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做记者，并且希望一直做下去。从事媒体行业十年后，靠着这个非常简单的想法，苑苏文一直写着她感兴趣的报道。
没有太多的高深宏大的想法，但从国社的稿件编译到财新的深度调查，再到如今转战《中国经营报》，苑苏文的每一步都像是她自己写新闻一样，一笔一笔的延续自己的兴趣。2012年7月，苑苏文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到了有“国社”之称的新华社工作，她在总社对外部的工作，就是将国内新闻翻译成外语，发给外媒采用。这对于外语专业毕业的她来说倒是个“对口”的工作，只是每天翻译七八条消息稿的工作在外人看来稍感无聊。苑苏文向《传媒江湖荟》承认，起初从事新闻行业，其实并不是怀有什么理想，而是希望以此来作为一个新时代职业女性能够自立的工作。但当她在这份工作，她发现自己开始变得“贪心”，除了用工资填饱肚子之外，她希望能够从工作中找到所谓的“成就感”。外语专业毕业的苑苏文对语言文字有一种“迷信”，她认为，单词表里之所以将工作、事业与行业作为三个不同的词，是有其特殊含义的。“当工作时要考虑为社会和他人带来的意义，也就是公共价值的时候，就变成了事业，事业就不只为了自己的工作。”新媒体的发展，开始让苑苏文找到了从工作到事业的台阶。2013年开始，微信公众号已经开始成为媒体主流平台，苑苏文所在的部门也要发展新媒体业务，在传统媒体里，往往都是由新人来负责新媒体，于是这个工作就交到了苑苏文手中。后来，随着全媒体的发展，苑苏文所在团队又开始发展新闻客户端、微博账号。2014年初的时候，中国的月球车“玉兔”第一次登月着陆，苑苏文所在部门与果壳网合作，进行了新媒体科普报道。当时，苑苏文以“玉兔”的口吻，编辑了一组拟人化的报道《月球车日记》，将晦涩难懂的登月过程以及月球见闻，用个人化口吻表达出来。“日记”中的内容来源是果壳网上的科普作家，苑苏文负责将内容核实和进行编辑。这组报道很成功，获得了第24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三等奖。后来，苑苏文所在团队还效仿美国“好奇号”火星车，给月球车“玉兔”开设了一个微博账号，模仿月球车的口吻，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与网友对话。这个微博号吸粉百万，震惊国际，登上了美国的电视新闻和杂志。在国社工作期间，尽管在参与的科学报道中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但在科学报道之外，苑苏文开始关注艾滋病和性少数群体，关注性别平等。苑苏文还参与了王克勤老师“大爱清尘项目”，关注尘肺病人的命运，写过很多尘肺病人的报道。作为编辑，与同事合作了一组每日电讯特稿《60、70、80 后尘肺父亲的生死困境》，获得了安平中国北大公益传播奖特稿奖。2015年9月3日是南京大屠杀第一个国家纪念日。在纪念日之前，苑苏文被国际红十字会邀请去参加纪念广岛核爆炸活动的论坛。在广岛的这次论坛中，她作为新华社记者，与一些欧美记者难以达成不存在偏见的顺畅沟通，但在会场上，她逮住一位曾经带学生到中国调研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日本教授，并对这位日本教授进行了专访，这篇报道在9月2日国家纪念日的前一天播发，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国家纪念日之前，苑苏文还出差去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参与撰写了一组消息，与同事们一起获得第25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在国社工作的几年，苑苏文开始把工作变成了事业，而后她开始对行业思索，希望把自己固定在某种流派上，选择能够与其个人追求的风格一以贯之的一家媒体。由于新华社所发的通讯大多不超过2500字，后来消息被严格规定在1500字以内，为了能写“大稿子”，苑苏文决定跳槽去市场化媒体工作。在财新的环科组，苑苏文开始关注环境污染，跑了不少的现场，发了不少的报道，还被评为2017年“财新之星”。她参与的“静海传销”和“大兴火灾”两个事件的报道，也获得了当年的年度报道奖。大兴火灾事件发生在2017年的冬天，为了这篇报道，苑苏文连着几天跑到失火的村子，当时天气寒冷，不过，更令她感到冷的是：由于JL要求，她不能将采访内容全部呈现出来，只能勉强发一些只言片语的短讯。好在，编辑高昱老师对她和同事的报道评价很高，专门请客吃饭，还点了个全牛套餐。“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内心充满遗憾，报道做的不够好，却获得了表扬，那天我觉得很温暖。”2018年初，苑苏文和实习生于璐一起采写了《逼近杭州保姆纵火案真相》及后续报道，获得腾讯传媒年度解释性报道奖。2019年，苑苏文采写的漯河强拆乱象系列报道，让她入围了“记者的家”年度媒体人提名。不过，没有人知道，这篇稿子是她在刚刚生下宝宝，从产假回归工作岗位没多久后完成的。苑苏文向《传媒江湖荟》回忆，这组报道来源于中新网一篇关于强拆干部被撞死的消息，她看到消息后希望探究背后的真相，报选题后第二天就去当地找到了线索人，第四天就采访完毕回京开始整理录音和资料，第五天带着宝宝去参加早已经定好的郊区活动，一边看着娃，一边整理采访素材。从第六天早上开始，她在颠簸的车里，利用路上的时间完成了一万多字的稿件，算是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复盘了漯河强拆撞人案的始末。写完后的当天下午，财新网发布稿件，在今日头条上迅速吸引了几千万的阅读量。带娃写稿后的第二周，苑苏文又扔下宝宝再去漯河，对当地拆迁乱象进行了深入调查。2020年6月，苑苏文决定不再仅限于关注司法领域，为了扩大更多报道范围，她离开财新到了有深厚调查报道传统的《中国经营报》。在这里，李乐和郝成两位领导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在选题上给了她很大的空间，文本编辑上经他们之手后，又能增加稿件可读性。
这让苑苏文想起了她刚刚进入国社工作时的英文编辑王家全老师，这是一位性格温和，体态胖胖的英文编辑，同事都亲切的称他为“王大伯”。
苑苏文记得，自从她的第一篇中文稿落在王大伯手上后，她就一直非常惧怕王大伯，那篇稿子苑苏文在一周内连着重写了五遍，最后是王大伯当着她的面将稿件重写编发。
这件事情让苑苏文经历了一段“应激创伤障碍”，对自我业务能力产生了怀疑。直到后来她慢慢的学到了编写稿件的方法，才逐渐意识到王大伯对她的帮助，因此，这段场景直到如今她离开国社5年后，仍旧记忆犹新。
从国社到了财新，苑苏文遇到的第一个编辑是崔筝。苑苏文说，正是崔筝手把手的将自己这个环境科技领域的门外汉带入门。关键还会维护记者，帮记者争取空间完成工作量。
但是，与崔筝的合作只持续了短短的三个月。2016年底，崔筝去了互联网公司，原因是要为孩子赢得更好的环境，再后来崔筝又去了美国追求学术发展。
崔筝的离开曾让苑苏文一度迷茫。几个月后，高昱接管环科组，开始带着苑苏文和同事们向调查报道方向迈进。
后来，苑苏文转到法治组开始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和营商环境的调查，王逸吟在专业领域也给了她很多帮助。不到十年的记者经历中，苑苏文可以从这些合作过的编辑老师身上吸收养分，她始终很感谢这些前辈。
不认同媒体进入衰退期
尽管从业十年，但苑苏文仍认为自己还算不上媒体行业的“老兵”。
她仍向往着新华社记者白瑞雪深入地震灾区、跟着搜救船寻找马航的经历。她也还牢记着新华社记者姬少亭对科学的严谨态度和对新闻理想的追求。
她更是崇拜前财新记者谢海涛在调查报道和人物写作方面的深厚功力。“他的很多作品我每过一段时间都要翻出来阅读，有提神醒脑的功效。最令我敬佩的是，什么都不能阻止谢海涛老师的报道，不论环境如何，他一直活跃在一线。”
苑苏文觉得，与这些“前辈”或者说“偶像”相比，她自己没有什么优势，如果非得说有，那可能在于她自身的兴趣就在做记者这个职业上，她对做这个职业很满足。
这种满足其实是很难得的。
媒体行业这些年来最大的压力就是收入的下滑。2019年下半年， 苑苏文也曾一度考虑要离开媒体去互联网大厂工作，否则无法保证这个养娃家庭的基本开支。
好在后来家人很快找到她提供支援，苑苏文才能继续留在媒体做她喜欢的事情。
苑苏文认为，她并不认为媒体最近几年进入发展衰退期。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快手和抖音覆盖到乡村的每一个隐秘角落，所有人都有机会在互联网上发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用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在网上留下痕迹，信息的传播更快更远，这对媒体来说其实是好事。
虽然公共舆论环境有了变化，以前那种一稿成名万人瞩目的媒体和记者很难看到了，但这恰恰说明了，过去那个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选择太少。如今，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也就给传统媒体的采编人员提出了更难的要求。
苑苏文说，她喜欢做记者并且希望一直能做下去。因为这是一份事业，除了个人利益之外，她能够帮助受众满足知情权，并从中获得成就感。“很多记者被出差和写稿折磨，可能没几年就转行或者做编辑了，但我希望一直写下去，每个月能够做一两篇深度的选题，平时关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就这样一直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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