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庆民盟80年 • 专访｜循前贤之路 肩时代之责（二）
今天，我们感受到了接受采访的优秀盟员对组织的深厚情意，在这一篇中，就让我们来了解他们在行业内取得的成就，倾听他们对自己所从事行业、学科的追求与畅想吧。
Part 2
立足行业 献计出力
您最初选择进入现在所从事的领域时，怀抱着怎样的初心？
马金莲：我常开玩笑说自己是“劳动模范”，因为从事创作21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坚持阅读，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又坚持创作。这个过程其实挺苦的，也挺枯燥，付出的心血是不为人知的。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放弃，是因为我喜欢文学，这种喜欢得益于我父亲的影响。他曾在乡村文化站工作，常年和书籍打交道，本身又很喜欢阅读。从小我就有机会接触书籍，只要父亲借回家的书我都读，读完了再央求他去借新的。童年时代的丰富阅读，为我以后拿起笔写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文学的种子，早在童年时就埋进了我心里。
我出生在宁夏西海固西吉县什字乡的一个普通农家。故乡是一个温暖的小山村，家庭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处处都洋溢着清贫而朴素的美好。拿起笔写作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渴望，想把我生活的那个村庄、村庄里那些熟悉的人们和围绕着大家发生的很多难忘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地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对那些清贫而美好的岁月的一种纪念，更是对乡亲们的礼赞。我觉得大地上的每一座村庄，每一个村庄里存在过的那些生命，包括人、陪伴人的飞禽走兽、草木庄稼、石头泥土，都是值得书写、值得纪念、值得赞美的。
如今，文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挚爱，是多苦多累都难以舍弃的坚持，阅读和写作让我的内心变得安宁、美好、丰足、饱满，我尤其喜欢有烟火味道的人间生活，把热腾腾的生活写进小说，这个过程让自己欢喜，更能带给读者喜悦，这就足够了。
曹义孙：法教育学是我几十年来矢志不移的研究领域。我是国内较早将专业化的法学教育和专门化的法治教育系统纳入学术研究视野的学者之一。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在全国各主要高校致力于全面恢复沉寂10年的法学教育之际，作为哲学科班出身、在政法院校任教的青年学者，我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法学教育及法治教育活动自身发展规律的哲学思考，哲学和法理学、伦理学成为我法学教育研究的学术支撑。在我看来，法学和法教育学是两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但学术属性完全不同的学科。法学研究法的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法教育学以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活动的自身规律。具体而言，法教育学研究法的教育教学，法的传播、普及与代际传承，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与法治发展的关系，法治人才的培育模式等方面的内在规律。一个法教育学的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法学学者，但法学学者却并不必然同时具备法教育学的研究思维。法学学者只有在具备了强烈的自省意识，开始反思自身的教育活动和研究活动时，才可以说他同时是法教育学的研究者。
王雪莲：加入民盟后，在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下，我深深地理解了教育兴国的意义。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尽微薄之力参与教育事业，作为盟员我的初心始终未变。2010年，我捐资上千万元为清华附中修建基础设施，后来又在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了清华附中分校，提升当地基础教育水平；我的公司投资近亿元在北京昌平区建立了北京四中佳莲校区；我个人还捐赠200万元帮助青海大学成立教育基金会……这些慈善事业帮助受捐者解决了实际困难，又与民盟在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作用的优势相吻合，虽然有时企业也会遇到困难，但我觉得做这些事是我义不容辞的，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当清华大学、青海大学的学生获得佳莲教育公司资助的奖学金后激动地表示要更加努力学习时，我感到无比自豪；当陕西西咸新区群众夸赞清华附中分校提升了当地的教育质量时，我相信自己为盟组织争了光。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将慈善事业坚持下去的决心。
请谈谈您在所从事的领域做出了哪些主要成就。
季加孚：我从事胃癌外科医教研一线工作已近40年。全世界每10名胃癌病人中就有5名来自中国，中国每年新增大约46万名胃癌患者，同时有30万人因胃癌去世。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是目前胃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但是胃癌手术难掌握、难推广、死亡率高，是多年来困扰我们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带领团队创建并积极推广模块化手术规范，建立了胃癌综合诊疗体系，尤其是针对胃癌治疗难、预后差的挑战，创新根治手术及围手术期治疗模式，使我国胃癌诊疗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其实，我最大的希望是人们都不得肿瘤，临床医疗是不能促进健康的，只能止损，打针、吃药、手术不可能像良好的环境、优质的教育一样让健康升值。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开很多医院，等着人们生病后去治疗，而是要关口前移，把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改善环境、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
陈振濂：我从小学习书法，后来又追随名师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等几位先生，专攻书法篆刻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自然以这一专业领域为毕生目标。40年来，在书法学学科研究（理论）、学院派主题性书法创作模式（实践）、高等书法专业教育体系和“书法美育”初级教育体系（教育）三方面，均取得了较深厚的积累。其中“审美居先”、“阅读书法”、“书法记史”、“书法美学”和“书法美育”等新理念新成果，都在社会各层面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我认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与思想解放的大背景，我不会有机会取得这些丰硕成果；而如果没有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这些民盟艺术大家的循循善诱，我也绝不可能创造这些艺术业绩；如果没有组织的培养，比如把我这个学艺术的青年学子放到一个社会性的行政岗位上进行长期的综合能力锻练，促使我提高站位、开阔视野，即使有天大的才华，我也没有本领仅凭个人去完成庞大的书法篆刻体系性成果。
张峰珍：邢台市是河北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2015年年底有10个贫困县，贫困县数量全省第二。2015年11月，我被任命为邢台市扶贫办主任，五年多以来，我们为河北省乃至全国脱贫攻坚探索了一些经验做法。一是抓统筹。截至2019年5月，邢台市10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799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截至2020年10月，17.6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二是抓增收。累计推动4180个产业扶贫项目落地见效，帮助5.4万贫困劳动力高质量就业；2016年邢台市在全国探索了第一个资产收益产业扶贫试点项目——威县“金鸡帮扶”项目，该项目经验入选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资料，并荣获“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例。三是抓协调。积极与有关行业部门沟通协调，开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清零行动，会同统战、工商联等单位积极组织动员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参与企业数量全省第一。四是抓创新。坚持把防贫防返贫与扶贫脱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在全国设区市中率先建立市级防贫防返贫大数据平台，2020年以来实现脱贫人口“零返贫”，边缘群体“零致贫”。2019年以来，国务院扶贫办、中央农办、国家乡村振兴局先后到邢台市专题调研防贫工作并作出高度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能谈谈您所从事的领域有哪些重大发展成果，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吗？
熊思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不断探索，从制度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尊重传统到面向国际，从审视现在到规划未来，高等教育事业在一次次改革、突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类型结构和发展阶段均有了变化，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开始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第一方阵，在世界各类大学排行榜上的表现也越来越抢眼。我认为最大的进步是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为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从最初面向小部分人群的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到普及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势头很强劲，越来越多的学子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整体发展不均衡、评价体系不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较弱等。
郑功成：社会保障是我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它关系到所有人从生到死的全生命周期的福祉，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全面、深刻的影响，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更是现代化国家的标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需要，并在艰辛探索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迄今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板块结构、封闭运行的制度体系向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化的新型制度体系的转型，初步建成了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医疗保障等法定保障系统和慈善事业、互助保障、机构或职业福利及与之相关的商业保险等补充保障系统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更是呈现全面快速发展态势，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与制度保障。例如，2020年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6亿人，覆盖了全国96.7%的人口，全民医保的目标基本实现。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9.99亿人，2.93亿人按时足额领取基本养老金，老年人皆享养老金的目标已经实现。社会救助实现了应救尽救，193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悉数纳入救助保障范围。残疾人“两项补贴”与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不断提高；军人抚恤待遇以年均10%的幅度持续增长。通过大规模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要求得到满足。养老服务等也在不断发展。同时，2018年的机构改革使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基本理顺，扫除了长期制约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因此，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而且为世界提供了极其正面的示范。
肯定社会保障发展成就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体系已经成熟，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深化改革的任务还特别繁重，需要有更大的政治魄力、更智慧的改革方案和更精准的政策措施，才能完成好在2035年前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任务。
曹义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解决了无法可依的法治发展阶段性问题。
根据传统理论，法治建设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四个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法、司法和执法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相比之下，守法方面则相对出现了短板，公民法人的守法意识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的守法意识更有待提升。
中国历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吏”主要指广大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包括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也包括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民盟干部尤其要注意带头守法，以身作则，不因一己之过给民盟组织抹黑。
从法治建设的诸环节来说，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是一个闭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短板都会从根本上影响法治建设的实际效果。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提高全社会的守法水平。我认为，自上而下开展全领域的企业合规运动是提高全社会守法水平的重要措施。企业在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违法行为上则腐蚀党政机关的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下则侵蚀整个社会对法治的尊崇和信仰。企业合规运动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主动守法问题，增强企业守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国家要在立法上支持企业组织的合规建设，让不守法者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让守法者得到更多法律上的利益。从法理上看，传统的法治建设更注重法律的惩治功能，而相对忽视了法律的激励作用。实际上，法律在引导人趋利避害的时候，不仅要注重让市场主体在违法时付出代价，也要旗帜鲜明地让其在守法时得到好处。
马金莲：当前我国的文学创作领域，不管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报告文学、评论，都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不足。整体来说，作家们都在各自擅长的作品类型方面不断推出新作。希望大家少一些功利心，多一些奉献精神，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提高作品本身的质量上，为社会贡献更有价值的文学精品。我一直坚信，不管时代怎么发展，人的内心对真善美的渴望，对诚实、善良、宽容这些美德的追求，都是不会过，更不会消失。作家要有更冷静、更深刻、更悲悯、更宽厚的胸怀去思考和书写。
陈振濂：从过去写毛笔字的时代到今天的键盘时代、语音时代以及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汉字书法一直在时代大潮中不断变幻着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书法的实用需求正在急剧弱化，变得可有可无，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严峻的事实，就会被时代抛弃。作为一个专业的书法工作者，应当认真严肃地理清未来的发展思路，强化汉字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结晶、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美育物质载体的作用。学书法是为了获得对浩瀚博大的历史文化的深刻体验和丰富的审美感受。如何提出一个既衔接于经典传统、又有人工智能时代鲜明特色的新的“书法观”，是我们这一代书法人的历史责任。
既坚守书法本位，反对虚无主义式的破坏，又勇于创新，拒绝固步自封，进而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目前，有这样的思考并付诸实践的书法人士还是太少了。
张峰珍：我国贫困地区已实现整体脱贫，但距离乡村全面振兴还有很长的路。一是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较重。仍有一部分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低收入群体存在因病、因学、因灾、因疫等因素致贫的可能。二是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现有产业基础还不足以支撑脱贫地区下一步的振兴。三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需提升。脱贫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跟发达地区相比还比较落后，需要在维护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四是农村人才短缺。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乡村工匠、文化能人等流向城镇，留守人员多为老人、儿童及残疾人，人才问题已成为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
您对所从事的专业建设有什么建议？
郑功成：中国的社会保障学科是1998年才正式确立的新兴学科，最近20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系列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人才团队。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社会保障学科的发展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加努力：一是增强共识，厘清学科的属性与目标。新兴学科往往是在多个学科交叉的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很容易失之偏颇，难以凝聚共识，社会保障学科就是如此，这是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于2015年创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其主要目的就是凝聚学界共识，为建立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并为人类贡献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文明贡献力量。二是进一步壮大社会保障专业队伍。目前许多学科都在关注与研究社会保障，但研究者并非全是社会保障专业人士，这使得社会保障理论研究表面繁荣、实则混乱，误导公众现象并不罕见。以养老保险为例，社会保障专业人士关注的重点应当是公共养老金制度，现实中却聚焦在资本或市场主导的商业性养老金上，本末倒置的后果便是养老金制度体系因公共养老金发展不成熟而处于不良状态。毫无疑问，专业人士研究专业问题更有利于事业发展。三是科学设置社会保障学科群。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需要的专业人才既要具备社会保障的价值理念与通识知识，也要具备能够适应社会保障各领域的不同专业知识，这就需要对这一新兴学科体系进行合理分类并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同时尊重各高校的办学特色。
季加孚：最好的医疗，就是病人可承受的医疗。“可承受”既指患者家庭的经济可承受，也指病人的身体和心理可承受，这背后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公平。我一直倡导价值导向型医疗，即充分考虑患者在诊疗全过程中的需求和体验。把这个思想落实到我所从事的行业，就是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快肿瘤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实现可控医疗成本下人民群众健康和医疗效果的提升。
一是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主体地位，加快肿瘤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完善肿瘤分级诊疗体系，持续推动肿瘤诊疗规范化均衡化，保障人民群众能看上病；二是加强医学科技创新，聚焦具有中国患者特点的常见多发肿瘤，开展科技攻关，规范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打造国际领先学科，保障人民群众看得好病；三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肿瘤等慢病特病的医疗保障制度，推进药品和器械集中采购，确保人民群众看得起病；四是推进全民健康教育，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并完善肿瘤登记工作，实现肿瘤防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确保人民群众少生病。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了新征程。您认为未来您所从事的行业将在哪些方面有重大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
邓秀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要打赢种业翻身仗，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在这方面应该会有较大发展。种业是可持续的产业，换句话讲，只要种地就需要种子，所以种业发展也需要打持久战。
第一，种业发展要从长计议，做长远规划。当下中央对种业发展非常重视，但是各地千万不要一窝蜂地去建种质资源库，这会造成大量浪费。北京已有和正在建非常好的种质资源库，青海有备份库，各地没有必要重复建设。
第二，种业发展要有整体设计。种业跟别的产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地域上的特殊性，光、温度、水、气候，每个地域都有不同的自然特点，这也决定了适合各地的作物品种有所不同。所以种业发展要有宏观布局，因地制宜设计不同的发展方案。
第三，种业发展不是简单攻关。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展周期长。像猪、牛等大动物的生命周期比较长，要想改良，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发达国家比我们早起步50年以上，我们希望在两三年之内就迎头赶上，愿望很好，但不太现实，需要时间的育种不可能通过增加资金投入等方式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我们必须有“龟兔赛跑”的精神，持之以恒，才有可能实现超越。
我国种业有自身的长板，比如现阶段水稻、小麦的育种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但如果只支持短板发展，而忽略了长板，几年之后长板也会变成短板。现在各地都在强调粮食的重要性，对蔬菜、水果、花卉等又有忽略的趋势。事实上，我国进口种子占比最大的并不是水稻、玉米等大田作物，而是蔬菜和花卉，这些种类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所以发展缓慢。我们要关注我们真正的短板在哪里，作为民主党派，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季加孚：当前，世界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并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生物医学和精准医学快速发展，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化环境对医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医学越来越呈现跨学科特征。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人工智能、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医学健康领域更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前沿课题。可以说，医学创新已成为国家重大核心战略。
事实上，在“十四五”之前，我国医学领域已面向2030年部署了一批重大科技工程和重大专项，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和人才资源基础。我相信，我国将继续顺应全球医学发展趋势，依托精准医学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以细胞和基因治疗为代表，在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健康干预等方面实现突破；同时立足中国本土特征和中国人民健康需要，通过不断完善新一代基因测序等多种早诊早治手段，在预防医学和老年医学等方面作出中国贡献。早在2019年《柳叶刀》杂志就提出，未来中国持续的科研投入将会对全球科研人才形成巨大吸引。相信我国医学领域一定能通过持续创新实现长足发展。
熊思东：总体来说，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都将明显增强，特别是在基本职能强化、治理模式优化、办学质量提高和国际化水平提升方面将有重大发展。第一，基本职能更加强化。高校人才培养的使命将进一步夯实，进一步完善新时代一流人才培养体系，以育人之新适应和引领时代之新，不断提升人才供给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高校科学研究的地位将进一步加强，在破解“夹脑袋”的原始创新、“卡脖子”的技术创新、“捆手脚”的开发应用等方面持续发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高校文化自信的底气将进一步增强，通过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起引领社会文明的文化高地，坚定让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信心与步伐，在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中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与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第二，治理模式更加优化。将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加遵循教育规律，完善与优化治理体系，提高与强化治理能力，推动大学之“制”转向大学之“治”和大学之“至”，成为先进文化、知识的创造者，成为提升现代管理水平的引领者，成为完善和发展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推动者。第三，办学质量更加提高。“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信念将更加坚定，更加注重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将持续优化，在充分调动各类资源优先服务重点高校及学科建设的同时，将引导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逐渐形成相对均衡、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满足百姓“有学上”“上好学”的愿望。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加快融合，优质教育资源将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力促教育公平目标实现，更多地惠及每一个孩子。第四，国际化水平更加提升。将更加注重推进国际化内涵发展，注重创新国际化实现形式，更加积极地“走出去”，更大力度“引进来”，更靠近国际学术舞台中央，加快实现从“跟跑者”到“引领者”的跨越，大大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
原载《群言》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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