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人物｜褚朝新：他们用调查证明了我的清白
这种想法，其实正应了他新书的标题。
父亲告诉我，要想不受欺负，就得做记者
2002年，褚朝新从湖北大学毕业，进入《武汉晨报》，一直到2018年其淡出采访一线，担任记者十六年零六个月。
但其在做新闻的这条路，从1998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就已经被设定了。
褚朝新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农忙的时候种棉花、种菜、卖菜，农闲的时候会制作篾货，在那个淘米洗菜都用竹制品的年代还颇有销路，算是兼职的小手工业者。
褚朝新的家庭早期还算殷实，但后来塑料制品兴起后，父亲的手艺失去市场，经商失败导致家庭境况急转直下，经常要靠借口粮来度日，身边的朋友、兄弟、徒弟后来都躲着他，怕他伸手借钱。
褚朝新小的时候，就目睹了父亲经历的人间冷暖。
褚朝新的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但并非目不识丁。经常看书的褚父当时有一个很朴素的认知：这个时代要想保护自己和家人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从政当官，第二学法律当律师，第三学新闻当记者。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亲的指引下，褚朝新高考前填报的专业志愿全部是法学和新闻学方向。
虽然学习新闻有“铁肩担道义”的念头，但褚朝新也承认，从内心深处还是因为记者“无冕之王”的角色，能够帮助自己安身立命，能够让家人不再受欺负。
1998年开学后进入湖北大学新闻系，褚朝新开启了自己的记者之路，在校期间他给武汉的一些媒体投稿，刊发了不少单独署名的报道，还在《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上发表过新闻评论。
可以说，大学的四年训练，基本上让褚朝新具备了专业的新闻素养。
2002年，走出校门的褚朝新进入《武汉晨报》，那是都市报光辉时代的中期。在这里，褚朝新度过了5年的生涯。
2007年，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他来到北京加入《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开始真正做新闻。
报道李庄案提出质疑 王立军亲自打来电话
当时的《新京报》刚刚成立四年，朝气蓬勃。更为重要的是，南方系的血液以及对新闻的纯粹与执着，让彼时的褚朝新力学笃行。
在《新京报》工作了两年后，褚朝新逐渐适应了严格的采访和写作要求，以及编辑苛刻的审稿条件。
在2009年，褚朝新的职业生涯，达到了一个高潮。
时年，褚朝新开始关注重庆扫黑案，亲历了重庆扫黑到李庄伪证案再到王立军落马，期间他数次采访王立军，在报道李庄案的时候，他撰写了大量针对重庆警方的批评报道，王立军还主动给他打来电话沟通。
数年后，王立军案尘埃落定，褚朝新曾经自述了其采访重庆扫黑、李庄案及王立军的经过。
褚朝新回忆，2009年10月，他受报社委派到重庆采访重庆扫黑案，前期的工作就是普通的法制庭审报道。
12月5日，褚朝新发表了《重庆律师“辩黑”存三重压力》及《京城名律师赴渝辩护文强案》两篇报道。
随着庭审的告一段落，留在重庆的外地媒体只剩下五家。
这个时候，褚朝新得到了一份重庆检方起诉龚刚模涉黑团伙的起诉书复印件。根据起诉书信息，褚朝新从网上找到了龚刚模的辩护律师李庄和朱明勇，但李庄的手机关机，朱明勇简单的跟褚朝新聊了聊会见当事人的情况，他告诉褚朝新，每次会见当事人重庆警方都会派警员严密陪同。
当日下午6点，朱明勇突然给褚朝新带来电话说，李庄被抓了。
褚朝新根据敏锐的新闻敏感性判断到，刚刚偃旗息鼓的重庆扫黑案，将会进入下一个高潮。
14日，重庆某媒体发布了一篇约5000字的报道，给唆使当事人作伪证的李庄扣上了“黑律师”的帽子。但褚朝新对此产生了质疑：既然每次会见当事人都要有警员陪同，李庄是如何唆使当事人作伪证的？
很快，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约见了褚朝新，就他此前发表的报道和李庄案进行了“沟通”。
对方给了褚朝新两份有关李庄案的“通稿”，其中一份和前天某北京媒体发布的一模一样，另一个版本也大同小异，主要是依据龚刚模的口供所写。
除此之外，褚朝新在重庆市公安局还看到了龚刚模的笔录，趁着警员为其拷贝文件的间隙，褚朝新用手机拍下了龚刚模的笔录。
离开重庆市公安局后，褚朝新与报社编辑沟通，对两篇通稿进行了整理，仅保留龚刚模举报李庄的情况，同时加入了其采访多位律师的内容，提出了代理律师会见当事人在有警员陪同的情况下，如何唆使当事人作伪证的质疑。
该报道刊发后，重庆市公安局的领导自然很不高兴，褚朝新提出采访李庄和龚刚模，被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领导推给了重庆市委宣传部，又被市委宣传部推给了公安局。
在采访要求被拒绝的情况下，褚朝新将手机中的龚刚模笔录与两份通稿内容进行比对，发现大量出入，在与报社编辑沟通后，报社领导采纳了褚朝新的建议，将比对结果于17日报道出来。
这篇报道的出台，震惊了重庆方面，引发了各界关注。诸多媒体同行和律师都联系褚朝新，提醒他注意安全。
虽然褚朝新嘴上说不怕，但实际上一整天都忐忑不安。
终于，就在17日下午，正在一家叫“钟鲫鱼”的小饭馆里和《重庆晨报》的朋友晋弈吃饭的时候，褚朝新接到了王立军的电话。
褚朝新回忆，王立军操着有些东北味的普通话称呼他为：朝新，我是重庆市公安局王立军。
在双方寒暄了几句之后，王立军切入正题，他说报道看到了，公安部的领导批评了他，不过他很理解媒体的工作。并客气的表示“以后你在重庆有什么需要，尽管直接跟我说。”
褚朝新“顺坡下驴”的提出了要采访李庄的要求，王立军电话中满口答应，但事实上褚朝新见到李庄已经是李庄案开庭之时。
与王立军的电话结束后，褚朝新向报社领导汇报了刚刚的情况，随后与朋友继续吃饭。“现在无法知道，这顿饭是否被一双或者几双眼睛暗地里注视着。”褚朝新后来回忆说。
曾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李庄
因为李庄案的报道，褚朝新以《新京报》记者身份被评选为2009年南方报业年度记者（《新京报》当时为南方报业和光明日报合办）。
在那一年的南方报业年度总结里，褚朝新以其在湖北大学的学姐范春歌所写的书目《独守苍茫》为题，回顾了2009年这一年的经历：
在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有人在网络上骂我，意思是我刊发这些报道，是为了解救李庄。
算是一个回应，褚朝新写了《我不是要解救李庄，是为了呼唤程序正义》一文。大意说：如果李庄真的违法，任何媒体的舆论都解救不了他。如果他没罪，也无需舆论解救。作为媒体，理应呼吁社会尤其是司法机关，重视办案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因为只有如此，才有真正的“铁案”。事实证明，舆论的力量是弱小的。有些天，因此很沮丧。但仔细想想，真实完整地记录下这个事件，何尝不是一件相当有价值的事情呢。历史，会根据这些记录还原真相。但愿，这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奢望。
2010年的第一天，褚朝新离开了重庆。回京十天，仍有同行对褚朝新的安危表示担忧，问他到底怕不怕。
褚朝新很坦率地说，以前不怕，亲身见证了李庄案后，现在还真有些怕了。
就在从重庆扫黑案撤离大约半年后，《重庆晨报》有三名员工遭到重庆警方调查，当时与褚朝新在小饭馆里吃饭的晋弈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褚朝新还得知，其中一人在接受完调查后回到报社时是光头。
随后，褚朝新迅速介入刊发了相关报道为媒体同行发声，但重庆警方否认对记者进行劳教。
对褚朝新的这些报道，新闻前辈江艺平的评语是：“褚朝新突破重围报道李庄案，掀开了重庆打黑案庭审的内幕，也挽回了被一些同行轻易出卖的新闻的尊严。他的“独守”何其珍贵。”
做记者要经得住夸也挨得了骂
在《新京报》工作了四年以后，褚朝新也意识到自己应该像某一个方向深耕。
他当时对行业的判断是，中国的时政记者太少，而时政新闻的阅读时长又很大，自己曾写过几篇时政稿子，效果不错。
于是从2011年开始，褚朝新离开了《新京报》到《南方周末》专攻时政报道。
在随后的中国官场反腐浪潮中，褚朝新又深入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撰写了大量时政报道，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山西“补官”》。
同年，褚朝新被《南方周末》聘为高级记者，并再次作为《南方周末》的采编业务代表被评为南方报业年度记者。
涉足时政报道后，褚朝新的报道方向主要是时政调查，其中不少报道是舆论监督，因此得罪了不少在位官员。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历过三次不同的官方调查，调查包括其是否做有偿新闻、是否有敲诈勒索、是否与官商有利益勾结，调查对象包括褚朝新老家的地方官员、原来工作过的报社同事。不过，所有的调查都指向一个结果：褚朝新是清白的。
现在在网上还能够搜到诸如“五问褚朝新：记者是否可以任性？”、“褚朝新被新京报开除”之类的质疑和谣言。
褚朝新向《传媒江湖荟》承认，早些年他对这些言论还很在意，不过如今已经可以淡然处之。“我点名道姓批评了那么多人，甚至让一些人丢官坐牢，他们的家人、同伙躲在暗处骂我几句也正常。”
褚朝新认为，职业记者要经得住夸，也要挨得了骂，真正的新闻，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让人不舒服甚至生出一丝反感才是常态。但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保持干净清白，写东西要实事求是，这是职业操守，所以有些被自己批评的官员后来也相逢一笑，原因就是他们知道批评的文章没有写错，虽然不高兴，但也服气。
离开一线记者两年 其实还是想做新闻
2018年，褚朝新离开了媒体记者岗位。对此他解释道：“当了记者十七年，写了很多批评报道，但还从来没有人去法院起诉我报道失实，投诉倒是有一些，无非是他们认为我写了他们觉得不该写的东西。当他们觉得不该写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很多人只能选择撤退，2018年年底，我辞职离开了媒体。”
之后的褚朝新开始陆续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自媒体。
至今，仍存活的只剩下“褚朝新说事”等一两个，内容主要仍是以自己擅长的时政评论为主。
此外，还开了一个专栏叫“新闻讲堂”，他会把自己做调查新闻的心得体会与后辈们分享。
其中的很多经验来自于他十七年的采访生涯的细节，比如“不要看起来太像一个记者”中提到记者的“标配”双肩背包很容易暴露身份；比如“一个屡试不爽的采访技巧”其实就是花时间花心思用笨办法去坚持不懈的突破采访路径；再比如“弱者也并不是总说实话”里讲到了自己采访过程中的教训……这些对于年轻的新闻人来说，读后受益良多。
对于当代之新闻，褚朝新告诉《传媒江湖荟》，时下各种自媒体层出不穷，各种新闻不断反转，但他愈发觉得做媒体是有门槛的，做新闻需要勤奋和相对客观的立场，做新闻必须经过严格的新闻采写程序才能生产出来。拍个照片、视频发到网上，那还不能称之为新闻，那只是新闻素材，真正的新闻需要专业的记者去求证、核实、挖掘和延展。因此，在现在的环境下做新闻，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奋和客观，还需要具备很多专业的职业技能。
“做新闻有较高的门槛，写作的空间如今也很有限，但做新闻不是个可以发财的行当。做新闻发不了财，想发财的千万别干媒体。但认真干媒体，也绝对饿不死。这一行，从来没有那么糟，即便是当下。”褚朝新说。
去年下半年，褚朝新以公众号中的一些文章为主要内容，编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其实还想进步》。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从暮春时开始酝酿，如同十月怀胎，在初冬呱呱坠地。
《我，其实还是想进步》集纳了不同类型的文章，有的是回忆求学经历，有的是亲历官场故事，有的是谈论新闻业务，因为内容比较杂，褚朝新将其定义为一本随笔集。
这本书的书名，来自于书中的一篇文章。那是褚朝新在《新京报传媒研究》中撰写的回忆了他进入《新京报》和前往《南方周末》工作的经过。
褚朝新在文中说，他是因新闻而到《新京报》，也是因为新闻而离开《新京报》， 在《新京报》的几年，报社将他从乡镇干部气质培养成了县处级干部气质，其实，我还想进步。
自己的新书出版后，褚朝新突然觉得自己想继续做新闻的欲望越发强烈。他说：“赋闲两年了，常有人给我介绍工作，也偶有工作来找我，但都没有接受。内心里，我还希望做一个本分的记者，相对单纯地做内容。”
来源：传媒江湖荟
主编：蒋伟
参与采写：朱阙
编辑：郭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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