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庆晖｜洋溢胡同王临乙家——家园、家居和影集内外的艺术生活史（1946—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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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溢胡同王临乙家

——家园、家居和影集内外的艺术生活史（1946—1994）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曹庆晖

摘 要：雕塑家王临乙、王合内夫妇自1946年至1994年居住在北京洋溢胡同的一处独院里，他们遗留的影集中有大量拍摄于此的照片。王临乙夫妇在1946年怎样来到北平，怎样买到洋溢胡同这处独院，以及这处房产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是本文特别关心和重点交代的基础内容。以这处院落为中心，聚焦影集记录的王临乙夫妇在此的家居艺术生活，暂不顾及其余的家外艺术活动，是本文立足影集的研究起点。因此，本文主要关心的影集内容是王临乙夫妇在洋溢胡同家的创作与社交生活。最后，以影集为对象和途径，对中国现代美术材料的发掘和研究进行思考。

已故著名雕塑家和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王临乙、王合内夫妇遗留的影集，有50余册3000多张照片，全部收藏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这些影集的基本形态与人们日常习见的家庭影集别无二致，各册大小厚薄不一，每册安插的照片有大有小，数量有多有少，品相、色彩与时代同频共振，富有历史质感，读来令人感到亲切、感动和感慨。
影集中保留的主要是王临乙夫妇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青少年时期，一直到90年代耄耋时期，长达80余年的人生片段的瞬间记录，其中有王临乙留学前史和留学史、王合内家史和大学史、王临乙与王合内恋爱史、王临乙夫妇抗战内迁艺术生活史、洋溢胡同家居艺术生活史和社会艺术活动史、煤渣胡同家居晚年生活史等内容，虽然各部分的照片数量并不平衡，但基本勾勒出王临乙夫妇的艺术人生及其社交圈活动的样貌。这些历史瞬间的拍摄者不止于王临乙夫妇，越到王临乙夫妇晚年，越多是由亲朋友好和登门访客所拍。从照片内容看，多是日常记录；从拍摄质量看，水准参差不齐。
影集记录的人物和埋藏的线索很多，物去人非后的准确辨识和完全辨识，难度越来越大，但不同时期的照片内容，相互关联为有时间逻辑的叙事链者并不少见。比如，以夫妇、家人、师生、同学、同事等为关键词，就能看到一些合影在跨越岁月中的内在关联；以创作生产为中心，就能目睹王临乙夫妇不同时期的作品发展与联系。当然，除了这种穿越时空的线性联系外，也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稳定的居家空间的长期存在，那就是王临乙夫妇在北京市东城区洋溢胡同35号的家。洋溢胡同35号是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它是1946年王临乙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职后购置的房产，在民国的标址是内一区洋溢胡同17号。到1994年，王临乙夫妇将其无偿赠与中央美术学院后，迁居煤渣胡同9号新建教职工宿舍楼时，俩人共在此居住生活了48年，几近半个世纪。因此，影集里有相当数量的照片拍摄于此。
作为内迁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主任教授的王临乙，在抗战胜利后，为什么不随学校复员杭州而是来到北平？王临乙夫妇为什么选择在洋溢胡同购房安家？作为房产的洋溢胡同17号，在1946年被他们购买时花了多少钱？他们很有钱吗？他们在此居住大半辈子，留下何种人生记忆呢？酸甜苦辣咸的照片都有吗？住了大半辈子的院子，为什么要捐赠呢？舍得吗？院子还在吗？……这些问题，就是本文关心的艺术生活史。
一、北平艺专和洋溢胡同
历史上的洋溢胡同在明代称为扬州胡同，乃因扬州移民聚居于此而得名。清乾隆年间讹作羊肉胡同。民国纪元以来多外国洋行、侨民聚居，遂以谐音改俗为雅，称为洋溢胡同。从1946年11月北平市工务局测绘《北平市内外城地图》可见，洋溢胡同是内一区一条普通的东西向胡同，其东连南北向的南小街，隔南小街与水磨胡同相望，其西至崇文门内大街，长宽有说长728米宽3米，又有说长512米宽6米，两侧多以平房住宅为主。王临乙之所以在洋溢胡同购房，与他1946年抵北京任职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在此胡同购置14号、47号作为教职工宿舍和画室，并不断开展艺术活动不无关系。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徐悲鸿为校长，在1946年8月1日复员建制的艺术专科学校。从大的方面讲，这一复员行动是对教育部恢复战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南（杭州）北（北平）各占一席的既有格局的落实。而从小的方面说，是徐悲鸿带领他历年从国立中央大学栽培的弟子以及团结的同道，到北京接管旧艺专（即当时的教育部特设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八分班）重组新艺专的开始。旧艺专没有多余的教职员宿舍，因此，徐悲鸿等一批南来的教职员到北京工作，首先要面对和必须要解决的就是住宿问题。
1946年7月31日，徐悲鸿夫妇与吴作人、李宗津等一行6人由上海乘船到秦皇岛再转火车抵达北京。事前受徐悲鸿函约已先行到北京的画家宋步云，通过与徐悲鸿书信引荐的朋友联系，为徐悲鸿夫妇租住了可暂时落脚的东裱褙胡同22号。待徐悲鸿8月在东总布胡同10号复员重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即聘宋步云为副教授兼事务组长，嘱其设法廉价购置房屋以解决教职员的生活必需。此时，初抵北京尚未安置妥当的艺专教务主任吴作人，带着同学和恋人萧淑芳拜托的亲笔家书，匆匆来到距校不远的水磨胡同49号院，看望萧淑芳的父母萧柏林夫妇。当萧老先生知道小女同学尚无妥善住处，即亲自带他到仅隔一条南小街的洋溢胡同熟人处联系，因为那里有闲置的空房。或许因此机缘，肩负为艺专落实宿舍之责的事务组长宋步云，在教务主任吴作人的信息通报下及时跟进现场，同时按程序和规矩，报备并安排徐校长亲自视察定夺，如此很快就在洋溢胡同租住了14号院与47号院。这样，先行到北京的吴作人以及宋步云、李宗津两家，不久都住进了洋溢胡同14号。其余相继应聘而来的教师，如教授王临乙、卫司勒，副教授孙宗慰、冯法祀、艾中信、李桦，讲师董希文、齐振杞以及助教宋泊等人，均先后安置到洋溢胡同47号。此外，艺专还租用了贡院西大街10号作为师生宿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徐悲鸿、吴作人、宋步云、王临乙等12人有感于北京沦陷甚久，艺术教育惨遭敌伪之摧残，遂筹备发起组织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并于1946年10月16日在朝阳门大街励志社北平分社交谊室正式成立，设会址于被选为协会理事长的教务主任吴作人居住的洋溢胡同14号宿舍。
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成立后，经常在洋溢胡同14号举行体现其“联络美术界感情，促进美术创作，研究美术理论，沟通中西美术思潮，推进北平美术运动，致力美术教育建国工作”宗旨的会议和活动。其中，在1946年12月21日，即是年冬至前一日，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曾假洋溢胡同14号举行座谈联谊会一次，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王临乙等30余人到会，会中讨论各项艺术运动及工作推动问题, 对中国艺术前途发展多有立论，画家们还主张将洋溢胡同改名为“养艺胡同”，愿将这里逐渐形成为北京光复后文艺活动中心的意识溢于言表。
有一张流传甚广的合影（图1），为宋步云张罗众人拍摄，至今保存在宋步云子女收藏的家庭影集中，即出席此次座谈联谊会的与会者的合影留念。宋步云为这次合影实际拍摄了3张照片，同时又为与会的徐悲鸿和齐白石拍摄了2张合影，而在所拍3张集体合影中，常见发表的这张是构图和人物最完整的一张。参加了此次座谈联谊会的戴泽对该活动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在吴作人房间摆了一大桌席，二是会上齐白石说他如果像戴泽那样年轻，也一定要和徐悲鸿学素描，三是宋步云张罗着为大家拍了照片。这样，有席吃、见大师、拍照片的座谈联谊会，在戴泽看来也有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成立后做庆祝活动的意思。笔者曾见与此会议同一天艺专“交教育部视察员存卷”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职员名册，另见1946年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筹建成立的相关档案资料，在一并参考和斟酌1947年8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职员名册记载的居住地址后，明确了当天与会人员在艺专、协会的身份与住址（表1）。从中可见，徐悲鸿非常信任他的两个学生吴作人和王临乙，他们身兼的艺专和协会职务明显要比其他人都多。

图1 1946年12月21日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在洋溢胡同

14号举行座谈联谊会合影（原版照片由宋步云家属藏）

其时，86岁老画家齐白石刚从南京和上海办展两个月回北京，此次联谊当然亦有为他接风之意，何况次日还是二十四节气中特别被时人看重的冬至。此外，非会员叶麟趾的参与，也突出了此次座谈活动的联谊性质。座谈联谊会是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利用洋溢胡同14号会址所办活动之一。此前，10月18日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10月30日欢迎英国文化专员罗士培（Percy Roxby，1880—1947）教授及夫人茶会均在此召开。此后在1947年又在此举办过2月初欢送理事长吴作人去英国讲学考察会及理监事会，5月22日欢迎行政院秘书兼画家汪日章及方由美返国画家李瑞芳女士茶会等。每次活动与徐悲鸿一起到会者都有三四十人之多，足见洋溢胡同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复员重组第一年发挥的重要作用。及至1948年2月19日至3月10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由东总布胡同10号迁址帅府园1号原日本小学旧址后，北平美术作家协会还在3月18日和25日于洋溢胡同14号会址举办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理监事会和会员大会，这也是目前有关研究能整理统计到的协会和艺专在洋溢胡同最后的两次公开活动。
显然，洋溢胡同的活动对有购房需求的王临乙来说别具意义。东总布胡同、贡院西大街、水磨胡同、洋溢胡同、东裱褙胡同，是艺专南来教员在抵北平初期日常往返于学校和宿舍的主要活动区域，这为王临乙就近了解房产信息并及时购买创造了条件。王合内曾不止一次回忆说，他们当时为买房子大费周章，“多次设法购买住宅未果”，后来终于在东单附近洋溢胡同遇到了这座“歪歪倒倒的无主院落”。
二、王临乙和洋溢胡同17号的购买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核发王临乙的教职员服务证是第51号，标注着38岁的教授兼雕塑科主任王临乙到校日期为民国35年8月1日。这显然是校方统一制证时所采用的标志时间，实际上王临乙到校时间要晚至8月底。需要强调的是，在徐悲鸿聘用的南来教员里，王临乙其实是最能凸显艺专复员北平所具历史意义的那个教员。
1908年8月25日生于上海的王临乙，是徐悲鸿1928年执教中央大学时就带在身边的爱徒和助手，也是当年经他亲自运筹和安排后赴法国留学雕塑的早期留学生。1935年1月，王临乙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毕业，3月即回国。行程安排如此紧凑，应该与王临乙需要尽快回国求得一份体面的职业，方能让未来的岳父母同意他迎娶恋人合内·尼凯尔（Renée Yunne-Nikel，即王合内）的想法有关。翌年8月经徐悲鸿介绍，王临乙被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赵太侔聘为雕塑科教授。同年底，王临乙即利用假期再度赴法，并在1937年1月13日与王合内结婚，2月28日这对新婚夫妇就回到北京，王临乙继续任教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科，登记住址在东不压桥东胡同甲17号。但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4日王临乙夫妇离开北京，前往王临乙原籍上海避难。10月，获悉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少部分师生南迁牯岭，遂上庐山与之会合。年底，他们夫妇同学校赴湖北沅陵，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会合一处。1938年3月，两校奉教育部令就地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此后，王临乙携王合内随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辗转云、贵、川，任雕塑系主任、教授，其间亦有被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第三任校长吕凤子解聘的经历，但到1943年8月，王临乙复被第四任校长陈之佛聘为雕塑系主任、教授。1944年8月至1945年2月，第五任校长潘天寿聘程曼叔而非王临乙任雕塑系主任，但在1945年2月至8月复聘王临乙任雕塑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不久，教育部令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迁址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遂于1946年暑假分三路陆续返杭，但王临乙并未同行。1967年，王临乙曾在回溯个人经历时写道，“当时北平旧艺专留校的教员只有我一人，杭州旧艺专教员除潘天寿，有李朴园等教员及一部分旧杭州老职员，不喜欢我到杭州”，“潘天寿到七月底没有发给聘书”。此时，徐悲鸿已受命赴北京复员重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他给王临乙写了一封信，希望王临乙到北京任教。“我到北平是八月初知道的消息”，王临乙说，随即他听从恩师的召唤，在8月底从重庆乘机飞回阔别10年的北京，成为原南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人马北返参加学校复员重组的唯一教员。只不过王临乙重返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校址已非原址西京畿道，而是要去在北京沦陷后不久就变更了的校址东总布胡同10号报道上班，他此次抵北京后的住址在教职员名册中一度登记为洋溢胡同47号。
1946年12月24日，即参加洋溢胡同14号联谊座谈会后3天，王临乙在事务组长宋步云帮助下以426.87万元自购了该胡同17号院。王合内回忆她当初看到这所房子的景象时说：
大门挂着锁，而院墙已经倒塌了半截，我们从残垣断壁上翻过去看见院里的房子破烂不堪，没有门窗，屋顶是中国古代样式，房子靠几根很粗的旧圆柱支撑着，看上去圆柱还结实，过去这里大概是个花园，现在就剩下一堆砖头和碎瓦片，好像遭到炮击了一样。这个一半都倒塌了的无主院落对我们来说真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临乙立刻在北平买下了这套住宅。
王合内描述的房屋状况与他们起初签订的租约文件中登记的房屋信息基本一致，租约说洋溢胡同17号院原有灰房三间，所有屋顶屋架尚完整，但房墙倒塌，门窗等全无，院墙塌毁，电灯及自来水全无。该房产原标价为474.3万元，后经交涉，房屋租售者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以九折作价卖给王临乙，据其“平三处329号”文称：
案准台端先后函为所租内一区洋溢胡同17号房屋及空地一段，因极合研究工作场所之用，惟该房屋残破，请减低标价，以便购买等由。兹准照洽购办法，按标底四七四三〇〇〇元九折，计算为肆佰贰拾陆万捌仟柒佰元承购，并请于文到七日内，迳向北平中信局洽办缴款手续。相应函复，即希查照办理，见复为荷。此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王临乙先生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启十二月二十四日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在北平市东交民巷，是国民政府在1945年12月1日为接收处置敌伪产业而专门设置的机构，其上级机关为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但同时也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监督指导，其内设各处室之第三组，专门主管敌伪房地产、家具的接收、处理及审核发还等事项。因此，“平三处329号”文表示的全部意思是：洋溢胡同17号院作为国民政府接收处理的敌伪房地产，与承购人王临乙以426.87万元交割。
洋溢胡同所在的北京内一区集中了不少日本行政机关、报社、公司、小学、商店、旅社、料理店和医院等，洋溢胡同本身就有“加荣商店”、住宿一等五元二等四元即赠送一日三餐的“一二三馆”、“长春亭”和“二叶”料理店、“秦章洋行”，以及日侨医院和位于10号的日本基督教会本部等。1945年抗战胜利北京光复后，这些产业均被国民政府或权贵作为敌伪遗产予以接收和处置。王合内就听说17号原房主“是一位日本建筑师，日本战败，他跑了”。被艺专用为教员和学生宿舍的贡院西大街10号，也是这类产业。其前身为一家日本洋行，有两层，楼上住教员，楼下住学生，还有食堂等设施。曾在这里居住过的戴泽回忆说“房子不错”。
艺专同人中，像王临乙这样自购住房的南来教员实不多见。笔者所知，1947年秋，徐悲鸿自己用卖画的钱买下了东受禄街16号，因为他们一家三口在搬离最初的落脚地东裱褙胡同22号后，租住将近一年的小椿树胡同9号的院墙又倒坍了，而此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11月就要出生，因此买房成为校长家必须考虑的生活问题。而王临乙夫妇为何千方百计设法买房呢？17号院426.87万元的成交价，在1946年12月对王临乙来说是什么概念呢？
据1947年6月、7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员名册和1948年度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职员名册记载，雕塑科主任王临乙教授的月薪始终是520元，这在艺专属于仅低于校长徐悲鸿、教务主任吴作人月薪600元的工资待遇。在这个工资档位上，除王临乙外，还有音乐科主任赵梅伯教授和实用美术科主任叶浅予教授。按照1940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当时的教授待遇分九级，一级教授月薪600元，九级教授月薪320元，520元属于聘任教授中的第三级待遇。按说待遇已经相当高了，但以这样的收入怎么可能买得起是个人工资8200多倍的400多万元的房产呢？
抗战胜利北京光复后，粮食价格及涨幅远超教师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仅以王临乙来北京到其购房前的几个月的粮食价格来看（以斗为计量单位，一斗等于15市斤），8月20日3700元一斗的小米，在9月19日已卖为4000元。1947年、1948年，通货膨胀更是恶性发展，1948年8月12日一斗小米的售价是620万元，两年间小米价格增长了1600多倍。对此，教育部不得不参照政府官员的薪给办法，对教师待遇进行调整，规定了实际薪津的计算办法。1948年1月以前实际薪津的计算公式为：实际薪津=底薪×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基本数，由于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和薪金加成倍数随着物价上涨经常调整，故实际薪津也不断变动。如1946年12月，薪金加成倍数是11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是17万元，所以底薪520元的王临乙教授实领薪津（520元×1100+17万元）为74.2万元，可买19袋（每袋44斤）面粉合836斤。到1947年11月，王临乙实领薪津已涨到307万元（基本数99万元+按薪加成208万元）。以此来看，400多万元的洋溢胡同17号院，在1946年12月对王临乙来说，即其半年的工资。对此，戴泽在回忆宋步云时曾这样评价这次购房说：“王临乙的那个房子也是宋先生帮忙买的，那是王临乙自个花钱买的房子，买的非常好。”非常好，现在体会起来，应该是物超所值、相当划算的意思了。
宋步云怎样帮助王临乙购房，详情不得而知，但推测应该不出宋步云作为事务组长的职责、经验以及与其岗位有关的社会关系的利用，比如打折的诉求，或许即属宋组长办事所能为的选项。至于王临乙夫妇为何想方设法买房子，由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函告可知，主要是王临乙夫妇作为雕塑家对居住空间须“合研究工作场所之用”的刚需所致，但也不排除王临乙对招人眼目的外籍妻子王合内的爱护。要知道，当初王临乙和王合内从谈恋爱到结婚，是遭到王合内父母的强烈反对并不惜以手枪震慑王临乙后，二人依旧不离不弃的结果。所以，王临乙在结束8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后，也确有责任和义务给远嫁到中国却没过一天好日子的王合内一个独立而安全的家。王合内自嫁给王临乙后，就一直依靠丈夫生活，直到1948年才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工艺系做兼任教授，因此1946年他们夫妇购买洋溢胡同17号的房款，主要靠王临乙的收入。
按照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函告承购人王临乙7日内办理缴款手续的要求，王临乙应于1946年圣诞节到1947年元旦这一周办理了缴款手续。买房置地，辞旧迎新，可想而知王临乙夫妇当时是怎样愉悦和憧憬的心情。转过年来，王临乙夫妇和请来的工人一起动手，“清除瓦砾，修修补补，添置了旧门窗，在院子的防空洞里找到了上好的石灰，还挖出一个可做雕塑用的工具”，并且“周围没有什么吵闹的邻居”。王合内心怀感念地以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他们的需要而准备好的。她幸福地说道：
我们在屋顶一角开了天窗，辟为雕塑工作室，里间有会客室和卧室。虽然简陋，但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把这座平房戏称为我们的“宫殿”。
在王临乙落定自己的房子后，艺专也在为落定自己的校舍而努力。有研究曾系统梳理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在1948年初春由东总布胡同10号迁址帅府园1号并于3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后，原驻扎单位第五补给区就帅府园房屋腾退与艺专扯皮的前后过程。其间校长徐悲鸿因交涉过劳而送医入院，艺专学生自治会虽据理力争，但也未能将西京畿道和东总布胡同两处房屋对换帅府园的原有协议获得落实，最终南京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一纸电令，将帅府园拨交艺专应用，但对应条件是“由行辕出面接收东总布胡同十号校址及洋溢胡同艺专职员宿舍后转交第五补给区司令部使用”。这样，居住在洋溢胡同14号、47号艺专宿舍的教师，在1948年或迁居大雅宝胡同、五老胡同等艺专宿舍，或搬离而别居他处，只有王临乙在洋溢胡同的家踏实未动，因为17号是他们夫妇自购的房产。
三、影集中的洋溢胡同王临乙家
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在1947年初入住洋溢胡同17号，户主是王临乙，从此洋溢胡同有了一户住着金发碧眼洋太太的特别人家——王临乙家，影集中也开始出现王临乙夫妇的居家留影以及与越来越多亲朋好友的合影。本着对主人公人生经历及其社交与创作在照片中的反映，笔者仅就了解情况且有内容的在家照片进行分析，以勾勒王临乙夫妇的居家艺术生活史。
（一）艺术宫殿
影集中有关王临乙夫妇乔迁洋溢胡同之初的生活照有十几张，其中有两张反映的新居内景最为清楚。
从有天窗的创作室拍摄的一张照片（图2）看，创作室空间较大，满足雕塑创作需要的水池、水缸和水龙头均已安装入户在角落，一些雕塑用具和材料整齐地归置在墙沿墙脚。王临乙夫妇休闲地倚靠在雕塑台前交谈，从身体姿态到面容表情都看得出他们对这个创作室很满意，对未来也颇为憧憬。引人注目的是墙面上悬挂的孔子浮雕像、油画静物以及王临乙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雕塑照片。那张油画静物后来不知去了哪里，墙上的雕塑照片在影集里都还能看到，孔子浮雕像（250cm×200cm）是王临乙1947年的作品，反映了作者从1942年创作大禹治水浮雕以来对雕塑民族传统的思考和转化。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思考，王临乙还在当年天津《益世报》“艺术周刊”上发表有《雕塑欣赏》，着重谈论汉代雕刻、汉魏唐塑俑所代表的中国雕塑特点以及雕塑中的理智与想象问题。可惜的是，孔子浮雕像由于特殊原因而毁于1974年，没能传世。

图2 王临乙、王合内在洋溢胡同家创作室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第232号）

在取景客厅一隅的照片里（图3），王临乙和王合内分坐于两侧，注视着镜头，镜头则沿近桌鲜花伸向对面墙桌以及墙上画作，这样无论是从纵深看，还是从上下看，人物与物件之间相联系的各种三角形关系，都稳定地结构并宣示了主人对新居的权力。王临乙着西装、系领带，翘着二郎腿靠坐于藤椅上，两手交握于腹前，裤线笔挺，面容平静，眼睛注视镜头。因侧面窗户从斜45度高点来光，恰到好处地打造了人物的形象、身份和气质。王合内背对窗台，面部处于逆光区，但阳光透过窗台勾勒了她的肩部和长袖长裙的衣褶，外溢的古典气质和墙上粘贴的布面油画像，以及书架放置的古装少女雕像相得益彰。墙上布面油画肖像为王临乙夫妇的好友吴作人1939年在四川为王合内所绘，长宽各57厘米，造型手法松紧有度，富有典型的北欧弗拉芒画派（Flemish School）油画的传统气息，现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摆放在王临乙藤椅边矮书架上的古装少女雕像，为王合内1950年所作，也为该馆收藏。2015年，笔者策划“至爱之塑——雕塑家王临乙王合内夫妇作品文献展”时，眼见这张照片和王合内肖像、古装少女雕像的原作扑面而来，不禁有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叹。
图3 王临乙、王合内在洋溢胡同家客厅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9号）

（二）浪漫的事
王临乙夫妇喜欢在一起合影的习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巴黎谈恋爱时就已经形成（图4），王临乙留学时有相机，平常喜欢拍照，因此记录了一些当年在海外生活和学习的照片。夫妇俩靠肩或并肩的亲密合影，不仅贯穿在他们影集的各个时期，而且还延展到他们的创作里。如1937年作王合内在前王临乙在后的侧面像并列浮雕，形式庄重，主题鲜明，寓意美好，堪称杰作。

图4 恋爱中的王临乙、王合内1934年在巴黎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516号）

定居洋溢胡同17号后，王临乙夫妇在自家院落内外拍摄过很多合照，其中1955年王临乙在院子里与王合内肩靠肩合影的黑白照片（图5），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张照片在影集里不止一张，而是被冲印过数张。据照片背后的标记，可知约摄于1955年左右。王临乙右手环抱王合内肩头，王合内抱着他们的宠物猫，两人目光热切，很真挚地望着镜头。照片取景于院中，构图聚焦于胸像，王临乙头顶局部出框，应是自拍失测所致。整个照片和由拜访者所摄他们夫妇的合影在视觉感受上完全不一样。虽然王临乙夫妇遗留的不同时期合影较多，但身体紧紧挨着且近距离对着镜头拍的留影，只有在他们早年巴黎热恋的那张照片可与此相提并论。

图5 王临乙、王合内约1955年在洋溢胡同家院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30号）

1955年左右对王临乙夫妇而言有两件大事，也是喜事。
一是王合内申请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3月17日被批准，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入籍证书》（内户籍入字第619号），成为中国公民。她为此激动地回忆道：
我记得，当我拿到证明书，骑着车子返回家时的愉快心情。一进家门，我就对临乙喊道：“我是中国人啦！”为什么我这样激动呢？因为我可以和普通中国人一样，参加教师们的学习和研究，再也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受到任何限制了。我的蓝眼睛、黄头发再也不能把我隔绝在禁止外国人入内的国境线以外了。
二是针对1952年王临乙在“三反”运动中被举报“利用工作之便，有贪污之举，自留财务，加建自宅，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之下，即刻免职，隔离审查，并进行人身攻击，长达半年之久”的错误，学校在两年半后的1954年12月10日宣布王临乙没有贪污、没有问题的结论，洗刷了王临乙的屈辱，抚慰了王合内的担惊。照片中王临乙夫妇热切而饱含希望的神情，与这一时期的人生境遇大有关联。
在总体印象上，影集保留的王临乙夫妇在1949年—1979年的照片总量并不特别多。谁会在物质贫乏的岁月里老拍照片呢？谁又会在坎坷之际有拍照留念的心情呢？选择美好，忘却烦恼，报喜不报忧，这差不多也是家庭影集在自然形成过程中共同呈现的编辑特点。王临乙夫妇影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照片数量明显增加不少，给人一种时代飞速变化下夫妇俩突然老去的感觉。他们1949年后在院子拍摄的合影中，自拍不多。随着年长寿高，他们在院中的合影也多为来访者拍摄（图6—8）并用于报刊报道和宣传，如他们1979年和20世纪80年代的两张合影的曝光率就比较高。由这些合影可见，岁月的磨砺逐渐地让他们失去往日的容颜，但从容淡泊的生命气度和时代变革的勃勃生机却通过两人笑颜和院中绿植扑面而来。

图6 王临乙、王合内1979年在洋溢胡同家院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3023号）

图7 王临乙、王合内20世纪80年代在洋溢胡同家院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2850号）

图8 王临乙、王合内1989年在洋溢胡同家院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1594号）

（三）母爱之塑
王合内爱养花和小动物，影集中就有王临乙夫妇20世纪40年代住在重庆凤凰山遛狗和养鸡的照片。常书鸿的女儿，也就是王临乙、王合内的义女常沙娜，对照片上的黑狗Loly印象深刻。定居洋溢胡同后，王合内不仅养猫养狗，还养羊。影集中那张她抱着小羊的照片（图9），就像抱着孩子一样，她可真是喜欢动物啊。除了天性，这也和王合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有的在华外国人社交不便，以及王临乙夫妇没有生养孩子等方面都有关系。王合内说她是在入住洋溢胡同后才开始尝试创作动物雕塑，且很快就受到来访做客的徐悲鸿的表扬。她写道：
大概就是这时我开始搞动物雕塑的。一次，我的一个小猫雕塑就要完成了，正巧碰上徐悲鸿先生来访。他看了这个雕塑后，赞扬了一番，并鼓励我继续做下去。我没有生过孩子，可我养过鸡、兔子、羊羔和小猫。我的羊羔看见我，就咩咩地叫着向我跑来，小猫见到我，跑过来蹭我的腿。我把我的母爱都倾注在它们身上。
就王临乙、王合内两人的雕塑创作生涯来说，晚年的王临乙作品较少，而王合内则坚持创作，有一张照片比较切实地反映了他们两人晚年的创作状态（图10）。照片中，王合内正在为新作搭架子，王临乙则在一旁看着并有可能随时发表他的看法，而从王合内搭的架子看，就是她那件作于1986年的雕塑《小羊乖乖》（图11）。什么叫母爱倾注？那就是生命世界的舔犊情深，就是让动物雕塑富有了自然活泼的生命力，让它成为与作者道德良善相联系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两位老人面前，已经翻成石膏的小羊的形神，似落生不久，浑身雪白，好像正咩咩地叫着向主人公跑来撒欢。

图9 在洋溢胡同家院怀抱小羊的王合内（中央美术

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3854号）

图10 王临乙、王合内约1986年在洋溢胡同家创作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2013号）

图11 王临乙夫妇和作品《小羊乖乖》在洋溢胡同家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1543号）

（四）工作室里好风光
浏览影集，可以看到王临乙夫妇在洋溢胡同的家最初比较宽敞，但随着日积月累，家里的物件越来越多。这些物件主要是王临乙夫妇已经做完或正在创作的雕塑作品。这些作品把创作室的桌面、墙面和地面都摆得满满当当的（图12），放在桌面的动物和人物雕塑主要是王合内的作品，桌脚或墙边立的是王临乙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强渡大渡河浮雕石膏稿。但在影集里，并未看到有王临乙在家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相关构图和人物形象的照片，所见者只有王临乙在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留影，以及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过程中，由他负责创作的强渡大渡河、五卅运动等题材的雕塑小稿照片或放大的泥塑照片。

图12 王临乙、王合内和他们在洋溢胡同家里

的一屋子雕塑创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1595、3638号）

夫妇俩常年在这种作品越来越多的居家环境里生活、工作和待客，特别是在接受访问公干时，访者更愿意在这样的艺术家居空间里“安排”他们夫妇创作和交流的瞬间进行拍摄。像王临乙在家做泥塑，王合内做《女孩和小鹿》《向警予半身像》等，以及王临乙夫妇在《民族大团结》前讨论雕塑创作的场景选取和拍摄，明显都是摆拍。其中，王合内塑向警予像的那张照片（图13），后来就发表在《中国日报》对王合内的报道文章《用爱塑造两个生命》（Carving two lives out of love）中。浮雕《民族大团结》是1950年王临乙为北京中直大礼堂前厅创作，在1951年水泥落成，但在1985年拆除，王临乙家的是该浮雕的石膏稿，朴素大气又不失婀娜活泼。王临乙夫妇在浮雕前讨论王合内作《行走的豹》这张照片上的线框，表明此照曾拟剪裁用于发表（图14）。

图13 王合内在洋溢胡同家创作《向警予半身像》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2806号）

图14 王临乙、王合内在洋溢胡同家讨论雕塑创作留影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3618号）

特别有意义的是，王合内夫妇在雕塑系的亲密同事和忘年好友司徒兆光，也在洋溢胡同王临乙家为王合内做过一次塑像，版画系摄影师翁乃强为此曾专门拍摄有一组照片。这一组照片的雕塑背景是王临乙夫妇1988年前后为北京天文馆大门楣重新制作的浮雕《四象》，表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欢腾俯仰于洪荒宇宙和日月星辰中，作品取势流畅而澎湃，韵律感很强。王临乙、王合内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出身法国学院雕塑的第一代教学集体的骨干，司徒兆光是以苏联学院雕塑为师的第二代师资中的骨干，翁乃强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工作室并有多年对外宣传摄影经验的记者出身。两代艺术家出于真挚的友情，同台共舞，共同合作，一坐一观，一塑一摄，温暖而又美好（图15）。翁乃强在拍摄司徒兆光的这次写生创作时，发挥了一贯的注重在现场抓取和突出人物关系与情节氛围的拍摄手法，所摄照片注意抓拍模特儿王合内、创作者司徒兆光和观摩者王临乙在镜头前的移位和瞬间形成的不同的对话关系。而从司徒兆光的塑造来说，在面对自己熟悉的对象时，他特别安排王合内以双手交握于胸前的姿态，以其擅长的体面加工和刻画方法，塑造王合内祥和自豪的神情与姿态，作品取名为《我是中国人》。

图15 翁乃强1989年在洋溢胡同家拍摄王临乙观摩

司徒兆光为王合内写生塑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1442号）

（五）大家庭
在创作生活之外，亲朋、友好、贵客的来访以及为王临乙夫妇庆生祝寿的师生欢宴等拍照记录，占据了影集中洋溢胡同王临乙家日常片段记录的大部分。如民革中央副主席何鲁丽、雕塑系钱绍武教授陪同非洲某代表团（图16）、司徒兆光陪同导师列宾美术学院雕塑教授阿尼库申（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Аникушин，1917—1997）等中外贵客的来访，常书鸿、李承仙夫妇（图17）和常沙娜、秦宣夫的女儿等挚爱亲朋，以及其他老少雕塑工作者、学生的探望，王合内法国侄子和侄媳妇来家做客，王临乙、王合内庆祝金婚50年，以及1988年王临乙八十大寿时夫妇俩与至亲好友在家欢宴舞蹈（图18）等。这类纪念合影照片在影集里的数量不少，照片摄入的人员也较多，其中也并非仅是雕塑系师生或至亲好友，故非参与者或当事人不能完全辨认。

图16 钱绍武教授（左三）陪同非洲某访华代表

团到访洋溢胡同王临乙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188号）

图17 王临乙、王合内的老朋友常书鸿、李承仙夫妇来访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2000号）

图18 1988年王临乙八十大寿时，身边至亲好友

在洋溢胡同家欢宴舞蹈留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3612号）

王临乙夫妇虽是丁克家庭，但透过影集，却让人觉得洋溢胡同王临乙家是一个被美好和爱意包围和充实的大家庭。爱和尊重是相互的，王临乙夫妇爱他们的亲朋和学生，亲朋和学生也关爱着他们。他们的义女常沙娜，老学生盛扬、司徒兆光、赵瑞英以及雕塑系很多师生，都为王临乙夫妇安享晚年生活尽过力，甚至尽过孝。及至王临乙夫妇百年之后，雕塑系师生总还在清明时节去为他们扫墓。相信通过对熟悉王临乙夫妇的亲朋和学生的走访，这一部分照片背后还会有不少丰富的内容和闪光的道义浮现。
（六）精神家园
保留在影集中的这些拍自洋溢胡同王临乙的照片，除少数为王临乙夫妇自拍，比较多的是拜访者留影后的馈赠，留念美好、增进情感的日常生活意义比较明显和突出，所使用的照相机仅仅是现场记录的一般工具。当然，也不乏出于某方面需要——比如出版需要、展览宣传、摄影纪事需要等——由摄影记者或专门家介入拍摄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照相机作为方法的意义明显加强，有一种基于日常又不止于日常的角度和品质。不过，看重留影留念，高低不弃统收，是王临乙夫妇保存这些照片的一个突出特点。
有一张拍摄王临乙夫妇在冬日温暖的客厅内整理和翻阅他们影集的照片（图19），恰如本文副题所扩展的一样。照片中时间和情感的记忆正从他们夫妇俩心底升起，如同鲜花的芳香弥漫在他们两人的世界，可以这么说，住在洋溢胡同家的王临乙夫妇在影集里构筑了一个远大于洋溢胡同家的家，这是他们的人生之家，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其中不仅有洋溢胡同家后史的发生，也有洋溢胡同家前史的保存，前前后后都承载和渗透着他们对爱与善的理解。

图19 居家翻阅影集照片的王临乙、王合内（中央美术

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影集 第3615号）

四、洋溢胡同35号王临乙夫妇房产的赠与
1984年9月1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对王临乙洋溢胡同房产重新予以审查，核定坐落于洋溢胡同35号（此前为17号）的房产12间188.3平方米为王临乙私产。时年王临乙76岁，王合内72岁，老房子冬天御风寒的煤火照应，夏日防雨水的房顶铺毡，都不是独居老人常年经得起、吃得消的日常维护了。虽然在他们老两口身边的学生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多有嘘寒问暖的关照，但王临乙夫妇独立生活惯了，凡事愿意亲力亲为，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去办，其实已经到了离不开帮助和让周围好友不能放心的时候了。影集中保存的两张探访者偶然撞见抓拍的80岁的王合内攀梯上房加垫砖头、整理油毡的照片，确实让人看得心惊肉跳。为从生活上解决实际困难，在中央美术学院煤渣胡同宿舍楼竣工之后，1994年9月30日，86岁的王临乙和82岁的王合内在周围学生好友们的建议下，向中央美术学院并文化部提出赠与申请：
我们夫妻二人毕生从事我国的美术教育工作，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四十多年，现在我们年事已高，愿将我们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洋溢胡同35号的私人住宅——平房12间188.3平方米及院落220平方米——全部赠送给中央美术学院，产权永远归学院所有，以助学院事业的发展，请予接受并与北京市房管局办理合法手续和公证处公证。
10月11日，中央美术学院就王临乙、王合内教授捐赠私房向文化部进一步汇报说：
我院雕塑系教授王临乙、王合内（中国籍法国人）夫妇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数十年，对我院怀有深厚的感情。两位先生现已年迈（均八十有余），且膝下无子女，本着热爱母校和美术教育事业之心，主动提出自愿将其所住的洋溢胡同35号私房宅院无偿赠与我院。此前我院考虑到两位先生生活上的方便，已分配给他们我院煤渣胡同新建宿舍四居室住房一套，并在地下室分配工作室及作品储藏室各一间，共计144平方米。为满足两位先生的捐赠愿望和发展我院教育事业，经研究，我院同意接受他们的捐赠，其产权过户归我院所有。两位先生现在居住的煤渣胡同宿舍，归他们终生无偿使用。
11月5日，文化部计划财务司以计字123号文批复同意中央美术学院接受王临乙、王合内夫妇捐赠私房。12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与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就他们无偿赠与房屋达成协议，并由中央美术学院法人代表靳尚谊院长与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分别签字。1995年1月5日，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就签字协议予以公证。协议内容具体如下：
（一）经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批准，已将东城区煤渣胡同9号学院教工宿舍楼二层2号四居室（建筑面积为95平方米）一套及地下室两间面积为50平方米，交给王临乙、王合内二教授居住、工作和存放雕塑创作使用。（二）中央美术学院分给王临乙、王合内二教授的新住房，产权属中央美院所有，住户王临乙、王合内二教授享有永久性的使用权。（三）学院分给王临乙、王合内二教授的住房，只限于其夫妇使用，使用人不得转借、转租、变卖或委托他人代管。王临乙、王合内过世后，房屋的使用权归学院收回，其私人财产，特别是艺术作品，按王临乙、王合内的意愿（见遗嘱），由学院负责保管处理。（四）中央美术学院分给王临乙、王合内教授的住房及存放雕塑作品的用房，学院免收其房租，王临乙、王合内只向美院定期交付水、电、煤气及卫生费。（五）王临乙、王合内教授在煤渣胡同宿舍楼住用期间，该套房屋及水、电、暖、煤、卫生等设备的维修，均由美院全面负责。（六）王临乙、王合内教授进住煤渣胡同宿舍楼后，其原住东城区洋溢胡同35号的私房将无偿交给中央美术学院作为国家固定资产使用。此项协议将通过公证处正式办理产权移交等手续。（七）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由此，从法律上讲，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及其作品迁居无忧风雨和冷暖侵扰的煤渣胡同新居在1994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此时距1946年12月24日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函准他们购买洋溢胡同17号，整整48年。
五、空镜头与美术史
王临乙夫妇赠与中央美术学院的洋溢胡同35号后被改建为美院基层职工住房予以分配，惠及数家住房困难的老师的生活改善。从感情上说，王临乙夫妇舍不得这处住了大半辈子的院子。据说，两位老人曾数次雇人力车回去探望老宅。1997年7月16日，王临乙因突发肺炎于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1998年，洋溢胡同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华诞庆祝须扩建长安街而拆除。2000年1月24日，王合内因病于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8岁。
翻阅王临乙夫妇的家庭影集，最令人感动的是对人生不同篇章中美好的铭记与珍惜，最令人感慨的是时光太过匆匆。影集中一组洋溢胡同空镜头照片（图20）特别容易引发观者对人生一场的价值和意义有所思：光阴如流水，哗啦啦地流淌了每个人的年月日，也画出每个人弯弯曲曲的生活轨迹，从豆蔻年华的意气风发，到耄耋老者的佝偻蹒跚，就是大几十册影集、几千张照片用眼睛打量摩挲几小时的事。曾有人说：人不是活一辈子，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从旁观者看照片的角度来说，王临乙、王合内遗留的影集展示了他们所能保留的人生瞬间的全部视觉材料。在那么几个瞬间中，人，一下子就老了，一下子就没了，快得让人心头发紧，沉甸甸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有限的生命之所以有温度、有光彩、有价值，是因为人在被推来攘去的生活激流的各种瞬间中，书写了他令人感动的精神形式与品格。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精神形式与品格或许就反映在当事人写的书信或者经手的旧物上，而对于从事艺术创作与教育工作的王临乙、王合内教授来说，则还有耕耘半个多世纪满屋满架的雕塑，四壁华章的浮雕，与挚爱亲朋的画作和颂词，包括这些影集照片及其背后蓄藏的真情实感，这全部是因为他们的大爱而创造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精神形式。难得的是，按照与王临乙王合内夫妇生前签署协议，中央美术学院在二老百年后开始分类整理其艺术遗产，并于2006年将之正式入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15年底和2016年初，“至爱之塑——雕塑家王临乙王合内夫妇作品文献展”在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先后举办，影集照片也首次作为展览的叙事单元被挑选和编辑出来，向社会公开。全部展览内容被数字化保留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官网“展览与活动”数字美术馆频道中，至今可以点击浏览。

图20 洋溢胡同王临乙家的一组空镜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王临乙、王合内

影集 第1342、1355、2964号）

照相机和照相术在1839年的发明，丰富并改变了人类记录世界和自我的方式。相机逐渐为人所有和所用，拍照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入社会和个人生活，照片成为不同以往以文字、图画记录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和满足精神需要的艺术创作。在生活的见证、馈赠的礼物、感情的寄托、创作的媒介、报道的形式中，无处不见照片的存在，它已改变和重塑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视觉形态，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摄影和视觉文化等领域研究不得不面对的资料和对象。王临乙夫妇遗留的影集，即属于这样的资料和对象。它的重要性，第一还是在于人的重要性，即王临乙、王合内夫妇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特别是雕塑事业的实践家和教育家，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雕塑事业在20世纪的起步，并直接贡献了他们的雕塑作品和艺术智慧，是那一代与民族国家同命运的真正有故事的人中的一分子；第二主要是在于资料形态的完整性，即影集比较完整地通过几千张照片，记录了他们从青春到暮年的人生历程，在人生岁月的长河中构建了以他们为中心的艺术生活史、创作与社交史。这是一份难得的视觉材料，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美术馆公共收藏中，如此级别的艺术家有如此完整的照片集，实属罕见。若非王临乙夫妇膝下无子女，若非王临乙夫妇与中央美术学院签订房产捐赠协议对艺术收藏的约定，包括这类家庭生活资料在内的艺术遗产完整进入美术馆收藏，其实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目前，在全国范围的公私立美术馆中，以摄影收藏与研究为宗旨者，或设有摄影研究部门者，不是没有，但依旧是凤毛麟角，如何推动作为艺术的摄影收藏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照片收藏，特别是后者，在美术馆的典藏与研究中都还在起步阶段。
仅就王临乙夫妇影集来说，如何对其入手展开研讨，一直是影集入藏美术馆后面临的问题。严格说来，本文是第二次专题性讨论王临乙夫妇的影集，重点是从艺术生活的视角讨论居家与影集的关系。而第一次讨论是以展览的方式进行，即“至爱之塑——雕塑家王临乙王合内夫妇作品文献展”中的“身影”单元，主要是选编影集中成线索、有逻辑的照片，从艺术人物的视角出发，勾勒王临乙和老师徐悲鸿、王临乙和王合内以及王临乙夫妇与留学生朋友们之间的故事，同时兼及了王临乙20世纪30年代欧游摄影的展示。两次研讨，侧重点不同，讨论方式不同，却都在影集这一过去研究利用较少的物料支持下，改变并丰富了对参与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特别是雕塑事业起步的第一代艺术工作者们的封闭和苍白的印象。例如，当我们在文中将视野聚焦在影集中的洋溢胡同王临乙家时，通过工作室照片所见立墙大浮雕是《民族大团结》和《四象》，而非人们耳熟能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卅运动》浮雕，并且影集里还保存有年迈的王临乙夫妇在家重新制作《四象》的照片。显然，工作室照片以及这两件浮雕的存世，促使我们能够更加整体地看待和思考王临乙夫妇在大雕塑制作上的实践与发展，而不是孤立地谈论和理解某一件代表作。这就是影集中作为艺术生活资料的照片具有的丰富的提示和见证意义。还有，影集材料的有效性、生动性须建立在与其他材料的相关性基础之上，孤立地看待影集材料往往是有一说一的直白描述，不能由表及里地理解材料的内容。例如，若仅从视觉逻辑上注意到洋溢胡同王临乙家的存在，而未能从生活逻辑上解答民国教授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工资水平，那么对所见照片中的洋溢胡同院落只有住房的概念，没有房屋私产的概念，那实际上就难于和王临乙夫妇共情性地理解洋溢胡同35号之于他们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任何材料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前所述，家庭影集的一个普遍特点是记录美好，忘却烦恼，报喜不报忧。所以，王临乙夫妇影集虽然大体上勾勒出他们的艺术人生及其社交圈活动的样貌，但并非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的人生境况照片都有。因此，将影集作为对象和方法，利用影集进行问题讨论，更需要特别注意多方面材料的综合印证和反思。影集是桥梁还是陷阱，全在研究者所建立的材料关系有效与否。
王临乙夫妇遗留影集的收藏和研究表明，影集作为了解和研究艺术家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助于直观地了解艺术家的创作历程，更有助于具体地了解艺术家的生活世界，从知人论世上讲，影集是近代以来出现的直击艺术家生活史、创作史与社交史的新材料，是研究上不能忽视的艺术文献的重要组成。不可想象，这样的资料缺席收藏和研究，对未来将是怎样的辜负和遗憾。有鉴于此，美术馆应在作品的征集和收藏之外，加大对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在艺术创作和学科建设上卓有功勋的艺术家的私人影集的征集和收藏。没有这方面的收藏和研究，必将影响对艺术家的理解和艺术史的写作，也无法有效解决在研究中出现的对资料照片断章取义、以讹传讹的痼疾，更不可能为蒸蒸日上的图像方法论建设提供必不可少和持续不断的支撑。因此，以人为本，逐步建立专项系统的艺术家生活影集数据库，为未来留取更有价值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已是势在必行。（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Wang Linyi’s House in the Yangyi Hutong : Witnessing His Daily Life and Artistic Life in Photo Album (1946—1994)

Cao Qinghui,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bstract: Sculptors Wang Linyi and Wang He’nei lived in a private courtyard in the Yangyi Hutong, Beijing from 1946 to 1994. The photo album they left behind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photos taken he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he couple came to Beijing in 1946, how they bought the courtyard and some of its circumstances. The paper takes this courtyard as the center and analyzes the couple’s artistic life recorded in the photo album, namely their creation and social life, instead of artistic activities in other places. The photo album is used to further think about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modern artistic materials in China.

Keywords: Wang Linyi; Wang Henei; the Yangyi Hutong; family photo album; record of art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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