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郑炳林，刘全波︱敦煌类书研究的知识史方法与博物学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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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近年来，敦煌学史的研究如火如荼，回忆录、采访调查、考古报告、档案文献等等都在发挥作用，但是敦煌学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即史学史“热”，史学理论“冷”。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诚然，一门成熟的学科，如果只是停留在实证研究的层面，而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提升，就不可能有规律性的认识和持续的传承创新。敦煌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最显著的学术特点就是实证，但实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敦煌学的真正使命是探索敦煌西域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与深层规律，为丝绸之路文明的弘扬提供借鉴与参考。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加强敦煌学研究，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遵照总书记的嘱托，全国敦煌学界都在为做大做强敦煌学贡献力量，而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建设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敦煌学理论就提上了日程，因为探索历史规律，必须立足于正确的理论指导、科学的研究方法。今天的科研条件有了大幅的改善，再加上国家的大力支持，不断开拓敦煌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方向。鉴于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诸位学人，围绕敦煌学理论建设开展了一些有益探索，虽然所论述的问题都是一个个侧面，但展现了理论思考的新状态、新维度。

郑炳林、刘全波《敦煌类书研究的知识史方法与博物学进路》一文，在回溯类书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敦煌类书研究的新发展路径问题，提出了从知识史与博物学的视角拓展敦煌类书研究的新构想、新计划，这种新思考、新方法还可以运用在敦煌蒙书、敦煌字书、敦煌碑铭赞等等的研究上。王晶波、马托弟《学科交叉视野下的敦煌社会史研究及其展望》一文以学科交叉的视野，从学理的角度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百年来敦煌学社会史研究的进展，探讨了敦煌社会史发展的方向。敦煌学有时候很孤独，但更多的时候，敦煌学是融入历史学的各个专门研究之中的，交叉、交融是常态，补充、促进更是常态，敦煌学要主动融入大历史，历史学人也要主动地使用敦煌材料，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魏迎春、朱国立《敦煌节日风俗所见多民族文化交融》一文，以敦煌节日风俗为切入点，通过对节俗行事的具体考察，从日常生活的层面揭示了敦煌地区的多元文化共存。此外，敦煌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华戎所交一都会，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态更是值得思考与研究，诸民族、诸文化、诸宗教的节日汇聚一地，既展现了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伦理道德、政治秩序，又维系了敦煌民众的共同情感，成为增加文化认同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主持人：郑炳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萃英学者一级教授。

敦煌类书研究的知识史方法与

博物学进路

作者简介

郑炳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敦煌与西域文明研究院院长，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学科带头人，萃英学者一级教授，从事敦煌学、西北区域史研究。主持举办国际、海峡两岸及全国学术研讨会10次。出版著作《敦煌碑铭赞辑释》《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等10余部。主编《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敦煌吐蕃文献选辑》《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港台敦煌学文库》《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陇右稿抄本文献丛书》《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等系列丛书10余种。在《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作者简介

刘全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研究。出版《类书研究通论》《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研究》《唐代类书编纂研究》等专著，在《敦煌学辑刊》等杂志发表各类科研论文60余篇。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5—14页。

摘 要

      类书与知识史、博物学之间的关系皆十分紧密,类书的产生本身就是“知识主义”的结果,亦是博物观念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如欲加深对类书的研究,必须沿着知识史、博物学的来路回溯。敦煌类书是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写本文献,其特点是原始性、真实性强,更能展现中古时期普遍意义上的一般知识与思想。从知识史出发探究敦煌类书,可以见到诸多生涩乃至艰涩的知识是如何被选择、被传播、被使用的痕迹,这比仅仅把类书作为思想史、文化史、文体学的材料更加微观,具体的、细节的普遍知识大量被使用才是类书的真实存在价值。敦煌类书研究的博物学进路主要是扩展了类书研究的视野,当然,这个博物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传来的博物学,而是中国传统的博物之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士大夫认知世界、塑造认同的普遍记忆与知识底色。知识史与博物学本质上都是知识扩张的结果,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尤其是南北朝时代快速的发展起来,并在历代读书人、士大夫的承接、传续中一直延续到今天,知识史更多是知识的纵向生长,博物学则是知识的横向扩张。

关 键 词

敦煌;类书;知识史;博物学

类书是古籍中辑录各种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知识性的资料汇编。类书始于《皇览》,1800多年来,类书作为典籍之荟萃、知识之精华,对文献保存、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敦煌类书是藏经洞出土的中古时期的写本文献,据笔者统计,至少有150余卷号,真实地展现了中古时期读书人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自敦煌文献发现以来,敦煌类书就不断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前辈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曹元忠、洪业等人在民国初年即有研究,筚路蓝缕,导夫先路,功不可没。胡道静、王重民、潘重规、黄永武、周丕显、白化文诸位先生,后来亦在相关研究中涉及敦煌类书。日本学者如森鹿三、福田俊昭、伊藤美重子,对敦煌类书《修文殿御览》《类林》等亦有研究。王三庆、郑阿财、朱凤玉、刘安志、屈直敏、魏迎春诸位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针对敦煌类书《语对》《新集文词九经抄》《籯金》《励忠节钞》等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成果丰硕,是类书研究的大进步阶段。随着敦煌类书研究的不断推进,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文献整理与考证,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推进敦煌类书乃至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而知识史与博物学或许就是亟待拓展的两个视角。

敦煌类书研究的知识史方法

知识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胡泳《知识史需要全面更新》言:“当知识这一概念最早在人类历史出现的时候,理解世界的能力,是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其实,人们认识到的每一个事物、每一项规律,人们发展的每一种技术、每一个技巧、每一个方法,完成特定工作的方案、策略、程序,以及建议、方案、观点、创意等,都是知识。英国学者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认为:“只有那些普遍有效的和必需的知识形式,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英国学者彼得·伯克(Peler Burke)指出:“‘信息’一词来特指相对‘原始的’、特殊的和实际的,而以‘知识’一词表示通过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可见,从单一“知识”到“一般知识”是有一个进程的,诸位学者所强调的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知识,皆是所谓的“一般知识”。葛兆光言:“我所说的‘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的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当然,知识作为人类精神的消费对象和创造结果,与人们消费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不一样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僵死的、静止的,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不再改变,直到被人类吸收、消费掉为止,知识却是人类的精神产物,是有生命力的,是被创造和自我创造的统一,是不断地被修改、被扩充和被完善与自我修改、自我扩充和自我完善的统一。

“知识史”其实是从“知识”出发,去探索“知识”的发展史、变迁史及其内在动力、内在逻辑。换一种说法,从“知识”到“知识史”“知识论”“知识史观”,其实是大家不满足于知识表层问题的一种表现,是探索知识内部结构、外在表现、深层逻辑的一个思路。葛兆光《知识史与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之二》言:“知识史,尤其是一般知识的历史比起不断出现天才的思想史来,那种突然超前和相对滞后的波动和异常要少得多,历史平缓而有序。”葛兆光对待知识史的观点,其实是从一个长的角度、大的视野看待知识史,他关注的是用来提供基本知识的课本，如《龙文鞭影》；解说字词意味的字典，如《说文解字》；以及用来学习各类知识的类书，如《艺文类聚》,这些知识性的书籍是给人们包括天才思想家们提供基本知识的。其实,我们既要看到知识在一个长时间段的传承性、稳定性,又要看到知识亦是不断的在发展、在变化。

彭继红《知识史观: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方法论》言:“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的知识发展史。”“知识史观就是以含载知识的各种媒体中所蕴藏的信息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以知识发展过程为研究线索和以知识生产方式为内在动力的历史观。”彭继红所强调的知识,其实就是一种发展变化中的知识观,即对知识的考察,不应该只包括认识论和知识本身的增长论,还应该包括知识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诸多意义。潘晟《知识史:一个简短的回顾与展望》言:“讨论一个时代各层次知识的形式、内容、概念、累积、选择与被选择,描述与被描述,以及传播与传播方式的过程,可由此探索社会各具体组成部分的变迁过程,以及这种变迁与知识的关联程度,并由此而上,探索知识变迁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形态变迁。”潘晟所言即是从知识史出发,重新审视社会变迁,要重点关注某个时代或地区有什么知识,并将知识作为与信仰、政治相互阐发的手段,关注知识的累积、演变、选择与被选择的历史过程,注重知识的历史性复原研究。

敦煌类书研究亟需上述知识史方法,或者说,我们原来对这种方法是一种天然的、自觉的、无意识的使用,还没有将其发挥到极致。敦煌类书从体例上至少可分为类事、类文、类句、类语、赋体等类型,敦煌类书大量的被运用于敦煌本地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张球编纂、传授《略出籯金》就是最为真实的例子,而这些类书中的知识,如何内化为思想、信仰?如何外化为诗词歌赋、官样文章?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目前的敦煌类书及相关研究,还更多的停留在编纂者、编纂时间、编纂过程、篇章结构、引书来源、辑佚校勘等问题的考察上,但是,如果要加强对敦煌类书的纵深研究,必须摆脱原来的模式,或可从知识史的角度深入探索,不仅要讨论一个时代各层次知识的内容、累积、选择与被选择、描述与被描述,更要探索知识的纵向生长问题,即知识被生产、被改造、被传播、被运用的过程。

杏雨书屋藏敦煌写本“羽050号”是一卷类句类书,自刊布以来,学界尚未有人对其进行过研究,笔者对此写本进行了全面的录文与校勘,试图分析其体例与性质,但是效果一般。此写卷无疑是唐代作品,反映的也是唐人的世界观、知识观,其编纂年代的上限是武则天时期,因为文中出现了武则天时代诗人乔知之的诗句,而抄写时间目前暂不可知。此写卷之内容涵盖“天”“地”“日”“月”“星”“风”“云”“雨”“雪”“人”“牛”“马”等知识,是典型类书的编排模式,至于此写本的功用,我们认为其无疑具有教材性质,是教师或学郎的知识文本,但是这个内容丰富的知识文本究竟有什么用呢?

月。月以阴灵,异姓月也,一岁十二月,卿月,日月盈昃。

云。云从龙,大风起兮云飞扬,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卿云,云如疋布。

我们以上述两条内容中的两个词语“卿月”“卿云”为例,探讨敦煌类书在知识史方法下的新研究趋势,并由此讨论敦煌类书知识的被选择、被传播、被应用等情况。卿月是月亮的美称,亦借指百官。《尚书》卷12《洪范》载:“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孔传载:“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别。”唐宋时代的诸多诗人,拥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成长经历,但时代不同且天各一方的杜甫、岑参、皎然、刘长卿、柳宗元、李商隐等人,竟然在他们的诗歌中皆使用了“卿月”一词。

刘长卿《送许拾遗还京》载: “文星出西掖,卿月在南徐。”岑参《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载：“卿月益清澄,将星转光芒。”岑参《送李卿赋得孤岛石》载: “君心能不转, 卿月岂相离。”岑参《送张郎中赴陇右觐省卿公》载: “还家卿月迥, 度陇将星高。”岑参《河西太守杜公挽歌四首》载: “唯余卿月在, 留向杜陵悬。”杜甫《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载:  “卿月升金掌, 王春度玉墀。”柳宗元《杨尚书寄郴笔知是小生本样令更商榷使尽其功辄献长句》载: “桂阳卿月光辉遍, 毫末应传顾兔灵。”李商隐《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辄以诗一首四十韵干渎尊严伏蒙仁恩俯赐披览奖踰其实情溢于辞顾惟疏芜曷用酬戴辄复五言四十韵诗献上亦诗人咏叹不足之义也》载: “将星临迥夜, 卿月丽层穹。”皎然《同诸公奉侍祭岳渎使大理卢幼平自会稽回经平望将赴于朝廷期过故林不至》载: “攀桂留卿月,征文待使星。”范仲淹《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载: “共居卿月下,独得将星邻。”宋祁《光禄叶大卿哀词》载: “丛兰秋寂寞,卿月夜苍茫。”王拱辰《耆英会诗》载: “衣冠占数盛文雅, 台符卿月光离离。”秦观《次韵王仲至侍郎》载: “天近省闱卿月丽, 春偏戚里将星闲。

卿云,即庆云,一种彩云,古人视为祥瑞,又指歌曲名。《史记》卷27《天官书第五》载:“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喜气也。”《后汉书》卷52《崔骃传》注引《尚书大传》曰:“舜时百工相和为《卿云之歌》曰:‘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唐宋时代的诸多诗人,如李峤、皎然、崔立之、刘禹锡、晏殊、宋庠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亦皆使用了“卿云”一词。

李峤《江》载:“英灵已杰出,谁识卿云才。”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载:“圣日开如捧,卿云近欲浑。”柳宗元《省试观庆云图诗》载:“设色既成象,卿云示国都。”刘禹锡《平齐行二首其二》载:“妖氛扫尽河水清,日观杲杲卿云见。”刘禹锡《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载:“晴空礼拜见真像,金毛五髻卿云间。”李绅《庆云见》载:“礼成中岳陈金册,祥报卿云冠玉峰。”蒋防《望禁苑祥光》载:“仙雾今同色,卿云未可章。”李商隐《寓怀》载:“彩鸾餐颢气,威凤入卿云。”李群玉《将离澧浦置酒野屿奉怀沈正字昆弟三人联登高第》载:“卿云被文彩,芳价摇词林。”和凝《宫词百首》载:“五色卿云覆九重,香烟高舞御炉中。”张聿《望禁苑祥光》载:“山雾宁同色,卿云未可彰。”皎然《送德清卫明府赴选》载:“凤门多士会,拥佩入卿云。”宋白《牡丹诗十首其三》载:“深染鲛绡笼玉槛,莫教飞去作卿云。”宋太宗《逍遥咏》载:“贤圣人天常法则,卿云岭上白皑皑。”晏殊《元日词》载:“彤庭玉殿炉烟起,霭霭卿云瑞日高。”宋庠《从幸翠芳亭观橙》载:“宫掌遥分露,卿云别护霜。”

由此, 在知识史的视野下, 我们发现了敦煌类书中两个辞藻“卿月”“卿云”的纵向生长过程, 原来它们从来不是枯燥的、 孤立的知识,它们是有生长空间的, 它们竟然如此活灵活现、 意味悠远地出现在了诗人笔端, 是什么让诗人长久地记住了它们, 这个从知识到诗文的变化过程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再进一步, 不同时代、 不同地方的诸多文人共同使用着同样的辞藻, 上文所举的例子,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词语为何有如此的生命力, 知识的被传播、 被使用为何能够如此持久, 文学、 科举、 教育又起了什么作用?这里面又有了思想乃至信仰的意味,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历久弥深、 源远流长、 传承有序、 博大精深的真实写照。

通过诗文中类书辞藻的累积,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认知古代读书人、士大夫作诗或作文的真实景象。《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载:“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文镜秘府论》这一段经典的论述,经常被引用,因为这就是古人作诗作文的真实写照,我们很容易被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气所误导,总认为古人作文、作诗就如同倾泻而出的长江、黄河水,其实这种情况是少数,在更多的创作实践中,往往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如此情况之下,类书其实是诗人最合用的“随身卷子”“兔园策”,故类书在知识的流传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代读书人、士大夫认知世界、塑造认同的普遍记忆与知识底色。

敦煌类书研究的

博物学进路

古代中国有“博物”之说,但没有“博物学”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博物”是一个与“博学”“博通”相近的词汇,《诗经》里面就记载了不少反映各地风俗、物产乃至鸟兽鱼虫的内容,《论语·阳货》中也载有孔子谈论《诗经》作用的句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严格说来,古代中国不存在“博物学”这门学科,“博物学”是一个近代以来被广泛使用的来自西方的词汇。中国古代的博物,按其字面意思,就是能“辨识许多事物”的学问,所谓“博物洽闻”指的即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见多识广,知识渊博,通晓万物。刘宝楠《论语正义》载:“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西晋张华作《博物志》,《博物志》子目有地、山、水、人民、物产、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物性、物理、物类、药物、药论、食忌、艺术、戏术、方士、服食等。博物之学,果然是广收博采,内容博瞻。

而西学中的博物学,更多的是自然史的内容。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言:“博物学意欲研究自然界的万物”。吴国盛《自然史还是博物学》言:“典型的博物学包括关于自然界中各种事物特别是动物、植物、矿物的观察记录、考察报告、文献典籍汇编。”当然,意欲研究自然界万物的博物学,与东亚类书的编纂理念是有可比性的,类书就是要完成对天地人事物的囊括, 但是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王昕《论志怪与古代博物之学——以“土中之怪”为线索》言: “中国古代博物之学和现代博物学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与认知方式。古代博物之学并非科学的自然史知识,而是建立在方术基础上的, 包含着人文性和实用性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认识方式。”所以, 我们所说的博物学是中国古代的博物之学, 不是近代学术意义上的博物学, 中国古代的很多问题其实不能与所谓的西方概念画等号, 就如“类书”与“百科全书”, 可以暂时地对比、 比拟一下, 但是绝不可直接画等号。

刘华杰《理解世界的博物学进路》言:“博物学更有诗情画意,千百年来也一直实实在在地支撑着人们的生活。”“中国古代主要是农耕社会,博物学比数理科学要发达得多,目前的科学通史并没有很好地反映这一特征。”刘啸霆、史波《博物论——博物学纲领及其价值》说：“知识分类，这也是博物学最主要的工作,通过分类把握知识的脉络和谱系。较之数理知识,博物学知识经常显得散碎、不连贯、说不清,这实际是按照现代逻辑化眼光审查的效果。而实际上博物学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为了把握和辨识万事万物,博物学最主要的工作是分类,由此人们也增进了自己的知识。”如此来看,博物之学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注重知识分类,通过分类把握知识的脉络和谱系。

所谓知识分类,其实就是对知识进行自然的、合理的区分,分类意识其实是人的本能,是人类天生的把握世界的基本生存能力之一。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之《事物之分类》言:“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如此来看,分类在图书知识上的应用,是分类的高级形态。类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类相从,博物之学的重分类与类书的以类相从,有着天然的联系,且是博学之学在前,甚或是早期的博物思想催化了类书的产生,张舜徽就有这样的观点。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15《玉函山房文集、续集》载:“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之《类书类叙》又载:“类书之兴,当溯源于《尔雅》。……分类登载,有条不紊,此非类书而何。”至于《尔雅》与类书的渊源,笔者已经做过考察。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诗经》《论语》《尔雅》《博物志》等典籍所宣扬的博物观念与类书确有颇深的渊源。《皇览》之后,历代王朝多有类书编纂,直至《四库全书》编纂之时,类书竟然占到了《四库全书》的十分之一。大量类书的流传,深刻地影响了各个时代的读书人,读书人亦不断地新编、续编、节抄、删略类书,而今天我们如欲重新认识类书,必须用博物的视野回望类书,才能发现类书的本质。

星。文星,武星,使星,将星,狼星,周鼎星,酒星。

扇。夏不操扇,合欢扇,云茂扇,雉尾扇,王敦斩其扇者。

将军。二师将军,细柳将军,大树将军,将军,伏波将军。

酒名。日炙春,鹅儿黄,鸭头绿,素洛,竹叶青,松花酒,九醖酒。

通过这几条文献,我们就可以知道敦煌类书的博物特点,即类书用以类相从的方式将相关内容汇聚在一起,展现“物”的汇聚,完成对一类类知识的极致追求。“酒名”一条最为典型,日炙春,鹅儿黄,鸭头绿,素洛,竹叶青,松花酒,九醖酒,这些酒名首先反映的就是中古时期的酒知识,而此博物景观背后的文化其实更丰富多姿,意味悠长。无独有偶,敦煌写本《语对》中也有“酒”类,并记载了九醖、兰英、桂醑、蒲桃、石榴、竹叶、金罍、玉爵、中山、玉膏酒以及著名文士马融、郑泉、敬仲饮酒的故事。如此,酒知识的汇聚本身就是一道引人入胜的博物景观。

敦煌写本P.3661写卷亦是一卷佚名类书,共有十卷,每卷十五门,共一百五十门,目前仅存目录和第一卷前半部分,但是此写卷之内容却是极其丰富的,不仅有“朝聘”“爵位”等为政为官的知识,“诬诈”“刚强”等或明或暗的品质,“器用”“车服”等衣食住行的内容,还有“巫医”“卜筮”等医学占卜知识。此写卷与敦煌诸类书多有不同,即此写卷的内容更加博瞻与专业,博物理念更为彻底。敦煌写本《语对》共有三十九个门类,王三庆根据事文内容,从“文笔”类中析出“谈讲”类,共计四十门类。而此P.3661写卷有一百五十门类,对天地人事物的阐释,极其详尽。

一。帝王、政令、命、隐讳、忠臣、恶臣、朝聘、爵位、职官、谏诤、俊选、福禄、盟会、征伐、射御。

二。畋猎、囚俘、服、整理、狱讼、赏罚、恩泽、流放、过恶、有罪、悔过、私、贪欲、怠惰、盗窃。

三。背叛、乱败、灭忘(亡)、杀戮、道德、仁义、礼、智勇、诚信、敬让、节操、贞洁、威仪、美貌、性情。

四。刚强、正直、宽猛、慈惠、抚恤、荣贵宠、安逸、奢侈、矜夸、专擅、贫俭、劳苦、忧患、恐惧、怨思。

五。耻辱、逃穷、嗟叹、谗佞谤、疑贰、诬诈、妖淫、报恩、忘旧、仇雠、善、谋略、桓权、艺业、工商。

六。等差、法度、器用、车服、货赂、宝利、丝麻、契约、修营、成功、学校、教戒、史籍、古典。

七。名氏、冠婚、夫妇、亲族、父母、兄弟、朋友、子孙、和好、赠遗、酒食、饥、享晏(宴)、音乐、衣服。

八。游戏、言笑、老寿、孤寡、幼贱、疾、巫医、卜筮、社稷、丧祸、死伤、祭祀、祈祷、灾祥、阴阳。

九。征税、田农、贡赋、旅客、山川、使行、戎狄、风俗、宫室、居处、都鄙、封疆、不仕、不得志、废弃。

十。数助、草木、天地、兽畜、形体、叠句、诸我、诸子、吾余、尔汝谁、人臣士、国号、之夫兮、焉然乎、者也耳、已矣止。

《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第八》载:“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类书的发展、兴盛乃至出现高潮,就是在这种博学风气的带动下出现的。张涤华《类书流别》言:“类书所以滥觞于魏世者,亦自有故。原夫由汉至魏,文体丕变,单行浸废,排偶大兴,文胜而质渐以漓。其时操觚之士,驰骋华辞,而用事采言,益趋精密。于是记问之学,缘以见重。其或强记不足,诵览未周者,则乞灵抄撮,效用谀闻,期以平时搜辑之勤,借祛临文翻检之剧;故网罗欲富,组织欲工,类书之体,循流遂作。是知一物之微,亦时代之所孳育,其来有自,非偶然也。”于是,一个崇尚博学多闻的知识主义时代悄然来临,类书的编纂就此肇兴,在此后的历朝历代愈加繁荣,文人墨客在帝王将相的招揽之下自愿埋身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温志拔《宋代类书中的博物学世界》言:“博物学是古代中国人精神信仰与文化学术的知识基础,宋代类书博物部类所呈现的知识演进,是宋代博物学转变的一个侧面,也是精神文化史变迁的一个侧面。”宋代类书的博物学世界在其他时代也是相通的,作为传统社会中“观察世界的方式”的博物学,在现代科学建立以后,往往被看作只是前科学时代的粗糙的知识和技能的“杂烩”,或者被偏狭地认为仅仅是关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趣味“杂学”,其实不然。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言:“中国博物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中国博物学的本质,不是‘物学’,而是‘人学’,是人们关于‘人与物’关系的整理理解。”诚然,博物学研究的意义,或许就在于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史研究范式之外,更为活性化地探求中国历史深层波澜之源和天数世道潜运默移之故。

开启敦煌类书研究的

新境界

《古今图书集成·凡例》载:“法象莫大乎天地,故汇编首历象而继方舆,乾坤定而成其位,其间者人也,故明伦次之,三才既立,庶类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参赞,则圣功王道以出,次理学经济,而是书备言。”葛兆光又言:“以各种庞大的图书汇集、类书编撰等形式,对知识、思想和信仰做了归纳。”诚然,从魏晋至明清,类书在知识的排列组合方面、在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方面,都达到了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书就是“知识”的代名词,再也没有哪种典籍如类书般“博学”。彼得·伯克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得出如下判断:“这两种知识体系也许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官僚式知识组织模式’和欧洲的‘企业式知识组织模式’。”“在近代早期的中国,知识总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生产、保存和传播)依靠的是官吏和毛笔而非武士与刀剑。”官僚式知识组织模式是古代中国的特色,也是类书的特色,但这更展现了传统中国知识传播的官方性、稳定性、一贯性。孔颖达《礼记正义序》载:“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俱以所见,各记旧闻。错总鸠聚,以类相附。”可见,读书人对于博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以博学为核心的知识主义的扩张也是无终止的,这无形中又刺激并塑造了类书的编纂模式、体例,类书从最初的辑录事类发展到辑录故事、典故、诗文、词语,从单纯的类事类书发展到事文并举,再到类句、类语、赋体类书，类书的取材范围也越来越广阔,山包海汇,以至六合之内,靡所不载,所以知识在类书中的集聚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而随着文学、科举、教育的发展,愈加不可遏制,于是《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余欣《博物学与写本文化:敦煌学的新境域》又言:“中国博物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提供了一种科学时代之前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即不同于‘科学宗教’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诚然,中国古代的博物之学是自成体系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是古人体察万物、摹想世界的知识汇集。王昕《论志怪与古代博物之学——以“土中之怪”为线索》言:“丛集知识的类书编纂方式。无论《山海经》还是《博物志》,都是把各类知识与传闻按照各自的分类标准汇辑起来。”“博物之书就是类似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不但包括自然知识也包括社会人文知识,以及‘传说闻见’一类。”可见,无论《山海经》还是《博物志》,博物观念落到实处还是知识,都是把各类知识按照各自的分类标准汇辑起来。朱渊清《魏晋博物学》言:“魏晋博物学的兴起是中国传统知识积累的结果,传统各种学术中对博物学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名物学、地志学、农学、本草学、图学等。魏晋博物学具实用、志异和知识累积的特征。”“是中国知识进化史上重要的一页。”如此,知识史与博物学之间的交叉是天然的,二者本身都是知识扩张的结果,知识史更多的是知识的纵向生长,博物学则是知识的横向扩张。

敦煌类书是敦煌文献中的一小分支,敦煌类书多是残缺不全的,但是敦煌类书的知识内容却是极其珍贵的,因为传世大类书皆是大而全,皆是被后人不断地修订补充过,导致我们反而看不清很多问题,敦煌类书的原始性、真实性非常强,不时出现的学郎题记、学郎杂写,更是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所以敦煌类书的价值与意义是不容小觑的。敦煌类书与教育的研究起步最早,成果丰硕,但是我们不满足于此,我们更希望通过这批写本文献看到更多的历史真实。“卿月”“卿云”的知识史,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认知,其实当我们认真去考察敦煌类书与文学的关系时,这样的发现比比皆是,于是我们对唐代文学的认知会发生变化,对类书尤其是敦煌类书的认知更会发生变化,吃到了鸡蛋,还需要认识一下母鸡,甚或是母鸡的饲料。如此,回望知识集聚的进程,研究博物观念的兴衰就有了多重意义。再者,在关注敦煌类书与教育、文学的密切关系之外,更需要关注敦煌类书与科举之关系,多年的知识积累,难道仅仅是机械的知识的集聚,“用”还是最重要的,而科举就是最重要的指挥棒。

敦煌类书研究的博物学进路看起来比较简单,即追索同类知识的无限扩张及其回溯,甚至于此种博物学方法,经常是“日用而不知”,可是就算是在最为基础的童蒙教育中,都会时时出现此类现象,知识的累积、集聚都有典型的博物学理念在里面。“孝”的故事,必须要连缀成“二十四孝”；“美人”的故事,必须要累积成“四大美人”；圣君、贤王、名士的故事亦是如此,“三皇”“五帝”“四公子”“竹林七贤”，等等。再进一步,博物知识的累积,亦是复杂万分甚至是变化多端。例如梁元帝《纂要》中关于“春”的知识:“春曰青阳,亦曰发生、芳春、青春、阳春、三春、九春,天曰苍天,风曰阳风、春风、暄风、柔风、惠风,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时曰良时、嘉时、芳时,辰曰良辰、嘉辰、芳辰,节曰华节、芳节、良节、嘉节、韶节、淑节,草曰弱草、芳草、芳卉,木曰华木、华树、芳林、芳树,林曰茂林,鸟曰阳鸟、时鸟、阳禽、候鸟、时禽、好鸟、好禽。”此等关于“春”的知识,丰富异常,今人看来多有不解之处,但是在中古时期的读书人心中,都是必备的知识甚至是常识,几多传世名句,不就是从中而来的吗?博物知识的累积,为读书人提供了方便之门,但进门之后就变成了故事中人,无形中又成为博物知识的传承者、弘扬者、守护者;当然,食古不化者,更或有之,成为被人不屑的“獭祭”“饾饤”“渔猎”“剿袭”。

总之,如欲加深对敦煌类书及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需要沿着知识史、博物学的来路回溯。从知识史出发探究敦煌类书,可以见到诸多生涩乃至艰涩的知识如何被选择、被传播、被使用的痕迹,这比仅仅把类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想史、文化史、文体学的考察要更加微观、更加具体。敦煌类书研究的博物学进路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古人对博物知识的分类之细致、严谨、不厌其烦,更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而利用此等博物观念、博物知识回望其产品、成果,也就是诗词歌赋、墓志碑铭、书仪愿文、官样文章,便有豁然开朗之感。多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是也不能就此说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已经大功告成。其实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单单是敦煌类书一类,仍然需要年轻学者投身跟进,其他文献亦是如此。当然今天的科研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再加上国家的大力支持,不断开拓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新境界,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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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樊丹丹

审    核 | 卫  玲

1913年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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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6期第5—14页。文中插图由作者提供。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