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2024：政治强人与技术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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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副主任丹尼斯·沃尔科夫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网站刊发文章《普京的孩子们：俄罗斯精英为2024年作准备》，对俄罗斯技术官僚的特点及其在2024年问题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及其局限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现编译该文以飧读者。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对俄罗斯精英来说，2024年虽然为时尚早，但已成为他们的主要关切。2024年或将成为俄罗斯20多年来首次出现新领导人的一年。然而，俄罗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交接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动荡。
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正在考虑多种方案来以应对过渡问题。其中之一种所谓哈萨克斯坦方案，即普京离开总统职位，但通过被赋予“国家之父”的新角色而保持显赫地位（这方面的一些新证据出现在2020年1月的最新一次政府改组期间，普京宣布了一项宪法改革，其中包括加强国务委员会的权力，这可能成为他领导俄罗斯的新途径）。具体的方案尚未形成，但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政权的一些调整，以确保过渡时期的总体稳定和公众对领导层换届的支持。
为了确保2024年的平稳过渡，在这一进程中，一个关键的角色被分配给了一个在社会上低调但在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管理职务的群体。这个群体可以被称为“技术官僚精英”，一个由俄罗斯官员组成的多元化群体。他们拥有某些共同点：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声称效忠于普京，但与强力集团（安全部门和军队的高级官员）不同，他们不作关键的政治决策，也不被视为有资格担任带有政治性质的高级官员。米舒斯京就任总理是精英“技术官僚化”的重要表现。其中许多技术官僚是瓦伊诺和基里延科支持的专业培训计划的产物。
2018年秋和2019年春夏，列瓦达中心和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分别对俄罗斯政治精英内部或身边的高级人物进行了两次系统深入的采访。这些受访者都是匿名的，他们对技术官僚精英非常熟悉，并各自以某种方式参与到2024年的转型进程中。他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为多元的俄罗斯精英为迎接巨变作准备的图景。
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正处在紧要关头。正如政治分析师伊万·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所观察到的，这一过程旨在在普京本人缺席的情况下，使“普京主义”永久化。克拉斯特夫写道：“普京的信念是，俄罗斯需要一代权力继承人，而不是像叶利钦时期结束时那样的单一继任者。普京认为，即将到来的过渡是权力从他这一代人转移到“普京一代”（Putin generation），这一代人包括在普京统治时期成长并受其影响的政治家。“克里姆林宫正试图设计一个集体继承机制。
从纯粹的实际意义上讲，2024年大选将是“普京的孩子”这一代人面临的严峻挑战，他们在普京时期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并从中获利，而在后普京时代保住自己现有的资产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是当今精英阶层的子女，现在已经在政府和商业界担任要职。例如，2018年春，普京的亲密伙伴、前联邦安全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的儿子德米特里·帕特鲁舍夫（Dmitry Patrushev）出任农业部长。其他普京亲信的子女将被任命担任要职，包括Rossiya银行（Bank Rossiya）最大股东、普京亲密伙伴尤里·科瓦尔丘克（Yuri Kovalchuk）的儿子鲍里斯·科瓦尔丘克（Boris Kovalchuk）；前交通部长谢尔盖·弗兰克（Sergei Frank）的儿子格莱布·弗兰克（Gleb Frank）和普京的朋友、亿万富翁根纳季·季姆琴科（Gennadiy Timchenko）的女婿，普京前柔道搭档、亿万富翁阿尔卡季·罗滕贝格的儿子，谢尔盖·伊万诺夫的儿子谢尔盖·S·伊万诺夫。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精英们面临的问题是“不可能继承已然与国家融合的财产”。换言之，如果父亲下台，那么这些人的儿子们将立即不再是成功的商业领袖。
转型
克里姆林宫的希望是，当普京第四届总统任期结束时，尽管给人留下了换届的印象，但一切都将基本保持不变。
根据目前宪法，普京将不再担任总统。为了保持权力，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选择了“哈萨克斯坦选项”，效仿哈萨克斯坦资深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的做法，纳扎尔巴耶夫于2019年3月下台，并亲手挑选了继任者。
列瓦达中心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会反对普京留下来。2018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51%的俄罗斯人表示，尽管宪法有限制，他们仍然希望普京在任期届满后继续担任总统。这一比例较一年前的高点有所下降，当时67%的人支持这一观点，但这一比例远高于2012年，当时受访者当中更多人反对普京留任总统。
如果谈到提名继任者的实际候选人，接近权力核心层的人士最常提到梅德韦杰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和2018年总统选举中的共产党候选人格鲁季宁。不过，许多人根据之前的经验，认为普京最有可能的继任者将是目前在公众眼中并不那么突出的人。普京本人就是这样，他在1999年几乎是个默默无闻的人，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竞选总统之前鲜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候选人将是一个鲜为人知、公众尚未厌倦的人，他或在选举前一年出现。这将是一个“合适”、“值得”的人。他可能来自安全部门或军队，可能有州长或地区领导人的行政经验。
哈萨克斯坦模式给普京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即使普京继续拥有某种官方职务，公众也可能会开始尊重新总统，认为他是一位比上一任更强大的人物。普京对此有亲身经历。到2012年，当他的亲密盟友梅德韦杰夫即将结束四年的总统任期时，梅德韦杰夫的支持率几乎达到了普京的水平。事实证明，无论是谁担任这一职务，俄罗斯总统这一制度本身与普京本人的个性和历史同样重要。这使得普京必须在2012年重返总统宝座。
普京和他的团队在2024年面临着另一个可能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他的民调数据不错，但已不再闪耀。自2018年以来，民调开始显示，公众认为他不仅要像以前那样为国家所有的好事负责，还要为所有的坏事负责。2018年10月，61%的受访者认为普京对国家问题负有“全部”责任，22%的受访者认为普京负有“部分”责任。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和退休年龄改革，普京的评级在2018年下降。总的影响是，对国家局势和总统表现的不满仍然是少数人的立场，但已不再是边缘立场。
“统一俄罗斯”党人气的逐渐下降已经使当局接收到了警告信号。在克里米亚入俄后，统俄党的支持率翻了一番，从占总人口的25%增加到50%。统俄党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中表现糟糕，原因是所谓“抗议性投票”。（在2019年的选举中，尽管统俄党经常被认为是“有毒的”，会影响选情，但它推出的候选人确实更为成功） 2019年11月的统俄党党代会启动了其重启进程：所有的在中央和地方重要岗位的亲克里姆林宫候选人都必须得到统俄党的支持。
克里姆林宫认为，由于政府对主要电视频道的控制以及政治竞争的缺失，普京的支持率迄今为止没有大幅下降。总统声望的下降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使任何其他政治家受益。
技术官僚
普京的执政政权并非在真空中运作。虽然在实践中是威权主义的，但它始终寻求公共合法性，因而必须考虑到公众情绪。去年，由于实际收入停滞不前，以及对退休年龄改革引发的不满，这种合法性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列瓦达的民调显示，俄罗斯公众对改革有强烈的愿望，尽管并没有得到充分表达，但政权仍然注意到了政治意愿。实现2024年平稳过渡的新策略是通过模仿变化来打动公众。这意味着在不伴随政治变革的情况下实现技术层面的改进。
这一策略的执行以及国家经济管理的重任落在了所谓“技术官僚精英”的群体的肩上。他们必须确保经济运行良好，或者更准确地说，使公众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满意。
新技术官僚精英来自瓦伊诺和基里延科的设想。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如果无法改变制度本身，至少可以通过换人的方式改善官僚机构运转的质量。技术官僚在担任地方行政领导人时往往倾向于对联邦政府负责，不顾地区精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克里姆林宫委托他们实施12个所谓的国家项目，即普京在2018年5月就职典礼上提出的社会和基础设施发展国家项目。这些项目，至少在形式上与苏联时代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相呼应，其中包括人口、医疗保健、生态、安全道路和数字经济等项目。
数字经济计划于2019年3月根据总统令制定，并承诺政府在5年内投资1.8万亿卢布（约合262亿美元）。当局认为，数字经济可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现代化、结构调整和政治改革的替代品。该项目由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媒体部负责，这一机构重组于2018年，在重组中，“数字发展”一词被添加进该部的名称当中。
然而，受访的政权内部人士表示，该项目没有被正确理解。他们指出，该部的管理模式与其他部委并无不同，并对其能力水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最初，私营企业被视为发展IT产业的希望。后来，国家控制了IT公司，迫使它们在政府控制的经济范围内工作。
一般来说，国家项目背后的主要思想（同时也是后果）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增加。项目预算执行率低，是国家项目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2019年11月，数字经济项目年度预算只分配了20%。克宫指出，除了其他问题外，许多项目在开始规划方面进展缓慢。
为了找到新的、相对年轻的、廉洁的技术官僚，瓦伊诺和基里延科开展了专业培训计划。这些计划目前正培养数十名年轻的俄罗斯官员。其中一个最著名的项目是“俄罗斯领导者”，其被描述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公开竞争”。其他8个项目包括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和公共行政学院、莫斯科斯科尔科沃管理学院和战略倡议署等。KPI也被引入以评价新公务员的效率。
这些培训项目吸引了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素质毕业生。他们采用西方的团队建设训练，让参与者通过各种测试，比如从悬崖上跳下来或在装甲车下爬等。这种训练受到了国内部分人的嘲笑。
对项目参与者的一般印象是这样的：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很少是五十多岁），精力充沛，穿着考究——有点像年轻时的前总理谢尔盖·基里延科。虽然有些毕业生符合这种刻板印象，但也有不少并非如此的参与者。体制内受访者也谈及了参与者的特性：有的是与当地老牌精英发生冲突的积极进取的领导人；有的是40岁的技术官僚，或者准确的说，前彼尔姆州长，现任经济发展部长马克西姆·雷希尼科夫，他寻求提供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包括非正式和正式的KPI；以及一些资源分配者，其业务依赖于与国家的联系，如远东滨海边疆区前渔业行政长官、现任行政长官奥列格·科泽米亚科。
其中一些新官员试图通过“粗暴的强制现代化”的策略来摧毁地区庇护网络，这种策略试图替换他们身边的每一位现任官员。其他官员则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在一些地区，州长仅仅是国有企业用于管理这些地区的打工仔，例如图拉地区的阿列克谢·久明（Alexei Dyumin），工业集团罗斯特克（Rostec）是那里真正的当家人。
这些专业培训计划有多重要？据说普京对此并无不满，甚至时不时地会见来自不同培训计划的毕业生。但这仍然不是他最喜欢的选拔官员的途径。受访者认为，这些培训计划受到谢尔盖·基里延科的关照，没有他或者无法继续下去。
这些计划的官方支持者希望，目前位于体系内中层的新技术官僚将开始进入高层，并以更加理性和自由的方式逐步影响更高层的政府政策。当然，这样的影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专业培训计划的毕业生根本不可能担任国防部长这样的要职，也不可能成为圣彼得堡市长的候选人。这是安全部门官员的专属势力范围。技术官僚的影响力持续性地受到强力集团的限制。政府职位的新任命仍然需要得到强力集团的认可。这一逻辑解释了普京为什么选择忠诚但毫无亮点的亚历山大·贝格洛夫（Alexander Beglov）作为圣彼得堡市长候选人的原因。
政府中的技术官僚主要对克里姆林宫负责，而不是对他们应该服务的公众负责。他们最痴迷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作一个好的报告，其中常常会有模拟出的结果和经过纠正的数字。正如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所说，“报告比发展更重要”。
俄罗斯的许多高级政治和经济领导职位仍然将由有强力部门背景，并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人占据。普京已任命了他的几名警卫担任高级职务。这些拥有强力部门背景的官员仍然是总统本能信任的人。
技术官僚的局限性
俄罗斯精英们正在为2024年的过渡之年作好准备。他们知道，他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个由普京周围非常狭窄的圈子作出的决定。对他们来说，这一决定意味着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定在此期间的生存策略。
这种等待的游戏已经对俄罗斯的管理方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与许多局外人的看法相反，克宫并没有对这个国家进行微观管理，大多数来自高层的法令只是建议官员应该如何行事，官僚和管理者有很大的自由度。在今天的精英阶层中，每一个普通的成员可以说都是一个“小普京”，他们的行政决策和政治行为都是以“如果普京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做”为指导。而这一问题则有多种答案。因此，无数的“小普京”试图猜测克里姆林宫的“大普京”将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行事，并将自己的个人议程加入其中。
的确，由于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大力支持，技术官僚们现在有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但没有一位受访者认为，技术官僚的项目深入人心。相反，他们认为这些计划很容易被撤销或废除。他们指出，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一个负责某个特定项目的人的离开可能就意味着这个项目的结束。一个例子是，开放政府项目（Open Government Project,），一个旨在加强政府透明度的倡议，就随着其提出者米哈伊尔·阿贝佐夫（Mikhail Abyzov）的离职而人去政息。
现实情况是，尽管执政当局口头上支持专业的技术官僚，但它却下意识的依赖那些尽管能力相对不足，但却更忠诚的官僚，其中许多来自安全部门。正如一位专家所说：“这个系统抛弃了活跃的、经验丰富的四五十岁老人，迫使他们移民或去钓鱼。”
俄罗斯的技术官僚和企业家对即将到来的政治过渡没有发言权。那些因为地方问题而受到关注的公民活动家甚至比他们更有影响力，即使这种影响力也是只是微不足道的。
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如果政权决定俄罗斯的问题只能通过一个真正的现代化计划来解决，那么精英们将如何重组？俄罗斯的精英们会急切地加入现代化进程中，但这也会为其他行动者打开政治空间，而他们目前还是政治领域的失语者。在这一点上，主要的问题是目前的精英能否保住他们现有的地位。
（编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