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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女记|新华每日电讯尹平平:卧底“莆田系”医院,写稿时心存顾虑留下遗憾

喜迎两会的 传媒江湖荟 2021-08-03
从有念头做记者到如今,已过去了21年,在这条路上,尹平平心无旁骛、目不斜视的走到今天。
尹平平第一次动心起念想当记者,还是个少年,距今已过去了20多年。期间,她一直心无旁骛、目不斜视地跑在新闻这条路上,如无意外,还将继续一路狂奔。
北京长大、上海念书,从大城市走出来的尹平平,在国家通讯社的平台上,以记者的身份,上山下乡,深入认识中国,希望能真正做到讲好中国故事,担起一名新华社记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从小立志做记者】
尹平平还在上初中时,无意中看到了一期阿丘主持的《新闻调查》,内容大意是:有个人在县政府旁边开了个饭馆,因手艺不错而生意兴隆。常有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这里吃饭,打白条赊账。没想到一两年过后,白条累计数万元,他去县政府想要兑现,对方竟矢口否认。这个人决心维权,但与县政府抗衡仿佛蚍蜉撼树。几年时间,他到处打官司,被打击报复,险些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走投无路之际,有人建议他找个记者聊聊。他找到媒体,事情经曝光后,很快得到了解决……
这件事让尹平平感受到:记者这个职业,仿佛能担当起超越的正义。她从那时起立志要做记者。
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尹平平高中选文科,高考报新闻系。从念书到实习再到求职,她从没考虑过其他职业,一门心思地想当记者,为当一名记者做准备。
尹平平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她说自己虽喜欢上海,但觉得做新闻还是不应该离开政治中心,所以回到了家乡北京工作。
2009年大学毕业那年,尹平平考入新华社唯一综合性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在《新华每日电讯》,她已工作了整12年,从未离开过。
“我总希望新闻能够为政策和制度建设建言献策。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新华社,是非常理想的平台。能有机会登上这样的平台,是此前远在上海念书的我望尘莫及的,所以我得到这份工作之后,一直非常珍惜。”她说。
《新华每日电讯》的核心工作是编辑——将全国、全世界新华社分社的记者采写的稿件,通过报纸版面的形式呈现出来。
尹平平入职的时候,报社新创了评论部和副刊部。她参与了评论版的开创,每天写时事评论、约编评论来稿。
刚刚毕业就到国家通讯社写时评,虽然也产生了些许影响,但是尹平平心里很清楚,坐在办公室里纵论天下的自己,对社会现实知之甚少,仅靠国家通讯社这个平台承托,就对社会事件甚至体制机制指指点点,让她感到诚惶诚恐。
不久后,她被调到《新华每日电讯》的副刊部,真正开始当一名记者。起初,根据单位安排,她主要的报道领域集中在文化报道。直到2014年,根据工作重心调整,尹平平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深度报道领域。
“大家都知道,通讯社的新闻信息产品以短平快的消息为主。能在这样的机构里做深度报道,机会非常难得。领导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保障我们做深度报道的时间和空间,让我感到弥足珍贵。做一名记者,而且是深度报道记者,是我从小的目标,甚至可以说是奢望了。现在终于实现了,这机会令我倍感珍惜。”尹平平说。
借着这个机会,尹平平得以“跳出”京沪这样的大都市。
第一次出差,她就独自去了贵州黔东南的大山深处,报道留守儿童和守护他们的乡村教师故事。
这次采访经历被尹平平称为自己“开眼看中国”的开始,让她了解到中国城乡差距之大,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的成因复杂,不是自己这个大学毕业生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的几篇评论就能解决的。
 “虽曾自认为视野开阔,现终于意识到实为井底之蛙。我之前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和庞杂的中国社会现实相比,太狭隘了。因此只要有条件,我就愿意去那些偏远艰苦的地方采访。”尹平平说。
她觉得自己生长在北京,一路在名校顺利就读,虽然确实是靠个人努力,但与此同时客观上也挤占了很多社会资源。“我甚至会感到这是自己身上背负的原罪,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那些也应该享受到新时代新发展而不是经历落后和不公的人反映问题,作为自己一种赎罪的方式。”
【通过报道影响政策】
去年疫情过后,尹平平采写的《7位老人北京门诊挂号记》,参与推动解决老人就医看病难的问题。
自去年夏天开始,新冠疫情的防控进入常态期、稳定期,多数医院恢复正常接诊,尹平平听身边的医护朋友说,老年人就医却变得不方便——为防疫考虑,一些医院取消现场挂号,改为预约——很多老年人要么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操作。医院鼓励非现金支付方式,现金缴费窗口急剧缩减,不会移动支付的老年人,要比以往排更长的队。
为了这个选题,尹平平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跑了北京十几家三甲医院的门诊挂号大厅,现场体会到老人预约的不便。
在每家医院,她都从早待到晚。尹平平把目光聚焦在那些独自来就医的老人身上,除了排队时候聊天之外,她还会跟踪一些行动不便的耄耋老人,看看他们到底会遇到什么困难。
等这些老人离开医院后,她再跟上去亮明身份对老人进行采访。

在这个过程中,尹平平会尽可能的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但也有时也不忍仅仅作为一个记录者。她有时候也会冲到老人跟前,帮他们用手机挂号。

有的老人会千恩万谢地向她递过自己的社保卡和在手里早已钻热的十块钱钞票,同时“好闺女”“好孩子”地叫着;有的老人则会很有些怀疑地瞥了一眼,冷淡地说:“不用,我自己来,谢谢。”

最终的报道虽然只写了7位老人,但尹平平的跟踪采访却不下几十人:有一位腿脚不便的大妈用了40分钟爬了4层楼,因为只有一层能用现金买到病历本;有一位82岁的老人跑了一个下午终于看上了病,却还要拖着满满一尼龙袋的中药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位老人因为不会在电子取号机上取号,等了一个小时也没抽上血;还有一位老人在厕所里将门锁误当成门把手,拧不开门只能砸门求救,幸好被“盯梢”的尹平平“救出”……

这篇报道在重阳节刊发,10天后相关部门就提出了问题解决方案:11月5日下午,北京召开的第17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介绍,2020年底前,北京所有医疗机构将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其中包括为老年人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在医院入口增设老年患者“无健康码”绿色通道等。

用报道影响政策,是很多记者的理想。尹平平说,最能令她感到兴奋的深度报道,不是针对具体案件或故事的挖掘。她更喜欢那种分析型的报道,即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其背后隐藏的问题,并通过报道,为政策改良提供参考。尹平平不是跑口记者,所以理论上所有领域的报道,她都可以涉及。只要她感兴趣,经选题会通过,她就可以花时间去调研。

尹平平曾写过一组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报道,是她一直引以为傲的调查报道。

报道的起因是复旦生物系一名老师,在研究经费不多,项目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情况下,为继续研究,不得已将专利以不超过6500万美元的价格,有偿许可给一家美国公司,由其代理该项技术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

这样一则科学领域的专业新闻,因为涉及金额巨大,受到了舆论关注,并被不明真相的网友指责为:复旦教授贪财卖国,群起攻之。

尹平平很快联系到了这位教授,但教授拒绝采访,言语间还有颇多抱怨。通过教授的牢骚抱怨,尹平平判断出这不只是事件本身那么简单,其背后涉及到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经费的分配问题,以及科研机构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不足,另外还有整个国家专利保护意识和能力尚浅等问题,可谓既深又广。

尹平平决定下工夫用心调研。她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前往多个城市采访相关各方。正好那段时间,国务院在集中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相关修正,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调查报道为决策提供参考。

她最终完成一组共四篇相关报道,分别是:《一项中国科技成果“远嫁”美国引出的话题》《自主研发的“抗癌药”缘何“远嫁”美国?复旦IDO抑制剂专利技术“有偿许可”给美公司调查》《让科技成果“烂在窝里”,需跨过哪些坎?》《专利保护越无力,越是只能“给人打工”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严重影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制约经济转型升级》,刊发于2016年夏的《新华每日电讯》上。

报道刊发后,很多科研界人士都表示,报道反映了限制他们多年的问题,终于有舆论能关注到。此后版本的相关政策文件中,也确有针对报道中所提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由于相关问题在当时还比较前沿,又涉及到科研领域,专业性比较强,报道从字数到篇幅都比较庞大,引起圈外人的关注并不多。但尹平平认为这组报道“能够体现出自己新闻嗅觉和调查能力”,是她最满意的一组报道之一。

【曾卧底莆田系医院】

要从患者的角度去解决民生问题,也要从相对专业的角度去推动国家政策,在尹平平看来,这都是作为新华社记者的职责。

为了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不仅明察,尹平平还常暗访——她曾到莆田系医院当过“医生”,用卧底的方式揭露莆田系医院的问题。

时间倒转回7年前的2014年。当时,尹平平听一位朋友讲述自己在医院外包科室就医被骗的经历,让她开始关注莆田系医院。

在试了很多采访途径都失败的情况下,她决定暗访进入莆田系医院。

尹平平在各类黄页网上搜索到了很多“网络营销”、“网络推广”的招聘信息,经过排查后,她编造了假简历,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毫无经验的“小白”,然后前往面试。最后,一家擅长治疗癫痫、风湿、牛皮癣及男科妇科等“难言之隐”的中医院录用了尹平平。

记者尹平平于是成了这家医院新开设的眼科里的“眼科李医生”。

在这里上班,让尹平平大开眼界。上班前的培训就是自学,教材就是百度百科,“主任”让他们记住青光眼、白内障、角膜炎等几种常见眼病的症状,其他都不用管。尹平平这个“李医生”主要工作就是写科普文章。

她的同事一个是号称能一天写近百篇推广软文的女“医生”,另一个是中专毕业后做过KTV服务员、城管协管等工作的“眼科专家王医生”。在暗访期间,尹平平需要和其他员工不分男女混住在脏乱的宿舍里。第一次到宿舍门口,她忘了带钥匙,敲门后为她开门的大爷,竟然就是医院挂在网上的“老专家”……

通过一个月的暗访,尹平平将亲身经历、所见所闻,都写进了名为《竞价排名“钓”患者,假医生网上坐堂》《为求“速效”滥开激素,牛皮癣治成病危》等报道中,连续刊登在2015年5月25、26日的《新华每日电讯》上。

 凭借这一组报道,尹平平得到了当年新华社社级好新闻和首都女记协好新闻奖,但她自己却对报道并不满意。

“由于当时暗访深入虎穴,我担心必将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稿件会让我暴露身份,被莆田系医院的人找上门来寻仇觅恨。我暗访时就能感到,他们仿佛黑社会一样,都很可怕。当时也没有刘荒老师这种老兵指路,我写稿时瞻前顾后遮遮掩掩。我写出来的稿子,和我的采访收获相比,相差很多。我一直非常不满意,也不愿意重新看那组报道,尽管它给我带来过一些荣誉。”尹平平告诉《传媒江湖荟》,这组报道也成了她职业生涯的一大遗憾。

【成长背后的前辈支持】

尹平平提到的这位刘荒老师,是目前《新华每日电讯》特稿部主任。刘荒老师此前曾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工作几十年,有着丰富的一线采编经验,对深度调查报道能够给出直接具体的指导。

在采访过程中遇到困难时退而求其次,往往是记者的本能反应。而自从刘荒老师来到特稿部后,尹平平在业务上遇到困难时的本能反应,已经变成了“给刘荒老师打电话”。

尹平平告诉《传媒江湖荟》:“每次向刘荒老师求助,我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指导,尤其是在做暗访报道时,‘革命经验’丰富的刘荒老师总能够指导我如何既保证报道的专业质量,又保证自己的安全。”

“刘荒老师不仅在调查报道的采访上对我进行指导,对我稿件进行文字编辑时也极为精细,绝对的字斟句酌,每一处调整都有理有据。而且他反复向我们强调业务民主,有异议时要大胆提出,决不搞一言堂,鼓励我们积极争取报道权益,尽量扩大报道影响。”

身为60后的刘荒还总和一线记者并肩奋战,激励和鞭策着尹平平。即便是她夜里两三点钟才写完交上稿件,刘荒也当即回复。疫情期间,刘荒全力组织记者在后方进行报道,更让尹平平感受到一名新闻人在重大战役报道时的使命感。

《新华每日电讯》报社总编辑方立新,更是尹平平新闻生涯中重要的引路人。

方立新老师目前是《新华每日电讯》的总编。尹平平印象最深的是,在她刚入职的时候,方立新老师引领她和其他年轻同事们读很多书——既有关于现当代史的,也有关于哲学、社会学和金融的。

尹平平说,方立新老师办公室的门从来都是敞开着,报社里的编辑记者可以随时进入他的办公室找他交流。他也会大喇喇地去找编辑记者聊天。方立新老师和年轻人的交流,不仅针对新闻工作本身,还涉及世界观等方面抽象深入的问题。这对尹平平的成长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我一直是个有点死读书的人,上学时忙于应试,对自己所学的那些社会科学,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听,也没想太多。刚工作那几年,在方总的引导下,加上广泛的阅读,我重新思考了很多从小就接受却从没反思过的概念和说法,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并逐渐摆脱书本真正做到独立思考。”

尹平平说,方立新老师非常重视培养报社年轻编辑记者评论写作的能力。“他是学哲学出身,注重教大家如何在评论写作过程中思辨和逻辑清晰地表达。”她觉得这些能力对自己日后从事调查报道也非常重要。

“我虽然一直在新闻写作上没怎么下功夫,但自觉相对那些痴迷于非虚构写作的同行大手们,我的报道虽然文采不足,但在逻辑严谨性上有时可以更胜一筹。”

尹平平虽然从业12年都在同一家报社工作,但是她十几年前上大学时前往实习报社的指导老师给她的帮助,同样令她没齿难忘。其中她印象最深的,是《经济日报》的记者刘溟。虽然在那里实习的时间不长,但尹平平始终将刘溟视为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入门导师。

尹平平说,刘溟老师会暗暗观察实习生,根据大家的性格和技术特征引导,而不是概而论之地泛泛带教。尹平平在《经济日报》实习时,刘溟老师首先点指导她怎么看报纸,读哪些书:看什么样的书补充财经专业知识、看什么样的书补充应用型采写专业知识、看什么样的书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帮她巩固必备的基础。

虽然那时她只是一个大三的本科生,但刘溟老师会给尹平平独立参加发布会的机会,鼓励她在发布会的互动环节提问,告诉她即使是所有人参加发布会都发通稿,只要用心,也仍然能从中叼出肉来。

在新闻写作上,刘溟老师手把手带着尹平平写上市公司财报分析和房地产业分析报道,三言两语就能帮她点播清如何简洁有力甚至幽默风趣地使用文字,把枯燥的经济报道写出悬念、写出气势和阵仗。

虽然只在《经济日报》实习了一个春天,但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尹平平从刘溟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一直沿着他教的这些方法进行自我训练。

【不再感到孤单】

这些年来,新闻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面对同学、同事、同行纷纷转行离开,尹平平也曾因此感到孤独。

“过去我们读书的时候,新闻行业是有光环的,甚至可以算是有名有利的,能够吸引年轻人趋之若鹜。但由于各种原因,光环逐渐熄灭,资本流向聚光灯扭转的方向,人才也相对流动,这其实是大势所趋。”尹平平很理解大家的选择,却难免顾影自怜。

去年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尹平平看到了一大批同行,不畏艰险的进入红区采访,带来有深度有温度的报道,及时反映疫情变化和民生疾苦,减缓舆论焦虑和猜忌,让尹平平感到振奋。

“其中有不少同行都比我年轻,但我能从他们的报道中感到力量——潜滋暗长的蓬勃力量。在那个最冷的寒冬中,拼搏在一线的同行们如春花般带给我融融暖意。”尹平平说,“再回想此前自己的那种孤独感,也是有点矫情:只注重过去,没有放眼未来。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新陈代谢,这本是很正常的。自己之前对同行和他们的作品关注得还是不够”。

得知尹平平在同一个单位做了这么多年一线记者, 不少人都会感慨:“你能坚持这么久真不容易”,但尹平平却不以为意:“我没觉得自己在坚持。只有做不下去了才会想到坚持,我一直都做得有滋有味地,也越来越享受自己的工作状态。我不觉得自己需要‘坚持’才能继续干新闻。”

尹平平说,小时候她想当记者,现在不仅当上了,而且成为了国家通讯社的深度报道记者,不仅实现了梦想,而且超越了梦想。但这只是尹平平新闻梦的1.0版本。

“新冠疫情的降临,让本来有些自满的我,意识到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有欠缺,尤其是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尹平平开始萌生2.0版的新闻梦。因为在她看来,在后疫情时代,要想在中国做好新闻,可不只是“讲好故事”这么简单,而是要更深切地了解中国,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推动改变;同时也要更多地了解和接触整个世界的前沿信息和思潮,以便通过报道促进中外交流互信。

“我到今年夏天就34岁了,虽然保持锻炼,但是也能感觉到身体状态远不如10年前,高强度的一线采写工作不知道还能做多久,我当然是希望能做得越久越好。要想继续有所提高,我得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紧猛攻。这就是我对自己接下来的规划和要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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