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扎根浙江大地,推进浙江特色的古籍整理研究事业
扎根浙江大地,推进
浙江特色的古籍整理研究事业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作为一个伴随着古籍整理成长的学人,感到很振奋。
1981年3月,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义乌文化馆从事馆藏的四万多册古籍的整理编目,单身一人面对扑满灰尘的几万册古书,孤单寂寞,开始不免感到有些迷茫。当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明白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坚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古籍工作的决心。四十一年后,中央再次出台古籍工作的文件,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站位更高,措施更有力,也对我们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浙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化积累极为丰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也有非常好的基础。我省有专门的古籍出版社,浙江大学有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古籍研究所、文学院有全国仅有的五个文献专业之一,其他科研院所也有不少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机构,古籍整理图书的数量和质量都居于全国前列。但我省也有一些不足,比如缺少古籍整理方面的统筹协调机构,系统性规划不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等等。很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借中央文件的春风,乘势而上,布局我省新时代的古籍整理工作,开创我省古籍整理工作的新局面。下面就此谈几点具体的想法:
1.健全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组织协调。《意见》提出要“加强古籍工作体制建设”,“各地要结合实际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上面我讲到我省古籍整理出版“系统性规划不够”,这和我省相应体制机制的不够健全有一定关系。据我所知,同样属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安徽都有省级的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但我省作为文化大省,却一直没有这样的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2.重视古籍学科专业的建设,把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落到实处。古典文献学学科是古籍整理工作主要依托专业,但国家的学科目录中却把古典文献学依附于图书情报学之下,后者由图书情报学为主导,跟古籍整理工作差别很大。各级项目评审、评奖也都没有专门的文献学门类,申报或评审时只能附属于图书情报学或历史、文学或语言专业,似乎有一种到处不着边的感觉,严重挫伤了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意见》提出要“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极其重要。希望省有关部门能设立独立的古籍整理学科门类,或者把古典文献学从图书情报学独立出来,项目评审、评奖时单独划定名额,这样对人才培养和提升古籍学科专业的地位都很重要。
3.脚踏实地,发掘弘扬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一般人都说浙江是资源小省,如果把这个资源狭隘地理解为自然资源,确是如此。但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源,包括人力、人才、智力(信息、知识)等资源,也含括历史名人、文化遗产等要素。从这个角度而言,浙江则堪称资源大省。如众所知,浙江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秀美山川,诞生了数不胜数的名人巨子,催生了异彩纷呈的学术流派,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这是一块出大师、出思想、出理论、出传世之作的沃土。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浙江先贤的著作达二万种,总数是《四库全书》的三倍以上,可以说群星璀璨,光耀寰宇。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商论坛开幕式上指出,浙商源起于浙江独特的文化基因,根源于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习总书记所讲的“浙江独特的文化基因”“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是浙江最大的软实力,正是浙江最宝贵的社会资源,也是浙商得以脱颖而出的文化土壤。先贤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正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大力传承和弘扬。《意见》提出要“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推进古籍文献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为地方文献的整理指明了方向。就浙江而言,首先就应该“扎根于浙江大地”,大力推动跟浙江相关的古籍文献系统性、集成性整理出版。为此,我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在摸清家底、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类影印、建设数据库等形式,编纂集大成的《浙江四库全书》(目前正在出版的《浙江文丛》系统性有所欠缺),打造浙江古代典籍大型书库,为振兴浙学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2)对浙学代表人物及各思潮流派的经典著作进行精细整理,包括辑集、标点、汇校、编年等等,编纂成系列的“浙江经典精品丛刊”,打造成代表浙江学术的精品力作,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3)抢救性搜集、整理与保护地方档案文书,进一步夯实浙学的文献基础,扩大浙学的影响力。作为文献大邦,浙江公私收藏机构和民间也保存着大量地方档案文书,尤以鱼鳞图册、契约文书等存量最巨最具特色,它们是逝去时代的文化化石和时代印记,具有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它们最真切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极富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在推进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4)编纂成系列的《浙江文史读本》普及读物,发掘提炼浙江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让她们从历史文化经典、史乘、文集、笔记、家训中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激发浙江人尤其是青少年爱家、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从而真正实现《意见》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张涌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编辑:林媛媛
审核:楼煦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