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庆民盟80年 · 征文｜记忆中的房子，记忆中的人

春天雨水多。稠密的细雨，容易勾起回忆。

记得那年，也是春雨绵绵。我沿着那条去谈家桢先生家的老路，骑车直行，由单位所在陕西南路左折，走茂名北路，至长乐路右转，穿过那条有丰子恺先生故居的大弄堂，又回至陕西南路，下车推行几十步，就到谈家的那条弄堂了。人生走过的路太多，能够一直记在心里又不时引发回忆的路，这是其中的一条，也可以说，这条路是我个人专属的一条通往美好回忆的路。

进单位后10多年中，一周至少去一两次谈先生家，在我，既是工作任务，又下意识地自视为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其中既有去见父辈的惬意，又有去接受耳提面命的带点惴惴的喜悦。每一次去，暖风拂面，花香鸟语伴行，那种由心而生的轻松感，在谈先生离去后再难重现。

记得是在一个雨天，在谈家书房，谈先生用举重若轻的口吻介绍那次针对教育改革建言的经过，慢慢地，把我带入了一个老科学家心系家国命运的精神世界。那年，谈先生进京，代表多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言，受到高度重视，其中多有振聋发聩的恳切之言：

现在我们的家庭结构，不少是4︰2︰1的比例，也就是说，父母双亲，加上父母双方的父母，六个长辈围着一个孩子转。这样一来，有许多孩子在自己家里就像一个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点劳动习惯都没有，动手能力很差。……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要通过美育教育，使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自觉识别美与丑、健康与腐朽，做到心灵美、行为美和语言美。

回顾过去高等学校办学的弊病，可以用四句话通俗地加以概括：综合不综，博士不博，奶油蛋糕，卖条头糕……

谈家桢先生（左一）与复旦生命科学院的同学在一起

我在1988年进入民盟上海市委机关后，接受的一项工作任务，是担任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的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的文字助手。记得第一次去谈先生家，是由机关一位老同志带着去的。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其时谈先生刚收到一份来自基层群众关于宾馆不正之风的投诉，谈先生有一种义愤填膺、拍案而起的气势。他向我们叙述此事时，因激动而从座位上站起，在室内来回走动，不停地挥动着手，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慨和要将此事关注到底的决心。我吃惊地感到，站在我面前的更像是一位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过的邻家老伯，正用着寻常百姓的口吻，为路见不平而鸣，为匡扶正义发声。许多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当时情景，总会莞尔而笑。当好一名人民公仆的前提，正是要怀揣平民之心、心忧百姓之忧，当了“官”的大科学家谈家桢先生，就一直保持着那份平民的本色，当官不像官，从来没有脱离过老百姓。谈先生的平易近人，从复旦大学师生，到民盟盟员，甚至他生病住院期间遇到的医生护士，所遇之人，尽为口碑。跟谈先生相处10多年，我体会尤深。

去谈家时间长了，谈先生和夫人邱医生都把我当作自己家人，每次去谈家，邱医生总是端出热茶和糖果，让我觉得像是小时候走亲戚一样；平时谈先生家有装灯泡、查保险丝的活儿，我也跟谈先生的学生一样，熟门熟路地由邱医生指挥着操作。有一年，谈先生去浙江几所大学访问，与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相遇，张浚生送给他一套《香港文汇报》，上面连载了我的《毛泽东与赵超构》一文，是张浚生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时保存的。谈先生兴致勃勃地拿给我看，还说：“我可以借给你回去看，但你要还给我的！”那神情，就像小时候母亲珍爱地为我保存每学期的学习成绩单一样。

2008年11月，百岁老人谈家桢驾鹤西行。记忆是一种慢慢的积累，往事历历，不时地会在我心头激起微澜。

前两年我坚持走路锻炼，有一次，从上海图书馆回去的路上，我坚持要由淮海中路经陕西南路折回，心里想着的，是要去谈先生家那栋老房子前看一眼。当我站在那扇黑色的铁门前时，心中突然热浪涌起，想象着按铃，想象着那位略微驼背的保姆笑眯眯地来为我开门，想象着走上楼梯时，楼上书房里传来的谈先生熟悉的宁波口音：“是蒋（张）光武啊！”……

谈先生，我想您了。

我知道，今生今世，您的形象、您的声音，一定不会离我远去，一定的。

电视艺术片《虚怀若谷  美哉筱英》的现场直播仪式，谈家桢先生（中排右三）与当时已身患重病的民盟盟员、沪剧艺术家石筱英（中间坐者）合影，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原载《群言》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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