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先生竭毕生之力推动中国民主事业发展，为传播先进文化、思想，他曾主办和支持创办多份报刊，以图开启民智，唤醒国人。今天，请与我们一起回顾先生与这些进步报刊的因缘，感知先生坚守真理、永争民主的革命精神。张澜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而鲜为人知的是，张澜先生也是一位卓越的新闻媒体人，为传播先进文化、宣传政治主张、监督与纠正不公正现象，主办和支持创办了多份报刊，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社会进步，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一

张澜先生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青年时期专攻经义，传统文化造诣深厚。他研究古代文化却不拘泥于此，继承和融汇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并付诸社会实践，在对民主事业的追求中展现恢弘志气与高尚节操，带给我们深深的启迪与教益。张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躬身力行，笃行不辍，成为爱国民主人士的旗帜与表率。1872年4月2日，张澜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其父张文倬是南充县的秀才。张澜从小接受父亲儒家经史诗赋的启蒙教育，也受到他刚正不阿、艰苦朴素的性格熏陶。1894年，张澜考中秀才，不久补为廪生。他深得顺庆府兼南充县教谕骆文廷的赏识，被聘请到蒲殿俊等人创立的广安县紫荇书院任教习。张澜在该院边执教边自学，开始突破程朱理学而讲求经世致用学说，崇尚古今有志改革之士。他同情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与君主立宪，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1903年，张澜以成都尊经书院优等生的资格被派遣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深造，进尊经书院攻读经义，而掌院的正是骆文廷的儿子、状元骆成骧。在一年学习中，他刻苦攻读了诸经中最难读懂的《仪礼》及其他经书。其中儒家、墨家的经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儒家、墨家都谈“仁”，《论语》中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墨子》中有“仁，爱也”。张澜在这一时期认为讲“仁”就应该爱民，提倡民主、平等；讲“义”就应该为人正直无欺。他主张，“人的价值，不在乎生与死这两面，要看他生前是不是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在生（前）真的有益于人民，死后人民自然要永远纪念他”，“在生（前）如果损人利己，人们只望他早日毁灭，即使把他一时莫可奈何，也会象‘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那样地诅咒他”。1903年，张澜（后排右一）以优等生身份被官派至日本留学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时任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副会长的张澜于9月7日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囚禁于督署花厅内，“前以一弁持枪抵胸，作欲放势：后以一弁持刀临于颈，作欲砍势，被捕者相顾震栗”。但张澜毫无畏惧，与赵尔丰抗论，充分体现了“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方可得全队之生”的生死观与价值观。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不久发生成都兵变。12月8日，兵变平定后军政府重建，张澜被聘为军政府参赞。后又出任川北宣慰使，在到职后一年多时间里，张澜为政清廉，因公负债600多串（钱），自己卖租产、借债偿还。1916年7月底，蔡锷就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职，不久即电荐张澜为四川省嘉陵道道尹。张澜担任道尹后，立即着手革新政治，处决恶霸，精兵简政，罢贪官，奖廉能，百姓交口称赞。1917年夏，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后力排众议，任人唯贤，他还废止苛捐，严禁贪污，洁身自爱，清廉奉公。张澜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长年穿着一件麻布长衫，破了又补，补了再穿。他说：“老百姓笑破不笑补嘛!”在中国诸多优秀传统思想中，作为主干影响最深的是民本主义。它起源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理念。儒家经典《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一切行为的根本在于明德，在于有利民众以达到和谐圆满的境界。1921年初，张澜赞成“川人治川”和“联省自治”等口号，与刘湘等军阀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在四川割据的目的不同，张澜的出发点是救国救民。他认为“要救国救民，只有伸张民权，才能制止战争”。他提出

王少华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2年第2期目录群言》2022年第1期，虎跃而来！《群言》2021年第12期目录《群言》2021年第11期目录《群言》2021年第10期目录

张澜先生一生倾心教育，坚持民主爱国的教育思想，把“爱国”作为对学生品德贯穿始终的要求。先生对教育孜孜以求的探索与实践，为后辈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下的教育事业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与您分享的这篇文章，作者曾是先生创办的建华中学的学生，让我们重温那些感人的往事，再次感知先生对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1939年春，张澜先生为了继续培养家乡人才，又在南充县西门外创办了建华中学，亲任校长。我于1942年春考入该校高一班就读，1944年冬毕业，曾亲聆先生教诲。先生虽然离世4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先生的爱国精神，无畏气概，楷模行径，给全校师生教益极深。张澜校长戴布帽，着长袍，穿布鞋，长须飘。他面貌慈祥，目光严肃，乡音浓重，平易近人。他的寝室陈设简洁，木床、木凳、布枕、布被，夏日仅铺竹席，冬季改换布毯。一日三餐与教师同桌进食，早上学生起床，他也起床，自理铺被，决不让人服侍。记得有一次，工友何茂生为他理了铺被，他亲切地对何说：“以后请不要这样做！”学生在操场做早操，他经常亲临查看，课余时间，总爱和学生漫谈，也常到我们班来。我们对他说：“校长的生活俭朴，是我们学生的好榜样。”张澜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辛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校长的身体力行、谆谆教诲，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很大，学校形成了勤俭光荣、惰奢可耻的良好风尚。1921年，张澜夫妇在南充家中1942年，学校外操场西南两侧的约四亩耕地，全部种了冬小麦。初夏时节，工友和学生下地收割，张澜校长也在场。附近的穷苦群众向他乞讨，他向工友何志常说：“叫他们排好列子，散发给每个人一小捆。”全部送光后，还有少数人没有，他又叫何志常代他购来大米，分发给每个人半升（约一公斤多)。有一次他从南溪口坐滑竿回学校，工友何茂生代他给了应付的钱。可是这两个抬滑竿的人停留不去，先生说：“再给他们加付一点钱。”乐得二人喜笑颜开地走了。至今我还记得张澜先生写的一首诗：“闲居城南渐冬深，夜淡风清霜月明，醒梦重衾犹嫌薄，如何道上有车声。”张澜先生的怜贫情操，深深地影响了部分学生，他们痛恨贪官豪绅的为富不仁，并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暴政行动。张澜先生在校两年间，很多日子里有当地、外地的党政军大小官员及社会名流前来拜会，来的最多的要算南充专员陈开泗、县长唐锦柏。陈、唐来时坐着换班抬的凉轿，后面还跟着几名背木壳手枪的卫兵，凉轿放在校门外，轿夫待在会客室。第一次，卫兵尾随到张澜校长寝室外，当时有少数学生在旁观看，我听张澜先生高声严肃地说：“你们来了，为什么还带上这些人？”卫兵们见上司挥手示意，不得不退到校门口处。从此以后，无论大小官员都单身进出，南充驻军旅长李明远也一样。1942年4月2日（农历）是张澜校长七十寿辰，他不愿回家打扰乡亲，决定在学校过生日，并一再说不准开庆祝会和举办宴席。师生为了表达崇敬的心情，在他生日那天，仍举行了简单的庆祝大会。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四川省主席张群派的代表、陈开泗、唐锦柏及社会名流20多人。张澜校长在发言中告诫我们：“亡国将临头，不少大小官员贪污腐化，豪绅巨贾唯利是图，道德败坏，良心何在。你们要立志做大事，救亡图存，济民于水火，不要参加党派，更不要给国民党当爪牙，当爪牙是没有出路的。我可以说，你们不要说，更不要在街上说，如果说了，会被抓去坐班房。”台上来宾多数面带怒气，但没有一人敢起来反对。会后，同学们互相勉励说，我们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蔓不枝，亭亭静直，扭转乾坤，为国争光。张澜校长常教导我们，近百年来，祖国受到列强欺凌，小小倭寇也妄图鲸吞中国。引祸根源是内政不修，爱国乏人。我创办建华中学的宗旨，就是培养建华人材。建华中学使用的教材、校徽、毕业纪念册、授课时刻表当时政府规定指派军训教官，到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军训。建华拒绝上级指派，自聘杨实、崔永年担任军训教官。1944年日寇侵占贵州独山，与四川相距不远，全校师生为之痛哭。张澜先生毅然决定从驻军新九师借来各种步枪百余支，加强军训，我班同学还在校外西山坡进行实战演习。张澜校长说：“战事再紧，高中停课，师生上山打游击，决不屈服敌人，为保家卫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宁思站着死，不思跪着生。”同学听后，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异口同声说：“战死沙场，名垂丹青，留芳百世，甘作亡国奴，遗臭万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的民生轮船公司航业人员训练班招考学员，要持高中以上毕业证书和介绍信方能报名。我在重庆无公司信赖的亲友，探知张澜校长寓居上清寺特园，便专程拜访。他问：“你来重庆干什么？”我说在南充无法安身，来重庆找个工作。他说：“不要给国民党当爪牙，去当工人，做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大众的事。”当他问明我的来意后，当即对秘书杨复全说：“给我这块（南充西路口语即“个”)学生写封介绍信。”结果我如愿考取了训练班，走出了生活的困境。每当我忆起敬爱的张澜校长，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便出现在眼前，使我热血沸腾，勇气倍增。我把对张澜校长无比敬佩的心情，凝成六句话：“爱国丹心，办学育新，艰苦朴素，拯救贫困，大义大勇，万世垂青。”原载《群言》1996年第12期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2年第2期目录李朝林：力擎大旗民是主胡平：拜了陈子昂，内心不彷徨——张澜关于射洪的三首诗歌张志军：张澜先生的一封家书杨复全：民盟初建二三事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民盟杰出的领导人，张澜先生始终以救世济民为己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和民主思想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张澜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将陆续推送多篇文章，跟随先生奋斗一生的脚步，再次领悟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奋斗精神，表达我们的纪念与缅怀。194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年。是年7月4日，74岁高龄的张澜，在范朴斋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入住上清寺特园。此次重庆之行，时间之长、事务之忙、影响之大、收获之多，无疑均超过以往。持正秉公争民主7月6日，张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赴渝任务》，称此次来渝，任务有二：“一为促进国内民主团结”，“一为商讨同盟盟务”。当时，盟务诸多问题中，最需加强推进的，当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早在春夏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已先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战后中国命运等问题提出主张。随着抗战胜利日近，国共争端日紧，民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召开大会、力促国内团结的事已不能再拖。为此，张澜抵渝后，随即为两事奔走。7月6日下午，在民盟重庆市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张澜发表讲话，认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民主团结”。25日，张澜在特园召集民盟中央执委会，作出通过民盟对时局宣言、10月1日在成都召开民盟临时代表大会、限期成立民盟重庆市支部等三项决议。8月3日，民盟在特园举行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会上，张澜介绍了民盟的历史及一贯主张，强调民盟历来主张民主、团结、抗战，而其中尤以民主为中心。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及10项具体主张。抗战胜利后，为了更好地推动民主建国的任务，民盟总部最终决定在陪都重庆召开代表大会。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1日至12日在特园召开。这是民盟历史上的一次盛会：参会代表人数多且代表性强，会期长且程序规范，会议不仅充实了领导集体，还通过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报告、大会宣言及民盟纲领，为民盟的后续发展夯实了基础。张澜在开幕会和闭幕会上致辞，坚信“我们能使人民的要求和主张透过我们的组织表达出来，我们的力量将不可估计，而前途的光明远大，更可预卜”，希望“民盟中不论有党籍的盟员与无党籍的盟员之间，以及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必须互信互谅，精诚团结，才能完成重大使命”。根据新改规程，本次大会改选主席，张澜再次当选。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民盟中央部分领导人合影。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章伯钧。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张澜与各方协商民盟出席政协会议代表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反内战运动，呼吁国共两党停止武装冲突。10月26日，他在民盟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不愿中国再见内战，军事冲突应立即停止，希望舆论界一致主张。”11月19日，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联合22个爱国人民团体500余人在西南大厦召开反内战群众大会，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12月9日，他参加重庆各界于长安寺为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与梁漱溟、张东荪敬送挽联：“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是年最后一天，蒋介石宣布：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民盟而言，1945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成立时所主张的“团结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大会提出的“和平统一、民主建国”主张深孚民意；政治协商会议商得九个代表席位……“光明远大的前途”似乎即将到来。然而，张澜的忧思仍多，他在年内作《有感》抒怀：“党权官化气飞扬，民怨何堪遍四方！谁见轩乘能使鹤，不知牢补任亡羊。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且慢四强夸胜利，国家前路尚茫茫。”追寻相异终殊途张澜的忧思不无道理。进入1945年以后，虽然抗战形势日趋明朗，但各方关于战后重建的分歧很大。1月15日，民盟针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公开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召开党派会议，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宣称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为抗议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张澜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7月14日，张澜致信蒋介石，推诚相告，劝他考虑民意，放弃于年底召开一党国大，迅速召开各党派会议。在信中，他特别强调：“吾国不能离开中共以言统一，犹之世界不能离开苏联以言团结。”23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邀请张澜、左舜生等共餐，蒋介石再次表示，坚决反对召开政治会议，并重复过去对张澜说过的老话：“你不要上了共产党的当！”张澜笑着说：“外面还有人说我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呢。其实，共产党只要说得对，做得对，我们为什么不该赞成和支持呢？我看就是蒋先生也该赞成支持啊！”此次张澜与蒋介石的会谈，虽仍有龃龉，但多了笑意。而以往，虽然批评也十分坦诚，但言辞颇多严厉。1939年2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得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张澜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其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指责国民党秘密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措施。蒋介石为了拉拢张澜，派陈立夫去特园拜访，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张澜以“我今年已六十有七，老了，不堪当此重任”为由，表示“万难从命”。1941年3月，张澜面见蒋介石，痛陈因按保摊购军粮、强拉壮丁、新县制增加人民负担，导致民主状况日趋恶化，“政府与人民已成隔绝”。11月，民盟参政员向参政会提交《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其中有“取消学校、军队中之党部”等内容。蒋介石极为恼火，不准将该案提交大会讨论。这种态度大出张澜意外，于是与蒋介石面对面争辩起来，蒋介石恼羞成怒，指责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并下令特务加强对张澜的监视。张澜一气之下，将提案自行油印散发。次年，因抗议中共及民盟部分参政员未被继续遴选，张澜拒绝出席第三届第一次参政会。1943年9月中旬，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前，蒋介石派张群敦请张澜出席。张澜声明：第一，参政会不够一个民意机关，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人参加太少；第二，我的提案政府不采纳，甚至不许提出讨论，我还开什么会呢？17日，蒋介石又亲自邀请张澜等人交换意见。张澜直言相告，要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第二天，蒋介石在参政会大会上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就在当天，张澜所作长篇政论文章《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在成都秘密石印散发，后传播至延安、重庆等多地。文章深刻阐述了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此事让蒋介石异常生气，告诫张澜“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他却说国民党的“一切举措，徒示人以非诚”。这一时期，张澜反对内战，从不妥协；主张团结，从不偏袒。当然，他与蒋介石多有言语不和，但也并非仇雠。《双十协定》之后，各党各派有了平等合法地位，民主渐成潮流，张澜的语气也有了变化。特园三会商国是《双十协定》的确让国人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也让张澜见识了政治家的另一种风度。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谈判代表团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银髯飘飘的张澜，不等介绍，毛泽东就走过去说：“你是张表老？你好！大热的天，你还亲自到机场迎接，不敢当啊不敢当！”张澜说：“你为国事操劳，不负众望，应当应当！”这是张澜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此前，两人虽未谋面，但并不陌生。1918年年底，张澜担任北京《晨报》常务董事，撰写并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兼职助理员，是《晨报》的忠实读者，而且毛泽东组织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得到过张澜的经费支持。而张澜也通过李大钊之口，知道毛泽东在湖南、北京所开展的政治活动。武汉国民参政会议期间，张澜经吴玉章引荐，与周恩来、董必武等结识。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经常与张澜交换意见，相关情况也报告过延安。张澜1943年所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在国统区被列为禁书，次年2月21日，《解放日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详细介绍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民盟的成立，也得到过中共的热情支持，其后又在争取民主、团结、抗战中互相支持，因此，毛泽东对张澜及其领导的民盟已有相当的了解。张澜对毛泽东的进一步了解，更多来自朋友和中共组织。中共党员中，有他的学生朱德、罗瑞卿，有他的老友吴玉章，还有他的次子张崿。因此，当中共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告诉张澜毛泽东即将来渝的消息后，张澜立即去机场迎接。而当年蒋介石入川，陈立夫屡次动员张澜前去迎接，他都坚持不去。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三次到特园会晤张澜，商谈国是，进一步增进了共识。特园客厅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到特园拜访张澜。会谈中，毛泽东向张澜转达了朱德和吴玉章的问候，介绍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及解放区建设等情况。听了中共的主张，张澜连声称赞很公道。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特别谈到共产党和平的诚意和民主建国的主张，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5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到特园，向张澜介绍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一些结果，并直言蒋介石是准备在美国的帮助下打内战，武力统一中国。张澜建议将谈判结果公开，以便全国人民监督和推动。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称赞张澜“老成谋国”。会谈中，毛泽东还希望张澜以其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中共通力合作，张澜也表示同意。9月18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发表《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主张“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国共商谈内容应“随时公诸国人”，以利于集思广益、共商国是；主张“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维持民主、以武力维持统一。10月10日，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耄耋扶病出巴峡1946年5月，国民政府及民盟总部先后迁离重庆。张澜年事已高，且为领导西南盟务、加强与西南实力派的联系而返回成都。10月，国内形势变得尤为艰难：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公开撕毁，“较场口血案”、“李闻血案”先后发生，张澜在成都被特务殴伤，民盟调停内战进展困难……尤其堪忧的是，民盟内部裂痕加大。10月10日，本已无意出川的张澜决定抱病东行。10月11日，张澜由蓉抵渝，拟赴京沪。但在重庆见报载政府已下国大召集令，破坏政协决议，于是决定留在重庆，由范朴斋先赴南京查看情况。11月12日，民盟总部电话请示是否参加国大，张澜明确表示，民盟坚持政协决议，不会参加国大。14日，民盟总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市民盟组织广泛宣传民盟总部的决定和张澜主席的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11月15日，没有中共和民盟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华商报》关于民盟、中共共同抵制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报道民社党参加国大，民盟再次分裂已成事实，为了主持盟务，张澜不得不再次离开重庆。12月12日上午，张澜在民盟中委鲜特生的陪同下，乘机由渝飞汉转沪。此时他已75岁高龄，且病后初愈，但为了民主事业，他从民盟发祥地出发，经上海一路到北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原载《群言》2016年第9期原文标题：张澜：力擎大旗民是主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2年第2期目录胡平：拜了陈子昂，内心不彷徨——张澜关于射洪的三首诗歌张志军：张澜先生的一封家书杨复全：民盟初建二三事

我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政策的落地，释放了部分家庭的生育意愿，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职业女性如何平衡职场与生育的热议。今天是妇女节，请和我们共同关注女性在当前生育环境下，如何面对因生育而出现的就业挑战？如何保障女性的生育与就业权益？继2013年“单独二胎”政策、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随后，各地纷纷出台新规，推进三孩政策的落实。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拟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主要情形，增加离婚时因抚育子女等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补偿规定等。子女等承担较多家务劳动一方的补偿规定等，以更好保障女性的劳动就业权益和生育权益。

张平专题论谈文化育人：榜样与传承熊佛西：至真至善的戏剧教育家

威风八面的虎在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形象与地位是怎样的？这个元宵节，我们特别邀请您共同欣赏近世画坛名家们以虎为题材的画作，感受这道特殊风景线的魅力。与虎有关的绘画题材，在宋元明时代多见于人物画中，如《二祖调心图》《伏虎罗汉图》等，虎均是作为佛教传说中的配角而存在。虎作为主角出现在画中则要到明清时期，明代的沈周、朱端、赵汝殷和清代的方士庶、高其佩、罗聘、马负图等人的画中，就有特立独行的虎迹。民国以降，擅画虎者出人意料地多了起来。虎不仅成为绘画的主体，更蕴含了不同的含义。20世纪中国画坛，涌现出诸如齐白石、李铁夫、高剑父、高奇峰、张善孖、刘奎龄、徐悲鸿、关良、刘继卣等名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均出现虎的踪影。这些画家或者兼擅画虎，或者以画虎见长，无论哪种情况，他们均从自己独特的视角诠释了虎在画中的地位和象征意义，成为近世画苑的一道特殊风景线。齐白石（1864—1957）以花鸟、山水和人物见长，行世的作品中，虎题材的画作并不多见。笔者曾见其两件虎画，一为北京画院所藏无年款的《虎》，一为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署款为“辛卯”的《虎》。前者虽无年款，但系与其他生肖画合为一册，作者在末页题跋，称十二生肖图乃其友人“蔚三先生”以四年之力集成。齐白石题跋时间为85岁时，则册中诸画至少是其85岁或之前所作。画中所绘虎蹲于地，背对观者，右前侧为数株参天大树。虎以深赭色写身，而以浓墨写斑纹，树木则为浓墨写意，枝叶随风飘曳在空中。画中虎似在萧瑟的寒风中直面旷野。后者作于91岁时，所绘虎亦背对观者蹲于地上，但头向后侧，直面观者。画中并无任何衬景。两虎的画法相近，虽然意笔草草，不求形似，但其展现的老辣、劲练与稳健却是和齐白石晚年的其他绘画相似的。毕竟画虎不是齐白石的强项，但其勇于探索、擅以各种物象入画的砥砺精神，确乎是值得称道的。齐白石

今天，北京与张家口联合举办的第24届冬季奥运会正式拉开帷幕，奥运健儿将展开精彩的冰雪竞技。本届冬奥会引发的“冰雪经济”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给京翼协同发展又带来哪些变化？“冰雪经济”的持续性影响如何？请您与我们共同思考。时隔14年，奥林匹克盛会再次回到北京，使北京成为奥运史上首座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与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夏季奥运会与冬季奥运会对主办城市的影响显现出明显差异。夏季奥运会与里约热内卢、东京等大城市的联系日趋紧密，而冬季项目的特点则使冬奥会更青睐索契、平昌这样具有独特优势的小城市，冬奥会也因此成为小城市发展经济的良机。本届冬奥会由北京与张家口两座城市共同主办，而张家口是雪上项目的主赛区，这意味着本届冬奥会的经济影响会更广泛地遍及京张甚至京冀地区。相关数据也显示，近年来随着冬季运动的兴起，京冀地区已经成为举办冬奥会最大的受益者，而河北省，特别是张家口市，受益尤为明显。我们有理由相信，冬奥会的举办将有力促进整个京冀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进而助力实现京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冬奥会带动滑雪产业发展受冬奥会影响，近年来我国冬季体育项目特别是滑雪运动蓬勃发展。相关数据显示，2015—2019年，我国滑雪人口从960万增至1305万，是同期滑雪人口增长最多的国家。同一时期，我国的滑雪场地从568个增至770个，同样成为同期滑雪场地数量增长最多的国家。我国滑雪产业的增长态势明显超过韩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举办冬奥会时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冬奥会对我国滑雪产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冬奥会对滑雪产业的积极影响尤其体现在京冀地区。据《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数据计算，2015—2019年，京冀地区每年滑雪人次从254万增至432万，增长70.1%；滑雪场数量从63个增至86个，增长36.5%。在滑雪人数增加的同时，冬奥会还为河北省特别是张家口市建设并完善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作为冬奥会赛区，张家口需要建设大量高标准的冰雪运动场地及相应的交通、住宿等配套设施。在交通方面，新建的京张城际铁路使京张两地客运时间由原来的三个多小时缩短到50分钟，显著提升了京张沿线的交通能力。此外，京礼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进一步提升了张家口与周边地区交通运输能力。在住宿方面，张家口奥运村拥有2737个床位，并新增星级酒店房间6223间，住宿条件达到国际标准。此外，京冀地区还在医疗服务、市政服务等多方面进行投入，实现区域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京张客运专线上的奥运版复兴号动车滑雪产业带动体育产业发展转型滑雪产业的兴起促进了体育培训与教育业发展，带动体育产业实现结构转型。一方面，滑雪丰富了冬季体育健身的内容，有利于扩大体育产业规模；另一方面，包括滑雪运动在内的冬季体育项目专业性更强，培训需求更大，必然会促进体育培训与教育业发展。2015—2019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从5494.5亿元增至11248亿元，其中体育培训与教育业增加值从191.8亿元增至1524.9亿元，增幅高达695%。体育培训与教育业增加值在体育产业中的占比也从3.5%显著提升至13.6%，地位日趋重要。体育培训与教育业的强势发展助推体育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在体育产业中的占比从49.2%跃升至67.7%，首次超过体育制造业，实现了体育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由于大力发展滑雪产业，河北省近年来的体育培训与教育业发展独树一帜，2019年该行业增加值已达到84.2亿元，明显超过上海、北京及很多体育产业强省。河北省的体育产业也由此受益，名副其实地成为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滑雪产业具有更强的产业带动作用，这是由滑雪项目的特点决定的。第一，滑雪项目对环境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需要当地在气候方面有丰富的降雪量、雪质好且气温不能过低，在地形方面需要有海拔超过1500米的高山且具备合适的坡度，同时纬度又不能太高，以避免冬季白昼过短。满足这些条件的地区在全世界都不多见，这就使得优质的滑雪场成为稀缺资源，受到众多滑雪者的追捧。第二，受自然禀赋的影响，滑雪场往往远离中心城市。这就使众多滑雪者产生交通、餐饮、住宿及娱乐等涉及旅游业的需求，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从近年来全球滑雪产业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及交通成本的降低，异地滑雪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人们愿意为获得更优质的滑雪体验而进行相关旅游消费。滑雪产业也正在促使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模式发生转变。一般而言，一地体育产业的发展与本地居民消费水平紧密相关，但发展冬季项目特别是滑雪产业，却可以吸引大量异地游客，进而实现体育产业的超常发展。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就是将自身的自然禀赋转化为比较优势，进而发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滑雪中心。我国河北省特别是张家口市也具有类似的比较优势，并且正在尝试将自身禀赋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滑雪爱好者，逐渐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在滑雪产业的带动下，近年来张家口市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第三产业的比重进一步加大，产业转型趋势日趋明显。滑雪产业对张家口旅游业的影响尤为明显。2016—2019年，张家口市每年接待游客数量从5194万人次增至8605万人次，旅游收入从519亿元增至1037亿元，可见滑雪产业已经逐渐成为张家口市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引擎。

农历新年，是一年之岁首，也是人们感恩过去一年的收获、企盼新年吉祥如意的传统佳节。春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从农历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丰富多样的年俗轮番上场，烘托出浓烈的节日气氛。这些具有特定寓意的年俗是如何流变而来的？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年节是如何从节气脱胎而为节日的？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探索关于春节与年俗的来历吧！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一年的尽头也是新一年的开始。在古人的生活中，年文化具有重要的地位，其集中体现便是过春节。年的出现是古代历法的产物，《尚书·尧典》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是以星象、气候、物候确立时间，指导人事。由于中国传统思想强调天人交感、笃信天人合一，时间还承载了测度计量之外的较强的文化意义，渗透着特定含义的时日变成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春节便是古代时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从年到节：中国人的节气与节日在中华民国推行公元纪年以前，传统纪年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尧舜时代为载，夏朝称岁，商朝为祀，到周朝才开始称年，然后一直沿用并固定下来。古时人们发现岁星行经一次，人间恰好走完四季，至年末祭祀终了，万物周而复始，这既是自然的节律，也成为农事耕作的重要依凭。一年中有四季十二月，再分为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人们根据星象和物候来弄清楚时间周期。由于节气决定农时，是否能准确观测并依照节气劳作，决定了粮食的丰收与否和农业生产的成败，进而影响到更深远的社会安危和国家兴衰，节气对于传统农耕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在繁忙的农事活动中，会将特定的节气作为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举行仪式、典礼和庆祝活动。如过去在立春日，天子会斋戒迎春和鞭打春牛以劝农，民间有戴彩（剪彩为燕以戴之，或为春蝶春钱之形）、拖钩（后世之拔河）之戏，既是敬祈上天以求风调雨顺，也是表达春日来临之际人们的欢欣愉悦之情。本色纳纱加绣春牛图卷

孙克竞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阿计近两年，作为完善现代法律体系的全新路径，“小切口”立法日益勃兴。“小切口”立法典型有哪些？其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方面分别具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请与我们一起阅读此文。专题论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五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虽然短暂，却足以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这五年，我们见证了让人民摆脱贫困从不以山海为远的坚守，见证了疫情面前并肩前行的力量，见证了浩瀚星空中的国人脚步，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傲视全球的奇迹。五年，对于人生来说，或短或长，短则只是生命长河中的一小段支流，长则可以是一个人最美年华的全部。这五年，或许你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听到那呱呱坠地的啼哭声而手足无措，终于懂得为人父母的不易；这五年，或许你通过艰苦的努力，越过了一座曾认为难以企及的山峰，一切苦难与辛酸还历历在目，却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人间值得”；这五年，或许你在经历时光的淬砺后学会了宠辱不惊，学会了豁达地面对人生的得与失；这五年，或许你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记忆，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工作、柴米油盐的生活，而这正是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五年”，如果你愿意与更多人分享，欢迎参加群言杂志社2022年“说说这五年”征文活动。征文要求：征文体裁限为散文，题目自拟，2000字左右。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在邮件主题或信封封面上标明“说说这五年”征文。最好提供稿件电子版，纸质稿件恕不退还。一经刊用，即付薄酬。征文截稿日期为2022年11月20日。征文结束后本刊将请知名作家和部分编委参与评选优秀作品，并给予奖励。来稿请寄：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群言杂志社（邮编100006）电子邮箱：qunyan@mmz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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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上随风铺满的金黄色银杏叶、柿子树上日渐丰盈的橙色果实，都预示着2021年已然接近尾声。这一年，或许我们并没有走太远的路，但可以读很多的书，让阅读与思考带着我们的心灵去远行。即将到来的2022年，您准备阅读哪些书刊呢？《群言》杂志2022年度征订已经开启，我们希望在2022年依然能够陪伴在您身边，用更开阔的视野、更多元的角度与您共同认知、理解、分析社会热点与时代变迁，在历史的时空中、文化的海洋中，去探寻、发现。我们期待与您共同营建一片思想的园地。一起了解《群言》始终未变的办刊宗旨：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创办的第一份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30多年来，《群言》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群言堂”的鲜明特色，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社会民生，有担当、有风骨、有情怀、有操守的办刊风格未曾改变。不同领域的作者群体与鲜明的文章特色：《群言》的作者来自不同领域，所发文章思想性与政治性兼备、专业性与可读性交融，既体现了关注现实、贴合时代的忧患意识，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又注重文章的品位与格调，力图传递浸润人心的真挚情怀，于世道人心略尽濡染化育之功。传承与创新兼具的栏目：《专题论谈》《群言堂》《特别关注》《专家学者访谈录》《学者视角》《观察与思考》《经济探微》《法治论坛》《教育刍议》《盟史寻踪》《文化长廊》等深受读者喜爱的栏目不断完善。顺应时代发展、回应读者需要的新栏目亦将不定期推出。传播广泛的新媒体平台：群言微信公众号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优势，广泛传播《群言》的高质量文章，并定期推送新刊目录，为读者朋友们预告新刊内容。如何订阅《群言》《群言》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发行代号2-856，国外代号M795，每期定价6.50元，全年定价78.0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或向本社直接订阅。我社常年办理函购业务。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线订阅。本社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邮政编码：100006联系电话：010-65233639

儿时熟悉的味道，常常让人惦念、回想，一旦再次相遇，便勾起一串美好的记忆。其中不乏关于生活的哲理与诗意。不知不觉间，许多童年的味道，已悄然浸润到生命里面了，难以忘怀。那天，我正在街头行走，身后突然“嘭”地一声闷响，一股爆米花的香气飘了过来。猛然回头，我惊喜地看到街角一位老人在卖爆米花。冬日的暮色中，他穿一套老式的蓝色工装，苍老的面颊上有一抹明显的炭黑，那副手套的边缘开了线，他正把那台旧式爆米花机里的米花往一个套胎布袋里倒，旁边的铁桶里燃着红红的木炭，破旧的三轮车上有两个竹篮，里面盛着刚爆好的大米花和苞米花。看到我目光中流露出的不可遮掩的欢喜，老人指着黑乎乎的爆米花机，冲我笑笑：“你对这个也感兴趣？”我点点头。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张伯也有一台这样的爆米花机，他用二手的飞鸽自行车推着，走村串乡，随着粗犷的吆喝“爆米花喽，爆米花喽”，一群大人和孩子立刻被唤来，围在他身边，看他将一茶缸的苞米装进中间鼓起的机膛，再用铁扳手封好机头，将爆米花机放到铁架上，铁架下面放一个燃着柈子的铁盆。他不停地摇动机身，使其均匀受热。大约10多分钟，看一眼摇柄上的压力表，张伯喊一声“要爆锅了”，我和小朋友们便躲远一些，用手捂住耳朵，好奇地看着张伯将爆米花机对准套着旧轮胎的布袋，一只脚踏住机膛，左手稳住手柄，右手用扳手插入锅头开关，用力一扳，一声“嘭”地闷响，一股白色热雾升起，喷香的苞米花顷刻便涌进布袋里。没想到，一晃40年了，居然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又碰见了久违的爆米花机，又闻到了记忆中熟悉的米花香，依然那么醇厚，那么亲切。我买了一袋苞米花，坐在老人对面，一边香甜地吃着，一边跟他聊起了家常。原来，他这门手艺，还是当年做知青，在那个偏远的山村插队时学的。那会儿，他年轻气盛，跟暴脾气的场长大吵了一通，场长后来给他“穿小鞋”，他窝了一股火，想找机会暴揍场长一顿。幸好遇见那位见广识多的师傅，师傅指着一身漆黑的爆米花机开导他：“你瞧它，憋了一肚子的气，却不去伤人，而是隐忍着，最后开出那么多大家都喜爱的花。”“您说得真好，能够把怨气开出花，才是真本事。”他由衷地感激师傅的教诲。后来，他干工作热情高，各方面积极进步，很快就成了那个农场里的生产标兵，连那位场长也敬佩地夸赞他比刚来时成熟多了，优秀多了。他要备战高考，场长还特意给他批了假，帮他找来复习资料，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快50岁时，他所在的那个曾经一度很红火的轧钢厂破产了。接下来的几年间，他打了好多种零工，吃了不少苦，收入不多，日子过得比较拮据。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介绍爆米花机的广告，他的心似被什么东西猛地撩拨了一下，没犹豫，他直接联系厂家，购回眼前这台机器，开始经营爆米花生意。前些年，光临他的爆米花摊的顾客还真不少，每天都有稳定的收入，日子也一天天地好起来，还搬进了楼房。如今，现代化的爆米花机已纷纷涌进大商场，各种口味的爆米花在大大小小的超市里，被精美地包装着，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他那老式的爆米花机，市面上已近乎绝迹。然而，他仍坚持每天出摊，虽然生意十分冷清，他依然守着爆米花摊，像守着一个良好的习惯。他的儿子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好多次劝他该待在家里享享清福了，他说还有人喜爱这老式的爆米花，他只要干得动，就继续干下去，其实他这也是一种享受。我想帮他宣传一下，他忙摆手制止：“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口味，我现在鼓捣爆米花，也不为了赚钱，只是为一个舍不得放下的念想。”为一个舍不得放下的念想？他有些浑浊的瞳孔里，分明闪着纯正的光泽，一如夕阳里那些开得正浓的菊花，越是细细品读，越能品出其中迷人的味道。路灯亮起来了，老人开始收摊。望着他坚毅的背影，我心里暖暖的，相信那一缕爆米花的馨香，也会牵动我的一串美好的念想，穿越长长的时光，定格或者延伸。原载《群言》2020年第7期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11期目录征文启事｜五年，可以改变什么？一起说说这五年吧！卫建民：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关于生活与诗的通信陆克寒：祖母的向日葵肖男：人生与锁匙林丽钦：福州十二时辰翟业军：从淤泥里开出一朵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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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10期目录《群言》2021年第9期目录《群言》2021年第8期目录《群言》2021年第7期目录《群言》2021年第6期目录

“与现世'不离不即'，方能寻找、建构生活中的诗意。”这是本文作者对“寻找生活的诗意”的态度。我们不妨在文中，看看作者与现世的“不离不即”所指为何？不久前，接到《群言》的约稿信息，希望我以“寻找生活的诗意”为主题写一篇随笔。我有点犹豫，因为我早已过了相信生活还有什么诗意的年龄，转念一想，又答应了下来，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逼迫自己直面并不愿面对的话题的机会。我必须借着这次机会，思索如下问题：我和我所身处的时代还有诗意吗？如果有，它是什么样的，扎根在哪里？古典时代的人们不信任现世，在他们看来，现世不过是囹圄、泥淖、幻影，哪有什么诗意可言。如果是中国人，他就必须突破所有人、事的围困，来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世界，“独钓”属于自己的“寒江雪”——中国人的“金鳞”只现于绝对的枯寂中。如果是西方人，他就应该绑上伊卡洛斯的翅膀，飞啊，飞啊，飞越现世的迷宫（是迷宫，不是迷楼，失路于迷宫的人们亟待找到一个出口，迷楼里却是无止境的徜徉和驻留），飞向太阳，飞向永恒，哪怕因为过于接近太阳而融化了翅膀，最终葬身大海。伊卡洛斯是流淌在西方人血液里的命定的骚动和哀愁。波德莱尔咏叹：“爱美而遭焚身/再难享无上荣光/寄名托付深渊/愿它是我的坟圹。”安德烈·纪德总结：“伊卡洛斯，早在生前就是，死后依然是他在短暂的一生所体现的人类不安、探索、诗意的飞升的形象。”西方人越是追念伊卡洛斯，就越发坐实了现世无非是迷宫、牢笼的宣判，他们的诗意只能绽放在飞越现世的决绝里。《苏鲁支语录》有句被过度引用成心灵鸡汤的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引用者明白不了的是，尼采所说的“起舞”不是把生活弄得活色生香，也不是奋斗，而是要以伊卡洛斯之舞超越令人窒息的现世，超越“庸众”的命运，让自己成为“超人”——“超人”就是穿上“红舞鞋”，一直跳下去，至死方休的人。这两年，高晓松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成了爆款金句。这句话当然不值一驳，因为“远方的田野”不过是远方人们的“眼前的苟且”，他人的“眼前的苟且”怎么能够成为我的诗意，我的救赎？不过，这一懒惰、敷衍的金句还是令我沉思良久：在扁平的现代、后现代，深度被拆解，不再有现世之上、之外，惟余绵延不绝、铺天盖地的现世之中，现世成为我们唯一的尺度和可能，那么，朝哪里飞翔，在何处起舞？如果说诗意在远方的说法不过是一种逃避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建构我们的诗意？——没有诗意与诗意的建构，纷至沓来的碎屑日子如何过得下去？我喜欢张爱玲的《更衣记》。一开始张爱玲设想，如果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那么，一年一度6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多么辉煌热闹的事啊。想象中的衣服的嘉年华竟比真实还真实，还有力，以至于她的回忆都带着一股樟脑丸的味道：“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接着，她又觉遗憾，因为清朝统治近300年，女人竟没有时装可言。她更觉讶异：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怎么可以不觉得厌烦？不过，人心当然思动，300年的女装不会真的一成不变，她细数着女装在衣领、袖口、前襟、滚边上为数不多的小小变革，兴奋得好像从厚厚的岁月尘埃中拉出一个个异代知音——衣中有人，写衣服，就是在写人，写一颗颗盈盈欲溢的女儿心，就像在汪曾祺那里，食中有人，什么样的人就会吃什么，从吃什么也可以看出是什么样的人。写衣，写食，这正是朝现世沉潜，试图打开现世本身含藏着的诗意的努力。此为“不离”。但是，说来说去都是衣服，终究是壅塞、琐碎的，就像一个人如果太热衷于吃，毕竟只是两足兽。于是，她在罗列了那么多衣服式样之后，空穴来风似地为文章这样作结：秋凉薄暮，小菜场收摊，满地的鱼腥和芦粟皮渣，一个小孩骑自行车冲过来，放开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鱼腥和皮渣（也包括林林总总的衣服吧）就是一地鸡毛的现世，现世是生之根基，岂可轻忽？但是，我们在郑重地走过满布鱼腥和皮渣的现世之路时，必须葆有“一撒手”的冲动和力量，只有葆有这一种冲动和力量，我们才能不为鱼腥和皮渣所沾染、所捆缚，才能绽出自己心性中活泼泼的根芽，如此一来，我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光风霁月，我们就是诗意和美好。此为“不即”。至此，我的态度水落石出了：与现世“不离不即”，方能寻找、建构生活中的诗意。所谓“不离”，就是承认现世的本体性地位，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现世的淤泥里，而不是用“苟且”一词把它一笔勾销，因为没有现世就没有生活，遑论什么生活的诗意？所谓“不即”，就是不承认淤泥只是淤泥，不接受人生只是在淤泥里打滚的（伪）真相，而是要从淤泥中开出一朵莲花来。我想到王安忆的《闺中》，写一个上海女人，务实，拘谨，小心翼翼地躲开所有可能的伤害，也由此错失了爱情、婚姻，一辈子待字闺中。她的细碎的一天漫长如一生，绝无变化的一生短暂得不过就是一天。然而，王安忆在用极绵密的笔触交待了她的“不离”的一生之后，一定要给她一个“不即”的机会，让她穿越自身的狭隘和壅塞，让她飞扬起来：平生绝无仅有的一次出门远行，在湘西，当地人表演抢婚，仿佛洞穿了她的空虚、苍白和渴望，偏偏一把把她纳入轿中，疯狂地颠起来，她在剧烈的颤动中发出一声声绝叫，就像是新婚。真喜欢这一声声绝叫啊，在一声声绝叫中，不单是她本人，也包括王安忆的创作，都从淤泥中开出了一朵莲花。原载《群言》2020年第1期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10期目录《群言》2020开年第1期来啦！开奖啦｜“寻找生活的诗意”征文获奖名单卫建民：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关于生活与诗的通信陆克寒：祖母的向日葵肖男：人生与锁匙林丽钦：福州十二时辰

从晨光熹微时热闹的早餐摊子，到万物唯静时宁谧的城市剪影，福州的十二时辰散发着独特的城市魅力，有历史传承的古韵，也有时代发展的崭新气象。一起来感受福州的独特魅力吧！“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美如墨画的“三山古越都”在宋人的赞词中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缓慢前行，经历数不清的斗转星移、日出日落，回旋激荡轮转到今天，编织着属于福州的绝美诗篇。一道熹微的晨光在东方泛起，划开交缠朦胧的晨昏，从每一道紧闭的窗帘缝里钻进去。一片摊开的坊巷古厝和这座城里的上百座公园以及密密层层的高楼一起在晨光中开始呼吸。朝气沿着海丝之路从远处吹来，清爽平阔的千里闽江跳跃着金色浮沉的水光，偶有白色的飞鸟闪动翅膀轻巧掠过。街巷旁的早餐摊子热闹起来了，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里弥漫。热气腾腾的锅边、肉燕、鱼丸配上虾酥、芋粿是许多福州人的最爱。路旁的羊蹄甲满绽枝头，夹道的粉嫩云烟簇拥着川流不息的人潮车阵匆匆前行。城市在滚动的车轮、杂沓的脚步中喧嚣鼎沸起来。忽明忽暗、时强时弱的光影，映衬着城市前行的节奏，地铁窗外的世界瞬间向后闪退，车内的人们快速奔向未来。奔驰的动车路过新榕千顷，路过繁华富庶，疏通着城市的脉络，轻易把“天”变成“分钟”。水费、电费、办证等繁琐细小的杂事被移动支付、刷脸办事的数字智慧收到手机闪动的屏幕上，在手指的轻轻划动中搞定。旭日的光辉打在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日中宜放松绷紧的心弦，呼朋引类品尝精致细腻的闽中美食，大家山南海北聊些大味至淡的家长里短联络感情。加入高汤以文火慢煨而成的佛跳墙、外酥里嫩的荔枝肉、酱香浓郁的南煎肝、酸甜爽脆的爆炒酸脆、油而不腻的醉排骨、软糯绵密的夕时芋泥、甜蜜清香的桂花酒酿小丸子，佐以老友旧事、名家掌故，愈是入口难忘，回味无穷。宁谧的午后时光，可以观景品茶、下棋休憩，也适宜走街串巷，在青瓦白墙间亲切感受闽都古韵千年不绝的传承。沿着八一七路，从镇海楼到烟台山、白塔乌塔、朱紫坊、上下杭……福州的历史文脉流淌着璀璨绚丽的光芒，每一处都让人驻足流连。你可以在“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老街看严复故居的墙木镂刻沧桑，看南迁的容颜在生活的凡间发芽；也可以在曾经百舸争流的上下杭感受时光的魔法，徜徉于经风沐雨的老建筑和老建筑里的传奇轶事。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人在申时约老友品茗话仙，斟上一盏清香入脾的茉莉花茶，通透醇厚的茶汤让人齿颊生香，心旷神怡。或在“地蕴金汤”的福州城找一池莹彻温热的温泉洗脱凡尘。一池热气蒸腾的金汤，泡暖了身体和心肠，泡出了温良平和的安逸自足。身暖通体舒泰，心暖天地如春。走出澡堂身轻意闲，心神具足。日影西斜，粉红色的云霞在天上铺展开来，云岚开始互扯，拉出不断变幻的暖色。家家户户亮起橘黄的灯盏，忙碌的母亲开始操持一家的饭汤饮食，酝酿生活的琐碎和甜蜜。家里的一粥一饭牵引着疲惫的脚步、滚滚的车轮奔向陪伴。父亲轻声念着古老的故事给孩子最美的荣耀和幸福。爷爷牵着奶奶的手从海拔只有86米的乌山下来，这条路他们一起走了40年。天黑了，路灯亮起。星星出现在离高楼很近的天空，月亮也爬了上来。镇海楼上薰风轻扫，三三两两的市民结伴登高纳凉。山下万家灯火，高楼毗邻，二三饮者在某个大厦谈笑觥筹。孩子在公园里奔跑嬉闹。水榭戏台上的评话艺人一手握抚尺，一手持纸扇，用福州方言演绎着经久不衰的故事，纸扇配合着夸张的表情在空中上下挥动，讲到高潮处就咿咿呀呀唱将起来。有时会有闽剧表演，水气氤氲中灯火辉映，高唱不歇。客人们只管饮茶小憩，听台上唱爱恨别离，演忠奸善恶。微风徐徐，一枚淡白的月亮高挂天幕。金融街的霓虹，滨江岸的灯光秀汇聚成城市的霓虹流澜在静夜里尽展妩媚。被郁达夫称为“中国的莱茵河”的闽江露出温情脉脉的笑窝。文艺盛宴上回旋流转的身影和节奏澎湃的音乐都已轻轻散去，剩下欢愉的余响仍在夜空飘荡。世界暗了下来，三山的棱线在繁星闪耀的天幕下起伏，亮一盏灯光，读一本书，在夜阑人静时品味温煦的幸福与满足。鼓山上，萤火虫与星光交相辉映，星辰从城市上空走过，世界从喧嚣归于平静。但一些人的夜生活刚刚开始，各处的酒吧和路边的大排档支撑着他们不肯入眠。星星般的灯火在宁谧的城市里闪烁，仍有夜行的车流带着光晕划过。晨昏隐晦、万物唯静。黑暗以鬼魅的流动速度包围了全城。强烈的睡意在城市里缭绕浮起。天空像一汪不见底的深潭笼罩了人间熟睡的呼吸。昼伏夜出的渣土车从无人的街道上驶过，世界安静得只能听到不认输的学生沙沙的翻书声。天空的深黑慢慢褪去，透出了深蓝，又转成灰亮。三山两塔的线条在渐渐褪散的黑里淡淡浮现。万物从叶尖上的露水开始苏醒，婉转的鸟啼声忍不住流进窗来。蓄势待发的榕城静静等着绯红的黎明喷薄而出，新的一天重新开始，沿着千年历史的长河，以稳定的节奏日新月异地继续向前滚动。原载《群言》2020年第4期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10期目录《群言》2020年第4期目录开奖啦｜“寻找生活的诗意”征文获奖名单卫建民：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关于生活与诗的通信陆克寒：祖母的向日葵肖男：人生与锁匙

随着时代的发展，锁匙的种类也丰富起来，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锁与匙总是匹配的，一把锁总会有对应的一把钥匙。人生亦如锁匙，只有解开心锁，才能给予心灵自由。人类的第一把锁匙，究竟是何人于何时何地为何事而发明的，这恐怕无从考证了。自我记事起，三面环水、一面背山的老家村庄，清一色砖木结构的瓦房整齐有序地坐北朝南，家家户户正屋的房门，从没上过铁锁，用一段苎麻绳或一截旧布条拴住一根比筷子稍粗的竹木签，插在门环里，这就表示家人已外出——防止鸡鸭狗猫闯入捣乱。邻居要借东借西，尽可放心进去拿，事后打个招呼就得。话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对。牲畜值钱的年代，关猪圈牛、堆放茅蒿粪灰、储存番薯芋头的矮屋柴门上，倒是有一把祖传的“凹”字铁锁，长长的、黝黑溜光的，像电影《刘三姐》中莫财主关押刘三姐的房门上那把。孩童时代，常见一个身上有好多把锁匙的人，他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属于生产队干部。他每次经过我家屋栋下面时，我老远听着，就知道是他走来了：那挂锁匙，吊得他裤腰襻的线缝都快要裂断了。全村人生活的命根子都系在他的锁匙上，所有的稻谷、油菜籽、花生以及种子都由他锁在大小仓库里。我那时就萌生了长大要当官的念头——做一个掌管锁匙的人，最起码得做个大队书记，因为大队书记管着生产队长，生产队长管着仓库保管员。我就想，锁匙意味着权力、财富和地位。小学住校，我第一次有了一把用来放米菜的木箱的小锁匙，有事没事地去开那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铁锁。学校管总务的那个男老师的裤带上别着一大串长短不一的、比村里保管员还要多的锁匙，走路时随着锁匙的摇晃碰撞而发出叮当的声音，这使我对拥有锁匙有一种内心冲动：我身上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多锁匙，大摇大摆地走在人们面前。这不可告人的梦想，催促我勤奋学习。我那把用棉线系在裤带上的铝锁匙，形单影只。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学校围墙外面的垃圾坑里，我翻找到了两把废弃锁匙，一把是磨成暗灰色铬铁的，另一把是锈得不能再锈的生铁的。我激动得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山洞里的宝藏一样。拴着三把锁匙的我，走路时也带着细微的金属声——是一个少年踩着希望成长的声音。我的头抬得高了，腰板直了，吃饭格外香了，说话有底气了，上课就更加认真了，考试成绩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不懂“有锁匙必有其锁”的我想当然地认为，有了锁匙，别人就一定以为我有锁头了。这是可爱的不容修订的愚笨与滑稽。年龄在锁匙的碰撞声中增长，读书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我在离家40多里的县城上高中时，第一次看见了铜锁匙的弹簧锁。有些同学的锁匙串上还有小剪刀、掏耳匙、指甲钳、瓶起子等。这真让我大开眼界，好不羡慕。一天晚自习，12人的寝室门被人撬开了，锁头被丢得满地都是，木箱都被翻了个底朝天。箱子里除了几斤米和一瓶菜，哪有什么让人眼馋的东西。最值钱的书本和钢笔都被放在教室桌子的抽屉里了。我忍痛买了一把新锁，兜里的一元零用钱花掉了一半。锁匙既然是人造出来的，人也就能够攻破它。“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岁月的锁匙关闭了旧的记忆，打开了新的视野。1980年代，和第一代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大小的手提密码箱，曾经是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是靠转动上面的一排数字来开合的，没有锁匙。大学第一个寒假，我坐火车回家，兴奋得连早饭也忘了吃。我座位右边是一个比我稍大几岁的高瘦黄发男青年，提着一个闪耀着金属光泽的黑色密码箱。到该吃午饭的时候了，我津津有味地嚼着从学校食堂买来的肉包子和茶叶蛋。可能是受到茶叶蛋香味的影响，他打开摊在大腿上的密码箱，几件散发着霉味的衬衫、内裤映入我的眼帘。他耷拉着脑袋睡靠在密码箱上好长时间，我清楚地听见他肠胃在咕噜咕噜地响。沉重的密码箱原本就不是用来装食品的。火车临时停车，我心生歉疚，我凭什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火车在每站都要停几分钟。列车员每次都用挂在腰间的一把弯头不锈钢三角锁匙不紧不慢地打开车门，木然地站在车门外面睥睨着上下的旅客。没有这把锁匙开门，车上的人下不去，车下的人上不来，但谁又会去感谢他呢？锁头不在于材质，能锁就行；锁匙不在于形状，能用就行。时代在发展，各式各样的锁匙也令人目不暇接。人生亦如锁匙。手机设定解锁密码，在微信中不看一些人的、也不让一些人看自己的朋友圈,电话号码加入黑名单，邮箱拒收某人邮件，QQ拒收某人消息，文档加密后只可阅读……无形的心锁最难打开。解开心锁的锁匙还是自己的内心，而人若丧失了心灵的自由，再多的锁匙也无济于事。原载《群言》2020年第10期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10期目录《群言》2020年第10期目录征文｜讲述您和民盟的故事开奖啦｜“寻找生活的诗意”征文获奖名单陆克寒：祖母的向日葵卫建民：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关于生活与诗的通信曹景常：我的城市有一条河欧阳军：渠江舀鱼陈钰栩：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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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专题论谈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不朽的民族魂

春日发芽，秋日成熟，万物在四季的轮替中规律生长，不急不徐。这样的周而复始，平凡又蕴含了万千变化，诚如人的生命历程，日常却有无尽的诗意。我一直记着儿时跟随祖母去种向日葵的情景。向日葵种在自留地边上，自留地偎傍一条野河。河滩上几棵水柳呆立，歪七斜八的，树干黝黑、粗壮，枝条瘦细、柔软，一蓬青绿倒挂下来，如披头散发。河面铺开三三两两的睡莲、野菱，有青蛙蹲身其上，纹丝不动。河里水草摇曳，水流向南淌着淌着，却一扭身往西拐去，河道便弯成一瓣西瓜样的弧度，得名“西瓜湾”。祖母领着我走田埂。春天里阳光新鲜，平原上熏风飘来撩去，像漫游的鱼群。油菜花开，金黄耀眼；麦棵拔节、抽穗，恰是嫩芒初生时，青色迷离；成片的红花草贴着地面铺开来，花开绚丽，红得发紫，风过处紫红摇晃，竟如水波一路荡漾而去。你若站到高处瞭望四野，晴天白日下田地是青一块、紫一块、黄一块，大片大片的色块夹杂着、纠缠着、拼接着，正是一年中最烂漫的时令，庄稼被节气引发，一气呵成地盛开，遍地怒放，植物气息风来雨去一般，如痴如醉……万物沉酣，四周静寂，春光如微醺。我随祖母走过一条条田埂，光溜溜泛白的土埂，杂草都被收割了去做肥料，土便松软下来。不时有蚂蚱一跃而起，青翅猛然张开，挣扎出勇往直前的气势，可随即莽莽撞撞跌入庄稼地里，再也寻它不见。一些蜜蜂飘忽而过，急匆匆赶赴春天盛会，在油菜花和红花草之间，它们是狂欢的精灵。向日葵就种在西瓜湾旁的坡地上。祖母手握挖锹木柄，一只脚踩住底部锹刀上沿，猛一使劲，刀口插入土里挤出一条土缝，祖母顺手将锹柄朝外一偏，土缝扩开，我就赶紧上前丢一颗葵花籽进去。下种完毕，坡地上的土缝就显出纵横成行的阵式来，祖母将带来的一篮草灰，一把把抓住覆盖到土缝上，盖一把压一下，不让草灰蓬起来。草灰是从土灶膛里扒出来的，肥力足，草灰塞缝便是沤肥。沤肥之后再浇水，祖母手拎小水桶，下到河边打上满桶水，再用小木勺舀水浇草灰。她说：灰要嵌缝，水要浇透，草灰洇水，灰水进土，全是肥力呐！祖母在坡地几上几下，水浇遍，坡地上就泛起水气和草灰味，跟泥土气混合着，在河边坡地上飘来荡去。祖母说：土要靠水养，种要靠肥旺。她把小水桶、小木勺装进大竹篮，拎住挖锹直起身，眼望播种后的坡地，说声“就等发棵啰”，便领着我原路返回。祖母几乎天天去自留地。她在自留地上种青菜，种韭菜，种蚕豆，种茄子，种番茄……各色各样的蔬菜，祖母一手莳弄，它们最后都来到饭桌上，成为我们的盘中餐。祖母用细竹条搭两排竹架子，分配给长豆和丝瓜，长豆藤和丝瓜藤攀着竹竿竹架好似比赛着长，不久便长成两面绿色的墙，再后来长豆藤爬上丝瓜架、丝瓜藤冒上长豆架，你来我往，两面墙就长成一间屋，藤蔓交织得难分难解、蓬蓬勃勃，长豆丝瓜亲兄弟一样面贴面。辣椒各色各样，菜椒壮墩墩好比一盏盏小灯笼，朝天椒像一簇花向上开放，尖椒细长，腰身弯曲，到末梢削尖成一点。祖母说：最辣不过紫辣椒。但我似乎从未见过紫辣椒，或许祖母从没种过，也可能这最辣的紫辣椒原本就是传说罢。自留地最高处，祖母年年种下两垄山芋。山芋长大了，土垄盖不住，被撑破，就有红皮山芋从开裂处向外张望，探头探脑的。你只要伸手拨开土疙瘩，揪住藤根用劲一拉，一片碎土嗦落落掉罢，一窝山芋便见了天光，新鲜得好像只只都在颤抖呢！向日葵新芽出土，欢快生长。祖母说：向日葵容易伺候，只要浇点水，稍微施点肥，它就自个儿长了。春夏之交，向日葵腰杆挺直，个子直朝上蹿，它们年年赶上我身高，再越过我头顶，还接着往上长，我得抬头仰望它们。这景象叫我多少有点沮丧，祖母安慰我：葵花只有一年命，宝宝长命百岁呢，宝宝慢慢长，奶奶慢慢老。向日葵头顶结盘了，葵盘起先像一枚小球，越长越大，最后长成一只只小面盆，葵花籽颗颗粒粒排列在盘中，整整齐齐。到盛夏，向日葵花开，一朵葵花便是一颗小太阳。祖母说：葵花开得足，瓜子颗粒足。河湾坡地上，祖母的向日葵一团团盛开，外圈花瓣奋张，内圈花蕊密密匝匝，花瓣花蕊全是金灿灿的，映得河湾亮黄如入幻境。一些花瓣花蕊飞落河面，铺出一片碎金，便有鱼群欢聚过来，唼喋其间……秋天收割向日葵，祖母用棒槌敲打葵盘，葵花籽扑落落跳出来，聚在竹匾里。晾晒之后，颠掉瘪子，祖母将葵花籽装进布袋，袋口用细绳扎紧。农历年底，祖母在灶间炒年货，年年总是首先炒那袋葵花籽。瓜子起锅后，我伸手拈过几粒就嗑，祖母赶忙止住：烫呐！烫呐！热茶凉瓜子，瓜子凉透才香呐，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瓜子要一粒一粒嗑，不慌不忙，才有长性……是要经过一些日子，累积足够的阅历，我才能领会祖母生前的那些喃喃唠叨。在祖母身后的世界上，向日葵依然在春天发芽，在盛夏开放，到秋天成熟，一年一轮回。所有的生命均为凡俗，植物、人物概莫能外。想起向日葵花容烂漫时，祖母仰脸微笑、满心欢喜的神情，想起她健在时年复一年莳弄各式各样的蔬菜，想起那些茄子、番茄、山芋、土豆、辣椒、长豆、丝瓜、韭菜……它们缤纷烂漫，它们的生命曾经开放在祖母的生命中，就像长豆藤与丝瓜藤生长在一起，就明白——凡俗的生命总有诗意，只是我们难得领悟。原载《群言》2020年第11期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8期目录《群言》2020年第11期目录征文｜讲述您和民盟的故事开奖啦｜“寻找生活的诗意”征文获奖名单卫建民：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关于生活与诗的通信陆克寒：有个小镇名叫“后周”张久升：斯凉之地，清心小城周云龙：老街的“热胀冷缩”曹景常：我的城市有一条河欧阳军：渠江舀鱼陈钰栩：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我就是在生活的诗意里才能感到活着的意义”，作者在本文中这样写道。什么是生活的诗意呢？在物质极为丰足的今天，面对无尽的欲望，我们从何处找寻诗意？在生活中，我们需要那一眼诗意之泉的滋润，一起去发现吧！编辑先生：你邀我参加贵刊“寻找生活的诗意”征文活动，我马上告诉你，我就是在生活的诗意里才能感到活着的意义，不必特意寻找。你也许觉得我陈义太高，我只得用我日常生活中一些微妙、琐碎的感受回答你。我这一生，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工作及读书，很少管家务，也很少进商场购物。虽然住所临近西单商业中心，我却长期处于边缘，极少去那些热闹地方。去年老伴出国，我要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才正式开始与商场打交道，主要是去超市买一周的食品。我推着小推车，乘扶梯下到一个大超市，第一次看见琳琅满目的货物，你猜我想的是什么？我的脑海里冒出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开篇的话：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我推着小车转了一大圈，亲身感受改革开放后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甚至溢出、过剩；但作为个体消费者，我只需要几袋山东戗面馒头和好味道的乌冬面。走过蔬菜货架，再买点西红柿、南瓜、豆角，买几袋新鲜豆浆；花不了100元，我就拉了一小车，高高兴兴地回家，想着自己用很短的时间、花很少的钱就解决了一周的吃喝。我在货物充足、应有尽有的大超市购物的经历，印证了我在年轻时就喜欢的《庄子》里诗一样的句子：“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这是我对物质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最基本的。不用说，人类的困境，就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又面临对精神需求的渴望，“娜拉走后怎样”将成为永恒的问题，至今无解。早年一口气读完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我用红笔在书后写了一句感受：“古人比今人多情。”不仅是有宋一代的词人，从《诗经》到《全唐诗》，3000多年来中国诗人对爱恋、战乱、苦难、山水的歌咏，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史，更是诗人对待生命、生活的态度。因为前人面对宇宙人生唱出了发之心灵的诗歌，我们的血管里才有中华文化的血液在流淌。假如没有诗和诗的传统，人类将长期处于野蛮时代，永远看不见文明的曙光。《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图》（局部）

丁仲礼学党史·谱新篇北大红楼往事：图书馆里的共产党人

“空场”，是一个可怕的字眼。记得喜欢热闹的妈妈说，“人活的是人气”。试想，你在家里请客，大摆筵席，丰盛的菜肴已经备好，而众多嘉宾却因故不能到场，这是什么滋味？当我们看到因为世界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一年举行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除了中心舞台，四周看台一片空旷，一排排座椅成了摆设，虽是盛夏，心里却感到凉飕飕的。这哪里还像是一个地球村的大派对呢，又怎么能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欢乐盛会？一种直观的荒凉感和寂寞感，不由得从内心生发。尽管开幕式大型表演的视觉效果不错，电子化设备的编排细致缜密，可谓用足了心思，舞台激昂的歌舞引人入胜，绚烂的灯光秀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这些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制作与表演，都在前所未有的“无观众模式”下变得冷冷清清。想必不止是我——这个坐在距离东京奥运会主会场2400多公里之外的中国北京的电视观众，心理上有所不适，恐怕世界各地电视机前的人们也都会感到无奈和惋惜——喜事不喜而强颜欢笑，盛事不盛而皆戴口罩。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对于每四年才举办一届的奥运会来说，赶上疫情的确非常遗憾。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如今科技发达，世界范围内，数字电视普及率已达到90%左右，全球网民数量也高达46.6亿人，通过视频观看体育比赛渐渐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然而，2700多年前的古希腊，爱琴海畔的奥林匹斯山下，那些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们早已立下规则：奥林匹克竞技大会是全体公民参与的节日狂欢，橄榄枝编织的花冠不能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授予获胜者，没有现场欢呼和祝福的英雄多少是有些遗憾和沮丧的。这令我们更加期盼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灾难，让人们重新回到健康安全的幸福往日，不再为病毒的传播而躲躲藏藏，总是小心翼翼地捂住口鼻。然而，又何止是看不见的病毒在阻隔、妨碍着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友好相聚、精诚合作呢？本届奥运会受到无妄之灾的严重影响和破坏，必须延期并缩小规模，减少火炬传递的距离、场次以及延续时间，限制进入竞赛场馆的观众人数，削弱世界青年盛大联欢的快乐气氛，从而也大大抑制和打击了参赛运动员的兴奋程度和竞技水准。这届特殊的奥运会，之于整个地球状况、世界局势、人类命运而言，正像是一个缩影、一则隐喻、一声警钟，它再一次用事实告诉我们，地球是一个大家庭，它本该和睦，本该亲密，本该团结；它不该有歧视，不该有压制，不该有裂痕。本届奥运会开幕前，国际奥委会正式确定了新的奥林匹克格言，在原来的“更快、更高、更强（Faster，Higher，Stronger）”之外，首次增添了一项内容，那就是“更团结（Together）”，也可以理解为“更一致”。这一“更团结”主张的添加，的确非常合适合时。我们集中起世界各国各地区最优秀的运动员共同进行比赛、竞争，到底是在比什么、争什么？难道运动员付出整个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仅仅是为了挂在胸前的一块纯金含量六克的奖牌吗？难道一个国家的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就是参加奥林匹克的唯一目的吗？伟大的先驱人物、“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早就将体育和人生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体育就是和平”，“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奋斗”。难道顾拜旦先生所说的这些朴素的道理，不适用于除了奥运会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国际赛场吗？比如，在“政治的奥运会”“经济的奥运会”“文化的奥运会”“教育的奥运会”“科学技术的奥运会”等相同或相似的赛场上，难道要摒弃公平竞争的原则、友谊比赛的宗旨，浪费裁判员好心好意地从中调节，一意孤行地选择嫉妒强者、仇视异己、苛责对方、挑衅他人，继而火药味十足地叫板，傲慢无理地指责，乃至不欢而散甚至造成长久的隔阂吗？正如奥运五环旗由蓝、黄、黑、绿、红五种颜色组成一样，人类也分散在五个大洲，重要的是团结友爱，齐心协力；而大海正如蓝色的纽带，将五个大陆串联起来，构成一个美丽的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根本上说，空气浑浊或清新，海洋污染或洁净，动物灭绝或繁衍，气候异常或适中，与你我，与我们大家，与整个人类息息相关。人类从来都是一个聚合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共同体，彼此的存在与诉求值得各方重视。你的存在就是我存在的前提，而你的诉求也是我的诉求实现的前置。冲突不可避免，却可把冲突的程度、范围和影响降到最低；合作亦不可免，且可将合作的领域、规模和效果提至最高。将彼此的敌意、对立和消耗尽量缩小，达到最小化；将相互的友善、团结和助力尽量扩大，使其最大化。这是我们应该做，也是能够做的事情！毫无疑问，现代奥运会体育比赛的原则和规定，既适用于个体生命，也适用于所有社会阶层，如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服从裁判、尊重对手、信守承诺、履行职责、顽强拼搏而奋斗进取、不贿赂也不收受贿赂、不搞暗箱操作、具有团队意识与互助精神、比获胜更重要的是参与……这些充满阳光、健康向上、奋发有为的体育精神，值得大力传播、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它常常就是做人、做事应取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团体、单位、企业和公司的经营原则与规矩，再说大一点儿，它还是一个国家进步、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将于《群言》2021年第8期刊发，敬请关注！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社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7期目录年炜：奥运经济是不是把“双刃剑”？叶维祯：奥林匹克精神的思考冯骥才：冯骥才谈奥运与中国文化朱富强：中国实践不应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常修泽：2020年代开放倒逼下中国改革之路怎么走

昨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正式拉开帷幕，全世界的视线都聚焦在这片体育赛场上。除了受疫情影响的东京奥运会之外，以往历届主办城市的经济都受到奥运会的极大影响，那么奥运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相关投资理念有什么变化？2021年7月，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终于拉开帷幕。作为当今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每届奥运会都会由国际奥委会选定某个城市主办，并在17天的时间里聚集全世界的优秀运动员完成多项体育比赛。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涵盖了306个比赛项目，涉及207个参赛国家和地区，11238名运动员；2018年平昌冬奥会也涵盖了102个项目，涉及92个参赛国家和地区，2833名运动员。此外，还有不少教练员、裁判员、体育官员、记者以及大量海外观众来到现场观赛，这些人员都会集聚在主办城市，由此对主办城市的经济产生明显刺激作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与其他大型国际活动类似，奥运会对主办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一定规律可循：第一，举办奥运会会吸引大量投资。这些投资会被用于奥运场馆的新建或改建，还将改善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和环境。第二，举办奥运会可以显著提升主办城市知名度。第三，在奥运会大力度投资与宣传的基础上，相关产业将得到极大发展。一方面，基础设施与场馆建设会带动建筑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地区知名度的提升会为该地区带来大量国际游客，推动旅游业、会展业及相关行业发展。同时，基础设施与体育场馆的建设与改善也会在奥运会后继续带动旅游等行业发展。当然，由于主办城市自身各有特点，奥运会对其影响也有差异。如果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改善的需求较小，那么奥运会的影响就主要集中在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方面；反之，对当地建筑业的带动作用就会较强。奥运经济的三个特点第一，不均衡性。从产业角度看，奥运会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第一、二产业的影响。从行业角度看，奥运会对旅游业、建筑业及体育相关行业的影响明显较强，而对其他行业影响较弱。此外，奥运会对同一行业内部各领域的影响也不均衡。如在住宿业方面，奥运会带来大量消费能力较强的国际游客，往往导致高星级酒店供不应求，而低端酒店甚至不会受到正面影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五星级饭店总收入超过20亿元人民币，占各级星级饭店收入比达53%，同比增长188%。相比之下，一至三星级饭店收入相对较少，一星级饭店收入甚至同比下降28%。第二，瞬时效应。与其他大型活动一样，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瞬时效应。研究发现，与奥运会相关的建筑活动集中发生在奥运会前三年，主办城市的建筑业在这一时期获得显著增长，但在奥运会举办当年即告结束。与奥运会相关的旅游业、体育产业等会在奥运会举办当年获得显著增长，而在奥运会后出现回落。瞬时效应是奥运会引发的短期需求膨胀的结果，这一需求会带动主办城市服务业增长、就业增加以及房租、物价上涨。随着奥运会的结束，需求萎缩，这些增长就会快速回落，为经济带来较大波动性。第三，挤出效应。奥运会的举办会使相关活动大幅增加，在短期内占用大量资源，从而对主办城市的日常经济活动造成挤出效应。如在奥运会期间，前来观赛的国际游客增多，占用大量住宿设施，会使很多普通游客望而却步。而游客结构的变化会进一步造成各类旅游设施的不均衡发展，导致高端酒店对低端酒店的挤出效应。又如，对一些以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而言，举办奥运会对城市环境的要求往往会限制制造业发展，造成其停滞甚至下滑。奥运投资理念的转变国际奥委会在奥运场馆、交通、食宿等方面均有相应的数量与质量标准，主办城市需要提供符合标准的设施与服务。与大多数职业体育赛事相比，奥运会标准要低一些，但它是综合赛事，几百个项目同时举行，会对主办城市的设施与服务产生巨大的瞬时需求。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城市的现有设施与服务都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城市就倾向于投入公共资金增加相关设施与服务，以弥补私人资金投入的不足。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公共资金投入占比81%，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则高达95%。公共资金投入比重过大往往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会给纳税人增加负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美国举行的1984年和1996年两届奥运会，私人资金投入占比分别达到了98%和85%，是历届奥运会中公共资金投入最少的两届。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两座城市在设施与服务方面已经达到了奥运会标准，并不需要再使用公共资金进行投资建设。自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奥运投资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不再以建设场馆为主，而是转向改善城市基础设施。1964年东京奥运会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比高达97%，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也达到74%。越来越多的主办城市将举办奥运会作为改善城市环境的一个重要契机。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当地政府投入23亿澳元对霍姆布什湾这个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垃圾场进行环境改造，昔日的垃圾场变为绿地面积超过2/3的现代化奥运村。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当地政府对伦敦东区这一废弃的工业区进行改造，使原计划2030年完成的伦敦东区重建计划得以加速，整个重建过程从25年缩短到5年。这些城市都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成功治理了当地环境，并由此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2022年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沿袭了这一发展理念。利用冬奥会契机，河北张家口与北京延庆相继改善了交通与住宿等基础设施。京张高速铁路于2019年开通后，从北京北站至延庆的车程从2小时缩短到最快26分钟，至张家口的车程从3小时缩短到最快56分钟。车程的缩短极大地便利了北京市民前往延庆及张家口进行滑雪活动，对这些地区冰雪体育产业的发展形成重大利好。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近年来河北省滑雪产业跃居全国前列，并推动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河北已经开始享受奥运红利。奥运经济的负面影响自二战以来，奥运会历史上主要产生过三种负面经济影响，且都与公共资金投入有关。一是公共资金投入过大。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最初的财政预算仅为1.2亿美元，最后却飙升至15.96亿美元，大部分用于场馆建设，最终给蒙特利尔以及整个魁北克省留下了近10亿美元的债务，直到2006年这笔债务才被最终还清。正是在此后，人们开始对奥运会公共资金投入问题进行全面反思。二是场馆闲置。与前一个问题相比，奥运场馆闲置问题更为普遍，2004年雅典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等都出现过这个问题。奥运场馆闲置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往往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奥运会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为此，国际奥委会在2018年出台《奥林匹克2020议程新规范》，提倡设施持续性、用途多样化的理念。如提出不需要新建单一功能场馆，相关赛事可以在专业机构指导下在已有场馆进行；在未来将提倡多个项目共用一个场馆，以减少场馆总量；等等。从经济角度看，场馆闲置实际上是用长期供给满足短期需求的问题。实际上，目前很多城市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摸索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像美国这样体育设施充足的国家，会利用已有设施进行改建，满足奥运会的临时需求；二是采用临建设施满足奥运会需求。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曲棍球场就是一个临建设施，在奥运会后即被拆除。在场馆持续利用方面，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实践与《新规范》提出的理念不谋而合。比如，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遗产之一的国家游泳中心将承接冬奥会冰壶比赛项目；而昔日北京重工业基地首钢厂区经过改造，不仅已成为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地，还建成了滑雪大跳台等比赛设施。这些都很好地践行了北京冬奥会“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的理念。三是产业转型失败。例如，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投入资金186亿美元，仅次于2014年索契冬奥会。大规模投资主要用于修建长野与东京等大城市之间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新干线修成后，长野到东京的车程从三个多小时缩短到80分钟，这使长野一跃成为日本交通最便捷的城市之一，游客也随之增多。但冬奥会并没有给长野带来好运。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业宣布破产，创造了二战以来日本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纪录。究其原因，是长野的城市发展规划没有与奥运会很好地契合。如前所述，奥运会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远大于对第一、二产业的影响，即奥运会有助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的发展。但长野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城市，而且它也没有能够抓住奥运会的良机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转型。与之相比，同为日本城市的札幌在成功举办1972年冬奥会后，利用自身第三产业的优势着力发展与冰雪体育运动相关的旅游业，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发展。游客在日本扎幌冰雪节体验游乐项目作为一个特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从产业角度看，疫情对第三产业的打击最大，这同样会对与第三产业密切相关的奥运会形成巨大冲击，严格的防疫政策也会严重削弱奥运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除了疫情这种不可抗力之外，从二战后的实践来看，虽然奥运会可以提升主办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吸引投资、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适合举办奥运会。那些体育设施基础较好、第三产业较发达的城市更容易通过举办奥运会受益。同时，在吸取滥用公共资金的教训后，奥运会主办城市越来越倾向于将公共资金用于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助力城市的长远发展。本文将于《群言》2021年第8期刊发，敬请关注！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7期目录冯骥才：冯骥才谈奥运与中国文化叶维祯：奥林匹克精神的思考朱富强：中国实践不应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常修泽：2020年代开放倒逼下中国改革之路怎么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奋力谱写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

百年来，我国的主旋律电影行走在时代的脉搏上，承载着历史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并成为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今天，我们特别推送这篇文章，梳理主旋律电影的百年历史发展脉络，重温那些优秀主旋律影片带给我们的启迪与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不过是作为另外一种历史的、如皮埃尔·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记忆之场需要集体的滋养，方能立足现实，重构历史，并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伟大的日子唤起伟大的记忆”，主旋律电影共生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它如一面明镜，或似一扇小窗，以特有的叙事逻辑演绎着中国历史的百年浮沉，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书写的民族志和家国史。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催生了左翼进步电影，其诞生于内忧外患的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和“梦醒救国”的观赏要求，是一剂药力强大的催化剂。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传入中国伊始，“左联”成立大会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的夏衍，就组织了一次由20位“左联”成员参加的电影笔谈，展开了对有声电影前途的讨论。这是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电影的序幕。与之相呼应的是，1931年9月，成立不久的左翼剧联推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纲领》提出要对帝国主义的电影侵略和中国电影的黑暗现状展开斗争的任务，开辟党的阵地，使电影为革命斗争服务。《纲领》正式吹响了中共领导左翼文艺工作者向电影阵地进军的号角。之后，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三人小组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涉足电影界，到1933年夏衍、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五人成立“电影小组”，中共以特殊的组织方式从创作、评论、译介等方面引领了左翼进步电影运动的发展。左翼进步电影与当时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所鼓吹的“民族主义电影”和“软性电影”以及各种“趣味主义电影”针锋相对，最终促成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高峰。从这个意义上讲，左翼进步电影确乎是主旋律电影的前世浮影，中国共产党是深藏于幕后的引路者。左翼进步电影以现实主义的音调，奏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主旋律——表现、控诉与抗争。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是左翼进步电影的启幕之作，此后，左翼进步电影便一发不可收拾。《姊妹花》《渔光曲》《神女》等对底层社会的高度关切，《都会的早晨》《新女性》《压岁钱》等所展现的平民视野，《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浓郁的时代景观以及《夜半歌声》深沉的文化底蕴，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极其耀眼的星斗。它们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凝视着离乱之世的悲欢离合，映现着底层民众的不幸命运和民族国家的时代遭际，对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以及命运压迫的愤怒控诉和不懈抗争尽显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的相继问世，构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另一个“经典群落”。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尤为突出，它生动地再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悲欢离合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以民族史诗的气质，唱出了感怀家国、深厚沉郁的时代悲歌。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左翼进步电影制造了中国电影空前的艺术高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盛誉。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萨杜尔由衷地赞叹，“《马路天使》是新现实主义的先驱，是中国电影的光荣”。意大利影评家卡希拉奇也有相同的评价，他认为“意大利引以为自豪的新现实主义，还是在上海产生的”。如此，左翼进步电影不仅是中国的，也成了世界的一道风景。蔡楚生的《渔光曲》获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获奖。从此作为时代主旋律的左翼进步电影成了中国电影最华丽的名片。左翼进步电影引发了空前的观影热潮，促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最为抢眼的是，《渔光曲》创下连映84天的纪录；其后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则连映三个多月，观众达70余万人，创造了当时国产片卖座的最高纪录，被誉为“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道路”。如此，左翼进步电影以艺术和产业俱进的方式，成为中国抗敌自立的绝世悲歌，史诗和绝唱并生。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旋律电影放声高歌。此时，对旧中国的愤怒控诉、对新中国建国史的深情回顾，以及对共和国的热情讴歌，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不二选择，而崇高、宏伟、英雄、理想和信念是最为典型的情感指向。据此，“十七年”红色电影的时代诞生了。其中，以《南征北战》《中华女儿》为代表的建国伟业，《党的女儿》《董存瑞》为典范的英雄谱系，《五朵金花》《李双双》等指代的新中国、新生活，《董存瑞》《英雄儿女》所宣扬的保家卫国，都映现了新的影像中国。“十七年”电影初步建立了共和国的新型电影体系，其以崇高的历史重构、宏大的家国梦想、伟大的英雄书写以及高昂的理想颂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其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是空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于主旋律电影来说，既要继承，又要复兴，变革求新势在必行。彼时，伦理化、大众化成了主旋律电影最鲜明的转身。一方面，重大历史题材和英雄题材依然是重要的表现领域，《大转折》《大决战》《大进军》《长征》等历史巨制夯实了恢弘大气的建国史；另一方面，《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军嫂》《少年雷锋》等以典型人物为题材的影片陆续出现。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机遇。新世纪后，中国综合实力的突飞猛进，呼唤着国家软实力与之齐头并进，电影再次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时代。2007年《集结号》初创胜绩之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相继问世，《智取威虎山》《战狼》《湄公河行动》《战狼Ⅱ》《红海行动》纷纷上映，创造了主旋律电影空前的票房纪录。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战狼Ⅱ》定格了中国电影的票房高峰，宣告了主旋律电影的王者归来。2019年，《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再创佳绩，赢得了社会话题和口碑的双重认可，这一年也被誉为“中国电影的主旋律年”。2020年，《八佰》《金刚川》《夺冠》《我和我的家乡》《紧急救援》依然风头不减。一时间，主旋律电影的春天再一次来到。新世纪主旋律电影的繁荣，是对商业逻辑、消费文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回应，其中，商业化、明星化、奇观化、类型化和国际化是其利器所在。首先，娱乐性不再是一个带有原罪的符号，而是被主旋律电影大度地接纳。人情化、人性化杂糅在历史真实的理性叙事和现实生活的真情描摹中，逐渐成为政治话语之上温情的面纱。其次，商业逻辑凸显。主旋律电影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更是商品和消费。于是，叙事节奏的加快、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的情感凸显和人性诉求，都成了主旋律电影商业逻辑下的艺术转向。同时，积极主动的商业推介和营销开始成为主旋律电影的选择，线上线下的市场联动、制片团队和明星的观众见面会、各种优惠促销，甚至后产品开发，都一一现身。更为重要的是，明星化、奇观化和类型化以晴空惊雷般的气势打造着主旋律电影的全新气象。《建国大业》172位明星的加盟，首创主旋律电影的明星化制作模式。其后，《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的明星阵容再创佳绩，《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的演员队伍则更为壮观。明星成为主旋律电影开拓市场的利器。奇观化是与之相呼应的另一法宝，主旋律电影用视觉奇观消解传统电影的刻板单调。《集结号》的战争场面激烈火爆，可谓初试锋芒。及至《战狼》系列，视觉奇观被应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孤胆英雄、红外线扫描、3D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更多不同行业类别的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问题：红军长征前，中共在红色区域的力量损失了90%，在国民党区域几乎损失了100%。但是第五次反军事“围剿”失败了，反文化“围剿”却是大获全胜。毛泽东问道：“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他没有直接说出答案，而是指出：从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产生了一支强大的文化生力军。这支文化生力军所向披靡，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国民党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并取得了全面胜利。他所说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得更加形象：“我们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率领的拿枪杆子的军队；另一支是鲁总司令率领的拿笔杆子的军队。”当时这把大家说懵了：谁是“鲁总司令”？但随即大家就醒悟过来：是说鲁迅先生！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把拿枪杆子的军队和拿笔杆子的军队相提并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左翼文化运动和鲁迅历史作用的评价有多高了。现在有人说1930年代上海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时代，甚至有人说是“黄金时代”，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呢？其实，那只是假象。在表面繁华的另一面，是白色恐怖、血腥残杀。那一切的背后，是正义与黑暗的搏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国民党政府黑暗残暴统治的血战。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是真实的血流成河、腥风血雨。政变第二天当局是用高压水龙头来冲洗地面血污的。惨痛的教训惊醒了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奋起反抗：一方面，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用枪杆子来抗争。另一方面，开始拿起文化的武器。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2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来领导整个文化工作。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组建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后来由中共江苏省委代管。然后，中央文委迅速组织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又陆续建立“剧联”“美联”“社联”等一系列左翼文化组织，一直到建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形成了一条左翼文化联合战线。这些组织内部的最高领导机构，就是“党团”，它由中共党员组成，党团直属文委领导。就这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左翼文化的切实领导，在左翼文化组织内，党团是公开的秘密。上海的左翼文化组织建立起来后发展迅速，在各地甚至国外陆续建立了分盟或支部。而在左翼组织内分小组，盟员在小组内活动；在外围则有外围组织，例如有以学生和工人为主的“文艺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以左翼盟员为中心组织的文艺社团；又有以农民、军人和其他社群为主的“读报团”“讲报团”等。就这样，左翼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左翼文化运动主要开展了这样几方面活动：一是直接参加党领导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活动，包括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鼓动罢工等，还有不少左翼文化人奔向了苏区和前线，参加红军。二是通过文化阵地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看到了共产党的主张符合民心，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面目。三是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以唤起民众。当时无产阶级虽然革命性强，但文化水平有限，而很多掌握文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意志。所以，共产党就动员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培训工人农民来掌握文化。这样，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相结合，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对国民党统治发起冲击。四是推动左翼文艺创作，产生大批左翼文艺作品，占领舆论阵地，揭露国民党的真面目，团结教育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在这一过程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文化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利用手中的笔，建立起了强大的左翼文化阵容，使用鲁迅说的“钻网术”，钻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铁网，占据了文化舆论阵地的主导权，使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界广泛传播着共产党的主张，教育了广大民众。当时面对日本大肆侵略，国民党消极抗日，竭力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论调，真正目的在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对此，全国舆论一致呼吁抗日，使国民党声名狼藉。国民党不得人心，而共产党得到民众普遍的同情。从一开始，国民党就对左翼文化组织采取了高压政策。1930年3月2日第一个左翼文化组织“左联”刚成立，国民党密探就整理出了一份黑名单，开始侦查、搜捕“左联”盟员。过了半个多月，鲁迅就被人跟踪了。以1930年10月左翼“文总”成立为标志，左翼文化运动达到第一个高潮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签署密令，发出秘密通缉令，取缔所有的左翼文化组织，并“缉拿其首要分子”。鲁迅作为“左联”的代表人物，也在通缉名单上。以1931年2月的“左联五烈士”事件为标志，左翼文化运动受到了最严厉的打压，陷入低潮。这时候，中央文委立即组织应对：一是顽强抗争，用“读者来信找人”的巧妙方式揭露真相，引起全社会震惊，并通过国际左翼文化界向国民党当局发出抗议。一时间，各国抗议国民党屠杀文化人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使国民党当局狼狈不堪。二是调整斗争策略，在一些表面庞杂的报刊的掩护下，继续宣传党的主张，取得了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当左翼内部出现“关门主义”倾向的时候，党组织也及时予以纠正，保证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就这样，左翼文化界在血泊中顽强地抬起头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左翼文化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民心更倾向于共产党。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创作的抗日小调《东洋人出兵》、鲁迅的杂文《“友邦惊诧”论》、陈鲤庭等创作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都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丑恶面目，因而广为传播。1933年，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国民党高层在谋划对策时困惑地发现：红军总也“剿”不完。他们得出结论：这是由于广大青年的思想普遍被“赤化”了，所以纷纷去投奔红军。实际上，这也是事实：当时左翼文化界有很多人后来都到了苏区，甚至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张眺、成仿吾、李一氓等，都去了苏区，有的还参加了长征。面对这种状况，国民党认为必须文武并用，才能彻底消灭共产党。于是他们在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大张旗鼓地举办“文化剿匪周”，在报刊上推出专号，闹剧一般地抛出了文化“围剿”政策：疯狂抓捕文化人，破坏左翼文化组织，查禁左翼书刊，创办杂志抗衡左翼出版物，提出“民族主义文艺”，倡导“复古读经”，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面倡导“新生活运动”，目的都是为了抗衡左翼文化。“左联”出版的部分刊物1934—1935年，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被破坏殆尽的同时，左翼文化阵营也再次遭受重大损失：丁玲、田汉、阳翰笙、杜国庠、潘梓年等著名的左翼文化骨干被捕，瞿秋白、洪灵菲、应修人等被害。1936年又发生“七君子”事件，连沈钧儒等著名爱国人士都被捕入狱，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宋庆龄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主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站在一起。1936年鲁迅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仅仅这几年中，他身边熟识的青年就有30多人被害或失踪。左翼文化运动没有被重压打倒。1935年当国民党在为几乎彻底破获了共产党在上海所有的组织机构而弹冠相庆时，他们精心谋划的文化“围剿”政策其实正在迅速溃败。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底，左翼文化组织开始相继解散，投入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左翼文艺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以鲁迅的文章为代表的杂文，以茅盾、巴金、萧军、萧红作品为代表的小说，以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代表的诗歌，以夏衍《包身工》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以田汉《扬子江暴风雨》等为代表的戏剧，以田汉、夏衍编剧的《风云儿女》和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电影、音乐，以周扬、胡风为代表的文艺理论，等等，一大批经典陆续产生。从1935年到1937年，左翼出版物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越了前几年。左翼文化运动从发生到蓬勃兴起，从遭受一波又一波打压，到形成燎原之势，既是国民党当局黑暗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顽强抗争所结出的硕果。其中，共产党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从创建中央文委开始，文委就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重要组织。到1930年，各根据地都成立了文委组织。长征到陕北后，1939年中共中央又全面重建了各级文委，有效地领导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工作。今天，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回眸左翼文化运动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也正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本文将于《群言》2021年第7期刊发，敬请关注！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6期目录建党百年｜丁仲礼：寄语中共百年华诞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的百年历程建党百年｜致力于打造经济新增长极的国家级新区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普及教育的百年成就建党百年｜开放性与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的思想源流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发展李嘉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化价值王瑶：“五四”精神漫笔张亚月：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文化从这里开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发表致辞寄语中共百年华诞。寄语全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谨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33万盟员，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科技事业不断开拓，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之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艰苦条件下创造出“两弹一星”奇迹，到进入21世纪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我国的科技事业实现了整体性、格局性的重大发展，迈入发展快车道。今天，我们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发展历程，这对我们坚定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增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斗志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政党，100年来，它率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从丧权辱国的外交局面中突围，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正朝向世界经济强国迈进。同时，中国的科技发展从缺乏自主创新、严重依赖国外技术到建成高度现代化的科研体系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能力。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5年的376万人年增长到2019年的480万人年，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PCT（Patent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保持先进政党的开放与包容特质，经过百年奋斗，建立了彰显东方传统文化智慧，又具备世界大格局的外交话语体系，向国际社会准确、全面、系统传递中国声音，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鲜明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海纳百川是先进政党具有的特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政党。特别是在处理与世界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与话语会受到历史文化传统与所处时代世界思潮的影响。战略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等外交话语，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特征。这种开放性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外交话语广纳各种思想、不断与时俱进，有效指引了中国外交航程。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具体的实践方向。在外交层面，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的思想与认识对其政策话语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外交关系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这首先体现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其次，有关外交战略与目标的制订，建立在对相关实力的评估之上，根据实力对比对国际格局进行研判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外交工作方法。最后，在对外双边与多边关系的处理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经贸关系的先导、压舱石作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最核心的，还是在于与相关国家建立起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与互利合作共赢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不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是其重要的华彩篇章。今天，我们分享这篇文章，邀您与我们共同回望百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之路，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汲取力量！普及教育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是推进教育公平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始终重视普及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争取工农群众平等的受教育权和普及教育的目标，并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积极推进教育普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普及教育取得巨大成就，为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优质教育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丰富的宝贵经验。争取工农平等受教育权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争取工农及其子弟的受教育权。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把争取工农教育平等作为重要目标和任务。中国共产党早在1921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中就提出，党应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唤醒劳工觉悟，通过在工矿建立劳工补习学校、劳动组织讲习所等进行教育和宣传。1922年中共二大确定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并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等七项教育目标。在中共二大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要求积极开展青年工人和农人教育运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运动、男女教育平等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运动等六种运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在革命根据地，“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大众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积极开展工农教育，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工人职员学校的同时，还创办了具有普及教育性质的海丰农民学校、长沙农村补习教育社等。在土地革命时期，右江革命根据地也创办了以农村干部、农民、农村儿童为对象和以政治、军事、文化、劳动为内容的具有普及教育性质的农村教育。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一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鲁迅师范学校、边区师范学校、关中师范学校、边区中学、米脂中学主要承担干部教育的任务，使他们成长为能够领导广大群众的抗战骨干。杨家湾小学、沟门村小学等主要是为边区青少年普及教育，其宗旨是提高边区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悟，掌握抗战救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鲁迅师范学校师生合影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遵循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首先为革命战争和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服务，同时坚持教育的多样性，肩负普及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和培养领导革命的高级干部等四项任务，形成“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在职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战争和生产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重于一般文化教育”的特点。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普及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毛泽东同志在重视和全面领导全国教育发展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农民的教育，认为对农民的教育不仅是关乎改造和建设农村的大事，而且是关乎建设城市和工业、军队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华文化的大事。他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取适当的内容和形式”。毛泽东同志把农民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普及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相互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引用列宁的话，“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并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么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1957年他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戴帽中学的这个帽子不要摘掉，有条件的要多戴一点。学校应该分散在农村里头，摘掉是不好的”。1950年代，农村扫盲班在田间进行扫盲教学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和“三结合六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略。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通过十几年努力，到1964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谱写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推送相关文章，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在扶贫、新区建设、教育、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百年奋斗路，讴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繁荣富强的新时代。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重大时间节点上，习近平同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为人类的反贫困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担当。在这个值得历史铭记的时刻，回顾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的百年历程，鉴往知来，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初心和使命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制度观、价值观，在消除社会贫困的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在1921年制定的第一个纲领中，就包含消除贫困的内容，即“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在革命根据地尽力开展扶贫救济工作。如1940—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发布《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优待移民办法的布告》《优待移民办法》《优待移民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等，在赈济灾民的同时，也采取各种措施奖励移民、难民开展生产自救。陕甘宁边区延长县纺织合作社生产情景当时中国社会的总体状况，正如毛泽东于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直到1949年，中国仍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家。195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1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8%。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消除中国人民的普遍贫困创造了政治和制度前提。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集中精力为消除普遍贫困奠定工业基础和物质条件，在城市主要致力于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在农村致力于变革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大规模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构建了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五保”社会救助等体系。至1958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贫困缓解，农业生产指数、人均粮食产量均创历史新高，人均预期寿命已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57岁。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曲折，至1978年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普遍低下。1958年人民公社实际平均分配给每个社员的收入为36．52元，1978年为78．25元，按照当时中国政府人均收入100元的贫困线标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超过2.5亿，贫困发生率高达30.7%。消除贫困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和期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国人民从此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改革开放也由此发端。中国贫困人口主要聚集在农村，中国改革的发源地也在农村，改革开放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消除贫困、富民强国的一条康庄大道。从1978年至今，中国扶贫进程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及区域性救济式扶贫阶段（1978—1985年）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普遍解散了人民公社，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创历史新高。伴随着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农村集贸市场繁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中国贫困人口的状况得到极大地缓解。从1978—1985年，中国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至14.8%，贫困人口由2.5亿下降到1.25亿，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均翻了一番左右，其中人均GDP由381元上升到858元，财政收入由1132亿元上升到2004亿元。正是在经济实力明显提升的条件下，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施一系列区域性扶贫计划。这些计划最初是以“输血”为主的救济式扶贫，后来才逐步转向以“造血”为主的开发式扶贫。例如从1980年开始，国家财政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专项资金，以解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这一资金计划后来不断补充完善，一直延续至今。又如1982年中央政府启动“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及宁夏的西海固）扶贫计划，最初是国家每年拿出两亿元对这几个地区进行农业建设，这一资金计划后来延续了30多年。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救济式扶贫特点的是1984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以工代赈计划，其早期实施方式主要是让救济对象参加必要的公共工程建设，并获得相应的实物或资金。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提出开发式扶贫的思路，认为国家对贫困地区要有必要的财政扶持，但必须善于使用，纠正单纯救济观点，纠正依赖思想，要进一步放宽政策，给予贫困地区农牧民更大的经营主动权。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贫困的标准也在作动态调整。1985年国家确定的贫困线标准是206元，在此基线以下的人口有1.25亿，并主要集中在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涉及全国410个县，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这为接下来全国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拉开了序幕。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2012年）这一时期，执政党对缓解和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时期，改革开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到完善，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奠定了物质基础。1986年，中国政府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易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年国务院扶贫办易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扶贫专门机构的建立为我国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奠定了组织基础。国家扶贫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瞄准扶贫对象，最初确定的是以县为单位的瞄准机制。按照1985年全县人均纯收入150元以下、少数民族自治县和革命老区适当放宽的标准，1986年政府最初确定了258个国定贫困县，各省级政府也按照一定的收入标准确定省级贫困县。后来由于贫困标准的改变，国定贫困县的数量在动态调整中又进一步增加，最多时达到592个。从1986年到2012年，中国实施的大规模扶贫计划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年国务院发布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瞄准标准是1992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定贫困县，而人均纯收入高于700元的原国定贫困县退出国家扶持系列。七年间中央累计向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1242亿元，主要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领域，部分投向交通、教育及医疗卫生等领域。“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由1993年的80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209万，同期贫困发生率也由8.8%下降到3.4%。另一项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2001—2010年）》）。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贫困问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是贫困地区的分布由以县为中心的集中向以村为中心的集中转化，贫困人口由普遍贫困向贫富差距转化，贫困的程度由温饱型贫困向低收入型贫困转化，贫困的性质由收入型贫困向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发展型贫困转化。这样，世纪之初中国扶贫的“底账”除了3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外，另有6000万人处于低收入贫困状态。为应对中国贫困问题的新变化，《纲要（2001—2010年）》提出了新的扶贫目标：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扶贫的重心由贫困县转向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计划。2001年全国有148000多个村庄被纳入这一计划，占当时中国村庄总数的21%。整村推进计划重点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和饮水工程。《纲要（2001—2010年）》在对贫困人口帮扶上，也由救济为主转向能力提升为主，重点是为贫困县的劳动力提供培训，以及为农业企业提供补贴贷款等。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废除了农业税，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些普惠性政策的实施对于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到2010年，按照原定1274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还有2600多万贫困人口，“十一五”扶贫目标基本实现。2011年，中国政府公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同时将贫困线标准大幅度提高到2300元（即相当于每天收入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又重新回到1.2亿以上。村民领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精准扶贫阶段（2013—2020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扶贫开发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中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阶段，任务更加艰巨，主要是：第一，目标瞄准偏离。虽然扶贫目标瞄准已经由县到村，但由于统计资料的缺乏、调查工作的粗糙，仍然有贫困村未能被识别，而有的非贫困村被纳入；有的从整村人均收入看并不是贫困村，却存在非贫困村的贫困户。第二，项目安排的偏离。由于整村推进计划需要农户配套项目、龙头企业带动、劳动力转移培训等，一些贫困户无法获得与项目对接的资源，产生非贫困户对贫困户的资源挤出效应，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三，扶贫资金总量投入不足。虽然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绝对数量很大，而且每年都在增长，但与扶贫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第四，人口致贫的原因更加复杂多样，多数人因病、因学、因灾、因缺劳动力致贫，也有的因缺资金、缺技术致贫，二次返贫人口增加。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底色是创新，即它在总结中国扶贫开发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一条统筹扶贫、精准扶贫、“造血”扶贫、生态扶贫的新路子；其核心要义是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其基本方略是分批分类，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根据习近平同志《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知道，过去八年，中央、省、市县财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累计近1.6万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东部省区政府财政援助、社会帮扶及企业投资扶贫协作地区1.1万亿元；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扶贫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1800多名干部群众牺牲在脱贫攻坚岗位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倾国之力的投入和牺牲换来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行标准下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近代以来饱受贫困折磨的中国人民终于扔掉了贫困这顶帽子，这无疑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起点和基础“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要让所有脱贫人口走上共同富裕之路，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中国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曲折与坎坷。长期性、区域性、普遍性的贫困虽然不复存在，突发性、局部性、个别性贫困仍然随时可能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贫困其实是一个永恒性话题。在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基本上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存在相对贫困。过去中国扶贫开发主要聚焦农村人口，城乡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已由2010年的2.99∶1缩小到2020年的2.56∶1，差距虽然在缩小，但依然存在。同时，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消除贫困的百年历程，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这些经验概括为一条，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也必将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本文将于《群言》2021年第7期刊发，敬请关注！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6期目录郑功成：决胜脱贫攻坚：成就、问题与思路刘奇：精准扶贫的“精准逻辑”周立：走出深度贫困

从1990年的浦东新区到2017年的雄安新区，我国已先后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它们都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出的创新、突破之路，是建设、改革的成功之路。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0万亿元，折合美元14.73万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约17%，而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比重仅为1.7%。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一是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二是对内改革，渐次推进中国市场化进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系；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制定战略规划等手段，积极打造包括国家级新区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政策性区域。其中，国家级新区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综合功能区，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培育国家经济新增长极的创新性尝试：设立国家级新区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以及改革开放重大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创造性地提出并推进了沿海开放战略，启动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建设，继而又设立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8年设立海南省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这一系列举措扎实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前10年的经济发展并取得很大成效。但此时的改革开放重心还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等南部地区，为进一步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系，199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发浦东，并于1992年10月11日由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浦东新区。自浦东新区设立以来，全国先后设立国家级新区19个。其中八个新区分布在东部地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东广州南沙新区、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江苏南京江北新区、福建福州新区、河北雄安新区），两个分布在中部地区（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江西南昌赣江新区），六个分布在西部地区（重庆两江新区、甘肃兰州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四川天府新区、云南昆明滇中新区），三个分布在东北地区（辽宁大连金普新区、黑龙江哈尔滨新区和吉林长春新区）。浦东新区景色上海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国家级新区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19个国家级新区，都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不同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更是当前我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的重要前沿阵地以及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助推所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30年前的浦东还是上海市比较落后的地区，当时有个说法“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就是当时浦西浦东差距的真实写照。浦东新区开发30年来，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发展成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浦西。浦东新区牢牢把握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战略定位，积极推进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在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打造全球城市排头兵等方面也已经取得积极成效。浦东新区占上海市17.2%的面积，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占上海市的33.37%。浦东新区的成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明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写照。2006年5月26日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对于推动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滨海新区占天津市总面积的18.97%，2019年经济总量占到天津市的半壁江山以上，达到55.36%。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落实天津市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功能定位的核心支撑。2010年5月5日设立的重庆两江新区，是国家中心城市重庆的新发展空间，对于支撑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江新区仅占重庆市面积的1.46%，2019年经济总量占重庆市的14.37%。国家级新区也是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落地的重点和突破口。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推动的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河北雄安新区作为第19个国家级新区，着眼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创造“雄安质量”和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落地，开启了我国国家级新区发展的新征程。雄安新区高铁站19个国家级新区的陆地面积共25815.41平方公里，以占全国0.27%的陆地面积、占全国1.93%的人口（2019年19个国家级新区人口约为2697万），创造了全国4.85%的国内生产总值（2019年19个国家级新区的生产总值共计4.81万亿元）。国家级新区的成功证明了它是一种有效的区域发展新模式，其在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体制机制创新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之所以国家级新区取得很大成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所有的国家级新区都由新区党工委直接领导，并且党工委书记都由各省市区副省级领导担任，从而保证了国家级新区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一步促进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30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国家级新区是一个成功且可以复制的新模式。从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出发，并针对小部分国家级新区存在的凝聚力不足的问题，国家级新区尚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提升。一是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国家级新区，使之不仅自身成为所在区域经济增长极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也能通过辐射带动助力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家和区域完成“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支撑。二是按照国家级新区规划定位要求，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事实上，国家级新区规模有大有小，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较大，需要国家级新区发挥作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国家级新区需要有明确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但一定要避免一味追求“高大上”和定位雷同，要力求解决关键问题，实现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三是需要结合新形势，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来进一步谋划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愿景，确保和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大目标、大方向一致，避免游离于所在区域之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设立国家级新区的初心和使命。四是要发挥好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发展新空间和新经济增长极的作用，积极和其他区域建立良好的交流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不限于与国家级新区所在城市或区域的关系，也包括与周边城市和区域的关系。国家级新区一方面需要积极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向外围地区的辐射。可以根据国家级新区具体情况，围绕某一特定产业，共同打造涵盖中心城市—新区—外围区域的跨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助力区域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本文将于《群言》2021年第7期刊发，敬请关注！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陈肖静沈昌文先生在很多出版人心中是一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前辈，甚至可以作为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微图腾。正如本文作者所说，“他的去世会让每个读书人心中一痛。他好像既是一个人，又是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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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80年来，民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深耕细作，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持续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并在区域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为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作出贡献。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指导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往往涉及一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长远性、关键性的重大谋划和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民盟作为参政党，在不断围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领域参政议政的同时，主动适应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把更多调研建言的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上，特别是持续关注区域经济发展30多年，民盟建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主党派探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缩影。为此，笔者斗胆爬梳剔抉，以时间为轴线进行粗疏的划分，力求探查民盟建言区域经济的些许规律。

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许多优秀盟员艺术家的名字闪耀着光辉。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卓有建树，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奉献了才华与激情，在史册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请与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共和国美术史上都有哪些卓越的民盟艺术家。民盟自1941年创建以来的80年历程，既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是美术史上新与旧、中与西激烈碰撞与交融的时期。时代的变迁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无论在艺术风格的创新、题材与视野的拓展，还是在美术理论、学术研究、美术教育、美术管理与美术策划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民盟盟员中，在美术史上享有盛名的艺术家不胜枚举。无论是在主流美术界，还是在各地美术圈，几乎都能看到民盟书画家的身影。他们有的以传统为依托，锐意创新；有的从西画入门，以西润中；有的以学术见长而兼擅书画；有的则在美术教育与美术管理方面引领发展潮流……他们在各自专擅的领域卓有建树，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画方面，潘天寿（1897—1971）无疑是20世纪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画家之一。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画不可避免地受到西画的影响，但他仍然坚守传统的笔法与趣味，并在传统中锐意创新，在笔法与色调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他不仅以恣肆淋漓的花鸟画驰誉艺苑，以大写意的鹰、牛及山水图奠定了在画坛的地位，在绘画理论、画史研究、中国画教学及指画创作与理论建构方面也不遑多让，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者。蒋兆和（1904—1986）是20世纪杰出的人物画家，他的“流民图”系列是战争年代社会伤痕的印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创作的众多人物形象又是新时代主题美术的代表，其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的画风无可置疑地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陈之佛（1896—1962）以工笔花鸟著称，其画作随类赋彩的艺术造型与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在传统的怡情养性之外，为花鸟画注入了新的内涵。刘海粟（1896—1994）既是最早引入西式美术教育、移风易俗的领军人物，又是倡导中西结合并在笔墨上尝试改革的先行者，他以西画融入中国画，其作品色彩丰富，视觉效果有冲击力，是20世纪绘画变革的代表，也是中国画创作的翘楚。王个簃（1897—1988）继承了“海上画派”的花鸟画传统，以大写意画花鸟，兼擅诗文书法，是将传统文人意趣与现代笔墨相融合的典范。丰子恺（1898—1975）的人物画富有童趣，亦有诗意，用笔简洁，意境深远，紧扣时代脉搏，将文人趣味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钱君匋（1907—1998）是诗书画印兼擅的传统书画家，书法各体皆备，绘画以大写意花卉见长，传承了“海上画派”的画风，同时亦有功于艺术教育与书籍装帧设计。萧淑芳（1911—2005）以花卉画著称，兼擅水彩画与肖像画，其花卉画赋彩鲜艳，富有质感，将水彩与传统花卉题材相结合，创造了鲜活而富有朝气的风貌。王兰若（1911—2015）是一位功力较深的传统型画家，绘画题材丰富，尤以兰花见称，晚年笔墨愈老而渐臻化境。田世光（1916—1999）是现代工笔重彩花鸟画的代表，他取法院体，尤以双钩重彩见长，同时在工整秀逸中融入小写意，作品清新自然，富有生活气息。刘继卣（1918—1983）兼擅白描、写意、工笔重彩和水彩画，可谓多才多艺，其绘画题材亦极为丰富，花鸟、人物均极精湛，尤以走兽类花鸟画闻名。于兹可见，就中国画的各个领域而论，民盟美术家可谓各擅胜场。潘天寿

今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从创立之始，民盟就汇集了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心怀深沉的爱国之情，或躬身学术，治学育人，实现知识报国之理想；或投身艺术，成为流派开山，为后人带来丰厚的精神财富。他们在民盟的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今天，我们共同回忆这些让后人高山仰止的先贤，让他们的精神激励我们继续扬帆远行。高山仰止——群星璀璨的民盟数学大师现代教育家蔡元培提出：“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秩序，列数学系为第一系。”2021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从创立之始，民盟就云集了各个学科的宗师巨匠，今天我们回忆民盟前辈中的学术大师，追思那些让后人高山仰止的先贤，且从数学界说起吧。

今天，我们感受到了接受采访的优秀盟员对组织的深厚情意，在这一篇中，就让我们来了解他们在行业内取得的成就，倾听他们对自己所从事行业、学科的追求与畅想吧。Part

2021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作为由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参政党，民盟在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献计出力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这一过程中，民盟的队伍英才辈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不断突破、挑战巅峰，也在多年的参政议政中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在他们身上，凝聚了民盟人心怀苍生的士人情怀与锐意进取的现代品格。为庆祝民盟成立80周年，群言杂志采访了部分优秀盟员代表，他们从自身经历出发，畅谈与民盟组织的深厚情缘及对所从事行业、学科的真知灼见。我们将分两篇推送采访文章，请与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接受本次采访的盟员有（以姓氏拼音排序）：

儿童节快乐！从古至今，游戏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为生活添加丰富的色彩。中国的游艺文化源远流长，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变化，演变出名目繁多、内容健康、内涵丰富的游戏项目，体现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与趣味的同时，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请与我们一起，通过这篇文章了解中国游艺文化的历史，感受传统游艺的魅力与乐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群言》祝所有怀有赤子童心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游艺，就是游戏的艺术，是各种游戏或娱乐活动的总称，是人类追求快乐愉悦生活的精神需求。中国人懂得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艺术，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创造出纷繁绚丽的游艺文化。千百年来，中国人不断追求人性的解放，在心物交融的精神状态下，无拘无束地体验生命的快乐。游艺意味着生活的乐趣，精神的解脱，身心的激发和释放，忘却忧愁和烦恼，甚至是时空的存在，凝结着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游艺内涵的嬗变“游”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本义是古代旌旗上飘带之类的饰物，后引申为逍遥的遨游。“艺”字始见于商代，表示种植，引申为准则、才艺、艺术等含义，古人认为才能技巧达到极高的水平才可以称为“艺”。“游艺”一词的内涵广博而深刻，不仅意味着游戏娱乐技艺的高超，而且蕴含道德修为的核心价值，以及心悦神怡，悠然自适的精神状态。中国人创造出围棋、象棋、蹴鞠、风筝、骰子、麻将、七巧板、九连环、斗鸡、斗蟋蟀、谜语、酒令等众多游艺项目，千百年来，祖辈相袭，传承不绝，并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清

202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迎来了80周岁生日，而我的人生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旅程。自青年时代初识民盟，我就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路走来，这是我真正无悔的选择！01初识民盟1929年的春天，我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县安仁村，那是千里赣江以西的一个小小村落。1938年，在舅舅的支持下，我到南昌县进入了新式学堂，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家园变得满目疮痍，曾经兴旺的章氏大家族也走向了衰败。中学毕业后，在周兰清校长的帮助下，我考入当时的江西省高级护理学校，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南丁格尔，也找到了我人生的方向，这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1948年的秋天，我完成了四年半工半读的生活，毕业的第二天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我远房的表哥。不同于传统封建婚姻，我的爱人尊重和支持我成为护士的理想。当时国内时局复杂，解放大军挥师南下，上海、南京及湖北、江西等地先后解放。我的三哥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在社会上传言四起、人心惶惶的时候决定将章氏家族所有成年子女全部带去香港。临行前，我在卧室的床头看到了那本丈夫最爱的《闻一多全集》，便把书放进了自己的挎包，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稽查队到各家各户检查所有要带走的行李物品，我放进挎包里的《闻一多全集》成了罪状，我被当成共产党人关进了监狱。其实，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闻一多是何许人，但是命运却让我和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杰出领导人闻一多产生了交集，为我后来加入民盟埋下了种子。出狱后，我辗转抵达香港，在那段日子里和丈夫一起阅读闻一多的诗集，了解到闻一多先生的思想。他爱憎分明，苦苦追求真理，为正义奋斗不已。抗日战争中，他随清华大学迁至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毫不畏惧，英勇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斗争，从一位沉静的学者变成了激情勃发的民主斗士。他为推翻旧社会、创建新世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闻一多先生的经历鼓舞着我，在逆境里坚持自己的理想，一心渴望回到故土。02光荣入盟直到1951年我才从香港回到南昌这片我生长的土地。那时江西才解放两年，缺少护士管理人才，我回来后被省卫生厅安排到省附属医院担任普外科代理护士长，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惊天的喜讯。从护士学校毕业的那天起，我就盼望穿上白色护士服，这神圣而庄重的白色，将要为我撑起新的天空。我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从基础护理、治疗到打针、换药、照看病重患者、配合医生查房，事事以身作则，并在工作之余将自己所学到的护理知识、实践经验传授给其他护士。日子如长长的河流，无声无息地向前流淌。在这几年里，我几乎成了工作狂，也陆续得到了患者、同事、领导的肯定，连续多年被评为江西省先进工作者、南昌市劳动模范。我渐渐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但由于历史原因，我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成为入党的障碍，这一度让我有些失落。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本《闻一多全集》，闻一多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民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最忠诚、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中国民主同盟不仅意味着“高知”，更有一腔报国热血。正是这位伟大的先驱引领着我不断成长、不断历练。于是我很快振作起来，申请入盟，1956年我正式加入民盟。03民盟成就了我民盟组织中，品格正直、专业精深、多才多艺的盟员们仿佛一股清泉、一缕暖阳，荡涤、温暖我的人生；仿佛一块磁石，吸引我探寻民盟“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历史，理解它“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传统。于是，我对民盟的认识慢慢从“远看”变成了“近观”，从“宏观”变成了“微视”，尘封的历史变成了鲜活的形象，抽象的文字幻化成生动的现实。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有归属的人是踏实的，民盟是我的信仰和归属，护理事业是我一生的追求。我有责任和义务让自己这一滴水汇入民盟的大江河，壮其波澜，助其奔腾。时光飞逝、斗转星移，1993年我从南昌市第一医院退休，但我不愿退出护理的舞台，社区服务又开启了我人生的下一篇章。2000年我作出了又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组建江西省红十字志愿护理服务中心，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把健康送进社区，把关爱送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居民。2003年，在从事护理工作整整55个年头后，我终于触摸到了心中的那盏神灯，我被授予国际医学护理界的最高荣誉——南丁格尔奖章。这是我16岁进护士学校就开始有的梦，我竟然不知不觉追寻了这个梦半个多世纪。我已满头白发，一生无悔为盟员，欣慰南昌民盟事业薪火相传，祝福民盟基业永青！90岁的章金媛（右）为社区老人提供志愿护理服务本文由章金媛口述，方译整理原载《群言》2021年第5期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5期目录征文｜讲述您和民盟的故事共庆民盟80年

“托拉斯”这一名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而早在100多年前，梁启超就已经在其著作《新大陆游记》中对这个当时于国人来说仍是新鲜事物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客观、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其中的一些观点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对如何科学、理性看待互联网时代新兴的企业组织形式——平台或许有所启示。1903年初，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受旧金山保皇会的邀请，从日本前往美洲进行考察。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先后游历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多个城市，和当地的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在行程间隙，他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回到日本后将这些文字整理成册，形成了《新大陆游记》（以下简称《游记》）。虽然从篇幅上看，这只能算是一部小书，但它记录的却是一位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人对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的近距离观察，其中很多材料都十分宝贵，不少评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富洞见。在《游记》的纽约行程部分，梁启超插入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一个产生于当地，“而其势力及于全美国，且猄猄乎及于全世界”的“怪物”。在他看来，这个怪物“势力远驾于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第一而上之”，是“二十世纪全世界唯一之主权”。梁启超笔下这个力量巨大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它并不是某种珍奇巨兽，也不是什么怪力乱神，而是一种被称为“托辣斯”的商业组织形式。所谓“托辣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托拉斯”，也就是英文trust的音译。今天，我们对这个名词并不陌生，从高中的政治课本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一种重要的垄断形式，是由众多企业联合而成的庞然大物。但对于梁启超这位100多年前的中国人来说，托拉斯这种组织却十分新鲜，而其显示出的力量却又极为震撼。在看到了托拉斯在商业领域展现出的巨大力量之后，他似乎看到了能让当时还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富强的一种可能。应该说，梁启超对于经济问题的直觉是十分惊人的。尽管在此之前，他并没有真正见过托拉斯，但在对这个“怪物”进行一番近距离观察后，他很快就悟出了这种力量的来源——联合。在《游记》中，他用自己熟悉的政治语言对托拉斯进行了比喻。在他看来，众多小企业合并成托拉斯的过程，其实就类似于诸多独立的地区组成合众政府的过程。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会给国家带来强大的执行力，与之类似的，当众多小企业联合起来，把生产决策过程归于统一之后，也就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力量。作为严谨的学者，梁启超对托拉斯的发展史进行了虽然简短，但却不失严密的考证。从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游记》中译为洛奇佛儿）于1882年创立第一个托拉斯——标准石油托拉斯开始，这种组织一步步从小到大，最终掌控美国的经济命脉。为了向读者展示美国托拉斯的全貌，梁启超还自制了一个长达三页半的表格，详细列出了全美81个著名托拉斯的成立时间以及资本额。标准石油公司炼油厂标准石油公司一处营业室在考证完托拉斯的历史和现状之后，梁启超还详细地分析了托拉斯这种组织的利弊。在他看来，托拉斯的好处可以归纳为12个方面：（1）可以利用最新最大最敏之及其而尽其所长，所用资本、劳力视前此为少，而所产物品视前此为多。（2）资本既合并，则需用原料多；需用多，则其购之也较廉；原料价廉，则制出之物其价亦随而廉。（3）以工场伙多之故，可以实行分业之学理，使日趋精密；则佣工各尽其长，成物良而速。（4）以资本多之故，能有余力以利用废物，造出种种附属副产物，使无弃材，而正产物之价亦得更廉。（5）以全国本业皆合同故，能节制生产，毋使有羡不足；因以免物价之涨落无定，而资本家无时常倒闭之患，劳力者亦不至被牵涉而失其业。（6）能经营附属事业，扩张外国贩路。（7）能淘汰冗员，节减薪费。（8）凡一切竞争之冗费，如告白费、运动费等，皆可以节省。（9）以其工场遍于全国故，可以节省运费，使本公司与贩卖人皆食其利。（10）以制品多故，能随时立应买客之求使生计界之信用日坚实。（11）以资本雄大故，不假借贷，无谓外界市场之恐慌即有借贷，其息亦廉。（12）可以交换知识，奖励技术，为全社会之利益。简单浏览一下上述观点，就不得不赞叹梁启超的洞见。事实上，他关于托拉斯优点的这些感知，已经和现代经济学中的发现十分类似。例如，其中的（1）（4）两点，就分别属于现代经济学中所讲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征；而（7）（8）（9）三点则几乎等同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说到的托拉斯在劳动力成本、运营成本以及交通成本方面的优势。不仅如此，在梁启超总结出的托拉斯的优势当中，甚至有不少是现代经济学所忽略的内容。例如他提到的第二点，托拉斯对于分工的促进就非常有洞察力。虽然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就关注分工问题，但在考虑企业问题时，经济学家多会习惯性地忘掉这一点。即使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谈到企业内部组织问题，也少有从这一点入手分析的。而梁启超竟能在100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认定其为托拉斯的优势之一，确实令人佩服。在详细列举了托拉斯的优势之后，梁启超也对其弊端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托拉斯的弊端包括10个方面：（1）以全权委诸一二人之专制，苟不得其人，则全局失败。（2）以规模太大故，统一监督之大非易事。（3）淘汰多数之工场，采用省力之机器，许多劳佣因以失业。（4）独占一业，莫与之竞，则生产技术之改良进步将中止。（5）以垄断利益故，有相竞争以种种手段摧灭之，使小资本家不能自存。（6）独占之故，强以廉价勒买原料品，使生产家蒙其害，强以高价售出制造品，使消费家蒙其害。（7）以独占之故，所制产之物，虽日杂粗窳以欺市众，而莫敢谁何。（8）滥用保护关税权利，其制造品售出国外，价或更廉，售于本国者反更贵。（9）以独占之故，劳力家舍彼处别无糊口之途，因得任意克减工价，延长作工时刻。（10）其资本估价，多报浮数，号称百万者，其实不过五十万或二三十万，一有失败，则其托辣斯证券搅乱市场。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学对于垄断组织的各种批判，如排除竞争、阻碍创新、损害消费者福利等，都已经体现在了梁启超的以上论述中。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还有一些论述甚至已经突破了当前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至今看来仍有新意。例如，关于托拉斯可能打压工人工资、同时延长工作时间的观点，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少有提及，倒是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高度契合。此外，有关托拉斯的估值和实际价值背离可能搅乱证券市场的认识，更是极具前瞻性。事实上，无论是后来的“大萧条”，还是历次金融危机，都验证了梁启超的这一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启超到访的时候，托拉斯对于美国人来讲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事物。1890年，也就是梁启超到访的10多年前，美国就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当梁启超到访美国时，美国政府正在磨刀霍霍，试图根据这部法律对标准石油进行制裁，整个社会更是弥漫着反感托拉斯的情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并未先入为主，而是用十分中立的眼光去看待托拉斯、研究托拉斯，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很值得当今学人钦佩。通过对这个“怪物”的仔细观察，他认识到，托拉斯虽有诸多瑕疵，但它的崛起却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实二十世纪之骄儿，必非人力所能摧沮”，其本身也会成为20世纪各国商战的关键。基于这个认识，他呼吁当时的国人要积极了解托拉斯这种新事物，并积极建立自己的托拉斯，来与列强进行商战，从而在经济上为国家争取利益。否则，“受害最剧者，必在我中国”。虽然梁启超的《游记》成书距今已有100多年，但读到关于托拉斯的文字，我们却很难不被其折服，其中的各种见解，以及逻辑分析，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事物似乎和百年前所经历的有某种相似之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平台这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在迅速崛起。相比于托拉斯，平台的成长速度更快，其规模也可以更为巨大。因此，怎样看待平台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在发展的早期，不少平台都采用了比较蛮横的竞争模式，因此留下了不少恶名。这导致了社会上对于平台有很多情绪化的意见，认为平台本身就是罪恶，对平台就应该拆分。在我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非常有必要学习一下梁启超百年前的文字，看一看他对托拉斯这个当时被称为“怪物”的新组织形式的看法。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一些灵感，帮助我们更为科学、更为理性地面对平台这个当今世界的“怪物”。本文将于《群言》2021年第7期刊发，敬请关注！更多精彩文章《群言》2021年第5期目录陈永伟

春天雨水多。稠密的细雨，容易勾起回忆。记得那年，也是春雨绵绵。我沿着那条去谈家桢先生家的老路，骑车直行，由单位所在陕西南路左折，走茂名北路，至长乐路右转，穿过那条有丰子恺先生故居的大弄堂，又回至陕西南路，下车推行几十步，就到谈家的那条弄堂了。人生走过的路太多，能够一直记在心里又不时引发回忆的路，这是其中的一条，也可以说，这条路是我个人专属的一条通往美好回忆的路。进单位后10多年中，一周至少去一两次谈先生家，在我，既是工作任务，又下意识地自视为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其中既有去见父辈的惬意，又有去接受耳提面命的带点惴惴的喜悦。每一次去，暖风拂面，花香鸟语伴行，那种由心而生的轻松感，在谈先生离去后再难重现。记得是在一个雨天，在谈家书房，谈先生用举重若轻的口吻介绍那次针对教育改革建言的经过，慢慢地，把我带入了一个老科学家心系家国命运的精神世界。那年，谈先生进京，代表多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言，受到高度重视，其中多有振聋发聩的恳切之言：现在我们的家庭结构，不少是4︰2︰1的比例，也就是说，父母双亲，加上父母双方的父母，六个长辈围着一个孩子转。这样一来，有许多孩子在自己家里就像一个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点劳动习惯都没有，动手能力很差。……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要通过美育教育，使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自觉识别美与丑、健康与腐朽，做到心灵美、行为美和语言美。回顾过去高等学校办学的弊病，可以用四句话通俗地加以概括：综合不综，博士不博，奶油蛋糕，卖条头糕……谈家桢先生（左一）与复旦生命科学院的同学在一起我在1988年进入民盟上海市委机关后，接受的一项工作任务，是担任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的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的文字助手。记得第一次去谈先生家，是由机关一位老同志带着去的。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其时谈先生刚收到一份来自基层群众关于宾馆不正之风的投诉，谈先生有一种义愤填膺、拍案而起的气势。他向我们叙述此事时，因激动而从座位上站起，在室内来回走动，不停地挥动着手，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慨和要将此事关注到底的决心。我吃惊地感到，站在我面前的更像是一位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过的邻家老伯，正用着寻常百姓的口吻，为路见不平而鸣，为匡扶正义发声。许多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当时情景，总会莞尔而笑。当好一名人民公仆的前提，正是要怀揣平民之心、心忧百姓之忧，当了“官”的大科学家谈家桢先生，就一直保持着那份平民的本色，当官不像官，从来没有脱离过老百姓。谈先生的平易近人，从复旦大学师生，到民盟盟员，甚至他生病住院期间遇到的医生护士，所遇之人，尽为口碑。跟谈先生相处10多年，我体会尤深。去谈家时间长了，谈先生和夫人邱医生都把我当作自己家人，每次去谈家，邱医生总是端出热茶和糖果，让我觉得像是小时候走亲戚一样；平时谈先生家有装灯泡、查保险丝的活儿，我也跟谈先生的学生一样，熟门熟路地由邱医生指挥着操作。有一年，谈先生去浙江几所大学访问，与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相遇，张浚生送给他一套《香港文汇报》，上面连载了我的《毛泽东与赵超构》一文，是张浚生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时保存的。谈先生兴致勃勃地拿给我看，还说：“我可以借给你回去看，但你要还给我的！”那神情，就像小时候母亲珍爱地为我保存每学期的学习成绩单一样。2008年11月，百岁老人谈家桢驾鹤西行。记忆是一种慢慢的积累，往事历历，不时地会在我心头激起微澜。前两年我坚持走路锻炼，有一次，从上海图书馆回去的路上，我坚持要由淮海中路经陕西南路折回，心里想着的，是要去谈先生家那栋老房子前看一眼。当我站在那扇黑色的铁门前时，心中突然热浪涌起，想象着按铃，想象着那位略微驼背的保姆笑眯眯地来为我开门，想象着走上楼梯时，楼上书房里传来的谈先生熟悉的宁波口音：“是蒋（张）光武啊！”……谈先生，我想您了。我知道，今生今世，您的形象、您的声音，一定不会离我远去，一定的。电视艺术片《虚怀若谷

2013年7月,我担任民盟常州市委专职副主委，老主委周源先生和时任主委赵忠和先生相继问我今后准备怎样干。我说，我在民盟市委机关工作20年，深刻体会到，做好盟务的关键是能够“举旗定向”，一是不断优化盟务环境，加强与各级党组织、民盟组织的交流；二是有一批旗帜性的人物和组织，包括发展代表性人士，培育先进组织；三是创造性开展一系列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活动。两位领导会意地笑了。2014年春节期间，常州大学常州校友会秘书长郭文昌找到我，说常州大学想以我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史良先生的名字，在常州大学设立史良法学院，以加强学校的文科建设。史良先生曾经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希望常州民盟帮助做做民盟中央和史良先生亲属的工作。这不是送上门的好事吗，我正在考虑如何利用常州民盟先贤资源寻找“举旗定向”的突破口呢，此事来得恰逢其时。我请郭文昌先生转告常州大学的领导，只要学校有真心，我就有信心和决心，不仅把史良法学院的牌子挂起来，还要把史良法学院打造成常州、江苏，甚至全国民盟“开展党盟合作的样板、服务社会发展的示范”。在民盟中央和民盟江苏省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史良先生的女儿史小红、女婿刘硕等方方面面的热情关怀下，2014年6月12日，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正式挂牌成立。那时，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成为全国600多家法学院中第一个以民主党派先贤的名字命名的法学院。不久，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更名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为实现我当初要把史良法学院建成党盟合作样板和示范的设想，我坚定地认为，史良法学院的院长应该由全国最具代表性的盟员法学家担任，这样可以凝聚全国民盟的力量，彰显浓厚的民盟元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盟共建”。在取得常州大学主要领导的同意后，我多次去民盟中央拜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5年1月，在民盟中央和中国政法大学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著名教授曹义孙先生，原本与常州毫无关联，却被我请到常州大学担任史良法学院院长。曹义孙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的首任主任，对各个层次法学院的建设标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加盟之前，他对史良法学院进行了客观评估，认为当时史良法学院的许多指标不符合教育部的要求，其中，最基本的专任教师人数都不达标。带着对国家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高度认可，带着对法学教育的一往情深，带着对史良先生的无比敬佩，在常州大学和民盟中央、民盟江苏省委、民盟常州市委的坚强支持下，曹义孙教授按照“传统领域咬紧主流、新兴领域抢占先机”的学科发展思路，带领全体教职员工苦干实干拼命干。2015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常州大学以动态调整方式增列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7年开始招生。一年不到的时间，史良法学院完成了从不合规学院到获得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蝶变，这是何等的跨越式发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