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人物|李显峰：初心不改未走远
送过报纸，住过群租房，在记者梦几乎快破灭的时候，李显峰抓住了都市报红利期最后的尾巴。
先后在北京三家都市报工作，十年之间，留下诸多调查报道。在记者生涯的后半场，李显峰将更多目光关注到法治报道中，推动多起冤假错案获得平反。
李显峰说，做记者不要孜孜于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最好还是多做点雪中送炭的事，天亮前我们就要去抱火，而不是等到天亮了再去点蜡烛。
从送报纸开始 抓住了报业黄金时代的尾巴
2007年，李显峰从南昌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开始从事记者工作。
做记者的念头，源于上中学时他读过海明威和杰克伦敦的小说、传记，对两位文豪的经历非常着迷，便幻想着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
海明威和杰克伦敦都做过记者，李显峰觉得，这个职业可以更好地观察现实生活、理解社会万象，可以为当作家作铺垫，因此在高考时填报了新闻系。
然而，他的记者启程并不顺利。
毕业后，他先是在江西的《信息日报》供职，虽然挂名是记者，但其实编制是在发行部名下，由于没有什么现场采访经历，只能写活动稿，征订报纸，还蹬着自行车送过报纸。
一年后，李显峰去了另一家报社，记者还没干满一年，报社转型成了文摘报，他只得另谋出路。
那是都市报“黄金时代”的顶峰时期。
李显峰来到北京，住过地下室和群租房，断断续续打了三份工，但没有一家单位给签正式合同，最后他还失业了。
就在他心灰意冷，打算回老家的时候，终于等到主流媒体的招聘机会。
2010年1月，他通过《北京晨报》的招聘考试，成为“正规军”记者。
两年后，李显峰在《北京晨报》落寞之前跳槽到《京华时报》，2015年，在《京华时报》休刊前一年，他又辗转至《北京青年报》。
从业多舛，似乎是大多数调查记者避之不及的宿命。
在京城的三家都市报工作了10年，李显峰始终在一线记者岗位。处在顺境和逆境中，普利策的一句话，不时激鼓着他：“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大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观察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调查长江垃圾倾倒案 从垃圾堆里翻出线索
京城的都市报最初都是立足于本地新闻，李显峰加入记者行业后，也是从本地突发新闻做起。
2012年以后，他开始较多地从事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工作，后来又偏向于环保和法治方向的报道；他调查江苏靖江毒地事件的《养猪场地下的秘密》系列报道，获得中外对话2016年“最佳环境报道”之最佳影响力奖；他调查批露的长江垃圾倾倒案，亦轰动一时。
2016年，李显峰在微信群中看到线索爆料有轮船趁夜间在长江上偷倒垃圾，导致长江沿岸漂浮着大量的生活垃圾。
当其他媒体的记者还在犹豫这个线索是否靠谱时，李显峰从北京出发赶到事发地点实地调查。
李显峰向《传媒江湖荟》回忆，他当时根据渔民提供的线索到了江苏太仓和上海崇明岛，沿着江岸行走就能看到长长的垃圾带，渔民告诉他这些垃圾是浙江方面的轮船倾倒的，但却没有切实的证据。
李显峰发现，要在宽阔的长江上抓住倾倒现场是很难的，于是，他采取了最笨的办法——翻垃圾。
从打捞上岸的垃圾里，他翻出了很多线索，比如物流快递运单，上面能够查到收件地址，还有酒店废弃的一次性拖鞋，上面印着酒店的名称。
很快，通过这些线索，他锁定了海宁和海盐这两个浙江嘉兴的地方，这里很有可能是垃圾的源头。
在快递单上，李显峰还发现很多快递的收发时间距当时不到一周，这说明倾倒垃圾的船只近期还在作案。
为了找到更完整的证据链，李显峰用上了追踪器，他将四个追踪器放到了那些查到的快递、酒店的垃圾投放点的垃圾箱中，祈望这些追踪器能够被当做垃圾运走，这样就可以在电子地图上留下轨迹。这将是一个实锤性的铁证。
直到现在，李显峰仍觉得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good idea”，虽然，追踪器的威力并没有得到发挥，就成了垃圾。
就在李显峰投放追踪器的那天凌晨，太仓海事局执法人员发现了两艘在长江口的可疑船只，执法人员将船只扣押，船上人员交代，他们来自嘉兴码头，在长江上逗留多日，合计倾倒垃圾数千吨。
得到这个消息后，李显峰的调查报道当天即刊发出来，事件震动江浙沪，嘉兴市抽调400余干警成立专案组，事后挖出一条倾倒垃圾的黑产业链。
这次采访也是被李显峰认为最危险的一次。
在调查该案时，李显峰曾经搭乘渔船在长江的江面上等待倾倒垃圾的船只，渔船上也没有卫生间，他只好站在船边解手，天气极冷，突然一阵风浪，差点让他栽进江里。“后来回想，如果就这样丢了性命，其实挺不光彩。”
“采访带来的危险，不一定是被追杀、被暴打。不管是灾难新闻，还是得罪公检法、地方政府或黑恶势力的选题，记者不可避免面临一些风险，不可避免会有点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如果再来一次，可能还会这么做。只是会提醒自己更加谨慎，更加把个人的安全和健康当回事，这也是我对其他记者的建议。”李显峰说。
转身律师，继续为公众发声
除了环境报道外，李显峰担任记者的最后几年更多地关注法治报道，其中一篇代表作是长达3万多字的非虚构长报道，影响面极广。他表示：“记者在面对监督性很强的重大敏感题材时，需要一分执着，一点勇气，一点技巧，不要因为选题难通过就轻言放弃。”
从事记者工作十余年，报道的尺度越来越紧，李显峰深深地感受到深度调查记者面临的压力，他认为，这一行坚持下去是有意义的，留下的更值得尊敬，不断涌现的年青俊杰更值得喝彩，“建议新闻机构应该对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多些关照，除了提高收入，还应该为记者打开报道的空间，尽可能不去压缩尺度。”
2019年3月，李显峰从《北京青年报》离职，他在一篇小文中写道：
“我离职的日期恰好是3月15日。这让我想起2005年的同一天，河南商报刊发《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媒体前辈、长期致力于推动聂树斌案平反的关键人马云龙先生，决定在打假日刊发这篇调查报道，其寓义要打一个假案。直到2016年12月，聂树斌案才宣告平反。尽管正义迟到了11年，在关于聂树斌案的所有报道中，《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无疑是“决定性记录”。它不单让无力者有力，更让后来的记录者有了灯塔。许多年后，我参与过报道王书金案二审和聂树斌案异地复查。能感受到，是一种记录的合力，将聂案推向最高法的巡回法庭。”
或正是因为此，李显峰在记者生涯的后半场关注了许多冤假错案，也致力于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刘吉强、刘忠林、芦志钢等多起冤假错案经他报道，更快地得到纠正。
其中，吉林刘忠林杀人冤案，李显峰连续跟踪两年，发表《再审马拉松》《这里的再审静悄悄》等报道、自媒体文章，推动了该案的平反；吉林省四平市芦志钢一家遭强拆反被开发商告其诈骗的案件，引起最高检关注并派员调卷，经过吉林省检察院抗诉，芦案经过再审于2020年平反。
如今，离开媒体后的李显峰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但他依然热爱和尊重记者工作。
他认为，记者和律师是当下社会最需要的两种职业角色，都可以为公共利益发声，并在关键的时刻，为公众吹响哨声。
“律师的职责，首先是维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其次，律师还要维持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后面两点看，律师和记者的目标是比较一致的，职责是相似的，”李显峰说，做了律师之后，虽然他不再是记者，但其实初心未改，并未走远。
（*本文系重发）
完
来源：传媒江湖荟
主编：蒋伟
编辑：郭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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