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谢保成《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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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斗与马牛风——
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增订本）》
📚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
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
📚详述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郭沫若
等史学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理路
📚深入人物内心，对历史悬案给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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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保成 著
ISBN：978-7-100-21534-3
开本：32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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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第一编 史学篇
谈20世纪前半纪史学的几个问题 / 2
20世纪前期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论辩 / 35
关于古史“层累说”的几点认识 / 58
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 / 64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 90
民国年间的几种“历史哲学”与历史观 / 109
第二编 史家篇
梁启超的学术史与历史研究法 / 140
王国维的杰出贡献与学术影响 / 162
援庵先生学术三题 / 195
陈垣、陈寅恪学术比较 / 208
从“神交”到“握手言欢”：郭沫若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
附：署名“鼎堂”的遗闻趣事 / 233
郭沫若与胡适：由认识东西文化的差异，到走那条道路的敌对 / 252
郭沫若与陈寅恪：“龙虎斗”与“马牛风” / 267
郭沫若与容庚：从“未知友”到“文字交” / 302
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亲若一家人” / 326
尹达学术评传
附：从尹达致傅斯年的一封信说起 / 335
第三编 论辩篇
“李杜并称”与“扬杜抑李”
——兼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 446
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苦心孤诣” / 474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文中的资料并非从冯家昇那里得来 / 485
对“兰亭论辩”的认识与思考 / 490
附 录 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饶淑荣） / 511
后 记 / 514
内容简介
“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这是 1961年11月郭沫若第二次到广州看望陈寅恪时作成的一副对联。郭沫若1892年出生，属龙，干支纪年为壬辰年，故“壬”“龙”，暗指郭沫若。陈寅恪1890年出生，属虎，干支纪年为庚寅年，故“庚”“虎”，暗指陈寅恪。“郭聋”，指早年因病双耳失聪的郭沫若。“陈瞽”，指40年代中期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在作者谢保成先生看来，这是郭的一种巧妙回应：外界盛传我二人代表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交往上的恩恩怨怨是龙虎相斗，实际一瞽（视而不见）一聋（充耳不闻），所谓龙虎斗与马牛风罢了。这正是谢保成先生《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的意旨所在。
谢先生师承陈寅恪的弟子汪篯和郭沫若的私淑弟子尹达，与20世纪两大史学主干——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旨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皆有一定的“渊缘”，因此和探讨20世纪史学的其他论著不同，关注的不是对立，而是关联，通过挖掘“不为人知、或未注意、甚至回避”的新旧材料，探幽发微，建构起两大史学与史家之间学术交往的别样图景。本书值得细细品读。
本书所论为广义新史学，既包括王国维“开山”的“新史学”，又含有郭沫若“开辟草径”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有别于其他关于“新史学”的著论。最精彩之处，在“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纵论各史学大家。详述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郭沫若等史学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理路。注重历史细节，郭沫若造访史语所的生动场景，以及郭沫若与陈寅恪之间的恩怨纠葛，深入人物内心，对历史悬案给出新的解释。
作者简介
谢保成，194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隋唐五代史、20世纪学术史研究，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学》、《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增订中国史学史》（全四册）、《传统史学与20世纪史学》。
后 记
这本论集收录的20个篇章和2个附篇，大都是在撰写《民国史学述论稿》过程中系统读书的一些心得之作，有充足的理由将这些个篇章独立为一书。一是这些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20世纪前半纪史学的一大走势，二是不少篇章都提供有一些不为人知，或未注意，甚至回避的材料，足以澄清某些人云亦云的不确说法，三则可以反映个人承学的足迹和治学的特点。
王国维、梁启超先后去世，标志着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谢幕。他二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在其去世一年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集中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的基础研究向纵深发展。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相结合，在其去世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辟草径”之作——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学观念的转变、部分分支学科的形成。自此而后，形成20世纪前半纪史学的两大主干：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宗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新石器时代、甲骨学、敦煌学，作为20世纪的“显学”，与历史语言研究所“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旨趣紧紧相连，而且证明了王国维的预见：“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动手动脚找材料”的考古组，发掘河南、山东、甘肃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殷墟遗址，证明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甲骨学之“正统在中国”。“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的历史组，整理敦煌文物、整理明清档案，使敦煌学之“正统”逐渐回归中国。语言组也有开“风气之先”的西夏研究。
第二编10篇2附篇，以“史家”为主，关注史家交往，而且与我的承学经历有太多的“渊缘”。这里用“渊缘”不是用错字，而是想强调这个“缘”字，并稍作赘述。
引我入史学之门的两位先师——汪篯、尹达，不仅与陈寅恪、郭沫若有着不解之缘，而且尹达、陈寅恪、郭沫若都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关系密切，恰恰是他们在新石器时代、甲骨学、敦煌学三大“显学”领域证明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我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分专业时自报现代史却被分在古代史，分专门化被分在汪篯先生名下学隋唐史，并在海淀书店买了陈寅恪的两本书，一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本《元白诗笺证稿》（目录后一页“附记”开头一句是“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篯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其间，听到流传的一则陈寅恪与郭沫若的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之初，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招收历史学研究生，我报考的是隋唐史专业，尹达先生从初试合格者中挑选我学史学史专业。就这样，我便因“缘”承学于隋唐史、史学史两个专业。
汪篯先生领我到隋唐史大门前便离去了，使我在隋唐史“门槛边缘”，一脚槛里一脚槛外。但自大学确定这一专业方向以来，隋唐史始终是我从事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攻读史学史学位期间，购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一、二、三册，即《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与先前购买的陈寅恪的两本书作为案头必读书。1982—1983年尹达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我执笔的章节主要在唐代。1995年我的第一本代表作《隋唐五代史学》出版，成为我研治隋唐史、史学史“两结合”的一项成果。
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七德舞”关于《贞观政要》版本的论述，尤其“纵得日本传写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复吴氏原书之旧观”，使我对日本所谓的《贞观政要定本》产生了兴趣，经20年搜求海内外钞本、刊本进行集校，证明日本现存各本均不可能是“定本”，《贞观政要集校》（2003年初版、2021年修订）成为我在古籍整理方面的代表作。
读陈寅恪为陈垣所写三篇序而读陈垣《敦煌劫余录》《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三部著述，逐渐认识敦煌写本的重要价值以及“二陈”成为“敦煌学之预流”的成就。“二陈”的佛教史研究使我对佛教史籍产生了兴趣，又知《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书名是陈垣登门请郭沫若题写，便作为读佛教史籍的入门书。由此，我在1998年提出“佛教史学”的概念，并在《隋唐五代史学》《中国史学史》中写有佛教史籍或佛教史学的章节。《援庵先生学术三题》《陈垣、陈寅恪学术比较》即是在这一承学、读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尹达先生自谓郭沫若的“私淑弟子”，1982年11月郭沫若90周年诞辰之际代尹达先生起草两篇关于郭沫若的文稿，使我对郭沫若其人、郭沫若著述渐生兴趣。1999年出版的《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和即将出版的《郭沫若学术述论》，既是我研究郭沫若的代表作，也算是继承尹达先生的一项未竟之业。郭沫若视王国维为“新史学的开山”，视 1940年版《王静安先生遗书》为现代文化史上“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金字塔”，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据1940年版影印的《王国维遗书》16册也成为我案头必备书。《王国维的杰出贡献与学术影响》一篇，即是读《王国维遗书》（主要是《观堂集林》）的心得，在认识其卓著成就、杰出贡献的同时，指出其学术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精髓以及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成员的重要影响。
两大史学主干形成之初，郭沫若构筑的唯物史观历史学体系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社会史论战中他遭攻击，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他名列其中。郭沫若在社会史论战中是什么角色，他的甲骨文、金文成就如何取得，评选院士怎样被认可？《从“神交”到“握手言欢”：郭沫若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郭沫若与容庚：从“未知友”到“文字交”》《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亲若一家人”》，从不同侧面追寻出这一踪迹：郭沫若基本无心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在与容庚从“未知友”发展为“文字交”当中，同董作宾有了“十载神交，握手言欢”的交往，并与傅斯年、李济有过“好像遇见了亲人的一样”的面晤，随后傅斯年以其甲骨、金文研究的三部成果力推其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作为两大史学代表人物的再传弟子，自然会关注两位师祖的学术异同、人事纠葛。《郭沫若与陈寅恪：“龙虎斗”与“马牛风”》一篇写成于1997年10月，对两位师祖的交往进行了系统考察，弄清“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那副对联的原委，澄清某些人云亦云的说法，被多家刊物全文转载或部分转载。
尹达先生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员，时名刘燿，在梁思永“找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的基础上，经与夏鼐等共同努力，使安特生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体系的错误得以纠正，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话语权夺回到国人手中。以《尹达学术评传》替换《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完整反映对尹达先生兼具两大史学主干特点，走“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的总体认识。
新增《梁启超的学术史与历史研究法》《郭沫若与胡适：由认识东西文化的差异，到走那条道路的敌对》，是谈20世纪史学和史家交往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一编，既反映我的承学“渊缘”，又展示我以郭沫若为“联络站”考察20世纪学术文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特点。
第三编4篇，是对争议论著的考辨。《李白与杜甫》议论颇多，收文3篇，《“李杜并称”与“扬杜抑李”》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自中唐以来形成的两种文化思潮考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苦心孤诣”》以陈寅恪“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方法分析郭沫若的写作心理，《〈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文中的资料并非从冯家昇那里得来》是一篇辨诬文字。增《对“兰亭论辩”的认识与思考》1篇，为最新写定的文章。撤去2011年初版中关于郭沫若历史剧和美学的2篇。
三编之外，附入本书初版责任编辑饶淑荣所写书评。饶是初版稿本的第一位读者，见面三四次、往返邮件10余通，不仅议定书名、调整篇目、订正文字，而且写了书评《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2012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以头版通栏推介。值此改版之际，收入这篇书评，以表真诚的致意和恒久的纪念。
此次增订，订正初版错字、更换少数引书版本的同时，少数篇章新加［补注］［追记］说明某些新的情况。
2011年8月12日初版
2021年10月21日修订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