争到底，至于争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他完全不顾。如果是年轻人，他可能会去做，但那是像他那样年纪的人，他应该看透了当时的形势，以及自己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他是很明白的，但他就是忍不住。为曹操翻案问题、古代社会分期问题、清官问题、以史代论问题……他都参与讨论，因为他忍不住，他无法容忍在学术上是完全荒谬的东西，所以用当时的话讲，他“跳出来”。

 谈学术品质

“他是继承发扬陈寅恪精神的典范”

南方日报：您认为刘节先生从陈寅恪那里受到了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在这点上刘节先生又是如何以自己的行动去践行它的？

章文钦：蔡鸿生先生在《仰望陈寅恪铜像》一文写道，陈寅恪精神的核心，通俗地说就是“二要一不要”：要独立自由，要脱俗求真，不要曲学阿世。刘节先生是体现陈寅恪精神的一个典范。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他的岳父钱稻孙任伪北大校长，刘节先生以此为耻，辞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卖文为生。

另一个例子就是为陈寅恪先生“挨斗”，陈家三小姐陈美延教授回忆说，办会的人前一天来到陈家，要陈寅恪先生第二天到现场去接受批斗，当时老人家是病目膑足，卧病在床。如果真的要去现场，就是推着一个躺着的老人去接受批斗。当时有两姐妹在家，姐妹二人商量好一人留在家里照顾母亲，一人和护士一起陪陈寅恪先生去现场批斗。但是到了晚上，办会的人过来跟陈家说不用去了，听广播接受批斗。暨南大学袁钟仁教授回忆说，刘节先生一听到说要批斗陈寅恪，他就跑去找办会的人说，陈寅恪先生“又老又盲，你们不怕把他斗死？”并表示他可以代陈寅恪先生接受批斗，所以才没有让陈寅恪先生到现场接受批斗。第二天，陈家二小姐陈小彭去了现场，在那里接受批斗的就是冯乃超和刘节先生。

我理解，刘节先生这个做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的体现，当这种“师道尊严”在“文革”中受到野蛮践踏的时候，他还出来维护，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典范。

曾宪礼：他已经不能按照他原来的治史方向进行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不会去屈从当时的学术倾向，不跟风，反而唱对台戏。1959年，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很多人跟着跑，但他持不同看法，尤其是姚文元“清官”的问题，那已经到了“文革”，他依然要反对，即使他再怎么书生气，他也看得出来，那种情况下，说这样的话是非挨整不可的，但他还是说了，完全是一种道德的义愤。

南方日报：中山大学历史系四大名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他们身上共同的品质是什么？刘节先生也因其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出的人格品质而受到后世尊敬，在您看来，从刘节先生的身上最值得现今的历史研究者以及学术界学习的品质是什么？

章文钦：我认为老一辈的学人身上的共同品质就在于学问和人品并重，把学术作为一个终生理想去追求，孜孜不倦，同时在人格精神上不断完善。人品、学问、风骨三者成为一个整体，这是老一辈学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时代变了，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需要有人来坚持。

曾宪礼：这些人在做学问的时候有一种书生气，为人又有一种士大夫之气。他们看似远离社会，但通过读书他们吸取了很多世事，他们的政治目光是非常敏锐的，对于时势他们一目了然，只不过他们不肯放低自己的道德理想去迁就外界。

南方日报：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认为学术和当下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曾宪礼：学术有学术的责任，它不能完全依从于政治，也不可能和政治完全脱离，学术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特征。正如刘节先生针对人们说“历史研究尤其是古史研究根本没用”做的回应，历史对人类精神起指导作用，它跟日用民生非常密切，但并不是说社会上有什么政治需求，立时就要跟着走，那不成了文革？任何学术都有它自己的独立性。

有时候你会觉得某种研究离社会民生非常远，但是等到用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它真正的价值。一种学问，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它的价值的时候，有人去研究，当时可能没人认可，但是坚持下去最终会被认可。

章文钦：胡守为老师说：“没有独立自由，就不可能有发明创造。”只有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在学术上才可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文化积累的价值，为世界留下可以传世的东西，从陈寅恪先生到刘节先生，他们的学术成果里面就有这样一种东西。

---

新书推荐

《中国史学史稿》

（刘节作品系列）

刘节 著

开本：32开

定价：50.00元

商务印书馆

2020年2月出版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