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去美国赚钱的上海老人丨若有所游

若有所游

555街区住着各种各样的老人。

如果把人成年以后的60年分开来看，30岁的跨度放在上半段时，是那样大的差距——20岁的孩子走在路上，脚步和心情是一样轻巧的；50岁的中年人，大概已经小腹微隆，眼角发皱，看你的眼神是打量式的，仿佛这一眼要把人看穿。

买房，结婚，生育，走到事业天花板，亲人离世，人生的大多数里程碑已经在这前30年完成。人到五十岁，多多少少都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公众号“外滩以西”的作者张军在2000年初听老丈母娘的建议在常熟路地铁站附近置办了几套房产，搭上了555街区动迁推动的经济快车，很快坐拥十几套房产，三十年的工作单位反而成为了食堂；40多岁的刘芸搬进安福路上汇贤居的时候，也早已经辞去十几年的外企工作，做了五六年“麻辣情医”，教人如何解决情感问题，努力工作大多是为了还房贷和交两个孩子国际学校的学费；在安福路小区里做家政的何阿姨已经在这里做了20年家政，今年安徽老家的独女终于也考上大学。

生命在后30年的开头仿佛霎然按下暂停键。每一年只是多一年的衰老，50岁与80岁，其实没那么大区别。人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期待着意外与转折，甚至希望转折永远不要到来——病痛、手术、一躺不起，之类的。怕转一个弯，眼前却是一个死胡同。

2004年，55岁，沃建信离开了高安路上的家、妻子与女儿，辞去工程师工作，只身一人往美国去，打工。

1

那天我从高安路上的书店出来，骑车往南，望见一个弄堂里的拐弯角，小自行车棚顶上晒着大被褥，便停下车，走进去拍照。

自行车棚下一张轮椅上坐着一个光头爷爷，坐在222弄的车棚前面，一张轮椅上。初夏的晴天闷热，他光着膀子，短裤拖鞋，身上布满老人斑。那是酗酒导致的皮肤色泽暗沉。

“你在干什么呢？”他问。

“拍床单。”

“为什么拍？好玩吗？”

“对呀，就是好玩。”我见他笑起来，眼睛眯眯，便与他攀谈起来。

他叫沃建信，1948年生，新中国成立前一年。老人的身体像一个护照本，盖满时间留下的戳记。肩胛骨两边的两道疤痕，加上后背上的一道，是沃建信出生16天时，头上生的一个疮留下的。

母亲没什么文化，给婴儿脑袋上那个橘子一样的疮上涂了鱼石脂软膏，黑糊糊的一片，像橘子发了霉。又用剪刀去剪孩子的毛发，一剪就是破伤风。沃建信出生16天的身体肿胀得像个皮球。

资本家父亲有钱，把他送到金陵路上日本人开的南洋医院。医生把他胸口划开两道，背后一道，放光全身的血液以后重新输血，再打盘尼西林。1948年，国民党还控制着中国人开的医院，盘尼西林当时是战略物资，只有外国人开的医院里才有，一针盘尼西林要一两黄金。

16天的婴儿身上从此有了三道长长的伤疤，一道长竖条，布上几道短竖条，像海盗旗上的某种神秘符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明显。

“从小我们在家里都很幸福的”。父亲在延安路的石门路与城东路中间租下一间大宅子，押金是四个金条，装修又用去四个金条。沃建信初中时家里安了电话，同学来家里玩，都感到惊奇，“私人家也装电话”。

沃建信家里有11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姐姐只比沃建信大11个半月。那时男人只要有钱，不在乎生多少孩子。父亲还有一房太太，不过两个女人带着两家没有来往。父亲直到解放后也一直养着两个家。

文革，抄家，家败了，兄弟姐妹们突然都成为了出身不好的人。爸爸抄去7万，妈妈也抄去7万。二姐考上了复旦数学系，但因为成分问题被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医科大学。二哥考上清华，但被折磨成了精神病。

十几岁的沃建信陪二哥一起去看病，从家里坐41路公交车到宛平南路。在车上，二哥时不时就要倒在地上踌躇的，“你说有多难”。当时治疗精神病有两种方法，电休克与胰岛素休克。医院病人太多，家属必须陪同，沃建信看着哥哥手脚被绑在铁床上，嘴里塞着毛巾，过一会便浸满了牙血。

他害怕得整夜睡不着觉。当时有人说精神病是遗传性的，而失眠就是前兆。沃建信想，如果他也生病，爸爸妈妈怎么办？第一次有了自杀的念头。

那天他一个人走到衡山路的上海国际礼拜堂，听到里面的人说，信主的人不能自杀。沃建信读书时候喜欢俄国文学，最爱托尔斯泰，想起他在生命的尽头出走，把所有东西分给穷人，信了基督。“想不到这事轮到自己头上了”，沃建信由此也信了基督教。

“你们家里人信主吗？”我问。

沃建信呵呵地笑起来，“他们什么都不信，他们信钱。”

2

正对着车棚的那栋房子里传出隆隆的电钻声，他从去年5月份开始装修这栋老房子，暑假便能竣工。

房子是妻子顾宁宁娘家的。按照沃建信的说法，自己算是“嫁到”顾宁宁家。顾宁宁和沃建信是职高同班同学，那所学校里，聚集的都是“资本家出身的孩子”。

那时的婚姻不需要恋爱。最早，顾宁宁来沃建信家里教弟弟手风琴，两人算是打过照面；后来，沃建信母亲叫自家大姐去顾宁宁家做媒，这门亲事便定下来。那时，沃建信原有一个交好的女生，“长得难看，还大两岁”，但很聊得来。对这段往事他至今仍抱有愧疚。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在老同学聚会上也再次见到她，可以毫无芥蒂地谈笑。

顾宁宁不太管，即使心知肚明。毕竟50年前，那段无法磨灭的历史给无数家庭留下了永远的疤，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沃建信和顾宁宁也只是阴差阳错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合影在客厅里挂满半面墙 ，从年轻时的结婚照到老年一起旅行的照片，每一张都裱在四方的木相框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人被下放到农村，沃建信在安徽，顾宁宁在江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陆续在皖南、浙西山区建设名为“小三线”的工业基地，并迁去近万名干部职工与家眷。对于那时的上海人，安徽已是最好的流放地——户口是上海集体户口，工资也是上海规格。

结婚时，沃建信口袋里只有200块钱。领了证，单位才能把顾宁宁以家属名义调到安徽。一直到80年代，因为小三线地区负债累累的厂子，上头把厂房机器全部留在了安徽，这才让厂子里的员工回了上海。沃建信1986年回到上海，跟着厂子里原来的几个领导在闵行自办的新厂工作，仍做工程师。

“资本家的孩子”也有高低。

沃建信父亲14岁从宁波乡下到上海做学徒，白手起家到30岁左右做了老板，但没上过多少学。再追溯上去，祖先是从河南安阳逃到浙江宁波，“沃”姓在商朝皇帝还有考究。沃建信讲起自己的姓氏时很是自豪。都城附近的贵族逃到“南蛮之地”，遗留下一些离奇的故事，比如晚上做梦梦见宝藏，睡醒去寻，果真挖出金子银元，这就发了财。有点暴发户的意思。

顾宁宁家是从江苏来的大户人家。爷爷程炳若做缫丝出口，曾当过无锡商会会长，在上海有19栋大房子，照片现在挂在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里；外公则是庚子赔款去美国的留学生，整个家族几乎都已移民美国。顾宁宁的姐姐妹妹们都去了美国留学，那时出国买不起皮箱，只带了自家母亲用粗布车的一个包裹。顾宁宁不愿去，觉得太辛苦，也不许女儿去。

2004年，沃建信55岁，去美国时，银行存款里没有一分钱。去美国就是为了赚钱。顾宁宁美国的亲戚们都住在硅谷，做工程师，是计算机而不是沃建信在上海做的建筑工程师。

沃建信也去了硅谷，不过是在硅谷的中餐厅打工。在餐厅做了三年以后，他又转到台湾人开的老人院做男护工。美国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从1960年代兴起，市场化程度高，照顾着越来越多失去自理能力的、孤独的肉体。沃建信就陪他们吃饭、散步、睡觉，给他们唱歌，从55岁到65岁退休。10年，沃建信挣了200万人民币。在美国时，他自己理发，剃光头，一年能剩下1500元；租客厅沙发睡觉，拉一块布，每个月又省下1500元。生活成本花掉工资的三分之一。

在美国挣得比在中国多。女儿上大学时，沃建信下了班就去徐家汇44路公交站台等着，开一辆摩的。那时上海道路还没改革，江苏路在大修，徐家汇堵得很。上班族下班坐摩托车，5块10块，一个月能挣2000元，足是他工资的三倍。摩的开了五年，渐渐也没了生意。

“现在所谓的宽裕，无非是把原来多余的房子卖掉了，有点钱。”2016年，沃建信拿到绿卡，从美国回来。18年卖了一个7.4平方的亭子间，15万一个平方，总共110万。现在领两份退休工资，美国的每月555美元，上海的5千元，加起来能有1万左右。

两次见到沃建信，他都坐在弄堂里的那张轮椅上。我注意到他的两个膝盖骨上爬着两道长长的疤痕，像两只蜈蚣耷拉在褶皱的苍老的树皮上。本以为他不能走路。没想到，工人师傅在屋里唤了一句，他从轮椅上起身利落地上楼了。

30年以来的第一次翻修，他一直监工，把屋顶的瓦换成红瓦，给漏水的阳台做了防水，搭一个棚，把四楼天花板的老泥巴条子弄掉，重新用石壕板铺好，里面则铺了压缩地板，好打理卫生。

那两条蜈蚣般的疤痕是前几年做手术留下的。年轻时做工程师，沃建信总是跑到工地里和工人们一起干活，砖块、钢筋、水泥一天天地把膝盖骨掏空了。现在的这副肉体，由新装进去的钢筋支撑着。

3

胡同里走进两个保安。他们穿着黑色制服，腰间扎一个荧光绿的塑料皮带，在弄堂里转悠，负责监视555街区永不停歇的装修工作。都是些杂事，比如周日不能有大响动，承重墙不能敲等等。

“两个小青年，电动车不开啦？”沃建信的一句问话刹住他们闲逛的脚步，“你们要去找点好点的工作、锻炼身体的工作。你们这样，把青春志气都磨灭了。”

“干啥嘞？”其中个高的一位转过来，握着腰间的皮带，仿佛摸着身上佩戴着的并不存在的武器。

“去念书，学技术！去做快递打工！去做护工，男护士。”

“有男护士吗？医院不都是女的？”两个人对视一眼，笑了。

沃建信正色：“去华山医院打听打听。抖音少看，多看中央新闻。你们听了千万不要生气，你们穿这衣服晃来晃去，老百姓心里看到你们很烦。”两位保安含混不清地点着头。

“三十岁还不到？成家了吗？”沃建信又问。

“有两个了。”高个保安说。

“成家这么早。干脆回老家生三胎，响应国家号召。有了压力，你就会去努力。”

“现在养个孩子多么难。”

“不要急，国家补贴马上就来了。”

“国家补贴一层层剥下来，到我们手里1/10都不到。”

“你要为社会作贡献，对吧？像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生命，他们二十七八岁就死掉了，什么都没得到。你们看到坏人要冲上去！”

车棚下面有一个中年女人在旁边糊泡沫纸箱，皮肤黢黑，手掌粗糙。她玩笑似的插嘴进来，“又倚老卖老”。沃建信说她是海鲜老板。她说自己只是个卖鱼的，这泡沫纸箱是要装虾。

“老爷爷不好。老爷爷教育年轻人。”沃建信呵呵笑起来，语气中带着戏谑又有几分无奈。他谈到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人民仇富情绪高涨，“45%的人希望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人都是种粮食，钱多钱少心服口服；但现在没什么本事的人可以靠关系靠腐败，赚大钱。”

他又谈到共产党党旗，上面是一个锤子和一个镰刀。“我们应该为工人和农民服务，而不是为社会中产阶级，什么叫做不忘初心。”沃建信说自己想多赚点钱，捐给贫困山区，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的能力太微薄了。

我们正聊着，一个电话打进来。

“你好呀，你是谁呀？佳佳购物的小何是吧。小何同志你好，又要叫我买酒了吧？对呀对呀，喝了挺好，谢谢你啊，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是不是想叫我买点羊奶？我不买不买。”

沃建信在电话的这头笑嘻嘻。

4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卢汉超在《霓虹灯外》里研究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把上海人的精明、算计、灵活、适应性强、随机应变归结于发达的商业。但商业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想做个天生的精算师。

在555街区，我很少遇见像沃建信这样慷慨的老人。第一天见面，只聊了20分钟，他邀请道：“等装修好了，请你来住，给你便宜点！”

沃建信问我要不要上楼看看，又说正在装修，担心我弄脏衣服。

没关系呀，反正都要洗的。我说。

从外面看，这栋房子与其他弄堂不一样。其他弄堂大多是抹平的青色墙面，但222弄里，房屋外是红砖一块一块清晰地露在外面。即使是250平米的大宅子，一楼入口处仍然只有一道一米多宽的走廊。沃建信说他要在走廊对门处放一面镜子，这样就显得敞亮。他从网上买了梅兰竹菊的木制雕刻画，打算挂在一楼走廊。

二楼，右手边是厨房间与麻将房，顾宁宁喜欢呼朋唤友在这里打麻将；左手边经过走廊过去是大客厅，在走廊旁边的一个小房间，是沃建信的卧房，就在楼梯口。角落里放着一张医院里拿来的病床，靠墙的两面挂上一张白底蓝印花床单，微微发皱。床单、被子、枕头都呈现出褶皱的状态，仿佛永远有一个辗转反侧的病体躺在上面，从未离开。

三楼是顾宁宁的卧房，一个60平米的大房间，在面积上对应着楼下整个客厅和沃建信的卧房。除了床、衣柜、电视柜、梳妆台等通常的家具，靠窗的位置放了一张木桌，四把椅子，像是民国时期闺房里的一个会客厅。

沃建信站在门口敲了两声，开门进去，“你的孙女来咯！”

里面一个女声传出来，“啊？孙女？哦哦！”我们走进去，看到光线暗暗的，顾宁宁的脸被咿呀播放的电视照亮。

“坐，坐。”

顾宁宁站起来，邀请我坐到这张木桌旁。她乌黑的短发被精致地烫过，梳理整齐。还没有开始聊几句，她问起我的各种情况，哪里人、在上海多久、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家里做什么。

“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顾宁宁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冷淡。

“小姑娘，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哦。我们楼下的房子呢，比较适合一对小夫妻住，一个人住是划不来的哦；你要是有一个小姐妹一起么也可以，两个人可以睡一张床。”

我的脸顿时有些发烫。“是……是不合适，我只有一个人……”

再后来，顾宁宁反复说了几个房子不适合我住的原因，我都没有记得太清楚。多少听说过上海人的精明，像张爱玲194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说的那样，上海人坏得有分寸，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但更有处世艺术，演得不过火。

都只是普通人，经历过从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时代，后来又卷入市场经济的洪流中。相信钱，与大多数老百姓一样，都要生活。沃建信说没办法，保安说没办法，卖鱼的女人也说，谁不信钱。那一代的人很多都经历过绝望，被赶出家门，或住进临时住所，或搬到父母或兄弟姐妹家，或者租房居住，支付无力承担的房租。公正与善良太靠不住了。那是现在纷纷“躺平”的年轻人回忆不起来的时代。

沃建信说自己年轻时也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青年，现在年纪大了，招呼弄堂保安、装修师傅、电话推销员，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

顾宁宁也变了，从一个“淑女”到“嘴碎的老太婆”，有事没事数落他。“我站这里跟人家说话，她在阳台上看，说，又在外面跟人家吹牛，不来干活。哈，家里哪有这么多活？”

年纪大了，沃建信馋嘴，中午、晚上，都要吃一根绿豆棒冰。他因顾着同我说话，手上的棒冰融化，绿色的糖水滴到T恤和条纹棉裤的裤腿上。

夏日的烈阳晃得我们的眼睛都花了。他一点没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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