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院之声 | 讲座回顾：《从江户到东京——日本城市发展史》会议纪要
我想先从讲座海报说起。因为讲座主题涉及到江户/东京，我选取了著名的浮世绘画家歌川广重的“江户百景图”夏季系列当中的一幅作为背景。画题通常译为：《大桥安宅骤雨》（おおはしあたけの夕立）。“大桥”指的是东京隅田川上的大桥。“夕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日语词，指的是夏季午后到傍晚时忽然下起的骤雨，在俳句里是个代表夏天的季语。这幅画上，细密的大雨落在行人身上，人人匆忙避雨，看起来似乎非常潇洒淋漓、富于古雅的生活情致。
不过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一座桥上——波兰诗人辛波斯卡有首诗《桥上的人们》写的就是这幅画，其中有一句“他们注视着桥以及桥上的人们/仿佛看到自己也在那儿”——这座桥可以是城市的隐喻，也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的隐喻。当我们面临突如其来的天降急雨，是不是每个人都只能无奈淋雨，各自抱头躲避？
尤其近来的疫情，令我们惊觉平日里习以为常、赖以为生的现代都市竟然如此脆弱。倘若再有更大的暴雨袭来，恐怕谁也无法自隔于风涛之外。
我想，是时候重新思考“城市”了。
2022年4月26日（周二）晚19:00到22:00，由浙江大学文学院（筹）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观通学社主办的“文学院跨媒介研究”系列讲座之一在成均苑4幢905室成功举行。
本讲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兼聘教授、浙江大学城乡规划理论与技术研究所所长韩昊英主讲，题为《从江户到东京——日本城市发展史》。讲座由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教授王胜群主持，邀请了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李雅旬、百人计划研究员胡文海、建筑工程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苏星以及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瑜宬作为嘉宾出席。讲座还吸引了来自不同院系的20余名学生到场听讲。
韩老师由东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引入，指出当代日本城市社会具有贫富两极化以及城市形态高度密集和混杂这两大特点，本讲主要围绕（1）江户时代的城市遗产的重要作用以及（2）日本城市规划法的特点和影响展开分析其成因，同时提出三个引人思考的问题：（1）在近代应用了相似的制度手段和技术，为何出现迥然不同的城市形态？（2）外部冲击对于城市发展产生了哪些持久影响？（3）“国”和“民”的利益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如何分配及协调？
接下来，韩老师对比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道路，点出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之初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眼光，并分享了一组访学所摄照片，分析日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典型城市景观，指出日本的城市发展更多地受到了其历史遗产和近代化制度构建进程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欧洲、北美甚至其他东亚城市的独特风格，即面积巨大、高度混杂且充满活力的独特的日本城市。
如今，日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东京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连绵带之一“东海道大都市连绵带”。而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开始工业化之前，日本就已被迫应对大城市特有的问题。早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城市社会传统，对日本迄今为止的城市发展持续产生重要影响。
江户为同时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其得以达到和维持巨大城市规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一国一城令、参勤交代制度的施行和“士农工商”分治的阶级分离。不同阶级分区居住的城市传统由此形成，表现为平民区有规划的网格式布局和武士区无规划的有机增长。在当今日本，有规划的城市开发更多地与町（市中心的商业区）以及战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公共住房开发相联系，而非与高质量的城市环境相联系，便与这一传统有关。
江户时代的城市建成区留给现代日本的“遗产”是高水平物质文化和高物质生活质量，以及城市的极度易燃以及普遍较差的道路系统。然而，沿用传统城市技术和形式意味着二战前许多城市几乎没有建立有效的现代城市规划制度的压力，这也导致战后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城市问题，比如即使在日本成为一个富裕的城市国家之后，其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仍然落后于生产基础设施投资。
考察日本现代化以后的改进和发展，可归纳出五个阶段：一、以东京为主要建设对象；二、全国范围的规划和建设；三、二战后中央政府推动的发展和规划；四、地方自治的时代；五、人口减少的时代，至此，城市增长时代迎来终结。
总体来看，日本城市社会的两大特点部分地可以援引“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加以解释，同时也必须考虑城市传统的巨大影响。日本的城市化和规划模式有以下特点：集中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发展不足；“强中央、弱地方”的政府模式；“项目针对型”而非“控制针对型”的管理；城市邻里自力更生的悠久传统。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师，日本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讲座后设有交流提问环节，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热烈讨论中，现场师生畅所欲言，展开跨越学科疆界的对话，享受思维的碰撞，纷纷表示受益良多、意犹未尽。至此，讲座圆满落幕。
审核：楼煦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