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居住的1390弄丨若有所游

若有所游

1390弄堂有14栋楼，4座花园，三块草坪。

每栋楼里都藏着秘密。

你悄悄走进去，嗅见有人在某处暗暗翻炒着什么，油烟从墙壁里溢出来，好像是肉丝炒笋；有人在弹钢琴，每周日上午，钢琴声从围了栅栏的阳台上钻出来；有些房间空着，从楼上传来频率稳定的“钴——钴——”，墙壁在振动。

各家的门被每年梅雨季节肆虐的白蚁蛀空后，不知换了几回。哪些房间经历过生死，有人被抬出过，却不再有人在里面出生。旧住户很快离开，新住户更迅速地搬进，门头的锁来来去去，只有五原路上的锁匠从一只弄堂游荡到另一只弄堂，铺头越来越窄。每个房间不过指甲盖大小。

每条弄堂都有一座大宅子。新开的月季从大宅子围墙中钻出来，粉红色，嵌在墨绿里，告诉你这是盛夏。大宅子的铁门偶尔半掩着，偷偷走进去，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蓝色共享单车，花园草坪平整得如地毯，宅子却也是木门、木床，走廊窄深如一隧道，走进去，不知会到达哪个新天地。

上海爷叔

搬家那天，我叫了一辆货拉拉，把闲鱼上定的衣柜从浦东搬到弄堂里。一辆中型面包车开到弄堂最里头，得倒着退出去。弄堂的宽度大概扩大三倍才允许车子试着调头。

司机帮我把衣柜的零部件搬到家里，跑了三四趟，不过家就在一楼，进门便是。大概是听见楼下的响声，二楼的一个爷叔从木楼梯上走下来，站在房间外面停着的自行车旁边，握着车柄，像是要出门，眼睛却斜到我房间里。我主动出门跟他说，诶，您好，我是新搬到这里的住户，叫若冰。

他直盯着我看，没有回话。他穿着件工装外套，布满胡茬的皮肤因经年累月的色素沉淀而显出复杂的深红，像是涂了不知多少层的铅笔画。这就是所谓的“上海爷叔”吧。他们与「老克勒」不同，在新闻标题里出现时，通常是彩票中奖、相亲角、唱戏评弹、晕倒急救之类无关痛痒的话题。

我的房东也是这样一位爷叔，从搬进来那天开始，他便邀请我去参观他的家——就在我租下的小房间的对面。他是上海越剧院的老生，唱了一辈子戏，也在越剧院旁边分配的房子里住了一辈子。前几年，他和老母亲两人住在这里，去年，他把老母亲送进了黄浦的一家养老院，就三站地。

他一个人住在这里，胡同的最深处。从玄关走进去，左手边是一个小卫生间，紧挨着便是一张床，嵌在走廊里，侧上头悬一扇窗。再往里走才是客厅，桃木沙发椅摆成一圈，对着大电视，

每天早上九点半，开着小电瓶车的街道送餐员会开进胡同最里面，从后面的大保温箱里拿出一份，放在房东家门口的一张小方桌子上。街道爱心送餐服务一天一次，一次一盒饭，三菜一汤，13元。有些人家有一个老人，也可以订很多份，全家吃。房东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你要是想吃么，交一点钱，我帮你订。

有时候出门晚了，10点多，看见房东家门口水池里，水龙头哗哗地冲刷着滚刀切好的茭白片，人却在屋里头讲电话，声音淹没在水声里。他在旁边的公共厨房烧菜，杂炒，装到不锈钢保温饭盒里，带给养老院的母亲，隔天去一次。

我住进来第一日，就知道二楼爷叔有一个脑瘫的儿子。是妈妈告诉我的，二楼有个傻子。每天晚上，我能听到从窗外传来的一个哼哼唧唧的声音，像是在说话，又连不成句子；有时又和猫叫混合在一起，分辨不清。早上出门时，会看到二楼防盗窗里面探出半个刺猬头脑袋，模模糊糊地拖长一句“再、见——”、“再——见！”。

有一次周末在家，白天回家，在楼梯口第一次碰上他，二楼爷叔抬着一张轮椅在前面，一个女人搀扶着一个青年模样男子，一台阶一台阶踏下来，笃、笃、笃，一边走，一边嘴里发出呜呜的叫声。我没敢打招呼，掏出钥匙开门进了自己房间，在脑海中默默回忆了一番脑瘫儿子的形象：30岁左右的样子，穿一件橘色条纹polo衫，歪着脑袋，歪着手。

他坐着轮椅，由邻居夫妻陪着，在楼道里晒了会太阳，我在家能清晰地听到邻居夫妻的沪语闲谈，伴着他时不时的呜呜声。我不敢拉开窗帘看，怕多看几眼会引来楼上陌生邻居的警惕。

也有烧纸的日子

弄堂里的八卦

我和房东家中间还隔着一间，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看起来近百，同屋住着稍年轻的一对老年夫妻，大概是子女，且叫他家的爷叔为一楼爷叔。一楼爷叔喜抽烟。午夜12点多，房东房间传出咿咿呀呀的越剧声时，隔壁屋的门锁咔哒一响，一个拖沓的脚步声平行经过，再是楼大门的弹簧锁，咔嘭。一楼爷叔到午夜12点睡不着觉时，要出门抽一支烟。

爷叔们常常聚集在弄堂里聊天，就在我家窗外。老房子隔音差，我坐在座位上办公，即使关着窗户，弄堂里的上海话听得清清楚楚，像给整个楼放广播。一个时间是临近午饭，另一个是晚饭过后，晚饭过后，楼上的爷叔和房东，还有隔壁楼的几个，就站在弄堂里议论，7号楼的小姑娘，40岁了，在这弄堂里住了5年了，没结婚。

是没结婚还是离婚了？

不知道呀。于是莫名溢出了许多推测，从各个爷叔口中。是离婚了以后独居的。

不不，一直没结婚，家里一直催婚，后来也就放弃了。

不不，好像是孤儿呢，没有朋友，一天出门一次，拎出去三袋垃圾，分得清清楚楚，拎回来一袋食物，混在一起，看不清什么是什么。

不不，没那么爱干净的，从来没见她洗过衣服。

议论了几句，又讲到4号楼三楼的两口子，一大早吵了架，老头子80多，心脏病突发，担架都抬进弄堂。因为复杂的家庭关系，架是吵了一辈子了，可身体是一年比不上一年，不经吵了。究竟是什么复杂的关系？又是众说纷纭。窄弄里前前后后停了三四辆警车，头顶红蓝灯闪烁，4号楼院里底层空着好几户，正在装修，院落里灰湫湫的，角落里孤零零挺着一张担架床。

我想起一大早还在梦中时，朦朦胧胧听见外面男人声音喧嚣，闯进我的房间，即使掀了空调被蒙住头也无济于事。我不关心他们说什么，有什么比得上睡觉重要？但对于他们来说，家长里短大过天，只要是别人的。

有一次和房东聊555，他讲起100年前的往事，上海图书馆从奶牛厂到乳品厂再到图书馆，又荡到武康路曾住过的名人政要。那是他分外关心的。他翻出曾经住在1390弄里的一位法国人的微信，备注「洋yann」「洋」字是房东特意加上去的。

10年前，这个法国人做登喜路集团的主管领导，住在14号楼，房租每月12万。每逢过年过节，这个房东口中的「洋人」也会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大年三十晚上给房东家的老太太发个小红包，房东便从街上买一些上海本地小工艺品送他。

后来因为房东涨房租，法国人搬到了武康路上。房东说他去过几次就再也没去过，“在这儿我们是邻居，人家走了，我去巴结他们什么东西？”房东把那些与外国人交好的人称作「洋奴」。

「很多老外，说实在的，也不是什么很有档次的。」房东认为他只是一个中层工作人员，不是贵族后裔。「有点身份档次的人，不可能坐在马路边上喝咖啡，得讲究点。」房东觉得真正的贵族后裔，在生活的细节上就不同。

14号楼早几年租给了一个新疆集团公司做办公室，结果最终没员工进来，只有一个男青年住着，后来又住进了一个领导女儿，叫杨凡。「小姑娘蛮好的，清明节给我买点青团，中秋买点月饼」，房东突然神神秘秘起来，「小姑娘大概也二十七八了，突然开始去健身房，就前面玻璃房里，健身房里有一个上海男孩——我现在挺长时间观察下来，他们两个人可能处对象了。」

我惊讶于房东能够一一细数出从1号到14号每栋楼每层房子里在近20年来的住户。「我天天在这门口看着，看到男孩很晚进去，天刚刚早从门口出来。刚开始的时候，男孩还别着头过去，后来也便大大方方向我打招呼了。」

房东和其他上海本地人多少不同。进出关门，他家的门总是敞开着。敞开式有几个好处，一是邻居可以聊天说话；另一个，「宣泄一下」，舒缓心情，不要憋得很难受；也便于了解最新的事情。

他就这样成为了1390弄的小道消息据点，Jane Jacobs所谓的「街道之眼」。

早晨遇见用拖车运蔬菜的大妈

弄堂里的健身房

后来我也开始在这个健身房健身。一个月360元，可以随时免费使用，无论几点。有时深夜我在家里呆得腻烦了，也到健身房里坐着，与冰凉的器械相对无言。通常是早上去，人少，偶尔与上面的那个女孩打照面，她俨然一幅女主人的样子，我当然是那个兀自闯入的那个。

有时会遇到清洁工大姐，通常在早上9点到10点。我很愿意跟她聊天。常常问她，空调遥控在哪里来着？两个人一起闷头找，通常是她先找到，毕竟每日里里外外打扫，整个房子有多少棱角，比我清楚得多。

健身房有一只灰蓝色的猫，没人时，总趴在桌上眯眼睡。我每次去，它都像一年半载没见过人类的样子，围着你团团转。我一趴到瑜伽垫上，她便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跃过来，伸出爪子，像捉老鼠一样开始对着垂坠的头发开始挥舞起来。

“啊……你做什么！」这哪里是一只猫，就是一个顽皮熊孩子。

它像是毫不在意似的，继续挥动爪子，就像在追赶猫的玩具棒一般。

「不要再弄了！」我积蓄力量，自以为发出大叫来了。我平时从不对人那么说话。它的耳朵竖起来，开始在瑜伽垫上团团转。瑜伽垫就这么巴掌大，装不下我和它，我只得起身把它抱到别处去，小心翼翼地，像抱个娃娃。

在上海的弄堂里，你大抵看不到什么在外部空间里穿梭的猫——它们大多数被豢养在家里，不太出门。但是，我常常在门口的快递点看到成麻袋的猫粮。健身房的主人爱猫，开辟出一小面墙来，贴了流浪猫领养海报，每张照片上都悉心写了猫的名字、出生年月、绝育情况、疫苗情况、性格特征等等。

寻找富贵

在城市里，对猫狗的关怀是一种社会文化。如果你对动物无感，在社交场合甚至会受到排斥。我想起谷崎润一郎写的《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里那位叫做庄造的猫主人曾经说：

「这个世界上除了猫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理睬我了」。

在弄堂里晾衣服

早上把毛巾和内衣裤晾起来，出门上班，骑车出去10分钟，天空中窸窸窣窣落起细雨来。一面懊悔自己早上没有看天气预报，另一面觉得自己早该注意到的——9点多，整条胡同的晾衣杆上光秃秃，经验有素的居民们早就料到了今日突如其来的6月梅雨。

晾衣杆是弄堂里的晴雨表。天气好的时候，刚起床，往窗外望去，电线上一排排衣服挂起来了，每一件都用一个木夹夹着；晾衣杆上优先晒床单被褥，印花的、素色的，大大方方展开，夜里的秘密便在这公私交界处曝光出来。晾衣服的工具都在公处：木叉倚在楼道墙边，木夹夹在窗台外的一个金色线圈日历上，夹了一整圈，衣架也挂在外墙的铁钉上。晾衣杆是不锈钢的，在弄堂里经历了多少年的风吹日晒，不让人知道，你只能从外墙上衣架头头上那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上略猜一二。

偶尔看见另一楼的爷叔在弄堂里晾衣服，用一只竹制衣叉，比人高，颤巍巍举上去，摇摇晃晃升高，碰运气似的，吊在不锈钢衣架上。猫儿在旁边叫着，喵呜喵呜，爷叔一边叉着，一边也回应道，喵呜、喵呜。

妈妈给我买了电风扇和席子，快递寄到家里，才意识到夏天来了。梅雨季节偶见晴，有天早上趁着半晴天，赶紧把竹席擦洗了，抱出去晒。一个人把1.5宽的竹席子要搬到两米多高的弄堂衣架上，踮着脚，使劲够，小人在席子下面摇摇欲坠。

房东从外面拎了一塑料袋酸奶走进来，后面跟着另一位爷叔。「你要叫别人帮忙，别人才会来帮你了」，房东递过来一只手，一抬便把席子挂上去了。

「这是雷叔叔，以后也可以叫他帮忙。」房东向我介绍。

「雷叔叔好。」我点头，终于也没说出一句谢谢。

弄堂里的热络常常让我不知所措，我不喜欢麻烦别人。每次用脸盆装着洗好的衣服端出去，走到晾衣杆旁，还没给第一件穿上衣架，房东便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出来，一手擒着竹叉，说：「我帮你挂。」

举衣服需要技巧，竹叉太长，我常勾了一件摇摇晃晃举上去，老半天够不上晾衣杆上那个金属环，但房东却娴熟，一举便挂在上面，像是练出了卖油翁的技巧。于是我穿一件到衣架上，他举一件到晾衣杆上，便成了一老一少一起晾衣服的风景。

隔壁屋90岁老奶奶每天早上都坐在厨房里摘豆角，偶尔看见我在晾衣服，不知道向谁似的念叨着，要夹夹子呀、衣服要用夹子夹起来。

我犯懒，应一句，哦哦好，取来一个木夹夹上最轻薄的那件，其余的便不管了。后来，在厨房间里遇到她，我就叫一声，早上好、中午好。奶奶小小的个子，在小板凳上缩成一个小圆球，抬起头盯着我看一会，不回话。

有一次我遇见她在厨房灶台前切菜，圆圆土豆对半切，放在木砧板上像一座小山。奶奶用细长的刀把小山切成土豆丝，拢到前面一个不锈钢碗里。

奶奶，能给你拍几张照片吗？

什么？你说什么？我耳朵不好，听不见。

我掏出手机。给您拍照！指了指手机屏幕上的相机。

我？我有什么好拍的？

您别管我，就做您的事情就好了。我在左侧快速拍了两张，又转到右侧拍了 两张。马上把照片翻出来，左右划动。您看，怎么样？好看吧？

奶奶脸上的褶皱变得平展了些。你，照片印出来两张，给我。

好，好。我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其实从来没有把手机照片打印下来的习惯，结果第二天下班，立刻跑到公司附近的打印店里打印来，偷偷放在了奶奶的灶台上。

当代亭子间

上世纪30年代，租界的亭子间聚集着上海的亚文化，构建出一群由「薄海民（小资产阶级流浪文人）」的想象的共同体。而现在，前租界里的出租房变成了新的亭子间，住着无数想把整个租界当做自家客厅的年轻人。只不过，所谓租界与亭子间的暧昧不清，从政治意味转移到了消费符号意味，所谓空间的隔离，更多是经济导向的。

靠写爆款文章的新媒体作者廖信忠跟我说，在上海，只要有钱就可以过得很好，如果没钱，就不要住在前法租界。可是他自己花一万来块钱的月租租在武康路上，像是想要向路人们昭告自己的阔绰。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个有钱人？

梅雨季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我在房间里，听着雨水仿佛要把窗口的雨篷打落。早上出门时，房东爷爷对我说，平时开窗，要记得把纱窗关上，否则野猫或白蚁会钻进去。

我通常是记得关纱窗的。有一次不小心忘了，一只白蚁飞进来，整晚读书工作事，嗡嗡声萦绕耳边。刚开始忍了一会，后来放下案头作业，起身拾起一大叠纸，打算看准它，直接下手——可是我哪跟得上白蚁的飞翔。

只闻其声，不见其蝇。我投降了，决定与白蚁和谐共处。大多数人都讨厌白蚁。The Type的编辑米拉在附近的老公房里租了一个小工作室，最近晚上也不加班了——开着灯，白蚁就扑棱棱飞进来。

我聊以自慰地将白蚁视作我在上海市中心居住的标志。在附近问过很多人，卖水果的、修钥匙的、开早餐店的，即使在上海生活了30年，他们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

因为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什么时候，居住在上海的人会视自己为上海人？在我们生活的上海，住民的归属感来自哪里？

难得晴日，紧要晒被子

我最终很快离开了上海。只在这个房间里住了6个月，打包的时候才发现零碎之多：工作时客户送的纪念本、看展时拿回来的小册子、朋友随手送的拉面说保温杯、印着各种logo的米色帆布袋、姐姐给买的宜家收纳柜、从老西门捡回来的小竹篮子、没有用完的抽湿袋、……

一小部分，我送给了朋友；剩下的都扔了，比如穿到已经不喜欢但仍然在穿的鞋子。在闲鱼上买的大衣柜和宜家桌子没有人愿意要，我只好把它留在房间里。打包时，房东站在门口斜眼往里看，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些东西拿不走了，到时候得麻烦您处理。」

「我一个老人家也弄不了。到时候我叫别人过来打扫房间的时候过来处理就 好了呀。」房东眼里藏不住笑意。

因为走得急，我与房东商议，两人一起把房子转租出去，如果最后是中介出租，就一人出一半中介费。这方案是他提出的，像是一种恳切的协商。我在合同到期之前提前了半个月就搬出去了。

在网上发布了租房信息后，不断有人找来问我。转介绍给房东，他过了好几天才回复我，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租出去了？那您怎么没同我说呢？我问。

他知道，我说的是那一个月还没退的押金。

我头一次在微信中受到一位老人如此长而逻辑清晰的微信，分了4点，大概有好几百字，大意是：

1.上两个月的水电费未交；

2.我年纪大了，租房很困难；

3.房子是中介出租的，你要支付中介费；

4.你提前退退租，而我年纪大了。

我没有什么可不悦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爷叔。于是发微信过去，文字传递的信息异常平淡直接，似乎不带任何感情：水电费、中介费，要交多少，就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的交；您这是想要出尔反尔吗？

他又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理由。他固然不会承认自己想要耍赖。

我只好搬出了能够对付他的话术：本来还觉得您是很好的人，打算把您的房子介绍给我的朋友来住呢。

他沉默了很久。你觉得怎么样好呢？

我说，就按照我们原来商定的来。

这就是那个我对他人客套地介绍说「人很好」的房东。

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他并不是毫不为了什么的对我好。从第一天入住时，他就主动同我说「我会帮你收衣服哦」，也在多次聊天时，与我提起之前的「有礼貌的」房客逢年过节就会给他送点东西。他的话里，仿佛总是藏着更深的含义。社会文化仿佛默认你已经预装了这套理解相互嵌套的句子的操作系统，而如果你属于另一套操作系统，便很难在继续兼容下去。

城市是一座巨大的复杂系统，没有人可以靠一套操作系统过活。于是，我们开始给自己安装上各种各样的操作系统——一套鞭打着你百折不挠地永远行走在路上，不知疲倦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为在人生舞台上谋个好位置；一套驱动你在物理身体上增加一层又一层的物质，颜色、形状、材料、气味，意图好像是为自己脱去某个标签，再打上某个标签；一套共享隐秘的语言所组成的符号密码，想要掌握它，需要的到底是智力，还是情感共振？

我最终还是离开了那个由自己布置起来、带着手的印记、充满了我的气息的狭小空间，像卸下肩上的身当一般，卸去了每个月近4千的房租水电，也丢掉了那些曾经以为是我的财产的零碎。但我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在上海无数条毛细血管般的弄堂里，大部分房间都住过那些寂寂无名的作者或艺术家，在油腻的小桌子上边吃外卖边敲击键盘，面包渣掉在键盘缝隙中。没有人记得他们。

在上海图书馆食堂吃饭，对面的老爷爷，看手机看了半小时多吧。

我很着急，饭菜都凉了。

那些流浪汉、酒鬼、艺术家、贝斯手、诗人、作曲家、话剧演员、哲学家、大学生，纷纷住进上海，梦想着做出自己的作品，哪怕只是用咖啡匙子丈量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是上海？因为闲逛、阅读、写作，在这里可以成为一种日常，就橱柜里藏着的一只酒渍残留的高脚杯一样自然，就像拖着一只轮子半转不转的破箱子走去地铁站一样自然，就像躺在一个老花园的木质长椅上看树叶一样自然。

可惜，上海不是巴黎。那座城市充满了珐琅制商店招牌、含混不清的灯光、数不清的酒馆、微笑的女人。这里也有——上海有宋庆龄纪念馆、上海话剧中心、上海图书馆、上海音乐厅，每一座建筑都在宣扬一种文化的道统；上海也有没有门头的刺青店、开到早上6点的酒吧、10平米不到的艺术展厅，他们声称他们仅代表自己。仅仅声称而已。你可以轻易地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一切，却很难不丢失自己。这里没有拱廊，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大染缸。

周日上午应该如何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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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想起小林聪美演的那部叫《眼镜》的日剧里，她拖着一个笨重硕大的行李箱来到海岛小镇，去的第一天就把行李箱丢在了海滩上，当然离开的时候，连包都不用带了。可我知道，她带走的东西，远不止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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