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关自杀案件的报道，从很早就开始过，比如十几年前的热线突发报道，但那个时候都是仅仅针对事件本身，而从来没有挖掘过自杀事件背后的问题。2018年5月底，当时在法制晚报工作的我接到了一个热线电话，一个自杀青年的父亲打电话给我们希望媒体报道他儿子和别人一起相约自杀的事情，从那开始，我才较为深刻的去报道自杀事件，去理解自杀事件。当时连续做了两篇报道，分别是《三小伙QQ群相约自杀后离世》《儿子自杀后父亲进约死群

2022年10月17日，知名媒体人高昌（本名鲁晟）因病逝世。去世前，高昌任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副总编辑，“女童保护”创始团队成员、志愿者，目前，高昌生前所在媒体和“女童保护”已组织治丧事宜。2022年10月17日18时45分，资深媒体人高昌因病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出后，其众多传媒界与法律界生前好友纷纷发朋友圈祭文哀思。经证实，高昌先生去世时，年仅48岁。作为媒体人，高昌在传媒界与法律界交友广泛，更因其为人忠厚，待人诚恳、热心公益而被人称道。9月27日，高昌在与《北京青年报》“深一度”记者李东聊天时，表达了自己想去“摩旅”的想法。高昌说，等YQ解除了，他要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到大西北去“摩旅”。然而，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据悉，高昌曾参与《长城月报》《中国新闻摄影》的创办，后任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副总编辑，期间一直坚持并参与众多公益活动，参与包括由知名媒体人孙雪梅牵头发起的“女童保护”，以及由前知名媒体人邓飞牵头发起的“免费午餐”等。此外，早年高昌还与孙雪梅、王维维、邓益辉、王殿学、李蒙等律师和媒体人联合发起“律媒之夜”等活动。以下是圈中好友“祭文”摘选：凤凰网副总编辑、“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泣告，“女童保护”创始团队成员、志愿者高昌（本名鲁晟）10月17日晚永久地离开了我们。国庆假期去看你的时候还好好的，约好过几天再一起喝茶聊天，没想到竟成永别！2013年“女童保护”启动，你总是在幕后默默付出，任劳任怨，推着我们向前，也作为兄长为我们把关和提醒。我们曾一起奋斗，一起渡过难关，诸多场景历历在目。尽管之前你病重时有过心理准备，但一想到你没等到“女童保护”十周年，我哭了一场又一场。前知名媒体人、“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昌哥，一路好走。那些年，我们在北京，每一场饭局或活动，我们在玩干瞪眼炸金花，你一直给弟兄们拍照片，勤恳温和。我们一起采访郑州古枣园被Y的女企业家，一起帮助被Y的秦皇岛民警，一起发起免费午餐和微博打拐等公益项目，一起去乡村帮助了一些人，你血性正直。今晚，你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和格图，金波，家鹏又可以干瞪眼炸金花了，我想念你们。前资深媒体人、现律师王维维资深媒体人高昌（鲁晟）昨天突然走了，这噩耗深夜传来后，一夜难眠。相识十四五年来，我一直叫他昌哥，姑娘们则无论年龄大小，皆叫他昌叔。从00年代尾巴开始到10年代初，和昌哥一起做蓝媒之夜、蓝媒沙龙、免费午餐等活动，大家在一起的每个饭局，每场活动，他都带着相机，给全场人拍照。我敢说，那个年代的中国调查记者圈、帝都媒体圈，但凡还出来走走江湖的、任谁都有几张被高昌抓拍的照片。他甚喜拍大家偶尔的糗态，玩笑说大家都有几张“丑照”在他手里做日后请客吃饭的“话头”。2013年后我转行做了律师，又与高昌及一众好友发起了律师和媒体的“律媒之夜”、“律媒百人会”。昌哥在这些活动里永远都是和和气气的一个人，笑呵呵地给大家拍照，耐心的听每个人嬉笑怒骂，不与人争，不焦急，永远都是老大哥模样。进入20年代后，Y情让大家的活动出现了停滞，前些年听说高昌病重，但在我们一个只谈风月的铁友小群里，他不时发些段子和视频。让我一直觉得他已经全盘度过了重症。这两年也一直想去看他，没找到合适时机。前几天还突然有此想法，但念头也是一闪而过，未能成行，没想到竟然已是永别。“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唯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昌哥，一路走好。前资深媒体人宋阳标资深媒体人高昌今晚突发心梗去世，高昌作为一名资深媒体人，除奋斗在新闻战线外，还长期关心公益事业，是公益行动“女童保护”的发起人之一，为高昌的去世，深感悲痛，向他致敬、致哀。前资深媒体人李蒙高昌是一个非常无私地帮助别人的人，他为女童保护付出了很多，全过程参与，零回报地付出，没有任何名利的目的。有些人做公益，多少会有点名利的想法，像高昌这么为朋友帮忙完全不求回报的人，真是非常难得前资深媒体人吴铭一位很好的老大哥，前些天还在一起小聚，他身体不太好，戒酒许久了，昌兄离去，音容宛在。资深媒体人、红星新闻记者赵倩突然被告知高昌心梗走了，我只希望这是个假消息。我们都叫他昌叔。很多年前在很多新闻现场都会看到昌叔，总是在拍照，总是笑呵呵的。认识这么多年，他依然记得我的生日，也依然会为某一个新闻讨论很久。珍惜身边还在做媒体的朋友吧。资深媒体人李旭东高昌，本名鲁晟，十年前交往甚多。高兄为人，沧桑瘦削，宽厚明敏，长于法律分析，多年前以“屁民高昌”知名。今遽尔云逝，惊悼莫名，惟愿我兄去时安详，一路无鬼，早生天界。资深媒体人、《豫记》总编辑杨桐哭高昌最后的高昌，留在了昨晚那一代媒体人的朋友圈里。我们用泪脸共同缅怀一个人，也缅怀一个有过江湖恩仇的时代。高昌走了高昌走了我宁愿这是谣言为什么不是呢我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的房间里嚎啕大哭然后走在封控小区的院落里试图从寂寥的星空辨认哪一颗属于高昌亦或是鲁晟这一颗眨眼的星会不会是他那标志性的笑我和高昌相识于07年正是追着他的线索我写了一篇稿子货车司机独斗公路三乱后来我和高昌成了一辈子的兄弟我在帝都停留的时间不算长但相处最多和相处最长的人高昌总算一个他对所有人都报以和善又骨子里不改的愤世嫉俗他是每一场活动的摄影师我却很难在他和自己的朋友圈里找到他的照片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竟然没留下一张合影去年720后的第四天家鹏走了困在郑州的我没能送别高昌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更要注意精神健康要保重，一定要保重可是哥哥你为啥不保重自己啊前资深媒体人，现律师刘丽琦惊闻痛失一位师友，无比难过……说走就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以后谁会在午夜梦醒后陪我聊天？谁会在聚会后关心我是否安全到家？资深媒体人王立三高昌离开了我们。最早和鲁晟（高昌）认识，是在调查记者聚集的“蓝衣”QQ群里，2009年深秋他在长城月报，来哈尔滨采访，始得初见。当时他还能喝酒，于是小酌几杯，三观一致便相谈甚欢。2010年我进京工作后，混在一起的日子就多了起来，他是一个安静的人，总是拿着一个大大的相机拍照，他会拍我的各种各样的神态和丑态，然后认真的拿给我看。那时候住在北京金鱼池的一个半地下室，他也经常光顾这个单身男人俱乐部，在金鱼池的墙上有一张媒体圈圣诞聚会的签名，他的签名是“p民高昌”。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参与发起免费午餐和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很快乐地投身到公益活动中，他依然带着他招牌的鸭舌帽，扛着大大的相机给大家拍照片。这期间他换了新的东家，去了民族博览做副总编。高昌是一个极富耐心的人，对于大环境的改变，很多人内心波澜壮阔焦虑重重，他会开导我们：别着急再等等。一年多前听朋友说他生了很严重的病，回京后我们去看望他，他十分消瘦，肠子出了问题，怀疑是恶性肿瘤，但由于他的体质太差难以达成手术标准，可能手术会下不来台，考虑到风险，只能保守治疗。当时看他也特别积极乐观，后来只是虚惊一场，他的气色也逐渐好了起来。这些年，我们一起送别了金波、格图、家鹏，没想到我们要将你送别。痛啊！前资深媒体人，现法度研究院秘书长邓益辉我的移动硬盘彻底崩了，似乎是上天在预示着什么。晚间，传来了好朋友高昌突然离去的噩耗。这消息，让人难以置信，无法接受！高昌比我大了将近十岁，他稳重谦和，比我更会体恤关怀他人，这是一个人成熟后内心强大的表现。业内公认，他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一个专业的摄影师，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他每次都给别人拍照，却很少留下自己的影像。往事一幕幕浮现。我回想起，我们曾在民主与法制社短暂共事，那时他报道时用的是真名“鲁晟”。翻到2015、2016年的朋友圈，在那两年的冬天，我们共同筹办了“媒体界+法律界”的年度盛会“律媒之夜”。我们喊出了“律媒之夜，温暖你我”的口号，看到我们一起笑着，摆出“I

近日，有消息称，丁香医生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团队将于本月彻底解散。目前，该传闻尚未得到官方确认，解散原因不明，波及人数未知。但“传媒特训营”从多个渠道求证得知，该消息属实。有知情人透露，目前涉及此次变动的员工的善后事宜正在展开。公开资料显示，“偶尔治愈”注册于2016年8月，是丁香医生旗下的深度报道团队，出品内容多为8000字以上的文章，数据显示，截至2020

成立公益组织帮助他们“渡过”宇宙的尽头是铁岭，记者的尽头是律师专访“寻找小花梅”主笔铁木：去现场核实是一种冲动

这个而立之年，对于媒体人温远灏来说有点忙碌——忙着跟老家打官司。温远灏的老家是江西新余，目前在北京工作。作为国内某权威法治媒体记者、编辑，温远灏在工作中采写、编辑过大量案件报道，见证了许多家庭的离合悲欢，并在3年前考取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但他没想到的是，有一天自己也会被迫成为新闻当事人。“今年1月17日傍晚（春节前夕），我妈正准备回家过年时却意外得知，我们家一周前已被当地有关部门偷偷拆掉了，而我和家人在拆除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说法。”温远灏说。近日，因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遇阻，温远灏对新余市渝水区政府、新余市住建局、新余市发改委、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依法提起了10起行政诉讼，南昌铁路运输法院均已立案。“如果违法者不需要付出代价，那么守法者的意义何在？”温远灏说，去年2月以来，为了证明新余行政机关一系列的行为违法，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不得不被迫卷进了一场诉讼战。用温远灏的话来说，这既是为了维护自己家的合法权益，也是为推动老家的法治建设略尽绵力，更是为了心中的法治信仰而战。打赢官司后被强拆判决成了一纸空文温远灏家位于新余市城北农行宿舍小区（新余市城北赣新中路17号）3301房屋，2020年4月被纳入住建片区棚户区改造范围。同年9月，温远灏从北京返回新余家中发现，屋内水、电、气均已被人为中断，楼梯护栏、门窗等设施也全部被拆除，家中还有财物不翼而飞。随后，针对征收程序和补偿方案存在的漏洞，温远灏发起了系列行政诉讼。温远灏打的第一场官司是诉新余市渝水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2021年6月2日，南昌铁路运输法院在渝水区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自动撤销了其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此后，渝水区政府从未对温远灏家的房屋作出过任何新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该房屋不存在被强制征收的前提。就在同一天，温远灏还打赢了诉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强制拆除房屋基础设施案。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中，原告、被告双方并未就补偿事宜达成一致，且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仍在法院诉讼过程中，被告实施的停水、停电、停气、拆除楼梯扶手及案涉房屋外部设施等行为，已导致原告在案涉房屋内无法正常生活，应当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设施的行为违法。2021年7月26日，南昌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21)赣7101行初469号行政判决书，确认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强制拆除新余市城北赣新中路17号（城北农行宿舍小区）3301房屋基础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已生效。拿到判决书后，温远灏颇感欣慰。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他的想象：2022年1月7日，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对他家实施了非法强拆。对于这次非法强拆行为，远在北京的温远灏及其家人毫不知情。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对土地和房屋征收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先补偿、后拆迁原则，依法对被征收人进行安置补偿。温远灏认为，他家房屋被强制拆除前，征收主体新余市渝水区政府和征收实施单位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既未作出有效的征收补偿决定，也未获得人民法院准许强制执行裁定，该强制拆除行为已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2022年7月13日，温远灏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行为违法，目前已立案。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多项信息均不提供在家中遭遇强拆后，温远灏不得不开始认真审视这次棚改计划。相关材料显示，2020年3月，仙来大道周边家属院共计3043户被纳入2020年棚改计划，其中包括部分政府机关大楼。这一年，江西省政府下达给新余市的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是16269套。温远灏的家成了其中之一。“这些小区（包括我家小区在内）均为砖混结构的多层小楼，并非棚户区。”温远灏了解到，新余市为完成省里下达的棚改指标，以政府机关单位大楼及其家属院冒充棚户区，以棚改名义实行“二次卖地”，当地群众议论纷纷，认为是“趁机改善官员住宅。”据了解，城北农行宿舍小区地处新余市区主干道仙来大道旁，沿街分布着市委市政府在内的近40个机关单位，地邻新余地标建筑人民广场、赣新路口，属于市中心繁华地段。小区院墙之内，绿树掩映着3排四层小楼，院中住着52户人家，居住环境安全舒适、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小区左右侧分别为市工信局、市住建局，院后为市教育局和新余市长青小学、城北幼儿园（全市最好的小学、幼儿园），是江西省重点中学新余四中的学区房。为进一步了解新余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尤其是住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有关具体情况，温远灏于2022年5月14日向新余市发改委、渝水区政府、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新余市住建局、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5家单位分别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请求提供“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有关文件”。同时，因听说城北农行宿舍小区里其他属于农行职工的居民，在此次拆迁中不仅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还能在高铁新城另外获得福利分房，遂于5月20日再次向上述5家单位分别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请求提供“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项目有关文件”。温远灏说，上述单位在收到申请表以后，不少单位均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答复，最终在答复书中对多项重要信息均以各种借口“不予提供”，严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为此，他于2022年6月20日、6月30日、7月15日分三批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0个案件均已立案。逾期作出申请答复应当公开却不公开“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事情，我根本不会想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竟然如此之难。”温远灏认为，新余市住建局、渝水区政府等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对于应当公开的事项不予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温远灏说，在请求提供“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有关文件”时，新余市发改委5月17日收到申请表以后，直到6月27日才作出答复书；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5月17日收到申请表以后，7月14日才寄出答复书（落款时间为7月8日）。在请求提供“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项目有关文件”时，新余市发改委5月22日收到申请表以后，6月21日才寄出答复书；渝水区政府、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新余市住建局5月22日收到申请表以后，6月22日才寄出答复书；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5月23日收到申请表以后，7月14日才寄出答复书（落款时间为7月8日）。“住建片区棚改项目系政府公开实施的项目，有诸多文件足以证实，新余市发改委却称其不存在。”温远灏说，在新余市发改委作出的余发依复（2022）第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针对其申请公开的第1项信息“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立项批准文件”，答复书回复称，经检索没有查询到所申请公开信息，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故无法提供。在渝水区政府办公室作出的渝依复（2022）第5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对温远灏申请的“3.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常务会议讨论决定”“4.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拆迁补偿款发放、使用情况”“6.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安置房房源审核情况、发放及安置情况”三项内容均“不予提供”，理由分别是第3项信息属于过程性文件，第4项需要加工制作汇总，第6项当前不存在。对于这个回复，温远灏显然无法认同。“第3项信息属于决定，并非过程性信息；第4项信息属于拆迁征收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信息，并非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信息。”温远灏说，“对于第6项信息，我在2021年5月便看到了与之有关的‘八大片区户型图’，说明安置房的房源、设计图等并非不存在，安置房如何发放和安置也是拆迁征收的一部分，应当依法公开。”在向新余市住建局提交的申请表中，温远灏请求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1.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证明；2.新余市城北片区棚改项目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证明；3.新余市渝水区2020年棚改项目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证明；4.新余市2020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证明。对此，新余市住建局作出的余住建复字（2022）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称，第1项信息新余市渝水区政府曾在诉讼过程中向吴茶英（温远灏的母亲）提供了相关材料，故而不再予以提供；第2、3、4项信息需要对现有信息进行加工分析，不予提供。温远灏则认为，第2、3、4项信息属于拆迁征收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信息，并非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信息，被告应当依法公开。部门之间互踢皮球回复称信息没查到在向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提交的申请表中，温远灏请求公开七项具体信息：1.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土地总体规划、土地用途及公告；2.渝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核意见、土地利用区及土地用途；3.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用地预审文件；4.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项目选址意见书；5.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6.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7.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征收项目审核意见。对此，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逾期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称，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位于市城区范围内，第1、3、4、5、6、7项不属于本机关的行政审批权限，第2项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本机关为上述信息的保存机关，现向您公开上述信息（详见渝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核意见、渝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按照该分局的说法，上述不予公开的六项信息应向新余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公开。新余市自然资源局则在（2022）第006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回复称，“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征收项目审核意见”不属于本单位负责公开，可依法向房屋征收部门渝水区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或者其他有关单位申请。对于“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征地批复（或征地批准文件）”“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土地总体规划、土地用途及公告”“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用地预审文件”“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项目选址意见书”“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七项信息，本单位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的信息。无独有偶。在温远灏申请“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项目有关文件”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渝水区政府办公室在渝依复（2022）第7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称，因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项目并非独立的项目名称，其涉及多个项目，如下村镇高站村委棚户区改造项目等，因此您所申请的信息需要进行加工制作汇总，本机关不予提供。“网上铺天盖地写着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结果信息公开申请时说没有这个项目，但普通人哪分得清这么多。与此同时，当个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尽管按照不同部门职能提交了相应申请，但对方只需要找一个理由就可以不予公开。”温远灏说，因对上述回复不服，故而依法提起了行政诉讼，目前等待法院开庭审理。作者｜蒋伟版权来源｜传媒特训营推荐阅读3.8特辑|今天，我们与12位女记者聊了聊思客|专访“新黄河”总编辑赵治国：传统媒体转型，首先要推翻和否定过去的自我独家对话|“红星资本局”主编袁野：财经调查记者都是珍宝，应该珍惜和保护刘万永对话褚朝新：空间是撑出来的，我从不羞于谈新闻理想独家|邓飞：有关部门已证实“八孩妈妈”结婚证是真实从调查记者转型公益后又回到媒体战场：老兵孙春龙“回家了”抖音停更280天后，前《法制晚报》“掌门人”王林有了新消息财新传媒原副主编张进：走访全国抑郁症患者

知名媒体人杨海鹏去世。今天（6月30日）上午，杨海鹏先生的百余名生前好友已开始组织治丧事宜。资料显示，杨海鹏，男，1967年生，上海人，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做过教师、法官等职，曾任《财经》杂志高级记者、《南方周末》高级记者。杨海鹏是一位资深调查记者。早年成名于《南方周末》，尤擅法制类调查，长期在新闻调查一线工作。2002年9月，《南方周末》人事巨变，十余名记者集体辞职，杨就是其中一员。2004年，杨海鹏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杨海鹏朋友圈更新时间至6月28日。多位与杨海鹏相熟的媒体人表示，杨海鹏性格刚烈。据了解，杨海鹏猝然去世时没有家人在身边。较为知名的事件是杨海鹏为自己妻子申冤。据南方都市报早年的报道：2010年7月，杨海鹏妻子因“私分国有资产”罪名被抓。他为妻雪冤，开始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对该案的调查记录。同时，为了避嫌，他请所供职的《财经》杂志不介入报道。有人说，“蟹妈案”对杨海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朋友也因他的公共发言而疏离甚至断绝往来。2011年，杨海鹏进入《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50人评选候选人，在入选评语中这样说：法官出身，《南方周末》全盛时期的法治调查记者，《财经》杂志华东新闻中心主任。作为一个上海人，他熟谙这座城市最隐秘的沟通方式。用他的话说，除了“地上的上海”，还有“地下的上海”。评语中还写道：妻子跳槽前夕，突然因遭到“私分国有财产”的指控被带走。曾做过法官的新闻工作者杨海鹏决定，“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为给妻子洗清冤屈，杨海鹏在微博以一己之力对抗庞大的“风车”。他在微博上写“上海异闻录”，揭露官商勾结的“地下上海”咬住徐汇区检察院和徐汇区人民法院，从高层到侦办办案人员，都被他写了个底朝天。杨海鹏此番救妻之举，其意义也并不仅仅是谋求一己私利的合法不受侵犯。如果法律失去了公平，那么每个人都会成为它的牺牲品。杨海鹏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多位知名媒体人在朋友圈进行了悼念。知名调查记者白兆东与杨海鹏相识多年。听闻消息后，白兆东表示很意外很震惊。白兆东说，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媒体人，且做过不少的优秀的调查报道。中国新闻周刊高级记者周群峰表示，世事无常，月初他还因为一个选题与杨海鹏通话。原中国经营报编委、现征探财经创始人周远征说：您在南方周末，财新等留下的稿件是您留下的丰碑，一个个被XX的微信号是您墓志铭上无声的褒奖，泪泣难以言表。华夏时报副总编辑陈锋说：当年杨大侠救妻，令所涉公检法人员心惊胆颤。其人脉广博，文字带刺，极具杀伤力。可惜了。前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在朋友圈说：上午新闻界多位朋友告知，海鹏离世了，非常突然，难以接受。海鹏作为南方周末曾经的代表性记者，做过不少非常有影响力的调查报道。我们相识有20多年了，他来北京、我去上海，总会聚一聚，他善饮酒，喜美食...人正壮年，撒手西去，令人痛心。敬酒一杯，海鹏走好！作者｜柳絮版权来源｜传媒特训营推荐阅读3.8特辑|今天，我们与12位女记者聊了聊思客|专访“新黄河”总编辑赵治国：传统媒体转型，首先要推翻和否定过去的自我独家对话|“红星资本局”主编袁野：财经调查记者都是珍宝，应该珍惜和保护刘万永对话褚朝新：空间是撑出来的，我从不羞于谈新闻理想独家|邓飞：有关部门已证实“八孩妈妈”结婚证是真实从调查记者转型公益后又回到媒体战场：老兵孙春龙“回家了”抖音停更280天后，前《法制晚报》“掌门人”王林有了新消息财新传媒原副主编张进：走访全国抑郁症患者

多家媒体记者唐山采访期间遭遇粗暴对待事件，持续引发关注。18日，“传媒特训营”刊发《记者唐山采访：有人遭遇阻挠，有人被扣8个小时》一文，迅速刷屏。昨晚21:19分，该文一度占据网易新闻热榜二名。据北青报政知新媒体报道，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栏目记者张巍瀚曾发视频举报当地警方：将自己按在地上进行搜身；扣押随身物品并将自己扣留在审讯室，此外，还要求他出示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等。不过，该视频随后被删除。面对同行的关心，张巍瀚于昨晚在某媒体群做了解释和说明。与此同时，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制片人夏洪凯发给朋友的一条信息流出。夏洪凯在信息中对唐山方面无故扣押记者的做法，表达了强烈不满。夏洪凯回应说：各位老师，小张老师的视频发出之后，我接到了很多老师打来的电话、发来的短信，因忙于对接关于此事的一些事务，未能及时回复，请大家谅解。夏洪凯在信息中说：在发出这条视频之前，我其实已经思虑多日，一方面我深知作为媒体人应该生产新闻，而不是成为新闻；另一方面，如不发声，胸中气血翻涌，又难以平复。终于，“另一方面”获胜，这条视频最终发出。小张老师已于昨晚从唐山顺利返回，今天就回到了工作岗位，继续投身到新闻工作当中。从事发到现在，我一直设法和唐山警方接触，希望沟通此事。或许雷霆风暴消耗了他们太多精力、时间，也或许小张遭的暴力欺凌对于他们来说分属家常，因此，非常遗憾，他们至今未向我回复，但我们并不打算就这样算了，我的单位始终紧紧顶住小张老师的腰杆，穷尽方式方法，捍卫媒体人的尊严。当下，媒体环境越发艰难，广电行业也进入到了“特困”名单，我的一位在字节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和一位广电总局的工作人员吃饭时，对方透露，贵州台是唯一家做全国热点的广电媒体。感谢杭朔、鹏辉，感谢赵翔、文涛，还有很多关心我们的朋友。你们今天的发声、问候，对于在圈内“小小”|“弱弱”的我们来说，都是大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会继续坚持做好新闻。当然，也希望得到更多老师的指点，让我们早日走出新手村。实际上，昨日，“传媒特训营”也多次与张巍瀚与夏洪凯取得联系，但两人都婉拒了对话。一位与张巍瀚相熟的媒体人说，张巍瀚与所在栏目组承受了很大压力。另有多个媒体人披露，除“新黄河”记者与凤凰网的编辑在唐山采访时遇到责难外，还有另外两位媒体人也一度被扣，后经河北省公安厅介入方脱身。事件发生后，多位资深媒体人及知名传媒高校教授公开声援。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主流融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唐远清：该案目前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媒体舆论监督权利和地方政府权力的冲突。现在舆论场的反响，主要源自于案发时的几分钟视频，后来却一直没有任何受害者的近况，也没有任何媒体采访到受害者，社交媒体还传出当地阻挠记者采访的消息。在此事件上，当地政府有责任尽快妥善解决该案，而不是给媒体舆论监督设置障碍。在当地政府一直没有回应舆论关切的情况下，目前传言四起，这对当地形象已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此时舆论场需要当地政府的回应，社会需要真相，媒体为此进行充分的采访报道，进行舆论监督推动事件的解决，不应被阻挠。当然，媒体记者在目前到不了事发地的客观局面下，也并非完全不能有所作为，新闻采访并非只有到了现场才能完成，媒体追踪报道该案可以有很多角度，如对案发时的目击者进行远程采访，对社交媒体上的传言进行验证报道；又如该案发生后有很多网民通过社交媒体举报，媒体也可以进行跟进报道。此外，主流媒体及时的评论，也是很重要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方式。前媒体人，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刘万永:此次唐山阻挠记者采访表明，在重大事件面前，还是有媒体在恪尽职守、努力作为的。另一方面，某些地方对舆论监督的严防死守，再以抗疫的名义，可以让记者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该发声的地方鸦雀无声只会让混乱甚至虚假的声音光速传播，大大抵消了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努力。记者当然要遵守防疫规定，唐山更应拿出实际行动，畅通信息发布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知名媒体人，前《南方周末》高级记者褚朝新：唐山已经在舆论的风暴眼中，继续采取如此粗暴的应对方式，只会进一步刺激社会情绪。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唐山应该积极配合媒体工作，利用这一次契机，在媒体的帮助下刮骨疗毒，割掉存在已久的某些顽疾，改善地方的社会环境，提高地方民众的安全感，消除或者是有效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资深媒体人、前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和耳目。唐山市相关部门以防疫为由拒绝记者进入唐山、以调查为名扣留多位记者等做法，不仅公然阻挠媒体正常采访工作，而且严重违背中央相关精神，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唐山对待媒体的态度和“雷霆行动”的效果，更让人怀疑唐山办理“烧烤店打人案”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资深媒体人、华夏时报副总编辑、深度调查部主任陈锋：感到遗憾的是，基本看不到记者去唐山，与十年前记者争相前往新闻现场的景象相比，媒体环境的改变令人深思。我们多么期待记者帮我们看看受害者的伤势、在医院的状况、寻找现场见证人、还原监控视频之外发生的事实、追问烧烤店老板、持续呈现雷霆行动后举报和接访动态等。难能可贵的是，来自贵州的某广电媒体记者出现了，他努力撑着挂在媒体与公众之间的那块遮羞布，虽然艰难，“至少还有你”。感谢他的存在，一个群体歇了，但也有英雄挺身而出，沧海横流，理想之火尚未熄灭。我分明看见，很多媒体人在哭泣，为唐山受害者也为自己。强烈谴责对记者正常采访横加干涉、粗暴阻止甚至以“法”的名义非法拘禁记者，这是法之耻、社会之耻。法治大潮，浩浩荡荡，不会因为你螳臂当车而踯躅不前，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作者｜蒋伟版权来源｜传媒特训营推荐阅读3.8特辑|今天，我们与12位女记者聊了聊思客|专访“新黄河”总编辑赵治国：传统媒体转型，首先要推翻和否定过去的自我独家对话|“红星资本局”主编袁野：财经调查记者都是珍宝，应该珍惜和保护刘万永对话褚朝新：空间是撑出来的，我从不羞于谈新闻理想独家|邓飞：有关部门已证实“八孩妈妈”结婚证是真实从调查记者转型公益后又回到媒体战场：老兵孙春龙“回家了”抖音停更280天后，前《法制晚报》“掌门人”王林有了新消息财新传媒原副主编张进：走访全国抑郁症患者

近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各家媒体纷纷派出“精兵强将“奔赴唐山采访调查。然而就在今天，却传出多名媒体人唐山采访过程中遭遇阻挠，甚至被无端扣留、暴力执法的消息。遭遇阻挠的是新锐媒体“新黄河”的记者。今天上午，济南时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推文，内容是旗下新闻客户端“新黄河”记者在唐山采访的见闻。文章说，6月11日，新黄河记者和其他乘客从唐山市火车站出站时被拦下。现场工作人员要求乘客登记一张表格，填写具体小区地址等详细信息，如果外地人没有填写社区相关信息，进不了唐山市。如果住酒店，需要提前48小时报备登记。文章说道：6月15日，唐山站规定，当地返唐人员与外地来唐人员，都要向所在社区报备登记。来唐人员被统一安排车辆进行转运，上车前需人车合影，到达后司机也要进行拍照，不拍不能离站，出租车正常打表，车上所有乘客平摊车费。随后，新黄河记者又在其客户端上详细描述了唐山火车站的这段经历，标题为：写承诺书、乘指定车辆、人车合影，出唐山火车站“有点难”。在报道中，新黄河记者表示这是唐山市疫情管控严格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并称“如果不是当地人，又不住酒店，可能只有打道回府。”凤凰网也发布了记者在唐山的现场采访，情况与新黄河记者相同。“唐山站要求出站人员乘坐指定出租车，人车合影后离开。”在凤凰网这条视频的评论中，有网友质问：这是防止外来记者暗访吗？该条评论点赞1.8万条。此外有网友认为此举是严防严控巡视组工作人员进入唐山，也有网友调侃说是防止黑恶势力外逃。但更多网友希望尽快公布几名女孩伤情。唐山火车站此举究竟是为了防疫还是如网友所说的“防记者”，目前尚未明确，但确有在唐山采访的记者遭遇到阻力。来自贵州的某广电媒体记者今天下午发布微博称，其来自低风险地区且有核酸阴性报告，但却在高铁站遭到千方百计的阻拦，之后采访过程中，他也被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派出所民警无端扣留、暴力执法。不过，该微博随后删除。被阻挠的不仅上述媒体。据“传媒特训营”了解，某网站也派了一位有经验的编辑前往唐山采写，期间竟被关了8个小时。“据说是因为没有带证件。”，一位圈内人士说。不过上述说法未经相关方证实。但据其同事透露，唐山方面说他是去蹭流量赚钱的自媒体，所以把他给抓了。据悉，目前这位媒体人已被放了出来。与此同时，“传媒特训营”联系了两位目前在唐山采访的媒体人，其中一位表示没有遇到明显的阻挠，但是比较难获得有效信息。例如他在被打女子所在的医院采访。据其介绍，进入该医院大楼门口查两次，算一个关口；进入住院部大门还有第二道，但这一道关需要刷脸，外人基本上是过不了第二道关的。此外，登记入内还得确认到具体哪个房间，哪个病人。据他了解，即使进去了，病房还有第三关。另一位媒体人则表示，他连日来奔走在唐山市多个部门，感觉唐山如临大敌，采访几无所获。他也前往医院进行探访，同样没有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消息。作者｜蒋伟版权来源｜传媒特训营推荐阅读3.8特辑|今天，我们与12位女记者聊了聊思客|专访“新黄河”总编辑赵治国：传统媒体转型，首先要推翻和否定过去的自我独家对话|“红星资本局”主编袁野：财经调查记者都是珍宝，应该珍惜和保护刘万永对话褚朝新：空间是撑出来的，我从不羞于谈新闻理想独家|邓飞：有关部门已证实“八孩妈妈”结婚证是真实从调查记者转型公益后又回到媒体战场：老兵孙春龙“回家了”抖音停更280天后，前《法制晚报》“掌门人”王林有了新消息财新传媒原副主编张进：走访全国抑郁症患者

今日，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傅华为新华通讯社社长；任命吕岩松为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公开资料显示，傅华，男，汉族，1964年8月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傅华是一员媒体老将，同时也拥有丰富的政界经历。频繁调动于这两个领域的履历，让傅华在管控意识形态、新闻工作及舆论引导等方面经验丰富。公开报道显示，傅华最开始的工作是中国商报社，历任中国商报社副刊部主任，国内贸易部中国商报社信息部主任。国内贸易部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从中国商报到贸易部，傅华完成了从新闻界到政界的过渡。拥有媒体工作经验及国务院相关机构工作历练后，傅华被调往北京市各个区县任职，曾担任过包括北京市房山区政府区长助理（挂职）、区科委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房山区政府副区长，西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党校校长，区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2010年2月，傅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年后的7月，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2014年4月，傅华重新回到新闻媒体机构，任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从2014年开始，京报集团旗下“长安街知事”等新媒体目在时政新闻领域突出重围，一跃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时政网红”。资料显示，2017年，长安街知事“政事”栏目原创文章超过600篇，全网阅读总量超过10亿次，篇均阅读量超过150万次，多篇爆款文章阅读量突破1000万次。2016年11月，傅华当选为中国记协副主席，2017年1月，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2017年5月傅华又再回传媒，调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工作33年之后，傅华南下广东，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两年后回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2021年7月，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有文章认为，南下广东的经历，让傅华拥有“北方媒体的政治高度与南方媒体的经济深度”，两者融合成就了其大媒体格局。一方面，在谈及“党报姓党”这一主题时，他曾系统地表达过：“党报由党创办，为党而生，对党有着与生俱来的忠诚、由内而外的一致、毫不迟疑的看齐，这是一个基本点。坚持党报姓党的关键和核心是什么？就是坚持政治家办报。我们要恪守理想信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上，傅华说也要做好“看不见的宣传”：善于把你的态度、动机、趣味隐藏在故事、情节、细节背后，让受众看了之后、读了之后潸然泪下，恍然大悟，这才是真正的润物无声的宣传。

孙春龙为寻找抗战老兵遗骸失联？今天一早，诸多媒体报道称，有13人进入云南大理苍山后失联，其中包括“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人孙春龙。资料显示，孙春龙曾是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总编助理等。2008年创办“老兵回家”公益项目。此前有报道，孙春龙等一行13人于5月12日绕过值守检查点进入苍山后通信中断、下落不明，目前当地已经组织多支救援力量搜救。孙春龙此行的目的是与相关团队一起寻找驼峰60号坠机。从孙春龙的朋友圈看，其从5月份开始招募同行者，并找了当地向导和专业团队做过多次分析讨论。5月6日，孙春龙还在朋友圈里发布借用卫星电话和手持GPS的消息。其朋友圈更新到5月12日，发布的是“孙春龙和平工作室”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寻找驼峰60号坠机，一个感恩的国家永远铭记》。文章中写道，孙春龙一行人找到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县的一位70余岁的茶姓老人作为向导，邀请他带领团队进入苍山无人区。文中称，“茶老是村子里唯一知道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坠机点的人。”1942年11月17日，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满载锡锭从昆明起飞前往印度，返程时运回了抵抗日寇侵略的战略物资和武器，但飞机在飞越大理苍山时失去消息，3名机组人员全部失踪。据悉，该驾飞机的机长名叫约翰，副驾驶詹姆斯，报务员是中国浙江人杨光鎏。孙春龙在文中记载，三年前他在成都建川博物馆遇到了陈安琪女士，陈安琪女士的父亲陈维玲是一名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后来参加了驼峰空运。在那次相遇中，陈安琪带来了一位92岁高龄的名叫鲍勃的美国二战老兵，鲍勃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到建川博物馆的援华义士广场祭奠他的表哥、60号飞机副驾驶员詹姆斯。孙春龙在文中说，在他与鲍勃相识一个多月后，陈安琪女士转寄给他一封鲍勃的委托书，鲍勃恳请“老兵回家”公益组织寻找表哥的遗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带表哥詹姆斯回家。资料显示，自孙春龙2008年创办“老兵回家”公益组织以来，该组织帮助了一万多名抗战老兵，找到了1300多具阵亡将士的遗骸。孙春龙介绍，此后，鲍勃经常给孙春龙写信，询问项目进展。但自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鲍勃再也没有给孙春龙写过信。孙春龙甚至一度担忧，90多岁的二战老兵鲍勃已经因为疫情“不在了”。没想到，两个月前，孙春龙又一次收到了鲍勃的书信，而且还把英文翻译成了蹩脚的中文。“我无比羞愧。”孙春龙在文中说，鲍勃已经96岁了，“我不想让他留下遗憾。”孙春龙说，启动这个项目时他也承担了很大压力，他曾经在抖音里发布过寻找驼峰坠机的事情，就有网友私信骂他是“汉奸”。孙春龙说，“我做公益这么多年，有骂我作秀的，有骂我诈捐的，但是汉奸这个骂名，还是第一次。”据孙春龙此前介绍，今年是驼峰航线开启80周年，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空运。同时，驼峰航线还是中国抗战后期唯一的空中生命线，由美国陆军空运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三年时间里，有509驾运输机坠毁，已知牺牲中美机组人员1314人，345人失踪，其中中国航空公司坠毁飞机42架，94人牺牲或失踪。而60号飞机是中国航空公司在驼峰航线坠毁的第一架飞机。此外，驼峰航线不仅运输了大量国际援华物资，赴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也是这条航线运输的。为了寻找到60号坠机，孙春龙团队做了大量功课。2011年一名叫库里斯的美国探险家曾经到云南大理苍山马龙峰下找到了坠机的详细地点，但抵达当天下起了大雨，被迫中止。而团队发现，当时为库里斯做向导的就是茶姓老人。这位老人的父亲是一名猎人，1942年在山上挖药时发现了一架飞机，遗骸里还有腐烂的尸体。后来很多村民知道这里有飞机，就上山拆掉了飞机零件，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力搬不动的发动机。父亲还跟他说：“那些死掉的是美国人，还都是孩子，为了打日本，尸体就在荒野里被乌鸦和野兽吃掉，好可怜。”为了此次寻找遗骸，孙春龙招募团队，包括遗骸搜寻专家、视频拍摄者、野外生存指导、向导和后勤保障，出行的资金则主要来自民间公益基金会的捐款。孙春龙在文中介绍，后来，云南政府方面也联系孙春龙表示会全力协助完成这一工作。今天上午，“传媒特训营”联系上孙春龙的后方助理，据其介绍，13日晚间孙春龙一行还通过卫星电话与后方取得联系，报过平安和坐标。其助理还表示，从团队人员构成、物资配备，以及专家评估的当地的地质和天气条件来看，目前应该还是安全的，只是今天暂时未联系上。“从联系和准备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安全应该是没问题的。目前的消息我们无法判断，可能有一些出入的地方吧。”今天中午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消息称，5月12日，大理苍山保护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多名人员擅自进山，经漾濞县苍管局和平坡镇护林员巡查，于5月13日上午发现其中10人，随即劝返。之后仍有13人滞留苍山。目前，已联系上其中团队13人中的5人，剩余8人还在搜救中。资料显示，孙春龙曾是国内知名调查记者，从事新闻调查工作12年。1976年出生于陕西铜川，曾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笔、总编辑助理，2008年发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并于2011年投身公益，任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主要作品有《山西官煤勾结黑幕》《金三角毒枭禁毒》《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等，出版有专著《以公民的名义》《异域1945》《没有回家的士兵》等。作为深具社会影响力的调查记者与公益人士，孙春龙对于1940年代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等地抗击日军的历史细节，作了长期的田野调查，更对今日仍滞留异域他乡无法回国的老兵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让这一群体重回公众视野，并得到了应有的关怀与荣誉。早前，孙春龙曾在接受“传媒特训营”独家专访时透露，2018年，他创立止戈传媒，致力于战争故事IP的打造与和平理念的传播，旗下公众号名为“龙哥的战场”，目前已生产出149篇深度原创战争人物故事。“做基金会之后，通过这些战争亲历者，我非常深刻的认知到和平的重要性，所以我想做一个和平机构。”投身公益8年之后，孙春龙说，他回到最初的起点，重新开始做媒体，用一个媒体人的视角去做公益活动，以商业模式实践公益愿望。版权来源｜传媒特训营作者|京睿回馈读者，“传媒特训营”赠书啦！为回馈广大读者的厚爱，我们联手“鹿柴文化”，为每期文章留言获赞最多的读者赠送一本好书。欢迎大家踊跃评论。本期赠送的图书是《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作者陈行甲毕业于清华大学，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现任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该书是陈行甲的自传体随笔，描写了作者从童年岁月、大学毕业到基层工作的生活经历，回顾了其在巴东任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和生活，并讲述了转场公益几年来的经历和感受。该书荣登2021年第四季度“京东排行榜”散文随笔书信榜第一名、“抖in爆款榜”传记类图书爆款榜第一名、“当当2021非虚构新书榜”第7名，入围第22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推荐阅读3.8特辑|今天，我们与12位女记者聊了聊思客|专访“新黄河”总编辑赵治国：传统媒体转型，首先要推翻和否定过去的自我独家对话|“红星资本局”主编袁野：财经调查记者都是珍宝，应该珍惜和保护刘万永对话褚朝新：空间是撑出来的，我从不羞于谈新闻理想独家|邓飞：有关部门已证实“八孩妈妈”结婚证是真实从调查记者转型公益后又回到媒体战场：老兵孙春龙“回家了”抖音停更280天后，前《法制晚报》“掌门人”王林有了新消息财新传媒原副主编张进：走访全国抑郁症患者

尽管已经过去了14年，但每每到5月12日这天，汶川地震仍旧是媒体记者们绕不开的话题。有人说，经常怀旧意味着衰老。但其实媒体人都明白，为什么汶川地震时的经历和报道，会令人无法忘记。因为，那里的废墟中埋有每个去过灾难现场的记者的一份哀思。社交媒体曾流传一则未经权威方面确认的数据：汶川地震时，中国媒体共派出2031个记者奔赴灾区；发回的报道更是不计其数。那时的传统媒体，虽一样面对桎梏，尚有勇气尝试突破，或有耀眼时刻。岁月蹉跎，14年过去，很多当年赶赴灾区的记者或已转型或已离开，但他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无不忠诚地记录着那段沉甸甸的历史。就在今天，“汶川地震时你在干什么？”成为网络热议词条，14年纪念之际，我们来听听当年那些参与报道的记者经历过的故事。资深媒体人冯翔2008年5月12日，沈阳。汶川地震的时候我27岁，在沈阳的一家都市报做社会新闻记者。地震的那一我刻毫无察觉，据说东北地区都没有震感。我是地震后过了一会儿，看网络才知道地震消息的。然后相关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刷新，死亡人数从一千多上升到几千甚至更多。当时很忧心，没见过这么大的事情，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的一些文字。当时还不知道能否去采访，报社暂时也没有派人。过了几天才开始派记者以各种名义跟着救灾队去，比如跑消防的跟着消防队，跑医疗的跟着卫生厅……我是作为志愿者领队，带着几个志愿者去的。去的时间比较晚，没见到那些惨烈的场面，更多的是参与后续的一些事情。冯翔担任志愿者，活动结束后跟医生、记者一起合影。去了以后发现，当地媒体和负责对接志愿者的团委根本没办法安排这么多志愿者，所以只能见缝插针，自己辗转找活儿。比如帮老百姓搭帐篷、搬运物资、转运伤员一类。捎带也写写报道，除了这些，还有报道本省对口援建的一些进展，和灾区一些因为地震出名的人和物。2008年5月，作为志愿者，在绵阳火车站参与伤员转运。在灾区采访期间，我先后去了汶川、安县、都江堰、什邡、江油等地，但都不太深入。在灾区采访的第一感受是，这场灾难确实触目惊心，灾区满目疮痍，像整体拆迁的街区一样，那些倒塌的瓦砾能想见当时的惨烈。那时年轻胆大，不知道害怕，还冒着余震去六层的危楼里采访。再后来就不敢了。尼泊尔地震的时候，一旦有余震我都会第一时间往外跑。整个采访经过，印象深的地方很多。那是我第一次去四川。四川风景的美丽，人民的坚韧，都出乎我意料。更意外的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没想到的事情，比如某个抗震典型被证明是假造的，某个救灾很出名的官员落马了，震中失去妻子的男人再婚了又离婚了，等等。2008年5月，冯翔在绵阳九州体育馆采访疏散的灾民。看过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这些当初目睹灾难的记者也变了。不再那么热血，那么理想化，对人性和国情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当然，更大的变化是，绝大部分人都改行了。前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

赵丹阳说，乔军知道自己和郑某是朋友，但郑某外包了快手公司业务的事情乔军不知道，乔军曾问过郑某给他打钱的事情，他说是投资分红的钱，后来乔军也就不问了。乔军和郑某好像见过面，具体记不清了，他们应该不熟。

来源｜传媒特训营“男女有别”吗？作为公认的“男女平等”意识比较突出的行业，媒体圈其实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性别，永远都可以成为人群中的一个分界线，线的一边是男性，另一边是女性，这是来源于生理上的“男女有别”。而生理的基础上，男女之间的不同恰恰构成了整个社会体系的完整，具体到媒体行业，则是因为男记者和女记者的存在，而让媒体报道从选题筛选到最终呈现，更加的丰富和多元化。这是否就应该叫“男女平等”？不过，有一个现象需要关注，从从业者的性别数量分布来看，媒体行业似乎正在渐渐的打破“男女平等”。现在经常会有媒体的管理层发出这样的感慨：新入职十个记者，怎么只有两个男生？这是一种抱怨吗？如果是，那算不算对女记者的不公平？如果不是抱怨，那当整个行业的“阴盛阳衰”已经逐渐形成的时候，媒体未来的发展会不会受此影响，失去了男性所特有的针砭时弊，而增加更多女性的婉转细腻？在今天这个女性的节日里，《传媒特训营》采写了12位女记者，谈谈在她们眼中，“男女有别”或“男女平等”对于记者这个职业，对于媒体这个行业，存在与否？又有什么样的利弊？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女记者，在男女职业性别上的认知也不一样。红星新闻时政要闻中心副主编

作者｜京睿来源｜传媒特训营❖连日来，俄乌战火弥漫。举世关注下，这场战争将走向何方，又将为世界带来什么巨变，充满太多未知的变数。作为开年以来我们这个世界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所有的目光都被吸引到炮火硝烟之中。前方战火连天，大量军人和医护被推向了第一线，还有一批人也冲在了第一线，这就是——战地记者。正是这些人，每天都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等信息工具，向我们推送最真实和残酷的战争“画面”。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推出战地记者人物专辑，揭开这个穿越硝烟弥漫的神秘群体。01他是海湾战争期间最后撤离巴格达的中国记者，曾独自辗转在交战双方之间。他采访过加利、卡扎菲、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曼德拉等多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领导人。他是新华社最有影响力的战地记者，因被称为“肉烂嘴不烂”而荣膺“鸭子”、“唐老鸭”等称号。唐师曾，江苏无锡人，

传媒特训营为提高新闻产品的专业性而生今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卖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这是该事件发酵半个多月后，官方最强有力的一次表态。1月26日，该事件从一则视频中爆发，经过了长达半个多月的发酵，期间丰县和徐州两级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四份情况通报，但始终未能平息质疑。随着更高层面的介入，相信很快会有更加权威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除个别机构媒体外，铁木、马萨等诸多前媒体人的不断加入，也推动了此事的进展，而实际上，另一位前媒体人也一直推动此事，并于日前发布了震动全网的有力证据。2月15日上午，前知名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上，发布了当事人杨某侠和董某民的结婚证照片，从照片中可见结婚证上的女子与视频中的“八孩妈妈”相貌相差很大。该照片一经发出，立即引发了又一波高潮。自此，“八孩妈妈”事件在几位专业媒体人的推动下，进入到实质性调查阶段。今天，《传媒特训营》独家对话了发布丰县“八孩妈妈”结婚证照片的邓飞。邓飞透露，在发布结婚证照片后，有关部门很快就找到他，证实了他所公布的“结婚证”的真实性。传媒特训营：为什么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邓飞：关注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微博打拐”，帮助那些被拐的人回家。在这个事件中的女子也可能也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被拐的女孩子，所以我就一直很关注这个事情。而且我的粉丝里很多人都是关注打拐的，大家也都知道我以前是个调查记者，现在又做公益和慈善，所以对我比较信任。于是很多人就给我发来信息，而我发的信息也会在打拐的圈子里传播的比较快，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我没想到这件事会这么大影响力。传媒特训营：在关注此事的过程中，你都做了哪些工作?邓飞：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恰好赶上春节，很多专业媒体的记者都放假了，那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空档期。而今年恰好我也没有回湖南老家过年，正好有时间来调查这个事情，过年的时候连春晚都没有看，我就一直在书房里查找各种信息，去跟提供线索的网友们联系。虽然我处在事件发生地徐州的千里之外，但通过微博去连接这些热心的网友，这让我有一种大家共同协作的感觉，把这些信息披露出来以后，我们去帮助当地警方和政府去找到那个女子的来源。传媒特训营：你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邓飞：我们的动机和出发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大家一起去支持当地政府和警方的报案工作。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她是谁？传媒特训营：有人说调查这个事情的都是您和铁木、马萨这样的前媒体人，而现在的媒体人都没有去做，你怎么看？邓飞：我其实是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来参与这个事情，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就给一些专业媒体的同行说，希望他们能够去现场。但很快现场就进不去了，那个“锁链女”也被送进了医院。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嘲笑说没有媒体去调查，去报道，但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据我知道的，来找过我的至少就有财新、财经、凤凰周刊、凤凰网、中国慈善家等媒体的大约十来个记者，大家一起探讨过如何突破进入到事发的村子里，有的人甚至想提出翻越山路去探访，这些年轻记者我是非常钦佩的，他们还是想着要去做一些事情。有的人后来也去了，大年初二的时候就出发了。我记得有一个年轻记者，一直待在那边守了大约一个星期，条件非常艰苦。传媒特训营：你在网上发布“八孩妈妈”结婚证照片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风险？邓飞：我发布结婚证的时候，也考虑过一些风险。因为用肉眼去分辨照片上的杨某侠是和视频里的“锁链女”有很大不同。当我收到照片后，我觉得有义务尽快去告诉徐州联合调查组和公安机关。但是我又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所以就在律师的引导下，只能通过网络公开渠道向他们报告，因为我们不能判断是真是假。公开结婚照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江苏方面的信息，官方向我表示结婚照是真的。所以，我才在后来的微博上去明确结婚证是真实的。然后，他们也说这是因为当年的办证工作人员疏忽了，这个说法跟后来的媒体报道也是一致的。传媒特训营：现在江苏省委成立了调查组表示要彻查该事件，你怎么看？邓飞：我听说江苏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并且非常清晰的提到了调查的要求，我认为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态度非常坚决，对于调查组的表态，我非常认可。我也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尽我最大的努力继续收集相关信息，向调查组提供支持，希望调查组能够尽快查明真相，确定锁链女的身份来源，帮助她回家。传媒特训营：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做打拐的工作，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事情，你怎么看？邓飞：拐卖儿童的伤害更多的体现在父母身上，因为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记忆的，而父母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伤痛的。但是拐卖妇女的伤害就是在女性本身，因为被拐女性是有记忆的，她不会轻易去服从，所以人贩子就会通过暴力伤害来让她屈服，被拐女性会遭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伤害。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几天有媒体报道说丰县这些年经常在河里发现女尸，她们是不是遭受精神伤害的女性？我们也希望调查组进行调查。传媒特训营：有消息称，各地已经开始排查身份不明或者有精神病患的妇女家庭，你知道这个消息吗？邓飞：我也听江苏的网友说有的社区要求报告身边是否有被虐待、被囚禁的女性，如果有这种情况要向有关部门报告。我觉得这么做是非常好的。铁链女的事情唤醒了无数的网民，也唤醒了很多地方政府，他们开始行动起来，去清查本地区类似遭遇的精神病症女性，我觉得这对以后我们去解决乡村里的精神病患女性会有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很期待改善的发生。传媒特训营：有些网友说，这个事情能够进展到现在，你发布的微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说“邓飞是个英雄”。邓飞：微博打拐是我从2011年就开始做的事情，帮助被拐受害人回家是我的工作。我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只是利用我的职业技能进行了一些信息的收纳整理和提炼，然后把它发布到微博和微信的平台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这就是我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在这里，我也特别想感谢一下很多非常克制的自媒体，还有无数给我提供信息的网友。我觉得这应该是正义的力量，正义的网友还是非常多的。其实这里面有个细节，昨天有一个网友说他有一些情况要向我反映，给我私信我可能看不见。很多网友就说我们把你点赞点上去，结果就有7000多人给这个反映情况的网友点赞，这让我很感动，我想这也是民心所向。全文结束来源：传媒特训营作者：蒋伟独家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必究

作者｜蒋伟来源｜传媒特训营有人说，江苏丰县“锁链女”事件，是在主流媒体完全缺席的情况下，由网络推动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事件。真相如拼图，需要努力开掘，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才能让公众信服。值得欣慰的是，几位前媒体人探访了小花梅的老家，通过自媒体将探访过程呈现出来，为公众提供了宝贵的多元信息。

传媒特训营为提高新闻产品的专业性而生距丰县官方二次回应“8孩子妈妈事件”一周后，终于有官媒发声了。昨晚，《法治日报》官方微博针对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中的孩子父亲董某民与商家合拍宣传视频一事，进行了评论。评论文中提到：一名涉嫌违法的人居然能作为“流量名人”承接“业务”,显然不能让人理解与接受，这也是引发网民愤慨的关键点之一。但也有网友指出，这些视频是在有关部门介入之前录制的，当时这些商家或许正忙于蹭流量做宣传，并未注意董某民是否违法。这些蹭流量的商家究竟想起到什么样的宣传作用，想凸显产品或者服务的什么特质，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算拍摄、发布时间都在事件发酵之前,这些短视频也不会起到商家们预期的宣传效果。因为，一个将自己孩子的母亲用铁链锁住，只因自己有8个孩子而出名的“名人”,不仅与“正能量”无关，甚至与社会公序良俗相悖;指望其起到宣传作用的想法则更是荒谬。蹭这种“流量”,不仅不会让商家讨到任何好处,反倒暴露了相关人员为博取流量而毫无下限的难看吃相。然而，文章刊发后不久，显示已被删除。原因不详。网友表示：“终于有官媒说话啦。”“法治日报愿意在这个魔幻舆论里发声批评，已经很难得了”....《传媒特训营》注意到，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家公开发声的官媒。尽管文章已删，但多家媒体已转发了此文。那么，一篇看似平常的评论为何受到如此关注呢？近段时间，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一事持续发酵，即使当地两次回应，但在大众看来仍“疑点重重”，重点是该事件被曝光后，媒体竟“集体失声”。而率先发声的《法治日报》地位极为特殊。资料显示，《法治日报》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2020年8月1日，在《法制日报》40岁生日之际，经中央政法委员会、司法部同意，并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法制日报》更名为《法治日报》。目前，《法治日报》是全国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法治媒体。实际上，在《法治日报》发声前，湖南省内媒体《红网》针对丰县“8孩母亲”事件曾提出了五问，包括：杨某侠是否真是被“捡”来的？擅自收留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是否涉嫌拐骗，为什么“捡”到一个大活人就可以领回家“收留”；在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且证件不全的状况下，登记结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又是怎么登记结婚的；董志民的行为是否涉嫌强奸？面对公众对杨某侠遭受被铁链限制、被打掉牙齿等非人待遇提出的质疑，怎么解释；超生问题如此明显是怎么过关并获得补助的？是什么身体原因能让节育措施失效，使其连生8个孩子；这8个孩子是否都是董志民之子？对于孩子身世的质疑，董志民曾说“管他随谁去，只要喊我爸就行”，这样的回答明显不符合常理，涉及到他人强奸，需要尽快8个孩子的DNA比对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红网上述五问文章仍在。全文结束来源：传媒特训营

传媒特训营为提高新闻产品的专业性而生大年初一，中国男足又不出意外地输球了…最终，越南队3-1击败了国足，取得本届12强赛的首胜。新闻报道说：这场胜利，是越南队在世预赛亚洲区决赛阶段的首胜，国足则是A级赛事首次负于越南。谁都敢输！只能说，中国球迷的这个春节过得太苦了……有人欢喜有人愁。中国球迷“骂娘”的同时，越南球迷迎来了久违的幸福。据报道，中越比赛结束后，越南球迷纷纷走向街头，举旗放鞭炮庆祝，而越南总理在比赛结束后，更是激动地直接走进球场，现场给越南国足球员发大红包！国足惨败的消息传来后，伤心难过的不仅是球迷，还是殷切期待的众媒体。毕竟这大过年的，大家都想用一场胜利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很喜庆不是？面对惨败，一向严肃的官媒，愤怒又无奈地玩起了冷幽默——昨晚，中国新闻网刊登的一篇简短对话文，迅速被刷屏。网友看到后，直呼媒体太会玩！文章显示，共同完成这篇“调侃文“”的，是中国新闻网体育记者卢岩和新媒体编辑王珊珊。接着，调皮的编辑还迅速置顶了两人的留言……甚至在留言中，故意让两人继续展开“互黑”模式。很快，记者卢岩和编辑王珊珊毫无意外地火了。今天，中国新闻网继续发了一篇文章，更趁机让记者卢岩露了一把脸……文章介绍，2002年，那是中国首冲进世界杯，当时的编辑王珊珊还是乖小孩的“小小王”。文章透露，当时其也曾冒险逃课去看世界杯。王珊珊在文章中这样说，这么多年后，我依然记着米卢的那句：“快乐足球”。一直到很多年后，似乎已经对中国男足绝望的小王说：看球就成了工作需求，仅为工作需求。文章还介绍了被小王编辑拒稿的记者卢老师。文章介绍说，卢岩是一位老体育记者，这些年为中国足球没少操心，从他的头发就可见一二。文章提及，卢岩对中国足球的热爱，也是真的热爱，已经到了无惧网暴的热爱程度。听文章的意思，卢岩属于那种“国足虐我千百遍，我待国足如初恋”铁杆球迷。当然，文章还透露这也不是卢老师第一次因为中国足球被网友追着“探讨”了，还有网友调侃他：头比李铁还铁。显然，中国新闻网的这波操作，上热搜已是必然。截至14:57分，“王老师请支持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国足球”的话题，微博阅读量高达6676余万。对此网友说：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记者是卢岩，编辑是王珊珊。一位老媒体人评价中国新闻网的文章说：这也许是中国媒体人最后的倔强...刚刚，前知名媒体人胡锡进也在微博中说：男足昨晚输给越南被公众骂翻了天。是啊，那么多关注，那么多资金投入，那么多办法想尽用绝，男足就是原地打转，甚至往下出溜，一副吃饱喝足加躺平的妈宝赖相。绝了哈。胡锡进还说，看看男足有多热闹吧：国家砸钱，市场送钱，决心口号呱呱地，名人有钱人也是出了一批又一批。但就是与外面一对阵，就像积木搭出的巨人一样散落成一堆碎木块。这样的滑稽戏局限在男足就够了。来源：传媒特训营

2019年开始，随着“红星新闻”深度融合改革，立足于专业的财经调查与财经深度为方向的“红星资本局”横空出世。成立初的“红星资本局”对标很明确，就是要追赶《新京报》的“贝壳财经”和《中国经营报》的“等深线”等先行者，同时还确立了成长为国内知名财经新闻品牌的奋斗目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随着多篇轰动一时的深度财经报道的出炉，强势崛起的“红星资本局”开始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红星资本局”的崛起到底凭什么？日前，《传媒特训营》专访了“红星新闻”财经新闻中心主编、“红星资本局”主编袁野。红星资本局创立的背景是什么？是如何定位的？目前人员构成怎样，对记者的原创数量和质量有什么要求吗？在记者待遇方面是否有特殊的考虑或倾斜？预算是否单独列支？袁野：红星新闻自2019年以来持续推进深度融合改革，定位于打造中国主流新型智媒体标杆，聚焦大时政、大财经的深度拓展。由于历史原因，红星新闻自身的财经影响力一度孱弱、亟需重塑，打造一个服务于红星主IP的财经子品牌成为当务之急，红星资本局由此应运而生。2020年3月1日，由红星新闻财经新闻中心打造的红星资本局正式上线，首个分发渠道——微信公号也正式推出。截至2021年，红星资本局由财经新闻中心整建制组成，成员已由创立之初的1个负责人+5名记者，发展到接近20人的采编团队。红星资本局的主攻方向为大财经+大公司，在保证基本工作量的基础上，激励和引导记者多做专业报道、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并注重根据不同记者的特质和优势，引导其尽快成长。目前，红星资本局作为红星新闻的常规采编部门之一，没有特殊倾斜或单列预算。红星新闻目前除了红星资本局之外，还有哪些财经类栏目？与各栏目是否有选题的交叉和竞争？如果冲撞到财经类栏目（潜在）客户，如何处理？红星新闻是否对红星资本局有单独的经营任务或考核指标？袁野：财经新闻中心就是红星新闻财经新闻领域的主要生产部门，而红星资本局是在财经新闻中心整体平移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简单来说，红星资本局等于财经新闻中心，财经新闻中心等于红星资本局。其他部门的选题可能会有所涉及财经领域，但和红星资本局的切入角度、表现形态有较大差异。一般情况下，选题交叉和竞争不是常态。同时，红星新闻实行严格的采编、经营分离，红星资本局作为采编团队，只考核新闻指标，没有经营任务或经营考核指标。目前有一些媒体以部门为单位创建了一些栏目品牌，比如新京报贝壳财经、中国经营报等深线、北青深一度等等，这些品牌有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未来或许有单独运营甚至上市的可能。红星资本局在这方面的规划是什么？在红星新闻里，其权重如何？袁野：红星新闻定位于聚焦“大时政、大财经”，我理解这是红星新闻打造成为中国主流新型智媒体标杆的“一体两翼”。而红星资本局就是这“两翼”中“大财经”的主要承载部门和实践部门，也是红星新闻财经领域影响力的主要依托。红星资本局从上线运行的那天开始，就确立了成长为国内知名财经新闻品牌的奋斗目标，我们对此始终没有动摇过。贝壳财经、等深线等作为这方面的先行者，是我们学习和追赶的对象。而按照红星新闻深化融合改革的方向，未来也不排除红星资本局单独运行的可能。在红星资本局的报道中，能够看到有的财经领域报道是从社会新闻、法制新闻的角度出发的，如近期的“安宫牛黄丸涨价860元一盒，实探：门店已收厂家通知”“文峰美容美发秘书猛夸老板有天眼，公司曾让七旬老人3年消费235万”，为何要如此操作财经新闻？泛财经和专业财经之间，我们更倾向于哪一头？未来是否往专业财经方向发展？目前是否有对标的媒体？袁野：作为一个从零起步的财经新品牌，自身基因、人力资源、生存环境和竞争格局，都决定了红星资本局需要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没有成功经验照搬。上述两篇报道，我认为如同汪洋中的几滴水，不能真实反映出红星资本局的报道全貌。事实上，2019年以来，红星资本局一直围绕成长为国内知名财经新闻品牌而努力。我们持续重点专注大财经领域，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EDGe夺冠背后：近半电竞选手不到平均薪资，低的月薪1300》一稿，对游戏玩家狂欢的风险积极发声降温，获得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如独家报道的《调查|化肥价格创10年新高，农资店不敢进货，持续或压抑种粮积极性》，聚焦尿素涨价下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不久后国家相关部门表示将密切关注并维护化肥等农资市场秩序和价格稳定，此后还出台了化肥稳价保供的措施。又如前不久获得工信部“工信好新闻”奖的“专精特新”策划报道。像北交所开市、稀土保护、大宗商品涨价、多地拉闸限电深度调查、新能源、新基建、数字经济……类似的新闻报道和策划报道还有很多。红星资本局的另一个持续关注重点是大公司及资本市场，如《红星调查|陆正耀神州租车“卖身”内幕》、《恒大“9车齐发”陷“模型车”质疑》《独家对话特斯拉车顶维权当事人》《独家对话“私募冠军”叶飞》《钱与权的交易？贵州茅台国际大酒店的秘密：睡着赚钱》《中国知网生意经》……我们希望通过关注和研究行业头部企业，来实现一个新财经品牌对相关行业的认知和聚焦。同时，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红星资本局2021年还开始探索以媒体认知、商业分析、数据报告为核心优势，充分发挥全媒体的势能，来输出产业经济全景分析和行业企业深刻洞察的研究型产品，如《三大电商平台研究报告》《国潮崛起报告》《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展望》《汽车智能化发展展望》等，进一步摸索提升红星资本局的专业化和品质感。以上这些例子，都只是简单列举的2021年部分案例，而大部分工作，其实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在做了。此外，泛财经，或者说带有一点社会化的财经新闻，可能是离C端用户、普罗大众最近的财经新闻。我们注意到，通过泛财经报道追逐热点，从而聚集更多的C端用户、吸引更多的关注，在目前头部财经媒体的新媒体端是一种比较明显和普遍的现象。作为一个初创品牌，红星资本局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尽最大可能去聚集更多的用户，只有拥有了足够的C端影响力，才有条件和可能进一步成长和发展。曲高和寡不是我们的努力方向，阳春白雪很美，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人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红星资本局还会继续在积累用户、打造品牌影响力上持续努力，同时逐渐生产出更多更专业的财经新闻，更多去关注大财经、宏观经济，更多去触达大公司、资本市场，为中国的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报道。传统的财经新闻，比如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等等这一类的比较专业的报道，受众比较小，受众往往是专业人士。而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又是面向大众的，所以现在很多财经新闻也要追热点，找热点事件的财经角度。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区别和冲突？传统的略显枯燥的财经新闻在互联网形态下如何更亲民？热点事件的财经新闻虽然有爆发力，但如何能够兼顾专业和深度？袁野：在当下，大量的上市公司和股权交易，关注它们的已经不仅仅只是小众的专业人士。简单的例子，2019年以来，资本市场热情开始上涨；2020年，基金市场异常火热；到2021年11月，中国A股股民已经达到1.9亿。随着我国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正在带来居民增量资产配置方向的巨大转变，这在目前的一线城市表露明显。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成为中小投资者，关注到财经领域和资本市场。我们认为，财经新闻的受众已经逐渐变宽，投资者的素养已经逐渐升高。财经新闻既要追逐热点，以满足投资者的基本的、即时的信息需求，也要追逐专业和深度，以满足投资者的更高价值需求。所以，“红星资本局“并不排斥对热点财经事件的追逐，希望能获得更多用户的关注。同时，我们也在有意识的不断鼓励和培养记者：不仅要把事件采访调查清楚，更重要的是思考事件背后的逻辑和规律，理解和表达清楚公司、行业的变化以及内在原因，既要看到热闹，更要看到门道。红星资本局也有很多短视频报道，不过这些视频报道大多并不是现场视频，而是通过空镜头或图片拼接加字幕的方式制作的，为何要这么做？这种短视频报道的效果如何？相对来说，财经新闻不是很容易出现场画面，但视频报道又是新媒体发展的趋势，你们在财经短视频新闻上有什么样的规划？袁野：我们认同视频化是媒体传播的发展趋势之一。红星资本局进入这个领域时间还很短，希望首先解决“有”，并以此在团队内逐步增强所有人的视频意识。从效果来看，偶有亮点，比例不大，还需要更多的内部总结和向其他先进媒体学习。我们会根据团队发展情况和需要，适时实现视频报道的“精”，希望未来能生产出类似于文字报道方面的调查、深度类的中视频，实现文图、视频的有机切换。红星资本局除了在百家号、头条号上有入住之外，还在东方财富、中金在线这些投资理财类的网站上开通了财富号、财经号，开通这些号的意义是什么？效果如何？未来是否有向自己的app导流引粉、收费阅读的考虑？袁野：作为一个新生的财经媒体品牌，分发是播种，传播是收获，我认为没有分发就没有传播，最大化分发是提升影响力至关重要的一环。不同大大小小的平台，均集聚了一群不同特点、喜好的用户。实践中发现，在一些细分领域体量相对较小的平台上，红星资本局的相关报道受关注程度反而更高，流量甚至大幅优于主要的头部平台。红星资本局的影响力，其来源是多方面的。目前，我们正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和工作实际，朝着预定的方向在一步一步往前走，从实际运行来看，基本符合预期，也契合我们的规划。过去有很多财经调查记者，专注于上市公司、资本系等领域的调查，但这些调查费时费力，您觉得当前的传播环境里，是否还需要这类调查报道？不少财经调查记者也纷纷转型离开媒体行业，您如何看待这个事情？袁野：对红星资本局来说，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一篇深度调查报道的力量甚至能超过100篇普通报道，所以无论从日常绩效、考核体系，还是价值认同上，我们都特别注重引导记者去做更深入细致的调查新闻和深度报道。红星资本局的团队搭建时间较短，以刚入行不久的95后年轻记者为主，除了团队的培训和传帮带，我们还鼓励、提倡记者“走出去”，到现场，面对面，以更快速的积累采访经验。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过去一年红星资本局会生产出更多的调查报道。目前的媒体现状，可能不少都面临着后续乏力、人才流失的情况，更不用说能力和素养更全面的调查记者。尤其是财经媒体，由于专业素养和知识积累的门槛，调查记者更加稀缺。媒体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我们觉得财经调查记者是珍宝，值得珍惜和保护。同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果有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就能往前走，就有希望。此外，无论是调查记者还是普通记者，其实流动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尊敬并祝福已经转型的优秀财经调查记者，同时希望和仍在为了新闻理想发光发热的同行们一起，做好中国经济的守望者，用真相创造价值，在“调查”和“热点”之间找到平衡。版权来源来源：传媒特训营

1月12日，2021年法律资格考试成绩张榜公布，一时间，媒体人的朋友圈被“法考”成绩单的截图刷了屏。这让人有些恍惚：到底是传媒人的朋友圈，还是法律人的朋友圈？近年来，媒体人或前媒体人参加法考已经成了一种“潮流”。媒体人为什么要扎堆儿去法考？现实一点的，是为了生计而转型；理想一点的，则是为了充实自己。已经转型的前者，也许会问准备转型的后来者：现在是缺律师了吗？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一位律师所言：“这世界不缺律师，严重缺乏调查记者。”还有一个问题：记者每天采访写稿，还不充实吗？一位十余年工作经历的记者曾跟朋友抱怨过：我平均每天能敲下三五千字，表面上救苦救难，但看着衰老的父母，成长的孩子和我越来越花的眼睛，越来越酸的颈椎，却感觉无能为力。那么，记者纷纷参加法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要转行做律师？今年刚通过法考的记者们，打算转行吗？那些曾经的媒体记者现在做律师还好吗？带着这些疑问，《传媒特训营》在法律资格考试成绩公布之际，采访了几位今年刚通过法考的媒体人，以及已经转行律师的前媒体人，想听听他们的答案。胡波（化名）西南地区某知名媒体调查记者大规模的媒体记者转行去做律师，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这充分说明了现在的媒体人才体系是有问题的，或者不能说是媒体，应该说是传播体系，现有的机制是错误的。我从2012年入行，尽管从业已有十年了，但我会很快选择转型去从事律师的这个职业。首先，这个职业是我最喜欢的职业，但现实层面确实很悲凉，收入即使在我们这种所谓的头部媒体也是一般水平。第二个，媒体记者的职业前景也很暗淡。全部都是靠计件进行评估，我们的工作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写不动稿子了。写不动在媒体就会被淘汰，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局面。说白了，媒体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我有再多的经验，一旦不能写，收入也为零。这样的情况下，媒体人转行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不愿意去做行政类工作的话。因为我是非法学本科专业毕业的，可能还是在曾经的媒体工作中接触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比较多，这两类案件在之前的工作有接触比较熟悉，因此，相关的知识，无论是案源还是经验方面都要好一些。李铁柱资深媒体人、北京青年报记者考了四年，今年终于顺利通过，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对于未来是否会去做律师，自己目前暂时还没有这种打算，尽管媒体行业确实比以前差了很多，但还想继续从事这份职业。大家都说记者收入太少了，但说实话我觉得还好。考试或者学习也是因为与媒体工作性质有关，只是让自己掌握更多专业知识，但短期内不打算拿律师证。黄鹤（化名）北京某知名政经媒体调查记者今年通过了法律资格考试，会考虑转型做律师。年龄逐渐大了，生活的压力摆着，且越来越大，媒体的这点收入，很难维持自己生活。之前也考虑过去大厂做公关，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就我个人而言，自己其实非常喜欢这个行业，但一边是生活，一边是压力，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江丞华前法制晚报记者决定参加法律资格考试是在2020年，因需要照顾孩子的缘故，我当时处于一种半工作状态，但常常能通过朋友圈看到昔日同事所刊出的稿件，心里开始慢慢有了一种落后的不安全的感觉，担心自己的工作能力会退步。为了强迫自己保持学习的习惯，所以决定备考司法资格考试。选择法考，因为我原来一直是法制记者，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和喜好，希望通过系统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对于二胎妈妈和在职者的我来说，备考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学习时间，我几乎没有办法找到完整的规律的学习时间，在备战考试的一年多里，我的学习时间大多数集中在孩子睡觉时间，比如清晨、中午和晚上。法制记者的工作经历对备考有很大的帮助，因在以往工作中接触过很多案件，对一些法理和案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熟悉。这些年来，有不少曾经的媒体记者，通过法考后转型成为律师，他们也通过《传媒特训营》这个平台，在法考成绩公布后的这天，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建议。刘万永资深媒体人

张进，资深媒体人，财新传媒原副主编。科班出身的张进，1988年便进入《工人日报》，2000年，张进加盟《财经》杂志，历任高级编辑、综合部主管、副主编，2009年11月，又随胡舒立创立财新传媒。至今从业已30年。张进职场生涯的转变发生在2012年。当年初，张进突发抑郁症，并一度陷入重度抑郁。实际上，张进抑郁症的源起可以追溯到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当时，针对汶川地震进行三个月高强度的新闻报道工作之后，张进的身体进入疲倦状态，这种损耗和疲倦感一度延续到了2011年，他发现自己再也扛不住了。经过艰难的治疗，病愈后的张进认识到中国抑郁症科普存在巨大的空白，便开始深入精神科医院，走访抑郁症患者，边学习、边采访、边写作，陆续出版《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渡过：我的知与行》等系列著作。2015年10月，张进创办了一个名为“渡过”的微信公众号，现今，“渡过”平台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心理障碍患者和家属自助互助康复社区。张进也因此获评2015年“健康中国年度十大风尚人物”。财新传媒主笔王和岩曾这样评价这位前领导：张进比我更洞察人性，更了解所谓的爱；面对一个新进来的普通记者，谦虚有加，实话实话，从无虚词。来这个团队马上就七年了，我从未见过他对谁疾言厉色过。2015年10月，张进创办了一个名为“渡过”的微信公众号，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想到，“渡过”能够影响几十万人的生活和生命。此时，张进从严重的抑郁症中好转，在此之前，他已经着手把自己从2011年患病到经过治疗后慢慢好转的经历写了下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渡过》。后来，他征集了很多抑郁症患者的自述，又走访全国多个抑郁症患者家庭，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先后共出版四本《渡过》。现在，他是“渡过”平台的负责人，着力打造出针对抑郁症患者尤其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全生态疗愈的模式。“地狱归来”后作书

2021我们一起走过新年献词每天，都有海量的新闻推送到你面前，多得来不及了解，热点已经转换；每天，都有无数的资讯呈现在你眼前，快得来不及甄别，沸点已经降温。我们的身边，有太多虚假的正能量，也有很多让人不敢相信的坏消息。有人忙着讲好故事，也有人执着而艰难地探寻真相。对于所有传媒人来说，追逐梦想，捍卫尊严，永远是一条艰辛曲折的路。我们有幸同行，而今更多的是站在路边为大家鼓掌。过去的一年，我们更名为“传媒特训营”。我们的目标，是和所有媒体人一起努力，提高新闻记者的专业性，让新闻产品的质量提高哪怕一点点。我们希望呈现的，是新闻人更为专业的，更脚踏实地的，更砥砺奋进的传媒故事。通过这些，将传媒人坚持真理、追求真相、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精神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传媒特训营”特邀几位媒体人聊一聊对新年的期望，这些或质朴，或感人，或奋进的话语，将随着新一年的到来，随同2021的接力棒一起传给2022。新年的钟声是又一次出发的号角。这一刻，不知道正有多少新闻传媒人在外面采访，或是在去采访的路上。走出去，记下来，永远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简单、也是最富挑战性的工作，更是所有媒体人的光荣使命。（顺序按姓氏笔画）2022年，不见不散！

褚朝新的文章，一直聚焦“时政”二字，当记者时，他的时政报道有料、可读；写自媒体文章时，他的文章被一些前同行评价为精准、克制。每天到政府网站上找线索，是在传统媒体长期当记者留下的“工伤”，也是他除下厨、带娃以外的乐趣。无论是作为母校湖北大学新闻硕士的校外导师，还是受邀到高校或媒体讲座，面对那些年轻的面孔，褚朝新总是希望有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新闻工作。在他看来，“游刃有余”就是屠夫的理想，记者为什么不能有新闻理想？每个行业确立自己的理想，才会明确前进的目标。因为长于突破，事迹传于江湖。因为文字表达，数次被纪委调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从传统媒体写作到自媒体写作，褚朝新的新闻理想有哪些坚持，又有哪些变化？刘万永、顾航瑜对话褚朝新，探寻一个读书人是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的。记者当然应该“在现场”，但“现场”的外延扩大了问：你是湖北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先后在武汉晨报、新京报、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微杂志工作，算是典型的传统媒体人。媒体给你带来哪些改变？褚朝新：媒体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一个是对外部的认知，一个是对新闻的认知。对于外部认知，包括怎么与人打交道，我以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媒体的工作改变了我个人的性格，我变得开朗了很多。刚参加工作的前几年，总觉得写稿子要改造社会，要一稿动天下，干到40岁想法变了很多，觉得新闻可能更多是回到教科书讲的，首先是记录，而不是刻意去影响社会的发展，尽可能真实还原和如实反映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环境，然后才是对现实的干预。对新闻功能认知的这种变化可能是被迫的，也是这么多年在新闻实践中慢慢发生的。问：做记者17年，自己印象最深的报道是哪篇？褚朝新：印象深的稿子是当年写的李庄案，那一年也因为这篇稿子获了南方报业集团的年度记者，但是那个稿子我并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它是一些简单的消息稿，无论采访还是写作，都不是特别值得去说的。个人觉得，这些年做时政报道做得比较好的一篇，应该是《山西“补官”》，这篇报道突破了很多当地官员，包括山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花了差不多有两个星期，跑了很多地方。当时山西被中央定为塌方式腐败，山西内部又确定了两个腐败重灾区，一个是吕梁市，一个是山西省交通厅，都是几任书记、厅长被抓，当时重点跑了这两个地方。问：能否和一个重要的采访对象深入交流，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么争取到采访机会？褚朝新：这个采访有个比较重要的前提，是采访前突破了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2015年王儒林在全国“两会”上说，山西空缺省管干部300多名，当时舆论哗然，说山西塌方式腐败太厉害了。当时我重点采访山西团，有一天大会休息时给王书记写了一个纸条，提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当时都在讨论反腐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很多声音在说反腐不影响经济发展，但当时山西的经济全国倒数第一，我想问反腐到底影不影响山西的经济发展？第二天，全国人大新闻局接到山西人大的投诉，说我堵截省委书记王儒林采访。此后一天，在电梯遇到了王儒林，我问他，“王书记，前几天就是给你递了个纸条，对你造成了那么大的困扰吗，你要到全国人大去投诉我？”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如果真有这个事，那就是误会，要撤回这个投诉。”电梯很快就到一楼，王儒林说一起吃个饭再聊一下。在饭桌上说，我提出了采访申请：你在大会上对媒体公开说，山西空缺300多省管干部，你应该也看到了外面的反响，我其实很想写个稿子，空缺这么多干部，而且在这么多干部可能被“带病提拔”需要甄别的情况下怎么选干部，这是很考验这一届山西省委的政治智慧的。他说这个点非常好，支持我写。4月的一天，我到太原采访，就给他的秘书打电话联系采访。几分钟后秘书回话：书记说全力配合。这是重要前提。比如，当时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起初就不太愿意见，我当时就直接联系了秘书，经过做思想工作，高才答应见我。但是整个报道采访，包括这个稿子出来以后，王儒林都没有提出审稿。2020年12月，在北京举办新书分享会，与资深媒体人朱学东对谈。据说，这本书脱销后加印了，欢迎购买。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你的采访对象敞开心扉跟你谈？褚朝新：当时首先是见了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省委组织部很清楚干部空缺的具体情况，采访张高宏之后，我就搞清楚这300多人的具体情况。再到下面去采访，他们发现我对这个事情比较了解，而且接触到的人都还比较核心和关键，他们说起来也就放得比较开。当记者不能缩手缩脚，胆子要大，尽可能要了解要采访的主题，要自己掌握很多信息，你已经知道了什么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你将能获得什么，提出的问题可能才有价值。采访的时候要放开问，至于后期怎么去写，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敢问十个真问题，采访对方能回答两三个，一篇稿子的信息增量可能就很大了。问：《山西“补官”》这类报道，有什么采访技巧或者注意事项？褚朝新：其实这个报道的最大风险，就是很容易沦为替山西背书，当时自己有一条红线——我要做的是通过现在这些官员的口来还原过去山西的问题在哪，过去为什么会那么腐败，现在准备怎么扭转这个局面，有没有具体的做法？时政稿难看，有时候是因为文本很枯燥，找到更多的故事和细节就可以把枯燥的内容具体化，生动化。那次采访时很注意细节，比方说县委书记的选拔，他们有详细具体的选拔规则，但写稿子需要更多细节和故事，比如采访时任孝义市委书记马文革时，他把手机拿给我看，说他当选孝义市委书记以后，他在美国的同学都看到了，凌晨从美国发信息给他祝贺。县委书记不是个大官，他过去是省委研究室副主任，本就是副厅级干部，但这个细节很生动，能体现山西当时试点选县委书记这个事情关注度确实很高。第二是稿子要可信，若人家说什么就写什么，风险也挺大的。现在反思，当时思路上也有一点没有放开，如果能进看守所或者进纪委的留置点，去采访几个落马的市委书记，这个稿子会更丰富一些。问：以我自己的经验，采访官方很难，很多时候甚至会因为采访官方导致稿件胎死腹中。信源的平衡与报道的顺利发表，你怎样平衡两者的关系？褚朝新：时政报道都是在与官员打交道。比如写河南省警务改革，曾经采访河南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秦玉海。采访前也做过一个风险评估和研判，如果去采访他本人，稿子可能被灭掉，但如果这个稿子不去采访他，写出来就很空，没有核心信息源，全是外围采访，可能自己就要放弃。在这种权衡下，最终选择冒险试一下。当时有媒体说，河南的警务改革已经失败了。我联系秦玉海说现在舆论也好，包括你们河南公安系统内部也罢，对你这种质疑的声音特别大，认为改革失败了，责任在你。当时极力试图说服他，但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采访。随后，我就去了改革的发源地商丘，每天发信息告诉他我在商丘看到的情况，告诉他现状跟改革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按目前采到的信息，哪怕是他不接受采访，我也能写，但是这个报道目前都是在指责和批评他，建议他还是接受采访比较好。然后，他就同意了接受采访。2021年12月18日，在湖北老家朋友家的鱼塘“浑水摸鱼”问：受拼时效、疫情不能出差等因素影响，记者依靠网络、电话采访似乎有其更多的合理性。你觉得现在还需要强调记者“在现场”吗？褚朝新：当然需要。但是我们对现场的理解不能局限在过去的理解范畴里。网络时代，很多新闻都发生在网络上，我们对新闻现场的理解，要有所扩展。比如前不久的“滚书记”事件：一个叫关翠敏的人，给当地县委政法委书记发了个信息，他给关回的信息就一个字——“滚”。关认为，短信里写明了她个人的信息，反映的事情也说得很清楚，但政法委书记说只看到一个链接，认为是个电信诈骗的信息，所有才回“滚”。此事的评论、报道很多，但很少有人去试一下，让关翠敏把信息原文不动的给自己发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完整信息还是个链接。我做了这个事，发现关发的信息确实就是一个链接。新闻现场从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延展到了更多的网络现场。问：2014年7月，洛阳副市长郭宜品畏罪潜逃。消息曝光后，你到了他的办公室，看到门缝里有塞进去的文件，你的报道开头使用了这个细节。你怎么想到要去做这件事，又是怎么进去的？褚朝新：其实当时就想看一下他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场很重要，但是他们不同意。当时进他们市委大楼没有人拦，就想碰一下运气，去他办公室门口一看，底下门缝里塞满了文件，我就抽了一张出来，发现其中有一张是前一天报给副市长的文件，我当时想，这个人已经被通缉了，他还在享受体制内作为一个副市长的“政治待遇”，这个细节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场，是我去了郭宜品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单位，当时有媒体报道说他们都已经跑到了国外，结果我去他们的单位发现都在，根本就没有潜逃出境，这就是“现场”的重要性。问：记者圈里，你被称为“褚书记”，有很多传说，说在一些戒备森严的新闻现场，你一手端茶杯，一手拎公文包，如入无人之境，因为保卫人员觉得你是一名官员。你的朋友倾城还亲眼目睹了一次。能否谈一谈这个案例？褚朝新：叫“褚书记”是媒体圈的玩笑话，不值一提。倾城说的案例，是总理李克强第二次到恩施调研，当时是十八大以后，八项规定刚出台，我就想看一下总理住的宾馆做了哪些准备，有没有按照八项规定来执行，比如不允许摆花、不允许迎来送往，出行也不允许封路……当天几个朋友都觉得这是一级警卫，不可能进得去，但我当时是一门心思要去试一试。一个朋友开车送我去的，为了不暴露他，我在很远的地方下车，就拎着个包端着个茶杯，大摇大摆走进去了，没有任何人拦。到了大厅，就跟工作人员聊了起来，后来说漏嘴，讲起自己2011年到日本去采访的事情，一听到“采访”俩字，那些人一下哗哗就站起来了，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只好承认自己是记者。他们对讲机一呼，就来了一二十号人把我围住了，然后把我带到酒店的保安室，审了一个多小时，问我怎么进去的，是不是里面有人接应。我告诉他们，没有人接应，不信可以查监控。后来发现我说的是真的，通知当地宣传部接走了我。不是为了拉谁下马，只是呈现客观事实问：在中国做时政报道，难点在哪里，主要挑战或者压力是什么？褚朝新：其实难点就是刚才说的信息源问题。中国的官员确实很不一样，一个是整体的官场文化偏于隐忍，哪怕心里有想法，对某个事情、政策很不满，也都不愿意出来说。信息源难找，由此衍生出来如何突破采访对象的问题。我做时政报道这些年引起一些注意，也可能是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方面稍微有一些突破，能找到一些有效的信息源，能够提供一些有效的信息。第二个就是自我审查特别厉害，觉得很多话题不能说。现在很多时政报道，停留在人物简介阶段，很难放开从不同利益角度，不同立场来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挖掘。问：你觉得压力在于哪里？褚朝新：当下做时政报道，很容易成为官方的发声筒，如果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肯定会想办法规避这个问题。但是做时政新闻就是与官员打交道、与政府打交道，那就要让他们尽量多表达和说话，没有必要跟他们隔离或对立起来。我平时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尽量让他们开口说话，而且尽可能丰富，更全面更立体地去表达他自己，而不是纯粹吹捧或者纯粹为了批评而批评，尽量把一个官员还原成一个正常的人，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有正常的各种满意和不满意。现在有些记者，如果能采访到一个县委书记，可能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县委书记说什么就写什么，这也是很危险的。正常的时政报道，信源也应该更加多样化、更加丰富，县委书记说了一个事情，记者随后要找他的同事、下属、上级以及对立面和反对者核实求证。问：与人为善一直是你的行事风格。陈行甲当巴东县委书记时，你曾深入采访。后来他在《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中首次披露自己曾被诊断为抑郁症，你得知后还写文检讨，说自己没有采访到这么重要的信息。如果你当时知道他得了抑郁症，会在报道中披露吗？褚朝新：可能会写，因为我觉得跟当时采访主题直接相关，他能被逼成抑郁，这更说明当地的政治斗争复杂，如果知道了肯定要写进去的。当时的县长刘冰一听说陈行甲患了抑郁症，连夜驱车找到恩施州委书记汇报说陈行甲得了神经病，不能再当县委书记了，这是多么鲜活的素材。实际上，当时在整个采访中都不知道他得过抑郁症，忽略了采访曾与他不和的县长刘冰，刘应该是他在巴东官场最大的一个政治对手。如果当时去采访了刘冰，就可能会知道陈行甲的抑郁症，刘冰甚至还可能会批评陈行甲。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批评陈行甲的声音，他得罪了很多当地官员，很多人不喜欢他，这类信息已经很多，所以就忽略了去联系刘冰。这是一个教训，我前不久写文章反思过。问：我还记得《官场“桃花劫”》的报道，因为采访对象的女儿当年参加高考，你就把他的名字隐去了。褚朝新：这涉及职业伦理问题。当时某地一些女性专事色诱官员并偷拍视频，再拿着视频敲诈勒索，不给钱，就把视频寄到家里、单位。在这个案子中有一个采访对象，他是湖南某地级市某局的副局长，也是当时采访唯一现场堵到的一个当事人。对采访来说，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采访对象。采访过程中知道他孩子马上要高考，我当时就动了恻隐之心，后来跟编辑部沟通能不能不写这个人的名字和职务，当时的考虑是，如果孩子看到了可能会影响到高考，编辑部同意了。对贪腐的官员，包括违法违纪的官员，应该去监督，应该实事求是地去批评，但也得考虑减少对他们身边有些无辜者的伤害。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个官员落马，纪委的办案人员跟我讲，此人跟他老婆的妹妹搞在一起还生了个孩子，这个细节如果写进报道里，会很吸引人，对流量有帮助，但孩子可能会从幼儿园就开始被人歧视，被人嘲笑，这可能会毁了这个孩子的一辈子，当然放弃这个细节也是跟编辑部进行了沟通的，编辑部同意放弃。2018年夏，在北京与陈行甲一起做菜。问：你曾说过“做监督报道，最想的不是把哪个官员拉下马，更希望与他们良性的合作，找准矛盾并化解矛盾，为改善民生做点实事。”但媒体人手中的笔的确可能改变某些官员的命运，如何看待媒体监督的力量，舆论的力量？褚朝新：在一个正常环境里，媒体监督不能被忽视，不能缺少。官场有官场的规则、制度，一旦有些事情被披露出来了，他们按照规章制度去处分处罚一些人，这是我们干预不了的事情。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数着谁谁谁让多少官员落马、扳倒了多少官员，没必要这样。我们还是要多对事实负责，多对新闻本身负责，至于新闻发表后能起什么作用，那不是记者能控制的。我从来不羞于谈新闻理想问：公众号的线索是从哪来？选择标准跟以前在纸媒的时候，有何异同？褚朝新：一个是读者爆料，第二个是政府网站，我几乎每天都会到各地的政府网站上看一看。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已有的媒体报道，如果觉得已有的媒体报道还有发掘的空间，就往下跟。选择标准一样的地方是“要有传播价值”。比方说我前几年写过武汉一个国民党少将后代的事，这个少将被镇压时有一套房子被政府没收了，八十年代少将平反了，因为他曾经帮助过新四军，法院判决把房子还给他，可判决生效后近30年没有执行。这个事就有传播价值，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背景。第二点就跟原来不一样了，过去当记者可能更多考虑职业的因素，只要报题编辑部通过了，记者就得到了保护。现在没有人保护，得考虑有些东西适不适合写，自我审查变得很严重，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大部分线索就会被筛选掉。还有成本问题，有很多事不花时间采访、不深入到现场，是很难搞清楚的，作为个体，没有报社这样的机构承担经费，我也不能收任何人的钱，一般选择放弃介入。问：你关心阅读量吗？褚朝新：当然关心。文章越多人看到肯定会越被重视。辞职后在自媒体上写的稿子跟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很多稿子直接介入到某个具体的事件里面去了，希望能够推动和促进具体事情的解决。以前写新闻稿可能还不太明显，因为新闻稿更职业一些，现在好多事情点对点，某一个具体事情人家反映过来，觉得有传播价值，通过这个事情还能推动这一类事情解决，或者说能够唤醒一批遇到这类问题的读者，能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维权，肯定会希望更多人看到。问：在传统媒体待的时间太长了，写作时反而受到很多束缚。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褚朝新：不管写什么在哪写，真实是前提，做这么多年记者，这个底色没有变，我不会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去虚构一个事情来推动另外一个事情，还是要实事求是。标题也会影响阅读量，有时我会把一个稿子在两个不同的号换标题发两次，阅读量确实不一样。网络传播时代，媒体人必须要学会怎么样让内容和标题更抓人来扩大影响，这个也是业务能力。其实有一些办法是我们的传统媒体时就在做的事情，现在是更加要主动适应新媒体的传播形式。问：你原来在公号上也说过，自己被纪委查过两次，我看你前一段时间写的文章说因为有人帮助才得以平安。褚朝新：现在已经不止两次了。2014年我写过一篇点名批评当时一个在任的省委常委、纪委书记，说他每年搞纪委开放日邀请媒体参观，但我有一年去采访，拿着采访函、记者证连纪委的门都进不去。文章发表后，他们派了调查组，省、市两级纪委到了我老家，县里当时的纪委书记跟我关系不太好，他当宣传部长期间被我批评过，然而他在调查组面前说，褚朝新这个人很关心家乡的建设发展，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过了几年以后才知道。问：你觉得新入行的记者多久可以确定专注领域？褚朝新：至少要三年吧，我差不多干了近十年才选择了时政。现在大家都这么急，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你去试，很多人可能没干到三年就辞职了，我觉得至少要干个三年练基本功，基本的采访技巧、写作技巧、新闻线索的判断、新闻价值的判断、采访的突破，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功很难做。这三年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自己到底对哪个领域感兴趣，有兴趣才能做得好。问：作为湖北大学新闻专业硕士生导师，你还会鼓励新闻专业的学生从事新闻行业吗？还会跟他们谈新闻理想吗？褚朝新：鼓励呀，你不干新闻为什么要学新闻？现在如果哪个新闻单位要把我招当记者，我也愿意。我从来不羞于谈新闻理想，哪一行都要有理想，屠夫们就梦想着拿把刀把骨肉分离得流畅自然，所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就是屠夫们的职业理想。屠夫都有理想，当记者为什么不能有理想？只不过是现在很多人确实没有做到。每个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而且都应该去为了践行理想而努力，这样才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有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现在有个很不好的倾向，那就是嘲笑新闻理想，我觉得应该嘲笑的是不按基本的新闻操作规范做新闻写报道的，而不是要嘲笑一个记者有新闻理想。我从来不掩饰我是有新闻理想的人。问：你的公号文章，经常提及要承担起“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江湖再无“褚记者”后，你的社会责任有哪些，怎样承担？褚朝新：我小时候没有读书环境，家里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后来慢慢意识到读书真的是太重要了。现在回头看，读书人大致有两类，有人读书是为了做好一个人，比方说我读到一本书，觉得这个作者说得很有道理，那么以后我就要这么做人；有人读书是为了写好一篇文章，至于怎么做人是两码事。我希望朝第一种读书人的方向去努力，不做“两面人”。空间是撑出来的，尽管现在空间越来越小，大家还是应该尽量能撑多少撑多少，能撑多大撑多大。多关注身边人，但不苛求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消失9个月后，前京城著名报馆——《法制晚报》的社长、总编辑王林有了最新消息。11月底，在某媒体一次内部会议上，有关方面通报了《北京青年报》前社长张延平、王林案件的相关情况。这是王林被指卷入张延平案后，首次传出相关消息。据《传媒特训营》获知，通报显示，《北京青年报》前社长张延平除涉及经济问题外，还有生活作风问题。今年3月15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官方消息，《北京青年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张延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官方消息发布前5天，原《法制晚报》社长、总编辑王林的抖音栏目“热榜观察”停更，随后有消息称王林与张延平案有关。从3月10日王林在抖音“热榜观察”栏目中最后一次露面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80天。2004年由《北京青年报》社主管主办的《法制晚报》创刊，王林担任《法制晚报》总编辑，当时他36岁，是京城都市报里最年轻的总编辑。在此之前，王林在《北京青年报》任职，他担任记者和编辑期间，曾多次奔赴战地报道，他也经历了《北京青年报》最辉煌的时期。最年轻的总编辑王林，在最年轻的都市报《法制晚报》，靠着一批最年轻的记者编辑，曾经创造了京城都市报的一段传奇。在王林担任《法制晚报》总编辑期间，他提出了“离你最近”的办报口号，要求新闻选题贴近读者，贴近大众，贴近现实。他在都市报内尝试了社区新闻的操作手法，让记者就近“分片”跑透自己周边的新闻线索。在法制新闻领域，他强调庭审现场的鲜活性。为了和有历史积淀的北京晚报竞争，王林强调“当日新闻”的拼抢，他认为晚报大多在中午截稿，早报则在晚上截稿，而从0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这段时间，其实是都市新闻的真空期，这12个小时的新闻拼抢是必须的。于是，他在《法制晚报》开设了“当日新闻”的总编辑奖，还组建了“夜线报道组”专门由热线新闻部负责深夜的突发事件报道。在报刊的版面编辑上，他强调编辑的策划意识，沿袭了北青“浓眉大眼”的版式风格，并且在此基础上创新使用3D平面制图的手段制作新闻版式和图片。同时，他对于新闻图片报道极为重视，要求文字记者也必须要拍摄图片，并制定了考核工作量。让摄影部负责人为每位新记者培训新闻摄影技术，这让《法制晚报》的新闻图片质量成为京城媒体之首，也让很多年轻记者获益。王林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敢于使用新人，当时《法制晚报》的很多记者都是大学应届毕业生。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王林作为总编辑派出了至少20名记者前往震区一线采访，其中将近一半记者都是毕业不超过3年的年轻人。在《法制晚报》旧址惠通时代广场的小楼墙上，曾经贴着这样一条规定：这里是报社，不是学校，也不是公司，这里没有“总”，也没有“老师”，同事之间一律直呼其名。而在报社内同事们也基本都是这么做的，有的记者会直呼王林的大名，而有的记者为了表示尊重，也就叫一句“老王”。掌舵《法制晚报》期间，每个周五，王林都会亲自召开评报会，总结一周以来报道的优劣得失。他在评报会上全都是业务指导，没有什么空话套话。很多年轻记者在听过他的评报会后都觉得在新闻专业上受益匪浅。每年的新人培训，王林也都亲自参加，即便是后来他担任社长也是如此，这一点一直延续到他离开《法制晚报》。2010年前后，王林又推出了《法制晚报》调查暗访报道组，他要求每位入职法晚的新记者，都要先完成一到两篇的“卧底”暗访，很多抱着新闻理想来到报社的年轻人，深入到海底捞、COSTA咖啡、新东方等知名品牌卧底，挖出了这些品牌背后的诸多问题，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王林时常挂在口头的话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对于一个新闻事件的深入分析和发散思维是令人敬佩的，同样的一条新闻，他总能找到与众不同的角度。

当天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会上，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新华社社长蔡名照、中央电视台台长聂辰席和编辑代表范正伟、记者代表李柯勇、主持人代表康辉分别发言。

从《八佰》到《长津湖》，近年来战争题材的电影备受关注，从影片回到现实中来的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参与战争的那些老兵。“让老兵回家”曾经是前知名调查记者孙春龙的心愿，他希望通过公益活动的传播，带动整个社会关注抗战老兵。2005年，缅甸。当时还是调查记者的孙春龙在采访期间偶遇到一名老兵，交谈过后，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与老兵这个群体交织在一起。2011年，身处职业生涯黄金时期的孙春龙突然辞职，转而成为“老兵回家”这项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策划者。8年过后，孙春龙卸任了其一手创立的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将目光重新放回传媒领域。谈及转换赛道的初衷，孙春龙坦言，龙越基金会内部治理结构已上正轨，日复一日的筹款、寻找老兵，让他失去了最初的挑战感。“新方向就是止戈传媒，接下来我会回到一个媒体人的视角，继续做公益，选择一个和平的方向，推动传播去影响更多人。”“2011”现象孙春龙，前《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主要作品有《山西官煤勾结黑幕》《金三角毒枭禁毒》等。孙春龙投身媒体，是抵抗了“金钱的诱惑”。他毕业后本来被分配到西安印钞厂工作，但没多久，“爱折腾”的他就跳出了铁饭碗，成为《西安晚报》的一名记者，随后又到了《瞭望东方周刊》成为调查记者。做一名“刀笔侠客”是孙春龙曾经的梦想，小时候他就想要去少林寺学武，然后去行侠仗义，到中学时他立志做记者，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去帮助更多贫苦的人。成为调查记者后，他多次冒着危险采访和刊发作品。2008年他深入调查了山西娄烦县山体滑坡这个自然灾害背后的人祸，并在微博上对相关负责人实名举报。铺天盖地的压力一度让孙春龙有了“托孤之念”。好在报道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国务院批准成立事故调查组，还原了这起重大责任事故的始末。孙春龙曾经的想法是做一辈子调查记者，但后来在2008年去缅甸采访老兵后的触动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开始对老兵这个特殊群体感兴趣，并投身其中，创办了“老兵回家”公益项目。有意思的是，在“老兵回家”成立的同一年，“大爱清尘”、“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也同时创办，其创立人孙春龙、王克勤、邓飞都是调查记者出身。王克勤，前《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主任，主要作品有《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等；邓飞，前《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主要作品有《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周庄肺病》等。2011年，上述三人在同一年里先后选择了转变人生方向。这个巧合，孙春龙也发现了。“我们这几个人做的事情其实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可能和这个时代有一定关系。”“首先，2011年，媒体环境发生变化，调查记者成为首批感受到冲击的群体。其次，调查记者因为一直和弱势群体打交道，内心其实有一种天然的悲悯的情怀，看到别人可怜，不愿意也不忍心去漠视，所以就想尽可能的身体力行的去帮他们做一些事情；此外，还有一个外部的因素，那时候是新媒体刚刚出现的时候，微博的出现，为我们转型提供了便利条件，然后很多事情水到渠成。”孙春龙如是说。网络传播的不是公益而是价值观孙春龙直言，如果没有微博的话，他们可能不会轻易去转身做公益。“在专业方面，我们都是刚刚进入公益领域，很多东西都不懂，但在传播层面，我们都相对做的比较久一点，因此，很多媒体人做的公益活动主要都在做传播，依靠微博的影响力，然后才把事情做起来。”微博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以往表达信息及传播的方式，媒体人进入公益领域的这十年，也让国内公益领域产生了一圈圈的涟漪。2011年之前，国内公益组织基本保持着同一种状态：做公益，不传播，而老兵回家的做法则恰恰相反。“我们刚进入公益圈的时候就比较重视传播，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之后，都会很好的传播出去。”孙春龙回忆道。当时，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外界的理解和认可，有志愿者曾质疑说道，“孙春龙做老兵回家就是沽名钓誉。”但在孙春龙看来，好的传播力是公益组织必不可少的一环。“通过这些年做公益，我觉得对于公益来说，金字塔顶端其实是价值观的传播，金字塔中部是筹款、具体的实施规划，金字塔底层是被关怀的群体，公益组织做传播实质上做的是影响力传播，去改变更多人的价值观理念，进而引起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显而易见的是，与孙春龙在缅甸偶遇老兵那时相较，知道那段历史、关注这群老兵的人显而易见的多了很多。“基金会最大的贡献不是说帮助了多少老兵，而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抗战老兵，同时也让老兵知道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孙春龙说。目前，传媒人带来的改变早已悄然无声的延续至国内公益领域，可以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都在招募“传播专员”。转型中的龙越基金会2019年5月末，孙春龙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是龙越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选举，两届理事长任期届满，其宣布交出接力棒。“本来我以为老兵回家可能是我一生都要去努力做得事情。但后来我觉得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这个事情。目前，我只担任理事，作为创始人，不去做专职肯定对基金会造成一些影响，但对基金会而言，这种转型是需要经历的过程，是必须要付出的成本。”最明显的影响反映在年度募捐款的下滑。据龙越慈善基金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显示，该基金会年度募捐额达到4300多万。但孙春龙回忆说，基金会2015年的募捐额就已经达到了5000万。卸任基金会理事长，看似突然，其实有迹可循。孙春龙在龙越基金会刚刚创立时曾总结过八个字，“始于激情、久于理性”。关于上述八个字，孙春龙的解读是：没有激情，龙越基金会不可能做起来，如今的基金会已经发展出了六个项目体系，但因治理机制的不成立，以至于出现了治理成员分歧难以调和的情况，从内部治理层面，对理性的呼唤也越发紧迫。在分歧的背后，紧随而来的就是对执行的抵触，一旦执行层面出现问题，则会直接触动龙越基金会的核心和根本。与大多数慈善基金会不同的是，龙越基金会的全职工作人员非常浓缩，只有不到20人。“基金会从开始就定位为建设执行体系，基金会工作人员并不需要直接接触老兵，目前，我们在全国范围拥有三四十家项目执行团队，项目执行都是执行团队在操作。”孙春龙说。这样的设计方案，源自老兵回家活动的实践经验。孙春龙解释说，“老兵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如果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执行项目，仅差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设计了建设执行体系这种构架，在早期，我们会给执行团队补贴，支持他们去租赁办公室，支付专职工作人员的薪酬，在体系和执行能力的建设上，我们放进去了很多精力，这也是我觉得基金会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在孙春龙的设想里，龙越基金会的未来是一个低成本、高效执行的平台，基金会负责募捐工作和项目方面的制定，而执行则由分散各地的执行团队完成。这种模式的好处，无疑是低成本、高效的执行，但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例如，如何把控执行团队的完成质量？关于完成度的担忧，其实也在孙春龙的考虑之中。“执行肯定会打折，但可以接受，这在我们做老兵回家项目的过程中是存在的，但是，当发现的老兵越来越多，比如在七八年前，我们发现了1万多名老兵的时候，你需要量产，势必要有一个强大的执行体系做依托。”老兵回家活动刚刚启动时，孙春龙曾讲过一个伤感的数据，每一个冬天，大约会有15%的老兵挨不过去。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这个数值现在已经超过了原来的15%。截至目前，龙越基金会在全国照顾的老兵只有3000多位。这些老人自被基金会发现至今，一直按时领取着致敬礼金，按照基金会的内部标准，根据各地方补贴政策不同，一般老兵每个月可领取600元，贫困老兵则可领取1200元。龙哥的新战场孙春龙对自己的个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把这个总结为“媒体人的性格”——喜欢挑战。“现在的幸存老兵的照顾已经不存在大问题，整个老兵的人数在减少，筹款个个都在做，基本生活照顾已经不存在问题了，没必要给到太多的物质层面的关怀，把心意表达到了就可以，我觉得它的历史使命可以告一段落了。”孙春龙说。随着龙越基金会内部治理结构日趋成熟，日复一日的工作让他的激情逐渐冷却，这让孙春龙有了一个转道新战场的想法。2018年，孙春龙创立止戈传媒，致力于战争故事IP的打造与和平理念的传播，旗下公众号名为“龙哥的战场”，目前已生产出149篇深度原创战争人物故事。“做基金会之后，通过这些战争亲历者，我非常深刻的认知到和平的重要性，所以我想做一个和平机构。”投身公益8年之后，孙春龙回到了他最初的起点，重新开始做媒体，用一个媒体人的视角去做公益活动，以商业模式实践公益愿望。“止戈传媒是一个商业公司，因为推出的内容优质，它有了一些影响力，但从商业层面来说，做的很失败，因为我们在商业运作上没有太多经验。”孙春龙坦言道，此次的选择依旧困难重重。从孙春龙的内心出发，他希望通过做止戈传媒，传递“为你讲述和平与爱的故事”，来传递珍享和平的价值观，所以他一直在做的是内容的生产。在做内容传递和平理念的同时，他遇到了一个媒体必然会遇到困境：内容如何获得商业回报？“我们现在存在一个矛盾，作为商业公司，它的思路应该是我能为你做什么，但我们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思路是我想做什么，这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在商业层面很难去推进，我最大的期望是，我们生产的内容，可以取得商业回报，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比较优质的内容，商业转化却很难。”孙春龙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题材比较敏感，战争故事的题材不太容易植入广告。也有一些影视导演，甚至是很大牌的导演找过来，想要将止戈传媒的内容做成电影，但也考虑到了题材敏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跟现在的经济环境有关系，整体经济效益下行的情况下，很多企业都减少了在品牌宣发方面的投入，孙春龙认为自己是生不逢时。骨子里，孙春龙依旧是个媒体人。他仍在用媒体人的思维方式去做符合媒体人价值观的东西。当然，在这其中，这位传媒老兵仍在努力的发挥曾经调查记者的韧劲，在摸索中坚持前行。既然内容商业化暂时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孙春龙决定先把止戈故事做成公益性机构去推动。今年，孙春龙注册了长沙县止戈和平公益发展中心,计划在当地建造一个老兵回家故事馆，希望把它做成国内最大的关于老兵个体故事的特殊的战争纪念馆，故事馆里讲的全是小人物的历史和悲欢离合。通过这个故事馆，孙春龙希望可以告诉大家，不要遗忘历史，并在不能遗忘历史的同时，倡导和平。故事馆在今年9月已经正式启动，目前处于资料收集阶段，孙春龙的计划是，希望能在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把故事馆推出来，用这个故事馆告诉大家：老兵永远不死。-

传媒特训营到10月底，“新黄河”新闻客户端才刚刚半岁，在媒体转型已经形成基本格局的情况下，济南日报报业集团以《济南时报》为基础创办的“新黄河”客户端，算得上是一个“后知后觉”者。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些媒体转型“先行者”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传媒特训营”日前专访了《济南时报》社长、总编辑赵治国，请他从“后来者”的角度谈一谈对纸媒转型的看法和感悟。人物介绍：赵治国，济南时报社长、总编辑，MPA硕士，历任济南时报副总编辑，泰山晚报创始人，济南日报报业集团深度报道中心主任等职。《济南时报》步入新媒体平台，创办了“新黄河”新闻APP，而您的经历中曾经参与创办了《泰山晚报》，您能讲一讲现在创办“新黄河”客户端和当年创刊《泰山晚报》有什么异同吗？如果说共同点，那就是创办的时间都有点晚。当年《泰山晚报》是在2011年才创办的。彼时还是都市报的高峰期，虽然（都市报）在一线大城市已经有一些衰退的迹象，但仍然保持了此前几年高速增长的惯性，可以说纸媒余威尚存。泰安是个三四线的小城市，媒体竞争不是很激烈，市场也比较好，所以当年创办《泰山晚报》很快就做了起来。但这些年来，互联网平台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介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创办“新黄河”客户端，在新闻客户端的领域也是比较晚的，受到形势的影响，我们的后发效应显现的不是很明显，像以前《泰山晚报》那样半年就能实现当年盈利的情况不存在了，现在的难度更大，挑战也更大。您觉得创办“新黄河”客户端和创办《泰山晚报》哪个难度大？还是现在的难度大。创办《泰山晚报》是从0到1，一开始就是一张白纸，谋划发展蓝图，团队都是全新的，大部分都是重新招兵买马引进的。而创办“新黄河”客户端则是从1到0再到1，因为我们以传统媒体做转型基础，所有的流程、理念、模式，原来都已经固化了，现在要按照互联网变化的要求去做，要“归零”，这个是最难的。很多传统媒体转型都不成功，为什么？其实就是很难推翻自己的过去，否定过去的自我。但不推翻过去、否定过去不行，打法不一样了。报纸的打法是有周期的，而互联网是没有周期的。为何要创办“新黄河”客户端？山东是一个经济大省，过去在传统媒体时代，山东的媒体影响力还是不错的。但山东媒体有个特点，就是在山东内部的影响力非常大，而全国视角做的不好。可如今，互联网时代下的传媒是没有地域边界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时空界限的。山东的媒体格局中需要有这样一个能够匹配互联网时代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媒体。传统纸媒转型去做新闻客户端的优劣，您觉得是有哪些？从优势上来说，还是我们的新闻采编内容上，有一整套比较成熟的流程和机制，沉淀了一批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有新闻追求的、有共同理念价值和理想情怀的媒体人才队伍。我们新闻人的基因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的跟别人不一样，这也是我们新闻人的追求。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新黄河客户端得到了有力的后备支持，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倾集团之力，协调发动和整合省市社会资源和集团旗下各媒体资源，全力支持新黄河客户端做大做强。而从劣势上来说，首先很明显就是思想和视野。长期以来都市报都是服务于地方的媒体，而转型就要让我们采编人员迅速扭转视野，有全国视角，这个很不容易。第二个劣势是格局问题，地方媒体和全国媒体有不同的新闻价值判断，要知道全网的热点是什么。过去我们关注身边的事情，现在要关注北京、上海、广州、郑州、西安等全国范围内的事情，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经济背景，这对传统都市报是个挑战。第三个劣势就是我们的渠道建设，我们创办客户端比较晚，下载推广上有很大困难。没有一定的下载量和用户量的话，就没有话语权，再好的内容也输出不了，压力是非常大的。作为后创办的新闻客户端，怎么跟此前的澎湃、红星等对手竞争呢？我的观点是，我们没有竞争，我不认为是竞争，而是学习伙伴、合作伙伴、追赶伙伴。这不是你死我活的事情，而是共赢共利的事情。澎湃、红星等做的早，已经有一定市场了，但中国这个市场太庞大了。你想想以前都市报的时候，北京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最多能够养活了七八家媒体。现在我们做全国的新闻，整体市场其实是变大了。互联网有个“长尾理论”，我认为长尾部分的市场，其实足够养活你。我们对这些先走一步的媒体，都是希望探讨合作的。比如我们把澎湃新闻作为分发渠道，建了新黄河的澎湃号，把我们的优质内容，互相推广，互相成就，能够快速提高影响力，也是一种捷径。在互联网的圈子里，追求的其实是共赢。我们加入到媒体阵营中，做大的是内容市场，互联网都需要新闻内容源，多增加一个内容提供商，只会让我们的新闻信息市场有良性促进作用。那我们对于搜狐、腾讯这些互联网平台如何看待呢？同样也没有竞争关系，我们把他们作为分发平台，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内容创作平台，包括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这些都是我们分发渠道的一部分。传统媒体的劣势就是没有渠道，好内容分发不出去。这些互联网媒体有他们的渠道，我们专心做好内容，把内容输出到他们的平台上去，让更多的用户看到，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力。一旦流量上去了，渠道回流，给我们自身也会有导流。但这些网站上能够回流的其实很有限，一个内容所产生的流量大部分都留在了互联网平台上，而不是回到内容创作者身上。对，我们的内容给他们的平台提供了流量产品，反而对我们自身导流导的不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从技术上去解决，现在的技术是割裂的。现在微信订阅号上可以有一些导流的方式，比如我转了“传媒特训营”的一篇文章，上面会注明来源，读者想看更多传媒人的文章就会关注“传媒特训营”，这样实现导流和回流。但是APP目前还没有这种。目前只能是品牌的露出，通过品牌知名度来实现曝光量，吸引人来下载。这就是所谓的“借船出海”概念？其实这也是传统媒体转型时没有办法的办法，我2016年接手《济南时报》的时候，没有客户端，没有新媒体平台，仅仅局限于一张纸。我提出全面拥抱互联网，健全我们的渠道，提出了“借船出海”的概念。后来我们跟今日头条、腾讯新闻合作，在百度上开百家号等等，通过这些互联网流量平台把内容分发出去，来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创办“新黄河”客户端，如果仅凭自己的推广下载，单纯造船出海的话，有一定难度，所以就应该“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齐头并进。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内功，一方面广泛外联，把我们的优质内容输送出去。前面您提到流量，媒体转型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流量和新闻价值观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首先的观点是，好的作品、好的内容一定有流量的。我对于流量的理解是不一样，有人认为流量一定是爆款，是个数字。大家都知道PC时代，黄赌毒的或者低俗内容，都是有很高的点击量的，但那些有什么价值呢？好作品其实同样有很高的流量，而且还对时代有影响。你比如说南都当年报道的孙志刚事件，就体现出了做新闻的最高价值。所以，新闻媒体眼中的流量，应该是推动时代发展，揭露假丑恶的，是有正面的促进、建设性作用的。不管是报纸还是APP，我们的追求都应该是这种流量。我们有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暗访，不就是为了这个吗？这样的内容他有价值吗？有价值。有流量吗？也有流量。这并不矛盾。还有垂直类领域的，我们做张云雷的报道，他的粉丝把我们报纸抢购一空，高价收购，这也是流量。流量和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但也不能为了价值观忽视了互联网的传播逻辑，不能自娱自乐，孤芳自赏。如果不考虑流量不考虑影响力，作品还是死的。反过来也不能追求流量忽视价值观。比如前一段的郭刚堂寻子事件，我们也一直在做，相关报道也上了热搜，但我们一直恪守了伦理的边界。有媒体去采访郭刚堂儿子的养父母一家人，当时形成了很大的争议，一方面是涉嫌个人隐私的保护，另一方面有过度美化养父母一家的争议，但却无视了买卖儿童本身就是犯罪的法律事实。这些东西都需要价值观的引领，我还是希望能够对流量和价值观保持相对冷静和理智的判断。新闻APP往往非常重视短视频和短消息的发布，“新黄河”客户端也主要是以短消息短视频为主的，可媒体记者都更愿意去做一些深度报道和调查报道，这两者之间如何协调？互联网时代是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短平快的信息需求更多一些。如果我们研究受众需求心理的话，会发现越是短平快的内容，关注点越高。比如傅政华落马了，一句话就能够被全国关注。必须要承认，很多用户确实需要浅层次的信息的满足。所以，所有媒体都应该下大力气去做这些第一点的信息。如果都是解释类的报道，调查类的报道，从传播来说很难引领舆论场。对于像“新黄河”这样的新客户端来说，我的要求就是信息发布要快，同样一个新闻要跟同行比速度。短视频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视频化是现在的一个风口，随着5G技术的普及，更多的人不愿意再看平面的呈现方式了，更想看到立体的，多维度的展现方式，所谓的沉浸式体验，对人类的感官刺激和信息获取的互动，都会产生很好的作用。短视频市场都在不断增长。我们认为视频是不能放弃的介质，互联网很大的流量也是在视频端口。这一次我们在做“新黄河”的时候，突出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把原创调查报道视频化，我们把几千字的调查报道的核心拎出来，通过视频呈现调查取证的结论和事实。好新闻不能光呈现于图文，在视频端也应该产生影响。而关于媒体追求的深度报道、调查报道，我认为我们既要尊重用户快节奏、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但也不要一味迎合。我们要培养忠实的用户，就需要一些优质作品。而优质作品其实不在于浮夸的辞藻或者多么优美的文本，如果没有内容，没有干货，也没有市场，深度不等于长度。互联网时代，我们和各种媒介能够比拼的，就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我们有自己严谨的调查和深度报道。传统媒体发布假消息失实报道的成本是很高的，代价是很大的，概率是很小的。我们传统媒体有这种公信力，维护公信力，就要有这种独家视角、独家观点。好多人说互联网时代没有独家新闻了，这个独家新闻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早于其他媒体首发，那也是独家。但独家报道的事实和观点，永远都是稀缺的。你能采访到核心当事人，别人采访不到，这就是记者的差距。独家视角，独家角度，独家观点，这是我们的要求。要想做出来，就需要深度的调查报道。我把现在的媒体信息平台比喻成金字塔。底座是金字塔的底层信息，就是那种短平快的事实信息，那个虽然也有价值，但金字塔尖上的新闻仍然是我们新闻媒体追求的目标，也永远是我们内部考评的最高标准。记者也应该以当金字塔尖的记者为荣。刚入行的记者可能就是做金字塔基座的记者，经过努力成长进步，成为塔尖的记者。深度调查报道，应该是记者追求的，也应该是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就是关于深度调查记者的工作节奏问题。现在大部分人的节奏是很快的，但我们也要允许一部分人慢下来，慢下来才能非常扎实。从我们的考评来说，有一部分就是快，要求量大，而另一部分人就要求慢，我允许你一个月一篇，甚至两三个月一篇，但要有优质作品，我们要学会养这样的人才。我们内部把特稿部和文化副刊部一起看做是出精品稿件的部门，我允许你慢，你要去看书，翻资料，拜访专家，但最终你的作品一定是精品化的。传统媒体的转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叫好不叫座”，似乎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您认同这种说法吗？我不是很认同。关键是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成功的标准界定为能够在市场上活下去，有收入有利润，那按照这个标准，其实有很多媒体已经转型成功了。比如有的媒体，通过政务代运营的方式，能有不小的收入。但这种转型真的就算成功了吗？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的感觉？媒体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还要考虑影响力的问题。媒体影响力足够了，那也算是一种成功。我们认为的媒体转型成功，其实就是坚持新闻的主业不变，做新闻的初心不变，通过内容建设来获取影响力，然后转化为价值，得到回报，这才是成功的。那您如何看待整个媒体行业的未来发展？我总结了四点。首先，传统媒体经过此前几年的大浪淘沙，大量媒体关门停刊的情况可能会减少了，即便有些媒体可能还会关门，但那已经不是生死问题了，而是转型向新媒体后的选择。其次，越来越多传统媒体要更多变成融媒体平台，复合型媒体平台，不再是一张纸，而是全网各个平台都有声音，变成一个优质的内容提供商，内容制造商。第三，技术对于媒体来说越来越重要，传统媒体要有所改变，要有突破，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对技术有更高的追求，对技术有更多的重视，让技术从后台走向前台，发挥更大的作用。第四，媒体的市场形势可能会发生回暖，前几年那种发不起工资的那种情况应该是很少见了。经过了前几年的艰难时期，传媒媒体现在开始有些回升迹象。媒体市场的整体格局相对稳定了，下一步就是各个位置的调整和发展了。从头部媒体到腰部媒体乃至区县一级的所谓臀部媒体，都将在媒体融合的时代浪潮中，各有各的精彩。-

据悉，文章刊发后，资本市场立刻做出了反应。早间开盘，腾讯股价迅速暴跌，跌幅高达10%。受此影响，其他游戏公司也同样大跌，其中网易跌超15%，心动公司跌超14%，中手游、创梦天地等跟跌。

中国记者拍摄的一张新闻图片，值多少钱？答案或是：600万美元。日前，一位前媒体人在朋友圈说：财新萧辉老师关于中国“挖矿”的报道，是近期看到的最魔幻的新闻。据说这张配图的版权，在区块链社区已经拍到了600多万美金。随后我们展开了核实，发现还真有这事儿。一位前财新记者告诉《传媒江湖荟》：这个图片其实是财新的摄影记者丁刚拍的。因为他拍的这个图实在太好看了，所以在比特币的销售平台，有人通过相关区块链等技术做了一张油画。其实属于盗版的那种方式，然后在上面竟拍到了几十个比特币。不过，这位前财新记者还说，为此财新两天前发了一个公告，明确拒绝这种侵权行为。据悉，这张图片来自刊发在7月12日财新的一篇报道。该文通过数张摄影图片记录了四川比特币矿场关闭清场的场面。其中，一张图片记录了一位藏族妇女正在搬运矿机。该图由于记录了四川比特币矿场关闭的历史性一刻，并形似知名油画《拾稻穗者》，因而迅速在加密资产圈走火，并被命名为《搬矿机的夏日多拉》。有媒体也注意到了。据报道，该图片被二次创作后以NFT形式上传至Opensea，售价大致在几枚至十几枚ETH不等。其中最高售价有2021个ETH。有从业者指出，Opensea暂无法解决此类盗版艺术品问题，这或是其一大问题。这也让财新网记者萧辉感到诧异：“币圈真是个奇幻的存在，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爆点在哪里,摄影师丁刚发表的一张图就出圈了，比肩世界名画，NFT叫卖2021个以太坊，价值410万美元”。中国经营报编委郝成在媒体群笑称：这（个标价）可以说是我国已知新闻史上最贵的照片了。大家可以看看以前那些图片社每年收入多少，尤其那个视觉中国之类的，还要苦苦地用官司挣钱。也有媒体人说，这是币圈一贯的炒作方法，就是立个价格在那里，然后吸引韭菜们跟过来——比如以此延续一下币圈的击鼓之声，让那些“矿难”中无处安放的矿机，趁机出货。对于自己的作品被拍至天价，我们也试图与财新和摄影记者联系，但未能获得有价值的回应。那么我们假设，假设这张图片真卖了600万美金，摄影记者丁刚能拿到多少钱呢？前知名媒体人、京师律师事务所许浩解读说：记者所拍摄的新闻图片属于职务作品，著作权属于记者所供职的新闻机构。职务作品通常是指作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使用用人单位的设备及资源，进行创作所获得的作品。按照许浩律师的说法，摄影记者丁刚拍摄的这张新闻图片，版权是属于财新的，即使财新获得了600万美金的收益，但丁刚本人是无权索要收益的，至于财新怎么付给丁刚奖金，这是另外一回事。同时，许浩还表示，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时事新闻并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但新闻摄影作品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之一。不过依据著作权法第22条，有12种情形下使用，算是“合理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另据了解，全球最贵照片第一名乃是拍摄于美国羚羊峡谷的《Phantom》，成交价为65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高达4000万天价。这张照片之所以能拍出这么高的价格，主要原因在于它打破了照片一贯的"真实感"，显示出了一种虚幻的意味，但这又切切实实来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实与虚幻交织，使得这张照片身价倍增。据报道，第二名最值钱的图片具体成交价并没有被透露，但根据知情人士以及相关排名显示，这张照片的昂贵程度仅次于《Phantom》，名称为《Bliss》。没错，就是这张！你是不是很熟悉？这是一张9亿国人都分外熟悉的照片。Windows

这是一个江湖，人人都怀着一个文人侠客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