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的中国答卷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培养一流基础研究人才，对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创新高地至关重要。

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中国范式

论及基础研究拔尖人才培养，公众首先会想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2005年在论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时的原话是“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大学没能按照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模式办学。

为探索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和财政部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下称“拔尖计划1.0”），旨在集中有限资源，优先支持一批学科基础好的高校探索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教育部“拔尖计划”实施十周年系列总结活动之学生学术交流会

之后，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高校不断完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了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中国范式”。

“拔尖计划”

“拔尖计划1.0”时期，共有20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分两批入选试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五个学科建立了80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每年动态选拔1000名本科生、200名研究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尽量配备一流的师资、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营造一流的学术氛围，形成了以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为内涵特征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基本模式”。

2018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夯实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作为落实方案，推动高校加强基础研究，鼓励多学科交叉联合培养，并会同科技部等六部门在“拔尖计划1.0”十年成功试验的基础上启动“拔尖计划2.0”，按照“拓围、增量、提质、创新”的总体思路，将学科范围从基础理科拓展到理、医、文大类共20个学科，深入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中国范式”。

2019年至2021年，先后在77所高校布局建设288个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强基计划”

为加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教育部自2020年起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简称“强基计划”），主要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首批入选的36所高校均为“双一流”高校，在试点招生专业拥有雄厚的学科实力。

国家在对高校的选拔标准统一要求的基础上，给予高校一定的自主权，各高校专门制定了强基计划人才培养方案和激励机制，优质科教资源向强基计划倾斜。

然而，强基计划在现实中逐渐遇冷，本科期间不允许转专业的刚性要求与学生希望自由选择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重要原因，但这只是表象，基础学科出路窄、个人经济回报相对不高是根本原因。怎样吸引、遴选愿意投身基础研究的资优学生亟待深入研究。

强化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与我国科技脱钩，因此构建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势在必行。

《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都提出要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能力，为实现“0到1”突破的原始创新储备人才。

2022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强调要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加快建设高质量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优化结构布局，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

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高校行动

基础研究具有理论性强、不确定性大、应用前景不明因而缺乏市场投入的特征，相应地，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对学生资质和培养环境条件要求高。

为此，国家赋予“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的重任。近年来，在国家的支持引导下，我国高校从培养理念、选拔方式、培养模式、课程与教学等方面大胆创新，在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为我国储备了一大批基础学科优秀人才。

在培养理念上，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引导学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人类未来发展、思想文化创新和基础学科前沿，激励学生把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远大的理想抱负和所学所思落实到报效国家的实际行动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将“两弹一星”精神和科学家精神，通过学校物理环境设计和教师的言传身教，不断激发学生投身国家战略领域的报国之心，坚定其探索基础研究前沿的求真之志。

位于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内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

在培养模式上，高校大胆改革，以英才学院为载体，实行学分制、导师制、书院制，个性化、小班化、国际化等三制三化人才培养模式，典型案例包括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等。清华大学“学堂班”设立本科荣誉学位项目，鼓励有实力的学生修读挑战性课程等。科教融合是培养基础研究拔尖人才的高效模式，中国科学院大学是重要代表。该校依托中科院高水平科教资源，从中科院各研究所遴选聘请学术精深、热爱教学的一线科学家为本科生授课，将高水平科研成果带进课堂。此外，将本科生科研实践制度化，要求学生在四年级前完成至少8学分的科研实践。

在学生选拔上，高校积极探索“分类考核、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模式。武汉大学“弘毅学堂”在通过自主招生、高考录取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初次选拔的基础上，由各学科专家分委员会，在学生入校后通过笔试和面试进行二次选拔，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努力程度、钻研精神、天赋潜质等进行综合考察，建立动态进出机制。

在课程体系上，高校注重在宽口径、厚基础原则下，强调学科间横向融通以及本—硕—博纵向贯通。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不断完善通识课程体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打破数学和物理的专业界限，开设数理融通课程。北京理工大学以一体化课程为中介，贯通本硕博知识与教材体系。

在资源平台建设上，高校积极搭建国际化培养平台，在师资配备上，坚持大师引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方拓展国际交流渠道，与世界知名高校联合开展“3+X”培养项目。此外，为学生提供多样的海外学习机会，包括暑期科研实习、寒暑期学校、学期交换、毕业设计和短期访学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纷纷邀请海外科学家、一流学者为本科生授课讲学。

实施“拔尖计划”以来，试点高校交出了优秀的答卷。至2018年，“拔尖计划1.0”共计培养了近万名优秀人才，其中98%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32%的毕业生进入世界前50名的学科继续深造，40名学生已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职。可以说，“拔尖计划”培养了优秀学生对基础科学的兴趣，部分学生显示出成为未来领军科学家的潜质。

高校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展望

虽然整体来讲我国高校在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然而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未来高校要在“选、培、评”方面加强体系化、链条化设计，构建有利于基础学科人才成长的教育环境。

吴伟仁院士与同学们在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高等理工学院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上交流 靳辉 张可立 摄

具体而言，当前高校生源选拔中对分数的考量仍占比过高，选拔维度与主体单一，对偏才、怪才的选拔机制尚不完善。未来在人才选拔标准上，不仅应关注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还要考察其品质、价值观、思维能力、学术兴趣与志向等。同时，要为偏才、怪才的选拔开辟特殊通道。需要加大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与贯通，例如高校设置面向中小学生的体验和游学项目，在高中开设先修课程等，由此吸引和选拔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好苗子。

基础学科优秀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还要拥有家国情怀、人文修养、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等综合素养，而通识教育是培养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然而，高校当前开设的通识课程多以讲授式的概论课为主，泛泛而谈，流于形式，学生难以真正接受“博雅”的熏陶。基础科学的创新仅仅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是不够的，很多奇思妙想往往来自形象思维，而艺术教育是培养形象思维的重要方式。然而，当下我国许多高校并没有充足的艺术类师资资源。未来高校可利用线上线下融合平台引进国内外优秀通识教育与艺术教育课程和讲座等，举行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实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好奇心的培育与引导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当下我国大学生日常时间被大量的课程“塞满”，缺少探索未知世界的时间与空间，优秀人才难以“冒”出来。未来高校要继续对课程与学分做“减法”，可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课程与学分设计，开发交叉整合课程，完善选修课体系。教师要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激发学生探索未知的好奇心，鼓励其跳出认知框架，大胆提出假设，使其在享受发现事物奥秘的乐趣中成长为创新者。此外，建设创客空间、虚拟仿真实验室等虚实结合的平台，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力。

基础研究是具有周期长、存在失败风险的活动，科研人员既需要较高的学术能力，也需要勤奋、投入、坚忍不拔等人格特质。当前我国高校对人才评价的标准较为“短视”，注重数量（分数与论文），而忽视综合性和过程性评价。需要遵循学科内在规律，构建多维人才评价体系，综合考察学生的知识储备、科研精神与素养、专业志趣与能力、学术型人格特质和学术创新潜力等。

（作者刘继安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徐艳茹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人才》杂志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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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肖潇 牛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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