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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澜诞辰150周年|民主所必争 真理所必护 ——张澜与报刊

陈和平 张融融 群言杂志 2022-07-27

张澜先生竭毕生之力推动中国民主事业发展,为传播先进文化、思想,他曾主办和支持创办多份报刊,以图开启民智,唤醒国人。今天,请与我们一起回顾先生与这些进步报刊的因缘,感知先生坚守真理、永争民主的革命精神。



张澜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而鲜为人知的是,张澜先生也是一位卓越的新闻媒体人,为传播先进文化、宣传政治主张、监督与纠正不公正现象,主办和支持创办了多份报刊,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社会进步,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



 张澜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的岁月。清末,四川维新派人士积极活动,蒲殿俊、罗纶等创办“蜀学会”和《蜀学报》,鼓吹民权,宣传变法。动荡的时局引起了张澜的关注,他阅读了《蜀学报》等进步刊物,思想受到启发,结识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朋友。


1903年, 张澜留学日本,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 大胆倡议慈禧退朝,实行变法维新,初次登上政治舞台。1905年张澜回国后, 在四川顺庆府中学堂任教,并创办南充县立小学堂。他尽量增设具有维新思想的内容和传播科学文化的课程,试图通过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1911年8月,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张澜被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大会推为副会长,与四川省咨议局负责人蒲殿俊、罗纶等人共同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1918年5月,张澜作为四川省省长赴北京向北洋政府述职。这时中国思想文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各种新思想如春潮猛烈冲击着旧思想、旧文化。在京期间,他刻苦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思想。这年12月,张澜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兼任《晨报》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工作。


张澜主持报社工作后,聘请李大钊为《晨报副刊》总编,瞿秋白及“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到《晨报》工作,又派瞿秋白赴苏联考察,后任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派王光祈为驻德国记者。《晨报副刊》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份辟出专版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其意义非常深远。


《晨报副刊》还广泛介绍“新思想、新修养、新知识”,经常发表论述新思潮及社会问题的论文,例如李大钊的《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等文章就是在此发表的。


张澜也在《晨报》发表文章,例如《告川人书》《致熊克武、肖德明》《答梁乔山先生书》等文章,尤其是《答梁乔山先生书》一文,率先公开讨论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以显著位置报道了各地爱国活动,还开辟“国耻纪念”专号,抨击政府的卖国行径,在社会上引起震动。《晨报》及其副刊在当时影响极大,成为北京地区乃至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纸之一。


《晨报》“国耻纪念”专号


这些经历使张澜深刻认识到报刊对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报刊传播大量的新文化、新思想,启发国人从思想上觉醒,知道什么是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起来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从此,他办进步报刊30多年。   



张澜在主持《晨报》期间,致信给学生兼好友鲜英,嘱咐他与“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陈愚生在重庆办报。刘湘所属部军官鲜英、袁丞武、罗仪三等集资购置了一家极简陋的印刷厂,发行人为鲜英,陈愚生任社长、刘泗英任总编辑,1921年2月1日,《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在重庆创刊。


报纸创办几个月后,因支持学生抵制日货,被当局查封,张澜找到刘湘疏通,报纸改头换面继续刊行。后来他还推荐王白与任社长,聘留法勤工俭学回国的周钦岳任总编辑。周邀约同学陈毅为主笔,陆续写了十多万字文章。后来,先后又有萧楚女、漆南薰、杨丙初、金满成、漆鲁鱼、萨空了、石宝瑚等人的加盟,报社聚集了一批有丰厚文化底蕴和新思想的优秀编辑和作者,报纸办出了特色,销量逐步增加,影响日益扩大,抗战时期成为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众媒体。每当报社经费紧张时,张澜都给予大力支持。长期负责该报工作的周钦岳说:“《新蜀报》没有表老的支持是办不起来的。”


1933年,《新蜀报》职员与张澜(前排右三)合影


《新蜀报》被当时的知识界称为“青年的百科全书,黑暗中的领路人”,对知识青年和底层民众影响很大,在开启民智、主张民权、监督政府、反映民意等方面,《新蜀报》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张澜及南充旅省同人的《请罗泽洲革弊抚民电》于1926年12月29日在《新蜀报》予以登载,对督促南充的当政者革除弊政、纾解民困发挥了作用。1939年1月4日,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发表宣言,反对汪精卫接受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叛国罪行,宣言送到重庆各报馆后,仅《新蜀报》一家登载,形成大后方公开声讨汪逆罪行的先声。



1920年底张澜回到南充,四川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备受苦难。张澜认为这主要是人民群众毫无民主权利所致。实行地方自治, 伸张民权, 是解决四川问题的有效途径。首先他在南充县进行地方自治的实验,联络南充各界人士成立“南充县自治筹备处”。筹备处创办了《民治日报》,刊载宣传自治的言论及新闻稿件,宣传民权理论、民主政治。1923年在张澜的支持下,南充县立中学教师袁诗尧还办了进步刊物《短刀》,积极宣传共产主义。


1925年6月广州“沙基惨案”发生后,张澜和南充人民立即以“顺庆后援会”的名义向各地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对帝国主义进行声讨。同时,南充中学还办有《奋斗》刊物,转载各地消息,帮助读者了解各地的革命活动情况,扩大革命影响。


1926年英军炮轰万县,死伤军民数千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九五惨案”。万县川军驻军司令、共产党员于渊奋勇击退英国军舰。当时任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积极声援,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发行的《九五日报》言论委员会主任,对“九五惨案”中的抗英英雄于渊击退英军舰的爱国行动给予高度评价。


1926年4月,张澜被委任为成都大学校长,他主张民主办校,倡导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张澜在教育系出版的《现代教育》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一文明确指出:“我们千万应该发表精神独立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


成都大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直接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创办了《野火》《经济科学》等刊物,得到张澜鼎力支持,在学校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工资每月补贴50元,助其出版。这些刊物在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师生参加革命活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澜(前排右四)任成都大学校长时与师生合影


张澜还支持校内创办《科学思想》期刊,约集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撰稿。守旧派、顽固派对刊物常加非议,张澜说:“我办成大,究竟多久,不得而知。但我办这个学校,学生究竟走什么道路,对于社会究竟起什么作用,必须有个明确主张,这就是我办这个刊物的旨趣。”刊物发行后,校内外订阅者颇多,对青年的思想影响很大。


1936年秋鲜英接任南充行署专员兼南充县长后,张澜同鲜英商议于1937年2月创办了《新南充报》。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思想,揭发国民党和地方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的罪行。报社工作人员都是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该报很受读者欢迎,9月中旬被国民党内政部下令停刊。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此后,张澜支持办的报纸大多与民盟有关。第一份是民盟中央派梁漱溟赴香港办的《光明报》,在境外建立言论基地,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张澜找刘文辉、龙云等资助了一大笔钱解决了办报的经费问题。该报9月创刊,10月10日发表了民盟的10条政治纲领和民盟成立宣言,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2月香港沦陷,《光明报》被迫停刊,1948年3月1日复刊,这份报纸在民盟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秋,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省支部委员沈志远,中共成都地下市委负责人杜桴生,以及盟员、川康绥靖公署少将杜重石等筹办《大义周刊》,请张澜作发起人,他欣然应允。张澜为《大义周刊》推荐了专责撰稿人: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负责政论,沈志远负责经济讲座,中共南方局张友渔撰写日本方面的军政论述。《大义周刊》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反对内战,很受读者欢迎。


成都的《华西晚报》创刊于1941年4月,主持人田一平是以川康绥靖公署上校参议为职业掩护的地下党员。1945年7月,《华西晚报》改组董事会,请张澜任董事长,经费主要由张澜找刘文辉出资帮助。1945年元旦,《华西晚报》增刊刊载张澜题词:“迎接新年走上新路——革除官僚政治,实行民主集权,团结全国贤能,争取最后胜利。”1945年后,《华西晚报》政治态度鲜明,发表了大量争民主反内战的言论,代表民意,深得人心,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推动民主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2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创刊,发行人为张澜,社长是罗隆基。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该报代表民盟主张,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维护政协决议,与中共的《新华日报》并肩战斗,捍卫民主和平的舆论阵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1946年5月1日在成都创刊的《民众时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二大机关报,张澜任发行人,邵石痴任社长。《民众时报》也对民主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对《民众时报》极端仇恨,对张澜和主要负责人进行攻击,派特务捣乱破坏,报纸发行仅两个半月便被迫停刊。


民盟机关报《民主报》


在张澜的支持和影响下,民盟和一批革命知识分子还办了《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唯民月刊》《时代文摘》《自由画报》《胜利报》《科学世纪》《益报》《文摘周刊》《时事新闻》《光明晚报》等,对西南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作用。总之,张澜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运动,并将科学与民主等进步思想输入国民脑海,竭尽毕生之力。


1945年9月,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第一届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创办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10月1日,张澜在《民主星期刊》创刊号上发表对中国民主运动目前阶段和对刊物的五点意见,其中对刊物提出的意见有,“一个民主的刊物,不仅是要反映、宣达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意见,而且是要组织、体现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力量,使它集中起来,步调一致起来,为争取、实现、保障民主而奋斗。此外还有代表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政党,它们本亦是集中力量。齐一步调,为争取、实现、保障民主而奋斗的各自有力的工具和机构,但一个民主的刊物也要把它们组织起来,贯串起来,使它们各自为争取、实现、保障民主而奋斗的工具和机构,更加有力,更加步调一致,这样,和平、民主、团结、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才能建设起来,虽然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他对报刊是非常重视的,认为报刊不仅可以反映人民的呼声,而且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也可以发挥重要的组织作用。


1945年7月1日,他在《华西晚报》发表《论报纸之责任》,其中写道:“在民主政治实现以前,报纸果欲代表舆论,且所代表者又为真正之舆论,则为报人者,必具坚持真理,守正不阿之精神。夫不避权奸,载笔直书,虽古良史,尚属难能,顾天地间浩然正气,必善养而后得之。然则报人人格之锻炼,其可忽乎!”他认为在当时的不民主时代,对合格报人的人格要求是很高的,他勉励报业同人,“余意报人立言纪事,操纵舆论之权威,为人民之喉舌,大处小处,总宜搜考详实,出以谨言之态度,民主所必争,真理所必护,正义所必持,阿谀所必拒,古人有言‘修辞立其诚’,庶几近之”。今天,这段话对我们做人做事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历史长河沧桑巨变,张澜先生争民主、护真理的浩然正气和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学习!



本文将于《群言》2022年第4期刊发,敬请关注!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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