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关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小议

作者：龚书铎原载《群言》2002年4期

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笔抹煞。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和指责。笔者认为上述指责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实际上五四运动时并未提出“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说法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等决议，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6月，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发展到20多个省市。显然，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爱国运动，提出的口号很鲜明，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大转变的时期，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当然不仅限于运动的过程本身，而有其前因后果。学术界一般认为五四时期起始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为标志，迄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下限有不同意见）。五四时期的起点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而掀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它在思想上和人才上为五四运动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又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新文化运动也没有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有评孔批孔的文章发表。既然当时没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这样认为？我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当时发表了一些评孔批孔的文章，而认为这就是“打倒孔家店”；二是1921年《吴虞文条》出版时，胡适为之作序，文中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由此而衍导出那个口号。但是，胡适称赞吴虞的“打孔家店”，是指吴虞对“孔家店”里封建的伦理纲常的批评，只是“打”，不及“打倒”。所谓“打倒孔家店”云云，并没有确实根据。因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打倒孔家店”，由此而判定是对中国传统彻底否定，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笔抹煞，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有的论者还把它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这里不作全面论述，只就有关所谓“打倒孔家店”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一笔抹杀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谈点看法。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由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清朝的遗老遗少以及康有为和孔教会等掀起的一股尊孔复古逆流而引起的。1913年，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陈焕章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1916年，康有为致书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新文化的倡导者的评孔批孔，就是针对这股尊孔逆流的。他们的论点，主要有两方面：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他们指出孔子之道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定为国教，编入宪法。陈独秀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李大钊也指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一），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不能将数千年前的孔子，“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孔子与宪法》，《李大钊文集》（一），第245页）。当时掀起的这股尊孔逆流，是和政治上复辟帝制密切相联系的。不仅是袁世凯利用尊孔来为其复辟造舆论，一些主要尊孔团体也纷纷赞成复辟。1915年，直隶、河南的孔社先后上书参政院，请“早定君主立宪”，“复尊君崇上之本”；孔道会会长王锡蕃等致电北洋政府拥护袁世凯称帝；孔子76世孙孔令贻也致电请袁世凯“早日登基”。陈独秀鲜明指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号）着重批判封建伦理纲常。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伦理纲常。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是对人的束缚和压抑。陈独秀指出：“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吴虞在《礼论》一文中指出：“礼为人君之大柄”，“以尊卑贵贱上下之阶级为其根本”。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都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以上所述就是所谓“打倒孔家店”的主要内容。如果认为这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一笔抹杀中国文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在近代中国，批判封建伦理纲常，至晚在戊戌维新时期已开其端。辛亥革命时期进一步发展，并对孔子进行批评，即使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刘师培也反对独尊孔子和儒学，批评儒学。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孔教、封建伦理纲常，是对以前的继承和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尽管对孔子、对伦理纲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对孔子、孔学并没有完全否定。如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他致陈独秀的信中就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新青年》第2卷第5号）陈独秀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孔教研究》，《每周评论》第20号）孔学是“当时社会之名产”，“使其于当时社会无价值，当然不能发生且流传至今日”。（《答常乃》（孔教），《新青年》第3卷第2号）李大钊也认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是为其社会之中枢，确是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是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他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一），第249—250页）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批孔的指向是明确的，他们并没有对孔子和孔学彻底否定，一笔抹煞。况且批孔也不等于彻底否定中国传统，一笔抹煞中国传统文化。孔子和儒学不等于全部中国传统，不等于全部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继承、发扬了优秀文化传统的。如陈独秀反对定孔教为国教，批判封建伦理纲常，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富强，强烈地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提出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六项意见，即：勤、俭、廉、洁、诚、信。他认为这六项，“实为救国之要道”。显而易见，陈独秀所提倡的六项意见，都源之于传统，而且与儒家思想分不开。不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的人如陈独秀、钱玄同确实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说过一些过激的言论。如钱玄同曾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单从这些带有愤激之情的言论来看，是颇像一笔抹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的。但这只是个别人的言论，不是主流。钱玄同自己声称他的主张不代表《新青年》的同人，《新青年》编辑部也声明钱玄同的主张只是他个人的。对于一次文化运动、一股社会文化思潮来说，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某种过激的言论，是常见的现象。问题在于对这些言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要做具体分析，它在整个运动（或思潮）中居于什么地位，是不是主流，是不是起支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问题时应当把握的。“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