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
专业文史哲
新书推荐
📚
一份珍贵民间文书的抢救性发掘
📚
揭开中国明清地方社会的样貌
📚
中国社会史领域具有典范意义的一部著作
曹新宇 著
ISBN：978-7-100-18416-8
开本：16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定价：128.00元
向上滑动阅览
本书目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村落
——膳房堡的故事 / 8
一、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留下的问题 / 8
二、膳房堡教案前奏：华北三省的“逆词” / 12
三、膳房堡的祖师：道统、血统与庙产 / 18
四、膳房堡的许姓：村落里的庙权与教权 / 28
五、更多的教派谱系：跨地域的道门网络和复合型的宗教权威 / 42
六、庙宇、圣职与宗教权威的继续“层累”：“新道门” 的引入 / 57
七、村社与跨村社宗教：村落的义务与摊派 / 65
八、尾声：近代化乡村政治中的物质资源与象征资源 / 69
第二章 宗族
——祖师的族谱 / 73
一、万全发现的《老祖家谱》 / 75
二、祖师的原籍 / 81
三、祖师的家布 / 83
四、想象的宗图与宗族 / 85
第三章 卫所
——戍边军户的来源与生计 / 88
一、卫所制度的特点 / 88
二、籍军建卫的办法 / 91
三、万全左、右卫的建置及其旗军的来源 / 93
四、万全左、右卫建卫后的沿革 / 98
五、拨兑 / 99
六、卫所余丁的出路 / 104
第四章 夫妇
——普明、普光组成的边堡家庭 / 123
一、卫所婚姻 / 124
二、天缘相凑 / 126
三、新发现的普明夫妇年表 / 132
四、王氏娘家的史料 / 136
五、男女双修 / 142
六、李普明去世后的王氏 / 149
第五章 经典（上）
——“成化禁书”的消息 / 162
一、《三煞截鬼经》 / 166
二、“银城图”考 / 179
第六章 经典（下）
——“最早的”教派宝卷 / 191
一、《佛说皇极结果宝卷》的年代之争 / 193
二、“永乐一十年代”刊本的问题 / 196
三、现存三个版本的关系 / 199
四、被隐藏起来的祖师 / 202
五、“摘光”的意义 / 203
六、摘光祖的身份 / 208
七、普贤的丈夫 / 210
参考文献 / 214
附 录
附录一 “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明清秘密社会
史料撷珍·黄天道卷》代导言） / 228
附录二 《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总目录 / 237
附录三 新发现黄天道符图牌印 / 241
附录四 “民间”何在？—评述曹新宇新著《祖师的族谱：
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之一》 / 289
后记/301
内容简介
从摩尼教的变种（包括各种“杂糅假说”），到反映排斥社会“异己”的“污名化标签”（白莲教并无“自我认同”的实体），尽管内涵矛盾，但这些观点却是目前学界关于白莲教的主流学说。民间史料的欠缺，推动作者转换视角，从逐村的社会历史调查入手，发掘、抢救濒临永久毁灭的民间文书，开拓白莲教的“地方化”研究。本书是中国社会史领域具有典范意义的一部新著。作者曾经长期在华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抢救出一批极为珍贵的黄天道文书。基于这批新发现的民间文书和传世历史文献，作者对黄天道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史实考辨，解决了此前悬而未决的黄天道祖师普明的原籍问题，重建了黄天道创教初期的教首经历、教义内涵以及宗教传承过程，揭示了学界公认最早一种宝卷的丰富内涵及其与黄天道的深厚渊源。本书从地方视角出发，对官书档案、道内宝卷、民间传说、乡土小戏等不同性质文献层层剥笋，纵向剖析，努力突破传统宗教史、社会史与制度史的藩篱，是一部极具创新精神的优秀学术著作。
作者简介
曹新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文献馆馆长。主要研究明清秘密社会史、民间宗教史、近世中西交通史。著有《中国秘密社会·第三卷·清代教门》（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之一》（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主编《新史学（第十卷）：激辩儒教：近世中国的宗教认同》（中华书局，2019年）；另主编大型文献集《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7册（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许地山藏书珍本选辑》（全100册）（合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引 言
2012年夏天，笔者在长城脚下的河北省万全县发现了一批罕见的民间文书。这批文书大部分是明、清、民国时期刊刻、抄写、制作的民间教派宝卷。当中有九种大型彩绘帛书宝卷，还有不少失传已久的宝卷抄本，均为学界从未见过的孤本。宝卷是民间文书里的“席上珍”，历来为民间文献研究者所重视。而且我在华北田野调查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如此完整的一个“文库”，保存这样完好。惊喜和震撼之余，我试探提议：能否出版这批文书，把它们公布给学术界使用？文献收藏者李凤云（化名）女士托人捎话：“动这些经卷，需要一件‘信物’。”
原来，她的藏品中有一件帛书，大小约85cm×95cm，上有半方大印，朱砂绘制，约占整个帛书的一半。
找她拿经卷，就请准备好另一半印。如果两个半印契合，就证明是“贵人”来访，这批文献不仅可供查阅，而且可以随时拿走。
不用说，这个“条件”令我非常惊讶！85岁的老人（2012年）说出这番话来，自然是很认真的。听得出来，很长时间里，她一直在等待另外一个半印的出现。后来我才知道，这批经卷与帛书，在她家里已经保管了两代。直接委托李女士保管经卷的，是她已故的丈夫子祥先生。而传给子祥的，是他的父亲崇善先生。一个多世纪了，从未有人前来打听这些经卷的下落。
更让我惊叹的是，这个普通人家一百多年来坚守承诺的这份“执着”——不用说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剧烈的战争与革命运动，就在1949年以来的“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中，家里保存这样一大批经卷，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显然，这些经卷对她来说，意义不同寻常。她甚至没有因为多年无人来访，就忽略了对经卷的保管，或将其视为己有。在民间“文物热”与商品化意识无孔不入的今天，这样的例子可真不多见！
类似的半印，我在民间教派经卷中见过。从文字来看，似乎是道门内部所谓“末后”时分躲避劫数的符印。我一直怀疑，这种半印，是否只是道教经卷上“道符”的某种衍生品。李女士的这个“条件”，提醒我它还具有组织与联络的功用。此外，通过“合符对印”来确立某种契约式的权利关系，不是封闭的农村社区或缺乏文书系统的“小传统”文化的产物。在历史上，只有当国家权威需要对农村土地、财产契税进行管理时，才出现这种方式。而在民间，这种验证形式，只有在跨村落、跨熟人圈的复杂社会交易体系中，才具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有可能带着另一个半印，随时找上门来，而李凤云女士对此，也不会丝毫感到奇怪。这也隐约表明，她所收藏的帛书，某种意义上，是教团内的“公产”，而另外一个半印，就是通往这份“公产”的钥匙。
这些年来，我也收藏了一些“半印”。但我的“半印”多是纸本的，没有帛书上的半印那么大，自然也没有一个能够与李女士的半印契合。不过，这批民间珍藏的魅力，最终让我说服了自己：即便无法契合，我的“半印”， 起码可以证明我不是“外行”；另外，我还有现代社会“专业研究人员”的“身份”，至少人家不会疑心我是江湖骗子。
如果不是“佛法有应”，那一定是多年来在这些农村、乡镇里度过的时光，为我赢得了真诚的友谊！最终，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我勉强通过了李凤云老人的“审查”，文献终于得以出版。不过，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老人家最终同意的原因。只是，事后她的儿子丁山先生（化名）告诉我一个“因缘”：我的某位祖先，极可能与他的祖上，是同会的善友！
丁山先生所说的“同会”，指的是“黄天道”，即这些经卷归属的一个道门。黄天道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民间教团。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由宣府西路万全右卫戍边守军李宾创立，初期主要在直、鲁、秦、晋等地传播，明末清初传到江南。清乾隆年间，万全黄天道涉案，“称佛作祖”的李家后人，以及传抄“违碍”经卷的几个道徒，都遭到清廷镇压。但到了清末同治、光绪之际，黄天道又秘密恢复。民国初年，还一度出现“复兴”，在万全县及附近的怀安、阳原等地，成立了不少佛堂。当地人多称其为“黄会”。
李凤云老人则不太说黄天道，或是黄会，她用的词是“法门”。她虽不是出家人，但也有几分脱俗的尊严。李凤云自幼身体不好，17岁随母亲吃素，就算是入了会。她只读到高小，但经卷上的字都念得出来。看得出，她是勤学的人。李凤云很遗憾这辈子没读成书。她外祖父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小时候外祖父教她念的《增广贤文》，至今她还背诵得出来。除了“书香门第”，在她心目中，另外值得敬重的，就是“法门”里的经卷。在她看来，世俗教育与“法门”，都是通往知识和教养的善举，没有任何冲突之处。
但李凤云毕竟不是民间文献的“专家”，她常念的经，仅限几个小手本。保护经卷的“愿力”，终究不同于研究文献的热情。这么多年来，她并没有去专门研究保存下来的那些经卷。家里唯一熟悉“法门里事情”的，是她的丈夫子祥先生。她和她的儿子都对我说，如果子祥先生还在世的话，我的调查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当然，今天在华北以及其他地区抢救这类民间文献，类似的遗憾，差不多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
黄天道在中国民间教派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学者最早实地调查的民间教派。1947年，李世瑜先生赴察哈尔省万全县（今属河北省）考察黄天道，开创了中国学者实地调查秘密宗教之先河。此后半个世纪中，泽田瑞穗、司徒洛娃（Э. С. Стулова）、石汉椿（Richard Shek）、马西沙、喻松青等海内外学者，相继利用公、私收藏黄天道文献，以及清代官书、档案，发表过有关研究。近年来，王见川、宋军、太田出等学者，在古旧书市发现了不少黄天道经卷，拓展了学界已知的黄天道文献。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推进黄天道研究的学术著述，主要有以下五种：泽田瑞穗《初期的黄天道》（日文）；石汉椿《没有造过反的千禧年末世论：华北黄天道》（英文）；喻松青《明代黄天道新探》；马西沙《黄天教源流考略》；王见川《黄天道早期史新探—兼论其支派》。这五种论著都是利用黄天道内部道书的重要成果，较之前述李世瑜先生的调查报告，取得不少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王见川等学者公布新发现黄天道资料。此后，日本学者大部理惠、浅井纪相继发表了有关论文，喻松青又发表《〈八牛宝赞〉探研》。台湾学者吴昕朔也利用这些资料，完成以“明清黄天道”为专题的硕士学位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重访李世瑜当年田野调查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中期，秦宝琦先生曾走访河北省万全、怀安、阳原等地，查阅地方档案，并与当地学者开过座谈会。从1998年开始，笔者为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曾在山西大同，河北阳原、保定、定州、邢台、邯郸，以及山东青岛等华北农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2004年前后，又多次在北京密云、延庆、官厅，以及河北万全、怀安、蔚县等地调查。另外，据笔者所知，路遥、梁景之、浅井纪、小武海英子、王大为（David Ownby）、王见川、范纯武、赵昕毅等学者，也都访问过李世瑜先生当年调查的地方。
需要指出，研究民间秘密宗教的历史，是一项艰苦琐碎的学术工作。由于民间秘密宗教所处的环境复杂，种种外部压力没有彻底取消，这类田野工作，要比一般的社会史或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付出更多的辛劳。真正做到“以民间史料写民间历史”，绝非易事。民间史料本属零散、支离，何况秘密宗教，一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受到打压与贬斥，他们的内部文献，就更不容易存留下来；而这类文书的保管人对于忽然“闯入”的调查者，也往往保持更多的警惕。
20世纪30年代，著名史学家魏建猷先生即感叹历史上的民间秘密教派“永久处于秘密形势之下”，“其经典多被焚毁，故世罕传本。即有少数流传，亦决非外人所得见，此研究社会学历史学者不得不引为憾事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著名民间宗教学者宋光宇先生，在概括“无生老母”宗教的特点时，也曾感叹：“只可惜，如今已看不到明朝各种宝卷全文。”著名学者、藏书家周绍良先生，将自己经眼的公私收藏明代民间经卷，与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载成化“妖书”目录对比之后，也不禁感慨，成化目录所载禁书90种，“可惜今天一本也没发现过！”以周绍良藏书之丰富，学识之淹贯，仍然发出这样的感喟，民间道门经卷之难得，可见一斑。
材料上的限制，也在“圈内”造就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研究“方法”。例如，“按名索骥”，以经卷的名称推测其内容，或以教团的名称推论其渊源。这样一来，豕亥鱼鲁，自不待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数情况下，上述“危险”的推论，并非完全是由于研究者本人粗率所致，实在是材料缺乏，“不得已”而为之。20世纪30年代末，吴晗先生考证“明教与大明帝国国号”之关系时，竟然没有找到元末明初“红巾教”的任何经卷文献（此后，学界也一直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即便发现了新的道门经卷，将其“复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难度也非常大。1948年，李世瑜先生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个道首家中发现了《家谱宝卷》残本七、八、九品，钻研54年之后，才发表公布自己的考证。这一方面与李老本人治学严谨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道门文献背景复杂，艰涩费解。一般研究者难以登堂入室，深入研究。因此，1992年马西沙、韩秉方先生合著《中国民间宗教史》，结合当时所见民间教派经卷，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清代中央档案中民间教派案件的史料，对后续研究者帮助很大。《中国民间宗教史》已出版20多年，今天看来，不少结论，需要重新考虑。但该书廓清民间教派案件的档案史料脉络，用力甚勤，功不可没。
具体到黄天道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王见川、宋军等学者公布的黄天道经卷，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但这批文献，如见川教授所言，大多购自古旧书店、古玩市场，研究者难以复原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而仅从局部的新发现来看，很多文献具体的创作年代，也难以考订清楚。加上现存清代黄天道档案史料，除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黄天道案的奏禀之外，并不多见。官书、地方志、文人笔记，或有涉及，也多语焉不详。这批珍贵文献的史料价值，因之受到限制。
2013年，最新发现的黄天道“文库”，经过紧张的合缀、修补工作，已经影印出版。对于苦于资料难得的民间教派研究领域，这么一大批民间教团内部集中保存的经卷文献，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发现”。加上此前王见川教授和宋军博士等学者发现的黄天道文献，黄天道的“内部文书”，比明清时期任何其他民间道门的文献都要完整。这些珍贵的民间文书，又可以为我们揭开多少民间教派的秘密呢？
延伸阅读
学衡社会史丛书系列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复兴”之后，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的倡言整体史，有的钟情于社会生活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有的倡言多学科对话，有的则取法回归文本世界。经过三十余年的耕耘，社会史由门庭稀落变得熙熙攘攘，似乎成为一个庞杂的百货店。返璞归真。社会史研究有必要回归对于“社会”的思考。社会是人群的结合体，其结合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村落式的，有宗族式的，有社团式的，还有现代从“单位”到“职场”的变化。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群结合方式，不能不关注被称为“秘密结社”的结合体。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和大众话语中，“秘密结社”的“反社会”、“反体制”形象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常识。然而，不要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名目的“秘密结社”，即使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一名目的“秘密结社”之间，都可能存在根本差异。把各种民间结社尽皆纳入“秘密结社”这一话语装置，接下 来势必涉及更加根本的问题：何为中国社会？如何认识和叙述中国社会？
南京大学曾为社会史研究的重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复兴过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个秉持“全球本土化”宗旨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自2014年成立之后，即以社会史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赓续南京大学的社会史研究传统，为深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尽绵薄之力。
《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
多层次视域下的近代中国
点击书影，即可购书
孙江著，定价：128.00元，
商务印书馆2021年
本书是一本跳出，甚至有意识打破传统的社科学术研究思维模式的著述。本书作者孙江教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本书是我们同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共同策划推出的“学衡社会史丛书”的第二种。
书名中提到的“结社”，这并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群体，这些民间结社在中国前近代被贴上“会匪”“教匪”的标签，到近代被视为“秘密社会”或“黑社会”，名称虽异，性质无二。可最能体现社会史边缘属性的也正是本书讨论的民间结社。这本书里讲述的民间结社，自然不是近代国家公认的社团，而是前近代人们基于俗世的或信仰的目的而结成的团体。
解构一个历史上真正存在着的社会，从秘密社会发现社会的秘密，展现多层次视域下的近代中国。这本书，是作者30多年研究社会史的心得，可以说是近些年来不可多得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的优秀著述，更是拓宽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一次踊跃且有效的尝试。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
创造认同》
一部揭秘中国第一帮天地会的惊艳之作
点击书影，即可购书
〔荷〕田海著，李恭忠译，
定价：76.00元，商务印书馆2018年
本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该书采用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兴起的另一种秘密社会史研究路径，即文化人类学，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话语，重在阐释这些元素如何建构起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简单来说，田海笔下的天地会，文化建构才是核心。田海精通中文，这大大有利于他仔细爬梳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史料。他细致梳理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救世论，并概括为“神魔救世范式”，即末世灾劫+神魔救世+法术器物。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终跳不出这个框架。这些仪式和神话的意义是为原本缺乏如共同家族、邻里、职业而结成的天地会创造了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认同，这种认同既要说明天地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又要与其成员的知识背景相适应。田海除了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天地会之外，他还赋予给天地会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这当是此书一大贡献。
书单丨了解中国历史的多重视角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