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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恶的距离》:豆瓣高分9.5,精神病患者杀人,是该原谅?还是坚决不饶?

书影斑斓 书影斑斓 2022-03-18

     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发现罪犯为何要犯罪,而不是急匆匆地把他处死,那么,未来就有可能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我们与恶的距离》

文 |书影君

 381 篇原创文章



不知道是因为现在网络讯息发达了,还是心理有问题的人多了,这两年,发生在社会上的随机杀人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多。


在学校里针对学生的捅刺砍杀、在公交车上针对乘客的纵火焚烧、在街头针对路人的驾车冲撞。


无论发生在哪里,这些恶性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普通人针对普通人的犯罪。


根据事后媒体的报道和侦查机关的发布,这些凶手无一例外,都是身处社会底层边缘的失意群体,既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冷血杀手。


先提前声明:无论凶手如何有心理问题、家庭问题,甚至是社会问题,他这种针对无辜人群的疯狂犯罪行为,无论如何得不到原谅,也应该受到惩罚。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一个凶手被执行死刑之后,他所造成的社会伤痛,得到抚慰和愈合了么?


那些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家属们,悲痛消除了吗?


那些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慌,解决了吗?


换句话说,这些针对不特定人群的随机犯罪,若只是快速地把凶手杀掉来平息民愤,而不追究犯罪者背后的社会及心理原因,类似的事件,便还会继续发生,而受害者的生命,也就付出得毫无价值。


毕竟,多数的随机犯罪,起因都是社会机能失调,而严重的后果,却总是由无辜者来承受。


2019年,HBO和台湾公视联合推出的一部10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通过一起随机杀人事件,来探讨了这个深刻的问题。


作为近年来难得看到的华语影视界良心之作,目前该剧豆瓣评分已高达9.5,我愿意郑重地将它推荐给你们。



影片围绕一起发生在两年前的电影院随机杀人事件展开。


一名叫李晓明的罪犯,在一家电影院持枪对观众射击,共造成9死13伤。


归案后,李晓明始终以沉默应对,并拒绝会见家人。律师提出对其进行精神方面的鉴定,也因为李晓明一言不发而无法进行。


最终,李晓明被台湾“最高法院”判处死刑。


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吴慷仁饰)是一名法扶律师(类似于大陆的法律援助律师)。


他希望探寻李晓明犯罪的背后原因,以杜绝类似的犯罪行为再次发生。于是他在审判过程中,积极争取为李晓明进行精神病鉴定。


但他的行为,显然不被社会公众甚至家人所理解。


从法院出来,他被受害人家属泼洒了满身的粪便,而在网络上更是充满了对他和家人的恶毒谩骂和诅咒。


怀孕的妻子受到不知名者的恐吓,吓得片刻不敢离开女儿。


甚至就连李晓明的父母,都不理解这个辩护律师,为何要如此费劲力气地为自己的儿子争取权利。


在李晓明父母的眼中,他们的儿子犯下滔天罪恶,理应受到惩罚。他们早已经当做没有这个儿子,并一心想逃离痛苦的回忆。



宋乔安(贾静雯饰),她是台湾品味新闻台的一名高级主管,同时也是李晓明杀人案的受害者家属。


她12岁的儿子天彦因为和她一同去看电影而遇害,而她中途外出接电话而逃过一劫。


乔安为此一直走不出痛苦和自责,两年来依靠酒精的麻醉来度日,脾气也变得极度暴躁冷酷。


不但与女儿天晴的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和丈夫刘昭国之间也走到了离婚的边缘。


她一直在拉着死去的儿子不放,并把自己和家庭也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李晓文(陈妤 饰),凶手李晓明的亲妹妹。


因为哥哥的犯罪行为,父母不但被迫卖掉房子逃离外地,她也大学辍学,在家闭门两年不愿外出。


最后还是母亲强拖着她到派出所改了户籍名字,就是希望她自己能独立走出阴霾,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按照母亲的话来说,这个家庭死三口人就足够了,不要她再陪葬。


从此,李晓文化名李大芝,隐瞒家庭真实情况,在一家名叫品味新闻台的电视台找到一份后台编辑工作,试图逃离哥哥为这个家庭造成的阴影,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但好巧不巧,李晓文工作的这家电视台,偏偏就是宋乔安任主管的这家。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所以获得观众的极大认可与同理心,就是因为剧中所展现出的新闻媒体、医疗诊断、辩护审判等各个领域,从专业术语到行业内幕、从运行潜规则到理想与现实的纠结,表现的既真实又精准。


不但内行看出了门道,外行也看得热闹。


而每一集中设置的思考与辩论议题,也针针见血、刀刀要害,直指“众生皆有病”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看得我时而憋闷压抑,时而泪眼婆娑。


在10集长度的剧集中,承载了许多沉重深刻的社会化议题。比如:


网络暴力的泛化。


精神病罪犯的法律权利保护。


刑事法律惩治犯罪与修复受损社会机能如何平衡。


媒体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底线如何取舍。


医生的专业操守与现实妥协。


精神病患者如何回归社会。


凶手家属与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关系协调等等。


我选取三个议题来展开分析。


一、媒体的新闻理想与职业底线


宋乔安任职的品味新闻台,一直以收视率第一为主要目标。按照员工的话来讲,“收视率才是自己在老板面前可以大声说话的唯一因素。”


台湾媒体环境的混乱有目共睹,媒体从业人员追腥逐丑、冷血偏激、选择性报道早已有名。


就连剧中也多次出现“少时不读书,长大做媒体”的自嘲或嘲讽。


各个媒体为了流量而争头条爆款、抢突发新闻,甚至来不及核实新闻来源的真实性,也毫不顾及受害者隐私,就急匆匆地以片面偏激的态度发布新闻。


虽然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和收视率,但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事件的真相,误导了观众的情绪和认知,可谓毫无职业操守和底线。


宋乔安开始时对此毫不在乎,甚至认为快速报道、揭露真相是媒体人的职责。


但有两件事最终改变了她对新闻职业的理念。


在李晓明被枪决后,她无意发现了手下员工李大芝的真实身份后,偷偷安排记者跟踪偷拍李家父母为儿子李晓明收尸火化的镜头。


最终导致李家父母和李大芝的住址被曝光,遭到媒体和受害者的围堵攻击。


而在另一起少年随机伤人事件的新闻中,记者又是片面报道少年的犯罪行为,并称之为对李晓明的模仿犯罪。


后续却没有客观报道这个少年长期在学校受欺凌,以及精神有疾病而一直就医的事实,最终导致少年的母亲与少年一起投海自杀。


这两则产生严重后果的新闻,虽然事后被电视台匆匆撤回,但宋乔安也开始反思,媒体人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是为了收视率而不惜造谣掩盖真相,还是为了向观众展示真实客观的世界?


媒体人的初心,究竟是什么?

 

二、“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回家路


在另一起杀人案件中,凶手陈昌毫无缘由地在公园杀害了两名小女孩。


王赦为被告人陈昌争取做了鉴定,并确诊其为“思觉失调症”(指精神病患者的早期症状),最终陈昌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逃过死刑。


但宣判之后,陈昌却情绪失控、咆哮法庭。在他看来,自己的行为不是罪该万死么?为什么法官要饶过他?


陈昌的举止,也一度令王赦产生了迷茫。当精神病患被政府关入监狱,却得不到基本的救治,那么关押他的意义又何在?


这便涉及到“思觉失调症”患者回归社会的艰难。


由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对本来是个例的精神病患杀人事件大肆报道,给社会公众留下了“精神病人一定会杀人伤人”的刻板错误印象,导致公众和社区对接纳“思觉失调症”患者回家充满顾虑甚至是恐惧。


这种不宽容的社会风气,也是导致他们无法得到持续良好后续恢复治疗的重要因素。


另外,精神专科医院为了指标和效益,在治疗精神病患时,一味开药,却没有在社区回归、家属帮扶上做出指导。


甚至医生还会屈从于社区和居民的压力,将已经治疗到恢复社会功能的病患,继续强制留在医院。


这种全社会对“思觉失调症”患者的歧视与敌意,导致他们成为了最可怜的一群人。


剧中有一个青年导演应思聪,因为性格脆弱敏感、拍戏受挫遭到打击后精神失常。


他在医院治疗恢复后,却无法继续融入社会,不但就业受阻、社区帮扶缺位,还继续受到邻居和社会公众的敌视与排斥,最终导致他旧病复发,被再一次强制就医。


一个“思觉失调症”患者面临的,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与排斥。


家属心力交瘁甚至完全放弃、社会公众因缺乏常识而产生的歧视与敌意、媒体的妖魔化片面报道、医院的机械冰冷,这些都是导致“思觉失调症”患者深陷万劫不复地狱的推手。


这些被困在虚幻世界的可怜人,就这样被真实世界也放弃了。

 

三、刑事法律的惩罚功能与修复功能


王赦作为法扶律师,主要就是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死刑被告人提供辩护和帮助。


当政府为了抚慰受害者、顺应愤怒的民意,而急匆匆地将李晓明枪决时,这在王赦看来,既无法弥补社会被犯罪撕裂的伤口,也无法找到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


更何况,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犯罪分子,即便他犯下了再严重的罪行,那也不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根本不具有可惩罚性。


毕竟,罪犯是一个大脑无法自控的病人,杀了他,既无法惩戒,也无法预防。


王赦不遗余力地帮助犯罪者和他的家庭,这与社会公众“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产生了严重冲突。


所以王赦无法得到大多数民众的理解,甚至包括他的家人。


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惩治犯罪和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刑事法律,它的最主要功能究竟是什么?


到底是主要为了惩罚犯罪分子,还是主要为了修复因犯罪而受损的社会功能?


这个问题,也是王赦一直在追问的。


剧集的最后,在王赦和心理师的共同努力下,李晓明的父母和妹妹,与受害者的家属,终于坐在了一张桌子的两端。


在这场近距离、面对面的“修复式会谈”中,所有的仇恨与愧疚,所有的不原谅与自责,都在“李晓明犯罪的共同受害人”这一共同身份之下,得到了缓解与宣泄。


我们不能希望受害人家属应该原谅凶手及其家属,这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就像宋乔安说,“我可以理解李晓文也是受害者,但我这辈子不会和她成为朋友,我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对话,才有可能使双方都走出伤痛与愧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毕竟,我们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之中,这既不是逝去的亲人希望看到的,也不是活下来的其他亲人愿意看到的。


从这点来看,开展凶手家属与受害者家属的“修复式会谈”,不是为了放过凶手,而是为了放过自己。


也许,王赦的理念永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毕竟局外人永远没有资格让当事人选择原谅。


但是,整个社会健康良性的发展,却需要一个又一个像王赦律师这样的人,可以超越人类原始的复仇观,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每一起具体的案件,以及案件中每一个具体的人。


在王赦眼中,法律的功能不是单纯为了惩罚,更重要的是预防与修复。预防类似的悲剧一次次毫无价值地发生,也修复因社会机能故障而导致的个体伤痕。


剧中,懦弱善良的李大芝,因为学长的背叛而怒火中烧,她拿起刀要去杀掉他,并大喊着“当一个杀人犯也没那么困难”。


一起案件,并不是判决之后就完了。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遇到一个罪犯曾经遇到过的困境。


不去反思与研究每一起案件背后的原因,那么受害者的生命不但会白白付出,而普通人与犯罪者之间的屏障,也会越来越脆弱。


是的,正如本片的名字《我们与恶的距离》。


一个普通人与恶之间的距离,有时候真的很近、很模糊。

-END-


【作者简介】

书影君,一个不懂法律的心理咨询师不是好影评人。


本文配图: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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