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丨《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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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极具创新精神的优秀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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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领域具有典范意义的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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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新宇 著
ISBN：978-7-100-18416-8
开本：16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定价：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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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村落 ——膳房堡的故事 / 8
一、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留下的问题 / 8
二、膳房堡教案前奏：华北三省的“逆词” / 12
三、膳房堡的祖师：道统、血统与庙产 / 18
四、膳房堡的许姓：村落里的庙权与教权 / 28
五、更多的教派谱系：跨地域的道门网络和复合型的宗教权威 / 42
六、庙宇、圣职与宗教权威的继续“层累”：“新道门” 的引入 / 57
七、村社与跨村社宗教：村落的义务与摊派 / 65
八、尾声：近代化乡村政治中的物质资源与象征资源 / 69
第二章 宗族 ——祖师的族谱 / 73
一、万全发现的《老祖家谱》 / 75
二、祖师的原籍 / 81
三、祖师的家布 / 83
四、想象的宗图与宗族 / 85
第三章 卫所 ——戍边军户的来源与生计 / 88
一、卫所制度的特点 / 88
二、籍军建卫的办法 / 91
三、万全左、右卫的建置及其旗军的来源 / 93
四、万全左、右卫建卫后的沿革 / 98
五、拨兑 / 99
六、卫所余丁的出路 / 104
第四章 夫妇 ——普明、普光组成的边堡家庭 / 123
一、卫所婚姻 / 124
二、天缘相凑 / 126
三、新发现的普明夫妇年表 / 132
四、王氏娘家的史料 / 136
五、男女双修 / 142
六、李普明去世后的王氏 / 149
第五章 经典（上） ——“成化禁书”的消息 / 162
一、《三煞截鬼经》 / 166
二、“银城图”考 / 179
第六章 经典（下） ——“最早的”教派宝卷 / 191
一、《佛说皇极结果宝卷》的年代之争 / 193
二、“永乐一十年代”刊本的问题 / 196
三、现存三个版本的关系 / 199
四、被隐藏起来的祖师 / 202
五、“摘光”的意义 / 203
六、摘光祖的身份 / 208
七、普贤的丈夫 / 210
参考文献 / 214
附 录
附录一 “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明清秘密社会
史料撷珍·黄天道卷》代导言） / 228
附录二 《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总目录 / 237
附录三 新发现黄天道符图牌印 / 241
附录四 “民间”何在？—评述曹新宇新著《祖师的族谱：
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之一》 / 289
后记/301
内容简介
从摩尼教的变种（包括各种“杂糅假说”），到反映排斥社会“异己”的“污名化标签”（白莲教并无“自我认同”的实体），尽管内涵矛盾，但这些观点却是目前学界关于白莲教的主流学说。民间史料的欠缺，推动作者转换视角，从逐村的社会历史调查入手，发掘、抢救濒临永久毁灭的民间文书，开拓白莲教的“地方化”研究。本书是中国社会史领域具有典范意义的一部新著。作者曾经长期在华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抢救出一批极为珍贵的黄天道文书。基于这批新发现的民间文书和传世历史文献，作者对黄天道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史实考辨，解决了此前悬而未决的黄天道祖师普明的原籍问题，重建了黄天道创教初期的教首经历、教义内涵以及宗教传承过程，揭示了学界公认最早一种宝卷的丰富内涵及其与黄天道的深厚渊源。本书从地方视角出发，对官书档案、道内宝卷、民间传说、乡土小戏等不同性质文献层层剥笋，纵向剖析，努力突破传统宗教史、社会史与制度史的藩篱，是一部极具创新精神的优秀学术著作。
作者简介
曹新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文献馆馆长。主要研究明清秘密社会史、民间宗教史、近世中西交通史。著有《中国秘密社会·第三卷·清代教门》（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之一》（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主编《新史学（第十卷）：激辩儒教：近世中国的宗教认同》（中华书局，2019年）；另主编大型文献集《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7册（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许地山藏书珍本选辑》（全100册）（合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万全发现的《老祖家谱》
（节 选）
明清以来宗族与宗教在乡村社会的关系，一向受到学界的重视。近30年来，研究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学者，在历史田野调查中，收获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历史的认识。但这类调查对于研究民间秘密宗教的直接价值仍然有限。除了丁荷生（Kenneth Dean）、郑振满两位教授在福建莆田、泉州等地的调查，囊括了三一教、先天道在村庙里的碑铭，能够让我们一窥基层乡村社会宗族与民间秘密教派关系的材料，但还是太少。大部分海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材料方面仍局限于传统史料，很少利用到田野调查收获的宗族材料。中国学者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初，王尔敏先生曾利用清代官书，研究过大乘教祖师滦州石佛口王森家族的背景。大陆学者当中，路遥先生曾对山东单县八卦教祖师刘佐臣的宗族背景做过调查。但很可惜，八卦教在清朝犯案之后，单县刘姓的族谱上，已经删除了刘佐臣一支的记录。秦宝琦先生曾实地调查过浙江庆元斋教祖师姚文宇、贵州龙里先天道祖师袁志谦的宗族情况，并澄清了一些重要史实。
乾隆二十八年膳房堡的黄天道教案，已经让我们看到村落对于道门安全的重要性。近年来，学界就明清帝国如何加强基层社会的控制提出不少新的意见，国家权力在县级以下的建置也受到更多的重视。
但总体上来看，国家控制力，从府、州、县到村落在逐渐递减的趋势是毋庸置疑的。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政治风暴的避风港。不论外部形势多么紧张，村落似乎总是能够以有效的“地方化”策略缓和乃至化解从上到下的政治压力。村落之外，宗族似乎是民间教团的另一层保护机制。至少膳房堡黄天道案的例子显示出宗族对民间道门的重要性。
宗族在地方上受到官方认可，不仅可以为道门提供庇护，还可以充当道门宗教权威与宗教知识的载体。膳房堡教案中，直隶总督方观承以李宾没有直系后人，放过了对李家旁支的屠戮，一定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只是膳房堡的宗族曾设法消弭黄天道教案的祸端，关于山东单县八卦教的调查显示，单县的刘姓宗族也曾起过类似的作用。
看来，清朝《圣谕广训》上的“笃宗族以昭雍穆”、“黜异端以崇正学”这些官话，不能全信。很多清代族谱上，不也经常把“宗族”、“保甲”说成具有防范“邪教”的功能吗？但是，宗族在更大范围的明清秘密宗教的“地方化”历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族谱上那些“国家话语”的官样文章，是否有其社会史上的意义？回答这类问题，显然要有更多第一手的调查材料，仅靠在档案馆、图书馆里看历史档案与传统文献是远远不够的：明清档案里的秘密宗教史，是秘密宗教的“镇压史”，方观承在办案中没有进一步穷究李家，清代档案关于李氏族人的记载也就戛然而止。中断了的档案线索，迫使我们转向更大范围的探索，把目光投向那些“隐匿”起来的社会史。
直到2012年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听说过，万全县当地有谁是李宾家族的后人。普明祖李宾去世后，没有留下男丁。普明派下的黄天道二十四会，似乎渐渐归附了他的妻子普光。方观承查办万全膳房堡逆词案，已向乾隆帝奏明他的调查：普光的两个女儿，长女普净与次女普照，也都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后来接管教务的，是普照之女普贤。方观承精明地让乾隆帝知道，从前明以来，除了那位“自附元恶”的康熙年间岁贡生李蔚之外，李家与黄天道的关系越来越远。李家后人的回禀是同样的说法，并以家谱来证明，乾隆年间膳房堡李姓已经不是黄天道祖师普明的嫡系子孙。
2010年，北京印刷学院的范继忠教授介绍万全县文化局的学者张振山先生与笔者认识。振山提出，由笔者开列一份需要收集资料的清单，他来协助调查，共同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振山是个艺术家，对家乡的热土极有感情，又富有工作效率。我们谈得很投缘，合作调查很快开展起来。2012年10月17日，张振山先生在万全县水庄屯村民李万孝家发现了一份旧家谱，随即电话通知，并把影像资料传给了笔者。
这本家谱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是因为家谱上明代的祖先中出现了李宾的名字。如果这部家谱确系出自黄天道祖师李宾家族，其史料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但家谱的藏主李万孝先生，对于“李宾”是谁，似乎毫不知情。李万孝先生75岁（2012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仅隐约知道，李家历史上曾经出过一些“人物”，就是家谱上用小字注着“文生”、“武生”、“武举”的那些李家先人的名字。李万孝没有听说过，《家谱》上的李宾与黄天道普明有什么瓜葛。这让振山怀疑，难道只是碰巧找到了历史上的一位同名人而已。乾隆二十八年黄天道“逆词”案，直隶总督方观承率人在当地刨坟毁庙，人人惊骇，轰动一时。这个案子在万全县留下的传说，很多当地人耳熟能详。如果说今天李氏后人反而对此一无所知，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会不会是李家“为亲者讳”，不愿在家族中保存这类历史记忆的缘故，在族谱上有意掩盖、剔除了“不妥当”的内容？还是这份家谱，压根儿就与黄天道创教祖师李宾无关？要弄清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下番功夫。
（一）老祖家谱的形制与内容
李万孝的这份家谱是一个长方形的硬皮小折本，共11折，装裱尚属讲究。折本首页正中，题“老祖家谱”四字，下附短序一篇。折本背面，饰有手绘的俎豆、香烛等传统祭礼的图案。这部家谱只是一个简谱，里面除了“嘉庆十三年”五字，并无其他年代题识。
严格地说，这本《家谱》是一张简单的“宗图”。《家谱》中收录了家族内男性成员的世代、名字，但没有他们配偶的任何记载，更没有任何李家女性后裔的记录。《家谱》上从始祖李昌算起，共收17世的家族成员。但第14世以降，族人渐多，小折本篇幅有限，已无法全部填入。所以，14世之后，仅选填本枝的族人。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家谱》藏主李万孝的名字，也列于谱上，但笔迹不同，为硬笔填写，算下来是第19世。从始祖起，依次为“李昌—李志道—李运国—李宝（李宸、李宾……）—李存贤—李府—李永才—李蔚（李蕡……）—李天成—李连科—李一文—李茂林—李大乾—李蟠元—李子昌—李春祥—李廷明—李世清—李万孝”。《老祖家谱》小序不长，上面记着：
原籍山西太源（原）府寿阳县北章径南里村人。于洪武二十五年抽军二名，至万全左卫上牛角堡居住。身荣万全左卫百户之职。后至正德年间，将李志道兑捎至万全右卫膳房堡边上守墩。军房一所，坐落马神庙街；军地卅亩，坐落堡西南。先人所留宗图一纸，未经订缉，后至嘉庆年间，于是缉之。盖订缉家谱，所为后人，恐将先祖留宗图一纸，看为故纸；亦为（惟）恐后人起冲先人之名也。
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这篇序文中间省文之处不少。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从太原府寿阳县北章径村“抽军二名”，序中并未说明是谁，也未指出二人当中，是何人（或谁的后人）“身荣万全左卫百户之职”。若不细读，会认为家谱上的“始祖李昌”就是最初从山西迁到万全左卫牛角堡的始迁之祖。但序中又说，正德年间将二世祖李志道“兑捎至万全右卫膳房堡边上守墩”。显然，带李志道赴万全右卫膳房堡的，是始祖李昌。计算一下时间，洪武二十五年（1392）即便至正德元年（1506），已相隔104年。若“始祖李昌”于正德年间将“李志道”携至万全右卫膳房堡，便不可能洪武二十五年从山西迁来。
因此，家谱上所谓“洪武二十五年抽军二名，至万全左卫上牛角堡居住”，实际上是李昌的祖上，即“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北章径村”抽充籍军的二人之一。二人在家谱上没有留下姓名，如果不是这份家谱转抄时省略，就是在清嘉庆十三年修谱之时，明初从山西迁来的李姓祖军，已经湮没无闻。而家谱上的一世祖李昌，应该是从万全左卫移居万全右卫的李姓“始祖”。他在膳房堡的差事是守墩，财产即《老祖家谱》上所说的“军房一所，坐落马神庙街；军地卅亩，坐落堡西南”。这些军房、军地，即本户李姓“应继人”可以继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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