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人物｜ 新京报记者王瑞锋：试画苍生画不全

长发披肩，戴着眼睛，调查记者王瑞锋给外人的形象，神似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

与许知远游历四方飘渺远荡的理想主义不同，身为调查记者的王瑞锋，司空见惯的是社会的底色，他笔端的关怀，不是历史车轮的宏大叙事，而是每一个历史车辙中形形色色的人生。

时代需要许知远，但我们更需要王瑞锋。

「孤独的调查记者」

34岁的王瑞锋，从事调查报道已有十年。

回望刚入行时的光景，那是在2010年前后。热爱文字工作的王瑞锋，一心想找一家报纸工作，当时，他心中的圣殿是《南方周末》。

彼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传媒界的版图中，锋芒无两。

初出茅庐的王瑞锋自知能力不及，甚至连简历都不敢投。但这并不妨碍自己继续追求梦想，为坚定去向，王瑞锋在毕业前夕辞去了省电视台的工作，终于在毕业后第16天，沦落到“街头露宿”的地步。

颇具戏剧色彩的是，经过辗转，尽管没能进入《南方周末》，但之后的王瑞锋却获得另一家“名震京华”的报馆——《新京报》给予的入职机会。

接到入职的通知，王瑞锋大包小包地坐火车来到北京，一下北京站，他似乎便有了在此立足的勇气。

这是他第一次加盟《新京报》。凌晨五点的北京，王瑞锋在北京站广场前用绳子把行李系在身上，呼呼大睡，怡然自得。

事实上，王瑞锋入职《新京报》，其实很偶然，王瑞锋告诉《传媒江湖荟》，2011年初，一个山东朋友出差进京买了一份《新京报》，上面正好有一则招聘信息，他短信发给我，我就投了简历，没想到收到了面试通知，就入职了新京报。

当时《新京报》社会新闻部初创调查暗访组，王瑞锋被分到了这个组。

王瑞锋说，当时的自己因为没有什么新闻经验，算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干，做的都是做调查暗访的苦活，日常也多以卧底为主。

这个行业的起点，已低到尘埃里。却也在冥冥之中，注定了王瑞锋的笔触，将给予“小人物”无限的关怀。

做调查记者时，王瑞锋的经历，犹如上世纪90年代周星驰的电影，扮演过不同的小人物。暗访救助站期间，他曾扮成流浪者躺在雪地里；为和调查对象斡旋，王瑞锋用过各式各样的假名片；在调查天津一家洗车行骗招智力残障工人时，他又是和这些智障工相处数月的工友……

流传更广的是一副新京报同事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王瑞锋，下午四点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着火腿肠和面包。

而这就是王瑞锋当日出差采访过程中的午餐。

我们不是刻意去强调调查记者的辛苦，而是相对于那些优渥的生活而言，他们的生活理应被更多人看到，他们的经历理应更受尊重。

34岁，王瑞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调查记者的转行，转行的原因很多，但新闻理想会是其中不可避的一个因素。

来自现实的种种压力，让国内媒体行业人才流失和迭代速度变快。而随着媒体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自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兴起，媒体人这一定义似乎更宽泛了。资本涌入和互联网内容的兴盛，足不出户的用户和足不出户“闭门造车”的供应者，已经成为当下最为常见的景观。

景观社会，调查记者成为“可有可无”的存在，只是在一声霹雳的呐喊声中，才获得公众的片刻驻足。王瑞锋的“孤独”，是一群人的孤独。

在接受《传媒江湖荟》专访时，王瑞锋不无动容地说道：“做记者这么多年，见多了起高楼宴宾客，见多了生离死别反目成仇，见多了冷嘲热讽唾面自干，自己的感情却越来越脆弱，泪窝子也越来越浅，不忍听悲惨的故事，不愿见生人，也不爱说话，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再适合做这行了。”

问题在于，我们还需要调查记者吗？

或许，我们应该换一个问的方式——在国外，白发记者并不是少数，这些半辈子都在跟踪一个行业，或是致力于终生从事新闻报道的人，责任也好，兴趣也好，但终究还是活跃在一线。中国的白发记者，在哪里？

「试画苍生画不全」

显然，王瑞锋还会坚持下去。

2018年4月，报道《辱母案》后的王瑞锋从《南方周末》离职，再次回到老东家《新京报》。

一直很难稳定下来——这是调查记者生涯中的常态。

王瑞锋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调查记者转行，寻求更契合自我价值观的事业，我还是挺支持的。如果人才大量流失，说明这个行业自身出了问题，行业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应该自己反思并想办法解决，要用尺度和收入留住记者而不是用新闻理想和道德绑架记者。

至今，虽然脚步已经踏遍大半个中国，但王瑞锋还是喜欢“跑来跑去”的状态：“一线能更直观的感受到整个中国的变化，看见普通人的爱恨情仇，我想在一线继续做下去，不舍得离开。” 

对于普通人的关怀，勾勒出王瑞锋记者生涯的镜像。

在王瑞锋映像中，较为深刻的是老吕和他的儿子。老吕是位农民工，有个脑子不太正常的儿子，2012年在沈阳打工时还弄丢了儿子。

当时王瑞锋接到线索，天津一家洗车行从火车站骗招了一些智障做洗车工，不给工钱，动辄打骂。作为新京报记者，王瑞锋进入这家洗车行暗访，期间一个右眼残疾的洗车工说他家住在一个叫百里洲的地方，让我带他回家。

几经辗转，王瑞锋联系到洗车工的父亲，正是老吕，电话接通，老吕以为王瑞锋绑架了他儿子，问他要多少钱才能放了他的儿子。再三解释，老吕将信将疑，答应拿到工钱就来找儿子。可他的工钱被一拖再拖，直到两个月后老吕才来到天津，警方刑拘了洗车行涉案人员，解救了一批智障工和老吕的儿子。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之后的王瑞锋送父子俩北京西站坐火车回老家。临别前，老吕情绪激动，老泪纵横，咿咿呀呀说着外人听不太懂的方言，从编织袋里掏出一瓶枝江大曲。三个人拉拉扯扯推却不了，去快餐店里买了三个三明治，三个人一人一口，干了一瓶白酒，算是践行。

本以为这段缘分已结，没想到七年来，老吕无论去哪里打工，每个月都会给王瑞锋打一个电话，咿咿呀呀地问候，虽然他的大部分话，王瑞锋还是听不懂。

对于公众而言，《刺杀辱母者》或许才是王瑞锋更值得关注的角落。对于这篇引发公众舆论热议的刷屏文章，王瑞锋的表现却很“淡然”：在众媒时代，我只是做了一个调查记者该做的事。

与大多数调查记者境遇相似，尽管从业十年来没遇到太大的危险，但也曾遭遇“责难”。2014年，当时贵州福泉因为违规采矿导致的山体滑坡致23人遇难，在调查事故原因时，虽然王瑞锋尽量隐藏自己记者身份，但还是引起了灾难现场协警的怀疑。

当时，王瑞锋在遇难者遗体旁被协警团团围住不让离开，以致发生推搡纠缠，好在遇难者家属和村民又把协警围住，最终把他“解救”了出来。

一直以来，王瑞锋并不把自己定位为是一名调查记者，而是一名职业记者。

王瑞锋告诉《传媒江湖荟》：“记者可以培养自己擅长的领域，但职业记者得是一个多面手，不可能只从事调查这一项工作。我跑过突发，做过调查，写过人物，既战战兢兢地做舆论监督报道，也津津有味地写正面宣传报道。”

在王瑞锋看来，他的职业启蒙受教于《新京报》，至今他依然记得入行之初，业界前辈的教导：不惜代价不计成本，脸皮厚敢玩命。

2020年4月，王瑞锋的从深度报道部记者转岗到社会新闻部调查暗访组，是一个尚未任命的副主编。对此，王瑞锋说，虽然不出差采访了，但还是研究调查报道的选题和稿件，仍还在一线。

十年的经验，王瑞锋的调查经验汇总成一句话：在繁芜复杂的海量信息中，去伪存真、严谨求证、掘进真相、逼近事实，要下足功夫，对每一个新闻当事人负责。

在古代，国人总喜欢以诗言志，并由此创下了鼎盛的古典文化。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瑞锋的心志，在他自己的诗中：

新闻记者笔如绵，试画苍生画不全。

行业飘摇肩担重，酒徒萧索饮犹酣。

巧舌鹦鹉争相继，皇帝新衣敢指弹？

久浸江湖风浪恶，非侠非吏两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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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是小编随手在办公室拍的，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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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传媒江湖荟

主编：蒋伟

采写：朱阙

编辑：郭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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