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的百年历程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谱写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推送相关文章，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在扶贫、新区建设、教育、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百年奋斗路，讴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繁荣富强的新时代。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重大时间节点上，习近平同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为人类的反贫困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担当。在这个值得历史铭记的时刻，回顾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的百年历程，鉴往知来，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初心和使命

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制度观、价值观，在消除社会贫困的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在1921年制定的第一个纲领中，就包含消除贫困的内容，即“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在革命根据地尽力开展扶贫救济工作。如1940—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发布《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优待移民办法的布告》《优待移民办法》《优待移民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等，在赈济灾民的同时，也采取各种措施奖励移民、难民开展生产自救。

陕甘宁边区延长县纺织合作社生产情景

当时中国社会的总体状况，正如毛泽东于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直到1949年，中国仍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家。195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1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8%。

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消除中国人民的普遍贫困创造了政治和制度前提。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集中精力为消除普遍贫困奠定工业基础和物质条件，在城市主要致力于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在农村致力于变革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大规模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构建了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五保”社会救助等体系。至1958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贫困缓解，农业生产指数、人均粮食产量均创历史新高，人均预期寿命已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57岁。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曲折，至1978年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普遍低下。1958年人民公社实际平均分配给每个社员的收入为36．52元，1978年为78．25元，按照当时中国政府人均收入100元的贫困线标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超过2.5亿，贫困发生率高达30.7%。

消除贫困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和期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国人民从此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改革开放也由此发端。中国贫困人口主要聚集在农村，中国改革的发源地也在农村，改革开放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消除贫困、富民强国的一条康庄大道。从1978年至今，中国扶贫进程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以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及区域性救济式扶贫阶段（1978—1985年）

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普遍解散了人民公社，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创历史新高。伴随着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农村集贸市场繁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中国贫困人口的状况得到极大地缓解。从1978—1985年，中国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至14.8%，贫困人口由2.5亿下降到1.25亿，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均翻了一番左右，其中人均GDP由381元上升到858元，财政收入由1132亿元上升到2004亿元。正是在经济实力明显提升的条件下，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施一系列区域性扶贫计划。这些计划最初是以“输血”为主的救济式扶贫，后来才逐步转向以“造血”为主的开发式扶贫。例如从1980年开始，国家财政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专项资金，以解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这一资金计划后来不断补充完善，一直延续至今。又如1982年中央政府启动“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及宁夏的西海固）扶贫计划，最初是国家每年拿出两亿元对这几个地区进行农业建设，这一资金计划后来延续了30多年。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救济式扶贫特点的是1984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以工代赈计划，其早期实施方式主要是让救济对象参加必要的公共工程建设，并获得相应的实物或资金。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提出开发式扶贫的思路，认为国家对贫困地区要有必要的财政扶持，但必须善于使用，纠正单纯救济观点，纠正依赖思想，要进一步放宽政策，给予贫困地区农牧民更大的经营主动权。

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贫困的标准也在作动态调整。1985年国家确定的贫困线标准是206元，在此基线以下的人口有1.25亿，并主要集中在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涉及全国410个县，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这为接下来全国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拉开了序幕。

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2012年）

这一时期，执政党对缓解和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时期，改革开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到完善，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奠定了物质基础。

1986年，中国政府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易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年国务院扶贫办易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扶贫专门机构的建立为我国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奠定了组织基础。

国家扶贫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瞄准扶贫对象，最初确定的是以县为单位的瞄准机制。按照1985年全县人均纯收入150元以下、少数民族自治县和革命老区适当放宽的标准，1986年政府最初确定了258个国定贫困县，各省级政府也按照一定的收入标准确定省级贫困县。后来由于贫困标准的改变，国定贫困县的数量在动态调整中又进一步增加，最多时达到592个。

从1986年到2012年，中国实施的大规模扶贫计划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年国务院发布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瞄准标准是1992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定贫困县，而人均纯收入高于700元的原国定贫困县退出国家扶持系列。七年间中央累计向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1242亿元，主要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领域，部分投向交通、教育及医疗卫生等领域。“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由1993年的80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209万，同期贫困发生率也由8.8%下降到3.4%。

另一项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2001—2010年）》）。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贫困问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是贫困地区的分布由以县为中心的集中向以村为中心的集中转化，贫困人口由普遍贫困向贫富差距转化，贫困的程度由温饱型贫困向低收入型贫困转化，贫困的性质由收入型贫困向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发展型贫困转化。这样，世纪之初中国扶贫的“底账”除了3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外，另有6000万人处于低收入贫困状态。

为应对中国贫困问题的新变化，《纲要（2001—2010年）》提出了新的扶贫目标：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扶贫的重心由贫困县转向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计划。2001年全国有148000多个村庄被纳入这一计划，占当时中国村庄总数的21%。整村推进计划重点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和饮水工程。《纲要（2001—2010年）》在对贫困人口帮扶上，也由救济为主转向能力提升为主，重点是为贫困县的劳动力提供培训，以及为农业企业提供补贴贷款等。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废除了农业税，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些普惠性政策的实施对于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到2010年，按照原定1274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还有2600多万贫困人口，“十一五”扶贫目标基本实现。2011年，中国政府公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同时将贫困线标准大幅度提高到2300元（即相当于每天收入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又重新回到1.2亿以上。

村民领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精准扶贫阶段（2013—2020年）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扶贫开发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中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阶段，任务更加艰巨，主要是：第一，目标瞄准偏离。虽然扶贫目标瞄准已经由县到村，但由于统计资料的缺乏、调查工作的粗糙，仍然有贫困村未能被识别，而有的非贫困村被纳入；有的从整村人均收入看并不是贫困村，却存在非贫困村的贫困户。第二，项目安排的偏离。由于整村推进计划需要农户配套项目、龙头企业带动、劳动力转移培训等，一些贫困户无法获得与项目对接的资源，产生非贫困户对贫困户的资源挤出效应，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三，扶贫资金总量投入不足。虽然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绝对数量很大，而且每年都在增长，但与扶贫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第四，人口致贫的原因更加复杂多样，多数人因病、因学、因灾、因缺劳动力致贫，也有的因缺资金、缺技术致贫，二次返贫人口增加。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底色是创新，即它在总结中国扶贫开发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一条统筹扶贫、精准扶贫、“造血”扶贫、生态扶贫的新路子；其核心要义是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其基本方略是分批分类，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根据习近平同志《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知道，过去八年，中央、省、市县财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累计近1.6万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东部省区政府财政援助、社会帮扶及企业投资扶贫协作地区1.1万亿元；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扶贫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1800多名干部群众牺牲在脱贫攻坚岗位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倾国之力的投入和牺牲换来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行标准下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近代以来饱受贫困折磨的中国人民终于扔掉了贫困这顶帽子，这无疑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起点和基础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要让所有脱贫人口走上共同富裕之路，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中国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曲折与坎坷。长期性、区域性、普遍性的贫困虽然不复存在，突发性、局部性、个别性贫困仍然随时可能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贫困其实是一个永恒性话题。

在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基本上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存在相对贫困。过去中国扶贫开发主要聚焦农村人口，城乡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已由2010年的2.99∶1缩小到2020年的2.56∶1，差距虽然在缩小，但依然存在。同时，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消除贫困的百年历程，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这些经验概括为一条，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也必将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本文将于《群言》2021年第7期刊发，敬请关注！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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