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本播客书，我也蛮好奇，知道短时间内无法以其他方式看到，所以就会去买。现在，我会买在网上看不到的书，还有想支持创作者时会买一些书。比如一些没有书号的

的知识构成了人们认知差距的原因。不过，简单来说，如果你对哲学、经济学、精神分析感兴趣，并且希望了解这些知识能如何应用于生活，那不妨听听《维生素E》吧。主播

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苏格拉底哀叹了书写的发展，担心当人们逐渐依赖书写下来的文字，此前存于脑中的知识将被文字取代，他们将会「停止记忆，变得容易遗忘」。随着储存文本的技术进一步发展，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现代人逐渐变得「被认为知识丰富，实际上非常无知」「自负智慧，却不拥有真正的智慧」。现今连教育体也变得越来越文本化，在课堂上，老师说话似乎越来越少，学生做作业反而越来越多。人们通过书面材料证明自己的知识与智力。毕竟，使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名垂青史的，是后人讲其口述内容典籍化的作品。然而，这三位圣人在世时，都坚持以「言说」的方式传播其思想，拒绝诉诸文字。最了解孔子思想的人，必定是跟随他倾听他的学生们。而我们往往忽略了这种「对空言说」的价值。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美]

Brand》，你或许会对播客中男女主播的逻辑明晰和语言简洁印象深刻，并在脑海里浮现出两个身着职业装、语速飞快、眼神锐利的老品牌人。但是，他们的真实形象却和我的刻板印象有些差距。见面时，Tian

事55岁，去美国赚钱的上海老人丨若有所游我曾居住的1390弄丨若有所游忆长乐路当我在上海隔离时，我在吃什么？丨北海怪兽对话梁捷：疫情之后，上海租房价格是涨还是跌？丨北海怪兽若有所游

城市的户外室内的星空深夜的居所清晨的洗漱吃饭的忙碌今日的营生今日的第二个营生总想偷懒总想再次偷懒不如让偷懒成为一种日常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呢「要想自己幸福

吃橘子也要配穿搭就是因为穿了这件卫衣才吃橘子的。玩康乐球比打麻将有趣多了。包粽子阿姨端午节只有一周了，烟酒店老板娘抓紧时间包粽子，手法娴熟。旁边的老婆婆牵着狗，认真观摩。吹笛子的卖艺者经过Luneurs面包房门口的露台，年轻男女懒洋洋坐着聊天，笑声与小轿车的车前探灯一样喧嚣。先是耳朵听见了悠扬的笛声，远远传来，越来越响亮，走到武康路与华山路交界的三岔路口，遇见一位卖艺者。鸭舌帽、灰色西服外套，身旁绿色的旅行包上放着二维码，一个微信、一个支付宝。端午特价罚款单小时候走路常常捡到硬币或者纸币之类的，最大面额可能有粉色的。不会交给警察叔叔。今天在马路上先是捡到一张书法，看了一会横竖撇捺，觉得写得一般，转弯丢垃圾桶了，可回收的。又捡到一张罚款单，小心收起来，自我警醒。为了保护隐私截去了姓名和身份证号。公园午休室正午，公园的长椅变成午休场所，附近国际幼儿园的外教在这里吃过自带便当，还能坐着抽一会烟。回家养老皮带店的招牌，清仓了好几年，家也没回去，老也没养成。老吉士的阁楼天平路上的老吉士餐厅，中午时分人不算多。正对着楼梯的小三角阁楼处摆放着着一张很小的圆桌，一对法国夫妇坐着吃饭，不显出局促。衡山地铁口公园里的流浪汉衡山地铁站门口有一个小的街心公园，里面常年待着一个流浪汉。他穿着街口理发店的T恤，行李袋子也是附近婚纱店和火锅店的。每天早上，他在地铁站对面的酒吧给手机充电。到下午至晚上，就坐在公园里看手机。如此循环过一天天。遛狗的阿姨与全家便利店店员凌晨12点多了，阿姨带了四条狗，刚刚启程。大家伙经过全家便利店门口，坐在便利店门口抽烟的夜班店员站起来，和阿姨交谈着什么。他们像是老相识了。奶奶在给晾衣杆系绳子雨后难得的晴天，奶奶用一根红色的绳子，很精细地把晾衣杆绑紧。你在看什么？弄堂里玩耍的孩子上海难得天气好的春日，人家在门口晒起衣服垫子，铺张毯子便成孩子们的游乐园。周末能坐在这里玩积木而不是坐在学习班里学作文，真好呀！老年三人行爷爷奶奶牵着他们的母亲。一边走一边指着新涂的墙壁：“这公共厕所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哦？”假作真时真亦假。树在路灯下的影子，倒比墙上的窗户更真实。用小推车买菜的阿姨早上9点多，迎面走来一位推车小推车的阿姨，一手领着一袋包子牛奶，车上放着一袋米、两袋菜。迎面走来，没好意思拍，只好从背后迅速拍一张。上海马路上海马路，咖啡厅、窗口的女孩、床单、移动的电瓶车。

北海怪兽当游客们热衷于在上海小马路各种探店时，里弄里的原住民对居住地的观光化是什么看法？外来者与原住民在选择居住地时的考虑因素有什么不同？疫情之后，上海租房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信心值下跌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期节目请到了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的梁捷老师来从经济学视角，从他所生活的街区田子坊聊起，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城市化和疫情对上海的影响。主播肉饼嘉宾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出版作品《看！这就是经济学》《幸福指数》《西方经济思想通识》等，看理想音频节目《一平方公里内的经济学》主理人，在《经济观察报》等众多媒体上长期开设经济学专栏。本期你将会听到•

年版，全新未拆封《摩尔·弗兰德斯》，[英]笛福，梁遇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书脊扉页有图书馆盖章，9品《近似无止境的徒步——

若有所游1高铁上。右边三个座位并排，靠走廊的位置坐了一个30出头的女导游，靠里是一对旅游团里的中年夫妇。导游一上车就开始滔滔不绝，对旁边的中年女人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妈妈云南人，爸爸北方人，从小家里就说普通话blablabla）、工作经历（大学实习就干这行，已经干了13年）、教育认知（孩子就是要来社会上历练才能够长大blablabla）……中年女人歪着身子努力听，但掩饰不住脸上的不耐烦。直到导游说，姐姐你睡一会吧，来，把座椅靠背放下，睡一会，今天行程还挺累的。车厢终于安静下来。导游掏出一盒二十厘米长的抹茶奶油蛋糕卷，大口大口吃掉，沉沉睡去了。我突然很庆幸自己成年以后有了「自由行」的能力，不必与奇怪的人同行。到大理动车站，民宿派了顺风车来接。我们和一对北方来的母女拼一辆车。大理站附近满是平房和破旧的工厂，像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小县城。车辆渐渐远离城镇，奔进山林里望不到边的公路里，扎进一头绿色。远山上慢慢浮现出一片小镇，我们像是坐在童话故事里的马车上往城堡驶去。小镇里积木方块一般的建筑群渐渐变大，变成了现实生活中失去了梦幻感的街道。我们住宿的地方就在大理古城南门外。客栈老板是个四川人，脸黑长发短粗，一口西南官话，超出异常的热情。每次我们上下楼经过大厅时，都会热切地询问一句，要不要喝茶？大厅里就放着一张实木异形大茶桌，茶壶里的水仿佛永远在开着。我看到他给别的客人泡茶，姿态娴熟，煞有介事，俨然一个谙熟了云南茶文化的四川人。到柴米多吃午餐。大理的柴米多比上海乌中菜场二楼的那家大得多，有两层，户外的空间超过室内，还有专门卖食品产品的商店和蓝染手作店。大理的柴米多菜单比起上海的，多了农场现挤牛奶和各种手作面包，还有一些根据时令上市的夏季新品。招牌依旧是黑松露菌菇芝士披萨，我们还点了油浸鸡枞沙拉、猎奇向的烤腊肠香蕉。意外的都很好吃。沙拉有股菌菇油的特殊香气，而少有人点的烤腊肠香蕉又甜又热。倒是特意点的农场热牛奶，没有超市里卖的鲜牛奶甜。来这里的客人要么是扛着长枪大炮的摄像机，叽叽喳喳的，对着菜单咬着铅笔头研究半天，要么是穿着棉麻自然风格的老客，三两朋友熟稔地吃饭聊天，像是在自家食堂。虽是阴冷的下雨天，点冰美式的人不少。有一对潮汕情侣误以为这里是咖啡厅，在餐厅里坐了一会，又转移到户外临窗的单排区域，静静说话。因为柴米多上菜太慢，下午预约的云朵幼儿园参观，我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循着地图走到云朵幼儿园所在处，给老师打电话，却发现自己走错了地址。「我们在云朵农场！」我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幼儿园里传来孩子们过家家的喧闹声。我硬着头皮进去，看不到小孩，终于抓到一个老师问，「您知道云朵农场在哪里吗？」「你出门走到大路，再一直往北走，就会看到一个牌子。」「大概要走多久？」我小心翼翼问。她愣了一下，一脸嗔怪：「就一公里吧，小朋友也能走过去，很近的呀！」对于第一次来大理的人，不凭借地图独自找到一个小农场，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大路」的两边全是田地，种着超人高的玉蜀黍，枝枝垂着长大的玉米果子。偶尔有一辆小货车驶来。偶尔听见田地里传来交谈的声音，四处探看，才发现一亩地里，一男一女站着对角线在喊话。田野里，一张口就是最好的通讯工具。我终于找到了路口一块木质手绘的「云朵农场」木牌，一位包老师接待了我。她是个内蒙古人，一个月前才从北京来到大理，十几年多一直在从事幼儿园教育和自然教育。来到大理之前，她一直在北京工作，来过大理考察学习过几次，和云朵的创始人燕子老师也是朋友。2022年的疫情让北京的线下教育停摆了半年，包老师便决定来到大理。现在，云朵幼儿园有三十多个孩子，其中十几个是长期班的，十几个是短期游学，都来自外地，以北上广深、成都、郑州为多。三十亩地的校园，除了一小片操场，几座教室楼外，都是农场，养鸡、鸭、羊，种各类蔬果。长期班的孩子们两周上一次马术课，平时在足球场可以踢球。农场里有一片小小的游乐园，木头秋千和爬梯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有一部分的农田甚至被家长认领去耕种。雨后的田地异常松软，让多少陷入的鞋沾上大理的泥土。孩子们穿着雨鞋，擒着小木铲，在水洼里踩啊掏啊，不亦乐乎。他们长大以后，大抵是不会留在这里的。他们会知道自己童年境遇的特殊之处吗？会想念这个地方吗？会再让自己的下一代来接受自然教育吗？我带着种种疑问离开了。不过，我若有个小孩，倒是很愿意把ta放在这里接受教育。大理到处都是做实验的人。2走在大理古城，你很容易看到游客们身上披着各色花披肩，无论男女。这可能是大理古城最好卖的衣服。花披肩有粗毛线编织或混羊毛一片式的，有套头的或像围巾那样披上的，有短至腰或长过膝的。花色让人联想起波西米亚风。七月初，中国的大部分省市都已进入盛夏，来到大理高原，往往被寒意打得猝不及防，只得狼狈在古城的商店里买件随处可见的披肩。披肩有一定保暖效果，便于穿脱收纳，又有一定装饰性，因此在不冷不热的大理一年四季都卖得不错。但当地人没有穿披肩的。年轻力壮的人习惯了凉爽的夏日，早已T恤上身，老年人则穿一种本地特色服饰，长年如一。你总会在街道上看见穿着藏蓝色外衫外裤的老年女性，脚上是绣花草鞋，头戴绣花帽子，背着竹编菜篓往市场去。这种藏蓝色应是来自白族的蓝染技术。商店里也有卖类似的长短衫，中式对扣，但游客穿在身上好像总是少了些什么味道。卖披肩的商店遍地都是，但要买件现代衣服来穿，很难在大理古城找到一家店来买。古城里有几家vintage古着店，一家开在大象咖啡馆旁边，以女性日系古着为主，另一家叫南方商店，卖男士外贸尾单和日韩古着，有些美式复古潮流风。南方商店隔壁有一家叫「南粤馆」的广东菜餐厅，装修得像个咖啡馆，门口摆露营椅，里面的咖啡吧台连做了开放式厨房。菜单全部用粉笔写在小黑板上挂着，一半是咖啡类，另一半是粤式简餐，腊肠煲仔饭、香菇滑鸡、焖排骨、土豆牛腩一类。去那里吃饭，听到大厨是个广东口音，我们稍稍放心了。润用粤语应答大厨，他们很快便认了老乡。大厨是广东韶关人，来云南五年。这家餐厅和隔壁的古着店都是他和朋友合伙开的。他本科在福建念了建筑工程，两家店的设计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经过十几年的连续创业经历，他摸清了如何找到投资人、抓住机会、低成本开一家店。在餐厅里，他只负责备料、烹饪、洗碗；在古着店里他的角色是选品师，而另一位合伙的朋则负责看店。早些年他在老家做服装外贸生意，可以拿到一折的外贸尾单，在店里再以六七折的价格卖出。私厨、酒吧、去单位上班，他把感兴趣的领域一一涉猎了，在30岁那年放弃了过去在老家的积累，只身来到大理开始「养老」。在大理，他必须重新开始事业，但也有机会认识到各种各样全球背景的朋友。往往是聊着天，朋友慢慢变成合作伙伴。「真好！」我们羡慕道，「也想来大理生活了」。「要先想清楚代价。」大厨说。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爸爸在老家做工程生意，「几十年没有亏过」，而哥哥姐姐们都在老家，要么是在事业单位里平步青云，要么是做生意成家立业。他则比较自由，也有自由的资本。「每个人的命不一样啊！」他说起小时候自己和童年玩伴们从不敢踏足的邻村，一个每年给每家发20万的旅游地，那个村子的孩子从小就不读书，赌博玩乐到大。比起「爱拼才会赢」的奋斗口号，广东人往往会看到人生轨迹背后「命定」的因素——而那个命定，可以将其归于一种未知，或许也可以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去解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用不着为家庭忧愁，也并不想要稳定结婚生子，便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到六七十岁，还是会开店，穿成这样子。」大厨的牛仔裤上破了好几个大洞，笑笑的，仿佛急切地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我们。大理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我的感受是，一种注重生活与「做工」的生活。这里的「做工」，不是指资本主义下的工作概念，而是有投入有产出地做一件事情。像大厨那样，开店、创业、结交朋友，这是一种；素食、瑜伽、冥想、即兴舞蹈、环保主义，这是一种；吉他、非洲鼓、livehouse，这是一种；苍山、洱海、茶树、野生菌、农耕，这又是一种。而这种种生活方式可以交织在一个人的身上。在大理，每一种「工」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而小圈子互相交叉，又形成很多个据点。据点里活跃着聚集起人气的中心。发酵爱好者莎莎似乎就是一个据点。她在大理古城北边两公里的德和村租下了一整个小院子，打算实验生活一年。一楼是户外空间、公共空间和厨房，二楼是卧室。莎莎的私厨地点「德和村发酵实验室」就在一楼。你得通过朋友的微信联系到她，约好时间，每人交一百多元，打车到这个没有路牌的村子，七拐八拐地找到她的小院子，才能吃到莎莎的定制菜单。比如，用苍山红茶、枸杞、裙带菜做的茶香味增豆腐，用有机胚芽米、血糯米、绿豆、小米、坚果、果干包的果脯杂粮碱水粽，用红茶、野生菌、包浆豆腐做的素麻婆豆腐，用鲜茶芽尖、土鸡蛋做的鲜茶炒蛋……我们去的那天晚上，莎莎做了一道fusion的野菜脆饼：用大量新鲜混合野菜煎成表面香脆的薄饼，配藤椒油煮拌的油鸡枞、德式泡菜、坚果酱、帕玛森芝士。野菜是莎莎和朋友们一起在野外采到的，灰灰菜、荨麻嫩尖、空心苋、黄连木……总之都是我不认识的。而在莎莎的客厅里，除了品尝美食之外，你还能见识见识来大理的年轻人都是什么模样的。我们去的那天晚宴，每人需要带一份食物，而我们两个游客交50元餐费入场。莎莎的男友是一个高瘦荷兰人，在剑桥读了哲学，后来又转到国际关系专业，现在在北京海淀的一所大学教国际关系。刚放暑假，他也搬来大理住。莎莎来大理之前一直活跃在北京的北锣鼓巷一带。来一同晚餐的朋友当中，有几位从深圳来的数字游民，在大理古城的客栈里一周一周地续住，也有骑摩托车从贵州南下、直接租下一个小院子好几年的自由职业者。大家谈论着大理的瑜伽社群、去山上采菌子的经历、VR游戏。我们谈起下午在村口看到的三个年轻女孩。她们穿着黑灰的棉T恤棉裤，拿着水桶，从村口的那口井里打水。三个脑袋都是剃光头之后长出一些长短参差不齐的碎发的模样。一个挑着担的白族阿婆经过，向她们卖出四斤玉米和一斤自制咸菜。她们看起来皮肤白净，说话口音也不是本地人。那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心里困惑。或许大理就是到处都有这样你无法从普通逻辑去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人。3刚到昆明，润就被流感病毒袭击，因为赶路没有休息够，结果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大理古城其实只有两千米左右，其中也有我们平时疏于锻炼身体的原因。走几步路便觉得心跳加速，疲惫，头晕，供血不足的样子。起初我们不了解，只是吃三九感冒灵和布洛芬。后来向当地人了解之后，感觉症状与高原反应都对得上，这才去当地药店买了一瓶氧气来吸。「你们要去丽江玩吗？」药店的人问。「就在本地玩。」我们回答。她说，哦，那这个应该有用的。把氧气瓶的盖子竖起来，便成了一个塑料面罩，用手挤压，氧气便像摩丝一般喷出，只需对着吸便是。当晚我们去大理706听一场自然音乐的展示演奏，住在那里的一个男孩看见了润的氧气瓶，又从自己房间里掏出没用完的一瓶送给我们。那原来他是带到苍山上去用的。那天晚上，三十几个人挤在706的小后院里，燃起一团篝火，听分享人如何在北京接触到自然音乐产生兴趣，后来又到大理生活学习。听众里有大学生，也有白色长发的大叔。分享人的声音很低沉、轻柔，几乎引不起人的兴趣，但只要他一演奏，我们都静下来了。晚上8点以后，天色渐渐变暗，火光渐渐变亮，火炉前的一个短发女孩偶尔往里丢一根木柴，木柴与火摩擦发出哔剥声，黑暗中跳出一粒火精灵，又马上消失不见了。在大理的头两天，我们出门靠打车，大多时间在房间里睡觉。第三天终于包了一辆车，打算环游洱海一圈。在大理古城我们常常看到彩色敞篷名牌车，宝妈奔驰奥迪保时捷应有尽有，里面坐着俊男靓女缓缓驶过，绝无可能开快，非要赚足周围人的目光才肯离去。不过，这目光的成本并不高，只需随便在古城门口找家租车铺，花上几百块钱，就可以开上一辆粉色或蓝色的豪车风光一天。我们原本打算租辆甲壳虫环洱海。请求客栈老板，吃他的人情，硬是把原本240的车砍价到了200元。老板一个劲地问我，「车技怎么样？车技好不好？」「车技好不好怎么了？」我心虚地回答。我们俩都是个拿了驾照超过六年，但上路不多的新手。他瞪圆了眼睛，眼白在黑色的脸庞上格外突出：「当然有关系！这个月已经死了10来个人了。前两天一家人租车去洱海，四口人全部掉进去死掉了，还有小孩。」出事的游客还有情侣，也有一直在本地生活的人。那一家四口是在一个转角处车速过快，车子直接掉进了洱海。也有人把租的车子撞坏的。「保险起见嘛，我还是建议你们包个车。否则不熟悉路线，又要绕路，又要承担风险，很麻烦的。」老板的圆眼睛咕噜噜转着，「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没问题的。」我们心虚地退掉了200元的甲壳虫，选择了包车。老板果然叫来了他的一位朋友。出车的那天上午下着雨。司机问我们，崇圣寺去吗？「就不去了吧！」我们隔着车窗看了会雨中的崇圣寺三塔。开了一段，司机又问，「玫瑰园去吗？可以体验采玫瑰、烘干、制造的工艺，也可以买玫瑰。」「不去了吧！」「前面有个公园去吗？」「不去了吧！」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喜洲。喜洲也是洱海边的一个小村镇，古城中间是一扇印着近现代喜洲名人的大石牌坊，牌坊广场四周则延伸开四条小街道，街道两旁则是密布的小店。司机告诉我们，喜洲有名的是老冰棍，可以一尝，但超过五块钱的就不要买了。为什么喜洲会产冰棍？我们很困惑，想起处处可见的乳扇，觉得大概也是奶产丰富的原因。乳扇是一种奶酪制品，可以生吃，也可以煎炸烹饪。小巷口总有卖「烤乳扇」的小摊贩，把奶白色的一张奶皮放在烤炉上烧软，用一根木签卷起来，里面有时还包一些辣酱。我买了一根喜洲老冰棍尝，果然，没什么特别。我们往喜林苑的方向走去，经过一大片碧绿的稻田，。喜林苑原本是大理四大家族之一的杨品相宅，2000年初被来自美国的林登夫妇和团队一起修缮，成为了对外开放的酒店、餐厅。我们到喜林苑的露台上吃饭，宛若坐在稻田中央。这大概是欣赏喜洲古城景致的最佳观测点。因此，餐盘里的食物口味不怎么样，也就可以被原谅了。从喜洲开到双廊镇的路上，我睡着了，做了个很漫长的梦。梦中我像蝴蝶一般在田野间翩翩起舞，飞过洱海，飞越苍山，一直飞到山顶的白雪皑皑。大雨落，我没有停止舞蹈。梦醒来，我们到双廊了。来云南的几天一直在下雨，但下午的阳光格外猛烈。下了车，我感到头腔一阵晕眩，太阳穴像是被子弹击中了，一跳一跳地疼痛。我想，我是发烧了。回到房间，吸了两口氧，继续睡去，不知道还会不会重新入梦。4这趟大理之行，我和几个灵感买家俱乐部大理分部的朋友见了面。阿珂原本在北京上大学，因为网课获得了肉身自由，便来大理居住。她是个咋咋呼呼的女孩，说话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对任何事物都有120分的好奇心，嘴巴里总是有话在等待脱口而出。她在大理处于游牧状态，在不同的朋友家里轮流借宿。我们在莎莎家玩的那天晚上，她正住在莎莎家，怕我们无聊，拿出自己的VR眼镜给我们玩，耐心帮我们调试大小和设置。Yangzi曾经在木心美术馆工作过，在北京做过出版社编辑，也在互联网公司做过文创产品。她刚刚辞职，全心全意地发展自己的书衣事业。她的书衣品牌叫做EchoKid，已经有十几年历史。而Cica是因为工作在大理和丽江来回出差。那天晚餐去的清宏私厨的老板是个本地人，也有着大理人特有的热情，不厌其烦给每一桌一一进行菜品讲解。菌菇汤几乎是每桌的必点菜，他先是给桌上的每个客人舀上一碗汤，然后用汤勺逐一舀起汤里的菌菇，「这是见手青，口感比较xxx」，以达到「一边喝一边听」的效果。饭至九点多，他像是得到了什么重大消息似的，跑来告诉我们，明天早上有三月街市集，8点半开始，一定要走到最上面。这个消息很快由他传递给了每一桌的客人，若有人有心多问几句，他便更滔滔不绝起来。第二天我们没起来床，但下午打车去了三月街。我们一路走到快尽头，被两边的小摊贩吵得脑壳疼，无聊地返回。晚餐我们跑到一家新开的西餐厅吃饭。天色尚亮的晚7点，除了我们一桌吃饭的，其他三四桌都是喝咖啡聊天的年轻女孩。一份牛肉汉堡配红薯条，只需要38元。莓果酸奶是用纯天然不加糖的酸奶做的，加了香蕉也不太甜。大理是有很多让我失望的地方，比如永远吵闹的游客，不太好吃但过分傲气的美式早餐店，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游牧民族，千篇一律的市集和市集上千篇一律的手工制品。南方商店的店长遇到过一个走掉又返回的顾客，非要以「交个朋友」的名义让店长打折出售两件衣服，结果微信也没加就风风火火走掉了，反倒是拉这位顾客来的三轮车夫跑进店里来要回扣。店长差点报了警。那些被钢筋水泥禁锢了太久，被城市的快节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才会把大理当做世外桃源。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大理不过是社交媒体朋友圈里的背景板。而那些刚刚来到大理的外来者，过分自信地左顾右盼，摩拳擦掌地想要在这里大施拳脚。在他们那里，大理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居心地，是他们「实现自我」的舞台。但这世上没有圣地，相比之下，大理已经是一片接近理想的土地。这里冬暖夏凉，亲近自然，空气清新；这里可以喝到15元一杯的冰美式，打车一趟不超过10元，能吃到正宗的那不勒斯披萨和醇厚的精酿啤酒；你总可以在这里遇见有趣的人，概率大概会比在北京上海高得多。大多数大理古城的原住民，都把房子租或卖给了外地人，自己搬到了别的地方。手上有些资本的人则会关注哪家的院子正在低价出售。是旅游业保证了这个地方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些人在做梦，一些人在做实验，另一些人则踏踏实实地考虑着做生意，挣钱，养家糊口的事情。这样，大理实现了它的平衡。这世界上没有圣地，只有你自己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堡垒。若有所游

，他说国内的装修规范程度比较低，很多细节都还在起步阶段。如果规范比较完善的话，其实对新手会友好很多，而不是各种行业的规则经验封好了，你进不去。肉饼我看这地上还有一个零食大罐子。Bob

欢迎收听《北海怪兽》，我是居家无聊到开始自己烤饼干的花生酱。4月1号，上海的全域封控开始，而浦东的静态管理比这更早。还有一些人在这之前，已经因为小区有阳性病例或者封闭管理，提前经历了居家隔离的生活。原定的解封日期是4月5号，但现在一个多月过去，大多数人还是困在自己的家中，不知道哪天能重获自由。在这个特殊时期，吃变成了必须费心费力的事。4月末的时候我向朋友们发出征集，想知道他们在这段时间内，最想吃和最常吃的东西，印象最深刻的一顿，解封后最想吃什么。必答题：Q：一句话简单介绍：你是谁（可化名）目前坐标（精确到区）

若有所游在上海，长乐路早已是一条过气的街道。当商业与媒体津津乐道于不远处的安福路、武康路时，长乐路渐渐地寂寥了。住在千万房产的汇贤居居民，看起来远没有西餐厅门口的网红们华丽；《长乐路》里写到的那家赵女士花店，不再吸引人驻足。这年头读过这本书的人可比在小红书上刷到过上海话剧中心的人要少得多。兴许这并不是件坏事。那些七拐八拐的小店，都有它自己的客群，店主也不太想搭理一个小心翼翼的你。兴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躲避了各种镜头的目光，安安静静地在长乐路上，漫游不知多少遍。医院们医院附近的生态与节奏，仿佛完全脱离了这条街。长乐路短短

若有所播如果你现在被禁足在家，却渴望「出走」到家以外更大的世界，那么不妨听听播客《壮游者》——一档人文旅行声音游记节目。你可以在这里听到在乌干达和卢旺达追踪山地大猩猩的故事，也可以随着声音游览伊朗的波斯花园；在《壮游者》里，曼哈顿不仅有时代广场，还有偷渡的福建长乐人，新加坡不仅有好吃的咖喱，还有充满多民族融合特色的店屋文化。「壮游」的英文「grand

的话，我绝对不会创业，会直接去那边工作。」但中国没有这样的机构。所以爱哲只能自己做一个这样的机构让团队舒适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同时养活自己。他并不觉得《故事FM》需要长得很大，大得像

是因为《城堡阅读》。就像文艺青年读多了小说开始创作小说，播客听众听多了播客开始自己动手做播客，我总觉得好的文艺作品是可以鼓舞人去创造的。Newsletter

中文播客听众与消费调研，超过半数听众会在乘坐公共交通或无事闲暇时收听播客，而近半数听众在做家务时收听；睡前、骑车或步行、起床、运动等也是收听播客的高频场景。而播客公社在

若有所游1390弄堂有14栋楼，4座花园，三块草坪。每栋楼里都藏着秘密。你悄悄走进去，嗅见有人在某处暗暗翻炒着什么，油烟从墙壁里溢出来，好像是肉丝炒笋；有人在弹钢琴，每周日上午，钢琴声从围了栅栏的阳台上钻出来；有些房间空着，从楼上传来频率稳定的“钴——钴——”，墙壁在振动。各家的门被每年梅雨季节肆虐的白蚁蛀空后，不知换了几回。哪些房间经历过生死，有人被抬出过，却不再有人在里面出生。旧住户很快离开，新住户更迅速地搬进，门头的锁来来去去，只有五原路上的锁匠从一只弄堂游荡到另一只弄堂，铺头越来越窄。每个房间不过指甲盖大小。每条弄堂都有一座大宅子。新开的月季从大宅子围墙中钻出来，粉红色，嵌在墨绿里，告诉你这是盛夏。大宅子的铁门偶尔半掩着，偷偷走进去，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蓝色共享单车，花园草坪平整得如地毯，宅子却也是木门、木床，走廊窄深如一隧道，走进去，不知会到达哪个新天地。上海爷叔搬家那天，我叫了一辆货拉拉，把闲鱼上定的衣柜从浦东搬到弄堂里。一辆中型面包车开到弄堂最里头，得倒着退出去。弄堂的宽度大概扩大三倍才允许车子试着调头。司机帮我把衣柜的零部件搬到家里，跑了三四趟，不过家就在一楼，进门便是。大概是听见楼下的响声，二楼的一个爷叔从木楼梯上走下来，站在房间外面停着的自行车旁边，握着车柄，像是要出门，眼睛却斜到我房间里。我主动出门跟他说，诶，您好，我是新搬到这里的住户，叫若冰。他直盯着我看，没有回话。他穿着件工装外套，布满胡茬的皮肤因经年累月的色素沉淀而显出复杂的深红，像是涂了不知多少层的铅笔画。这就是所谓的“上海爷叔”吧。他们与「老克勒」不同，在新闻标题里出现时，通常是彩票中奖、相亲角、唱戏评弹、晕倒急救之类无关痛痒的话题。我的房东也是这样一位爷叔，从搬进来那天开始，他便邀请我去参观他的家——就在我租下的小房间的对面。他是上海越剧院的老生，唱了一辈子戏，也在越剧院旁边分配的房子里住了一辈子。前几年，他和老母亲两人住在这里，去年，他把老母亲送进了黄浦的一家养老院，就三站地。他一个人住在这里，胡同的最深处。从玄关走进去，左手边是一个小卫生间，紧挨着便是一张床，嵌在走廊里，侧上头悬一扇窗。再往里走才是客厅，桃木沙发椅摆成一圈，对着大电视，每天早上九点半，开着小电瓶车的街道送餐员会开进胡同最里面，从后面的大保温箱里拿出一份，放在房东家门口的一张小方桌子上。街道爱心送餐服务一天一次，一次一盒饭，三菜一汤，13元。有些人家有一个老人，也可以订很多份，全家吃。房东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你要是想吃么，交一点钱，我帮你订。有时候出门晚了，10点多，看见房东家门口水池里，水龙头哗哗地冲刷着滚刀切好的茭白片，人却在屋里头讲电话，声音淹没在水声里。他在旁边的公共厨房烧菜，杂炒，装到不锈钢保温饭盒里，带给养老院的母亲，隔天去一次。我住进来第一日，就知道二楼爷叔有一个脑瘫的儿子。是妈妈告诉我的，二楼有个傻子。每天晚上，我能听到从窗外传来的一个哼哼唧唧的声音，像是在说话，又连不成句子；有时又和猫叫混合在一起，分辨不清。早上出门时，会看到二楼防盗窗里面探出半个刺猬头脑袋，模模糊糊地拖长一句“再、见——”、“再——见！”。有一次周末在家，白天回家，在楼梯口第一次碰上他，二楼爷叔抬着一张轮椅在前面，一个女人搀扶着一个青年模样男子，一台阶一台阶踏下来，笃、笃、笃，一边走，一边嘴里发出呜呜的叫声。我没敢打招呼，掏出钥匙开门进了自己房间，在脑海中默默回忆了一番脑瘫儿子的形象：30岁左右的样子，穿一件橘色条纹polo衫，歪着脑袋，歪着手。他坐着轮椅，由邻居夫妻陪着，在楼道里晒了会太阳，我在家能清晰地听到邻居夫妻的沪语闲谈，伴着他时不时的呜呜声。我不敢拉开窗帘看，怕多看几眼会引来楼上陌生邻居的警惕。也有烧纸的日子弄堂里的八卦我和房东家中间还隔着一间，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看起来近百，同屋住着稍年轻的一对老年夫妻，大概是子女，且叫他家的爷叔为一楼爷叔。一楼爷叔喜抽烟。午夜12点多，房东房间传出咿咿呀呀的越剧声时，隔壁屋的门锁咔哒一响，一个拖沓的脚步声平行经过，再是楼大门的弹簧锁，咔嘭。一楼爷叔到午夜12点睡不着觉时，要出门抽一支烟。爷叔们常常聚集在弄堂里聊天，就在我家窗外。老房子隔音差，我坐在座位上办公，即使关着窗户，弄堂里的上海话听得清清楚楚，像给整个楼放广播。一个时间是临近午饭，另一个是晚饭过后，晚饭过后，楼上的爷叔和房东，还有隔壁楼的几个，就站在弄堂里议论，7号楼的小姑娘，40岁了，在这弄堂里住了5年了，没结婚。是没结婚还是离婚了？不知道呀。于是莫名溢出了许多推测，从各个爷叔口中。是离婚了以后独居的。不不，一直没结婚，家里一直催婚，后来也就放弃了。不不，好像是孤儿呢，没有朋友，一天出门一次，拎出去三袋垃圾，分得清清楚楚，拎回来一袋食物，混在一起，看不清什么是什么。不不，没那么爱干净的，从来没见她洗过衣服。议论了几句，又讲到4号楼三楼的两口子，一大早吵了架，老头子80多，心脏病突发，担架都抬进弄堂。因为复杂的家庭关系，架是吵了一辈子了，可身体是一年比不上一年，不经吵了。究竟是什么复杂的关系？又是众说纷纭。窄弄里前前后后停了三四辆警车，头顶红蓝灯闪烁，4号楼院里底层空着好几户，正在装修，院落里灰湫湫的，角落里孤零零挺着一张担架床。我想起一大早还在梦中时，朦朦胧胧听见外面男人声音喧嚣，闯进我的房间，即使掀了空调被蒙住头也无济于事。我不关心他们说什么，有什么比得上睡觉重要？但对于他们来说，家长里短大过天，只要是别人的。有一次和房东聊555，他讲起100年前的往事，上海图书馆从奶牛厂到乳品厂再到图书馆，又荡到武康路曾住过的名人政要。那是他分外关心的。他翻出曾经住在1390弄里的一位法国人的微信，备注「洋yann」「洋」字是房东特意加上去的。10年前，这个法国人做登喜路集团的主管领导，住在14号楼，房租每月12万。每逢过年过节，这个房东口中的「洋人」也会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大年三十晚上给房东家的老太太发个小红包，房东便从街上买一些上海本地小工艺品送他。后来因为房东涨房租，法国人搬到了武康路上。房东说他去过几次就再也没去过，“在这儿我们是邻居，人家走了，我去巴结他们什么东西？”房东把那些与外国人交好的人称作「洋奴」。「很多老外，说实在的，也不是什么很有档次的。」房东认为他只是一个中层工作人员，不是贵族后裔。「有点身份档次的人，不可能坐在马路边上喝咖啡，得讲究点。」房东觉得真正的贵族后裔，在生活的细节上就不同。14号楼早几年租给了一个新疆集团公司做办公室，结果最终没员工进来，只有一个男青年住着，后来又住进了一个领导女儿，叫杨凡。「小姑娘蛮好的，清明节给我买点青团，中秋买点月饼」，房东突然神神秘秘起来，「小姑娘大概也二十七八了，突然开始去健身房，就前面玻璃房里，健身房里有一个上海男孩——我现在挺长时间观察下来，他们两个人可能处对象了。」我惊讶于房东能够一一细数出从1号到14号每栋楼每层房子里在近20年来的住户。「我天天在这门口看着，看到男孩很晚进去，天刚刚早从门口出来。刚开始的时候，男孩还别着头过去，后来也便大大方方向我打招呼了。」房东和其他上海本地人多少不同。进出关门，他家的门总是敞开着。敞开式有几个好处，一是邻居可以聊天说话；另一个，「宣泄一下」，舒缓心情，不要憋得很难受；也便于了解最新的事情。他就这样成为了1390弄的小道消息据点，Jane

若有所游555街区住着各种各样的老人。如果把人成年以后的60年分开来看，30岁的跨度放在上半段时，是那样大的差距——20岁的孩子走在路上，脚步和心情是一样轻巧的；50岁的中年人，大概已经小腹微隆，眼角发皱，看你的眼神是打量式的，仿佛这一眼要把人看穿。买房，结婚，生育，走到事业天花板，亲人离世，人生的大多数里程碑已经在这前30年完成。人到五十岁，多多少少都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公众号“外滩以西”的作者张军在2000年初听老丈母娘的建议在常熟路地铁站附近置办了几套房产，搭上了555街区动迁推动的经济快车，很快坐拥十几套房产，三十年的工作单位反而成为了食堂；40多岁的刘芸搬进安福路上汇贤居的时候，也早已经辞去十几年的外企工作，做了五六年“麻辣情医”，教人如何解决情感问题，努力工作大多是为了还房贷和交两个孩子国际学校的学费；在安福路小区里做家政的何阿姨已经在这里做了20年家政，今年安徽老家的独女终于也考上大学。生命在后30年的开头仿佛霎然按下暂停键。每一年只是多一年的衰老，50岁与80岁，其实没那么大区别。人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期待着意外与转折，甚至希望转折永远不要到来——病痛、手术、一躺不起，之类的。怕转一个弯，眼前却是一个死胡同。2004年，55岁，沃建信离开了高安路上的家、妻子与女儿，辞去工程师工作，只身一人往美国去，打工。1那天我从高安路上的书店出来，骑车往南，望见一个弄堂里的拐弯角，小自行车棚顶上晒着大被褥，便停下车，走进去拍照。自行车棚下一张轮椅上坐着一个光头爷爷，坐在222弄的车棚前面，一张轮椅上。初夏的晴天闷热，他光着膀子，短裤拖鞋，身上布满老人斑。那是酗酒导致的皮肤色泽暗沉。“你在干什么呢？”他问。“拍床单。”“为什么拍？好玩吗？”“对呀，就是好玩。”我见他笑起来，眼睛眯眯，便与他攀谈起来。他叫沃建信，1948年生，新中国成立前一年。老人的身体像一个护照本，盖满时间留下的戳记。肩胛骨两边的两道疤痕，加上后背上的一道，是沃建信出生16天时，头上生的一个疮留下的。母亲没什么文化，给婴儿脑袋上那个橘子一样的疮上涂了鱼石脂软膏，黑糊糊的一片，像橘子发了霉。又用剪刀去剪孩子的毛发，一剪就是破伤风。沃建信出生16天的身体肿胀得像个皮球。资本家父亲有钱，把他送到金陵路上日本人开的南洋医院。医生把他胸口划开两道，背后一道，放光全身的血液以后重新输血，再打盘尼西林。1948年，国民党还控制着中国人开的医院，盘尼西林当时是战略物资，只有外国人开的医院里才有，一针盘尼西林要一两黄金。16天的婴儿身上从此有了三道长长的伤疤，一道长竖条，布上几道短竖条，像海盗旗上的某种神秘符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明显。“从小我们在家里都很幸福的”。父亲在延安路的石门路与城东路中间租下一间大宅子，押金是四个金条，装修又用去四个金条。沃建信初中时家里安了电话，同学来家里玩，都感到惊奇，“私人家也装电话”。沃建信家里有11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姐姐只比沃建信大11个半月。那时男人只要有钱，不在乎生多少孩子。父亲还有一房太太，不过两个女人带着两家没有来往。父亲直到解放后也一直养着两个家。文革，抄家，家败了，兄弟姐妹们突然都成为了出身不好的人。爸爸抄去7万，妈妈也抄去7万。二姐考上了复旦数学系，但因为成分问题被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医科大学。二哥考上清华，但被折磨成了精神病。十几岁的沃建信陪二哥一起去看病，从家里坐41路公交车到宛平南路。在车上，二哥时不时就要倒在地上踌躇的，“你说有多难”。当时治疗精神病有两种方法，电休克与胰岛素休克。医院病人太多，家属必须陪同，沃建信看着哥哥手脚被绑在铁床上，嘴里塞着毛巾，过一会便浸满了牙血。他害怕得整夜睡不着觉。当时有人说精神病是遗传性的，而失眠就是前兆。沃建信想，如果他也生病，爸爸妈妈怎么办？第一次有了自杀的念头。那天他一个人走到衡山路的上海国际礼拜堂，听到里面的人说，信主的人不能自杀。沃建信读书时候喜欢俄国文学，最爱托尔斯泰，想起他在生命的尽头出走，把所有东西分给穷人，信了基督。“想不到这事轮到自己头上了”，沃建信由此也信了基督教。“你们家里人信主吗？”我问。沃建信呵呵地笑起来，“他们什么都不信，他们信钱。”2正对着车棚的那栋房子里传出隆隆的电钻声，他从去年5月份开始装修这栋老房子，暑假便能竣工。房子是妻子顾宁宁娘家的。按照沃建信的说法，自己算是“嫁到”顾宁宁家。顾宁宁和沃建信是职高同班同学，那所学校里，聚集的都是“资本家出身的孩子”。那时的婚姻不需要恋爱。最早，顾宁宁来沃建信家里教弟弟手风琴，两人算是打过照面；后来，沃建信母亲叫自家大姐去顾宁宁家做媒，这门亲事便定下来。那时，沃建信原有一个交好的女生，“长得难看，还大两岁”，但很聊得来。对这段往事他至今仍抱有愧疚。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在老同学聚会上也再次见到她，可以毫无芥蒂地谈笑。顾宁宁不太管，即使心知肚明。毕竟50年前，那段无法磨灭的历史给无数家庭留下了永远的疤，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沃建信和顾宁宁也只是阴差阳错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合影在客厅里挂满半面墙

若有所播（文中枪枪的画外音为枪枪阅读文本片段之后的评述，类似于看视频时的弹幕）抛开播客《迟早更新》主播、ONES

今晚，我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散步两小时，寻找我的耳朵，一无所获。👂👂事情是这样的。晚上八点半，吃过晚饭，出门散步。打开播客，找耳机。这才发现耳机不见了。今天早上就丢过一次。我驾轻就熟点开iPhone上的查找功能，看到，地图上，rocoberr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