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2024：五类精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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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研究员、俄政治分析公司rpolitik创始人斯塔诺瓦娅（Tatiana Stanovaya）近日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网站刊文，对俄罗斯2024问题及与其相关的五类精英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一月的政府改组开启了俄罗斯期待已久的政治过渡时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普京在本届任期结束后不会再寻求连任总统。他会选定接任总统的接班人，重新分配总统和议会的权力，同时也为自己开辟一个新的角色。
尽管俄罗斯政权长期倾向于保守主义，但已开始在制度和政治上进行自我调整。这些变化将进一步凸显俄罗斯精英阶层各派系之间维持平衡的重要性。实际上，从长远来看，这种平衡不仅将决定众多领导人物的命运，而且还将决定未来领导层的来源，并最终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俄罗斯的统治方式经常被误解。有一种误解认为，普京自己处理一切，没有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决定。另一个观点是，普京不过是被他“朋友们”放在台面上的提线木偶。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安全部门的首领即所谓的强力部门完全控制着一切。这些解释都不符合现实。外界有充分的理由对俄罗斯政治感到困惑。部分原因在于俄罗斯官方行政体制与非正式政治联系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俄罗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可能比政府的部长更有影响力。
本文旨在解释正在进行的政治过渡，并提供一种理解其将如何重塑俄罗斯政权以及对莫斯科国内外政策的影响的方法。本文提供了一个将俄罗斯精英划分为五个层次的新体系，每个层次在形成官方政策方面都有自己的作用。这里考虑的五个精英群体是：普京的近侍；普京的朋友和同事；俄罗斯政府的技术官僚和决策精英；政权的“保护者”（“Protectors”）；政权的实施者。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每一个团体都有其具体的作用和职能。在2024年及其后的过渡期，其中一些角色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基本的结构不会有大的改变。
普京的近侍
普京最亲密的核心圈子是一个有趣的群体。他们将成为普京在卸任总统后用于保持自身影响力的“干部储备”。这个群体由普京的私人秘书和担任克里姆林宫警卫的联邦警卫局（FSO）高级官员组成。他们有机会与总统朝夕相处，其中一些人已经获得晋升。例如联邦警卫局的一些官员已被任命为地方行政长官。最近，联邦警卫局进行了代际更替。展望未来，其可能在普京卸任总统后继续负责他个人的警卫，并跟随普京到新的职位——根据最近的事态发展，或许是改革后的国务委员会主席。
普京的朋友和同事
普京的朋友、代理人、职业生涯早期结识的老伙伴，以及其在安全系统的同事一直是普京政权的主要资源基础。他们形成了普京的个人支持网络。这些人在普京初任总统、需要更换叶利钦时代的遗留下的精英时登上政治舞台。在此后的20年里，他们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构建“垂直权力体系”，普京的不少朋友都掌控了巨额的国有资产，可以说已经转变为国家寡头。然而，由于他们本身已经变得富有和重要，他们也变得离政府越来越远。与人们普遍认为这一群体在决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相反，他们越来越注重维护和推进自己狭隘的企业利益。而对普京来说，这些利益有时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其结果就是这一群体正被政治技术官僚所取代。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一方面，他们乐于避免参与国家管理面临责任和风险；另一方面，普京本人更喜欢与年轻的技术官僚打交道，他们比那些视总统为老朋友的人更容易共事。
政治技术官僚
政治技术官僚是普京精英中不断扩大的一类。他们是目前这一体系的主力军，起着稳定体系的作用，负责执行政府政策。这一群体与普京没有太深的个人联系，但专业精神和政绩使他们赢得了总统的信任。这些专业人员负责管理国内政策（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国防政策（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外交政策（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们还负责控制国家的财政（财政部长安东·西卢阿诺夫）、经济增长（新任第一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以及监督货币政策和银行业（央行行长娜比乌琳娜）。以上官员都没有在一月的政府改组中失去位置，但也没有一个是不可替代的。
“保护者”
这个团体由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看守”组成。保护者的特点是，他们持有保守的、阴谋论的、反西方的意识形态，主张更严厉的政策，并使用咄咄逼人的言辞。但不能把他们与强力集团混为一谈。“保护者”的代表人物包括谢尔盖·纳雷什金、亚历山大·巴斯特金，以及更为官僚的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和维亚切斯拉夫·瓦洛金。因此，该组织是那些掌管国家镇压机构的人与那些通过法律使其合法化的人之间的机会主义联盟。他们的思想意识在官方话语中日益凸显，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强力集团和反自由主义保护者之间的联盟在普京第四任期日益壮大，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更加保守和严厉的政权。
执行者
执行者是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这一群体具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他们对普京没有任何特殊的个人价值；第二，只要不犯大错误，他们的地位就相当稳固。这些技术官僚的执行者包括半数的副总理，以及几乎所有的内阁部长和绝大多数的地方行政长官，除了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和圣彼得堡的贝格洛夫等重量级人物，这几位归属于更高级的精英团体。大多数联邦法官也属于执行者的范畴。这一阶层的成员是向上进入政治技术官僚圈子的主要候选人。
俄罗斯目前已正式进入政治变革时期。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标既是通过调整政治体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又要保持政治体制，避免国内动乱或西方压力对该体制的任何威胁。在普京卸任总统（并最终下台）的预期下，政权着手寻求新机制来保障该体系的可行性，这一体系将着力避免对某一个人的依赖。未来权力配置的轮廓正在形成。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制度的设计要比现任领导人更重要。
然而，这个体系也存在许多内部矛盾。乍看起来，俄罗斯似乎是一个拥有强大和巩固的精英阶层的国家，他们紧密地围绕着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然而事实上，俄罗斯精英正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冲突不断。这些冲突不仅缘起于对影响力或财富所有权的争夺，还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这对普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他领导他的政权进入了这样一个局面：精英中最有发言权和最活跃的部分比他自己更激进。
精英内部缺乏团结和日益分裂意味着几乎无法形成持久的联盟。相反，每个参与者都根据所在位置的利益行事。如果我们审视构成普京精英阶层的五个关键阶层，很明显，其中只有“保护者”承担着主要的内部刺激因素的角色，也是系统性和意识形态性冲突的来源。自1993年叶利钦总统和最高苏维埃（议会）之间的对峙以流血告终以来，权力体系在纵向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冲突。“保护者”的崛起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几乎其他所有有影响力的团体的关注，无论他们是普京的长期伙伴，如Rostec的领导人谢尔盖·切梅佐夫，还是国家政策中的关键人物，如梅德韦杰夫担任安全会议副主席和中央银行行长娜比乌琳娜。
精英之间沿着这样一条主要的分界线发生分裂：一方是精英中越来越技术官僚化的平民阶层，即那些被迫保持政治中立但仍对国家现代化负责的人，另一方是保守派，也就是反西方的“保护者”，他们占据了公共政治空心化留下的真空。这是在保护与进步、压制与自由化、压力与对话、侵略与和解等问题上分歧的升级。不论实施怎样的权力交接方案，政权都必须处理这些冲突。不管普京是在2024年之后仍然是关键人物，还是允许一个精心挑选的继任者实际统治国家，这种分裂的加深都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领导层的行动也越来越不协调，越来越脱节。
对外政策将继续作为背景发挥重要作用，影响着俄罗斯国内政策的变化。外部环境越具对抗性，政权对西方的立场越不妥协，保护者获得的政治优势就越大，同时也更有理由要求加强控制以打击国内外威胁。即使与西方的关系有所改善，但目前解冻的希望也不大。被大肆宣传的国外威胁的减少并不会阻止持续保守主义和国家镇压的势头。它可能会减缓这一进程，但无法完全使其终止。
随着2020年代的开始，俄罗斯正进入一个只有某种国内危机才能打破政治惯性累积起的影响的阶段。危机可能由于当局的严重失误、未能解决一些重大的国家问题，或者当局与社会的隔阂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多数人不再对现有制度抱有信心。这种变化最终可能导向一个非普京精英阶层的形成。这一阶层起初或许难以清晰界定，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明朗。新精英的核心很可能是技术官僚，他们既有经验，又由于为普京政权服务的经历而感到幻灭。
矛盾的是，普京的体制越来越少地围绕着他本人，但这又使体制本身变得稳定。俄罗斯的新精英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保卫政权而非保卫政权的创造者上。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国家本身稳定的时候才会持续。如果危机爆发，就会暴露出精英阶层的裂痕，政权可能会突然变得更加脆弱。
（编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