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史寻踪 | 民盟初建二三事

今年91岁的老盟员杨复全虽已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他在民盟初建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澜、沈钧儒、史良、章伯钧、罗隆基等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的零距离接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 “民主之家”——“特园”

特园见到毛泽东

我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城，在南充读完中学后，于1944年4月到重庆报考中央大学，结果没有考上，就到特园住了下来，因为我和特园的主人鲜英是亲戚关系：鲜英的夫人姓金，是我祖母的妹妹；我母亲又是金夫人的亲侄女。从不满23岁起我就一直在那里工作、生活，直到1950年3月才离开。

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特园是1945年8月30日下午。之前两天，中共代表徐冰到特园告知张澜先生和鲜英，毛泽东要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当天上午，周恩来又专程到特园拜访张澜先生和鲜英，说毛泽东下午要来拜望，还要求尽量保密，不要到大门迎接。所以毛泽东来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鲜英在客厅等候，客厅的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人（我那时已经加入民盟，是这年上半年由罗子为、邓初民介绍入盟的），张澜先生在卧室等候。我们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何时到达，为了保密，也没到大门口迎候。

毛泽东进来时，我第一眼看到他戴着礼帽——就是后来我们在照片上经常看到的那样，穿灰色中山装，宽袍大袖，衣服的样式很土，可能是延安自己织的土布，质地并不精良。毛泽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高大壮实，有点像乡村教师。看到他进来，我忙说：“请坐，请坐。”他很从容地坐到第一个大沙发上，把沙发坐得满满的——来特园的客人，只有他和冯玉祥才把沙发坐得满满的。

不到一分钟，张澜先生匆忙从卧室出来，跟他握手，请他到卧室里边谈。谈了没多久，张澜先生就陪毛泽东从卧室出来了。之后，鲜英就带着长女鲜继祯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用水笔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了“光明在望”几个字。

毛泽东来的时候，带来了两张黄色毛毯，说是延安土产，一张送张澜先生，一张送鲜英。鲜英后来把它转送给我，我当时觉得不怎么喜欢，就送给一个同事了。毛泽东还转交了朱德给张澜先生的信。我在为张澜先生收拾房间时，看到过那封信，清楚记得开头写的是“表方吾师……”这说明张澜先生正是朱德的老师。

跟毛泽东一起来的还有李维汉和秦邦宪（我印象中，好像周恩来没有来），另外还来了五个武装警卫。我看到警卫在台阶上站着，就赶忙去给他们拿凳子、倒茶。其中一个警卫送了我五张边币做纪念，后来都被同事抢去了。

毛泽东第二次来特园时，我到街上办事，没有见到，但我知道他来过。

毛泽东1945年9月15日下午第三次来到特园，我也在场，但印象没有第一次深刻。现在有人认为毛泽东到过特园六次，而我那几年一直在特园，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不可能。毛泽东只到过特园三次。他当时到重庆要办的事情多得很，要见的人多得很。

△  1945年10月，张澜送别前来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

我还想补充一点：很多回忆文章提到，毛泽东到特园时评点欣赏过“民主之家”匾额。其实那时候匾额还没有挂，是1948年鲜英的儿子鲜恒从美国回来后，看到房子已经很旧了，才找人重新粉刷布置，同时请人把冯玉祥题写的“民主之家”刻成匾额挂出来。那时距毛泽东来特园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陪张澜先生散步

张澜先生在特园有一间房长住，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家人都在成都，他女儿张茂延也在成都读书。

他平时很节俭。有一次他准备坐船到上海，我和李康已经把他送到朝天门了，他突然想起还有一双皮鞋没有带，叫我马上回去拿，其实那是一双很旧很旧的皮鞋。他的饮食也很简单，早上一般就冲鸡蛋、喝牛奶，有时喝稀饭。平时不另外买东西，都随我们一起吃。

他在特园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七点钟左右就起床，起来后在院子里来回走走。下午如果天气好，他就会出来和鲜英一起散步。一般就由我陪他们走。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到曾家岩、国府路，再从大溪沟、上清寺回来；一条是从上清寺到牛角沱，再到李子坝转回来。他平时话不多，不接待客人时就呆在书房里，看看报纸。

来特园找他的人很多，民盟、共产党都有，周恩来、沈钧儒、史良、章伯钧、罗隆基都经常来。还有他在四川当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时的学生，也有国民党官员，比如张群。

他的亲属，主要是大儿子张乔啬夫妇来得多。特别是大儿媳，隔几礼拜就来，会买来蛋糕之类的东西，还会带一群小孩子来看看爷爷，热闹得很。

△ 特园客厅

1946年年底，张澜先生离开特园到了上海，后来再没有回过特园。

张澜先生到北京后，我去拜访过两次。第一次是1950年2月，我和赵一明、唐弘仁、龙圣夫、熊百施、王燕生六人到北京学习时去拜访过他。他在民盟中央机关的住处被几层帘子围起，感觉很闷。他知道我们没多少钱，就给了我们每个人二十几元钱。

第二次是1951年我学习结束，回重庆前和鲜英一道去向张澜先生辞行。这时他已经搬离，新住址我不记得了。他在里屋找了半天，找出24元几角钱，全是零钱。鲜英对我说，这是给你的盘缠。张澜先生要我回去问问四川土改的情况，又问了我民盟西南总支部的情况。他鼓励我回去后埋头苦干，好好学习：“学习要抓紧。特别是政策，要趁年轻，加强学习。”临走时，他坚持留我们吃午饭。

为史良“帮腔”

1945年10月，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全程参加了后来被追认为民盟一大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特园合影

这个时候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已经一年多了，但民盟内部分为几个党派的情况仍然存在，很多事情被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青年党把持。那时民盟没有办事处，印文件、发信件等事情都要到青年党在信义街的办事处处理，由青年党代办。这次开会，就是要修改盟章、选举中央委员，削弱青年党的影响。他们也明白民盟要采取措施，所以做了搞乱会议的准备。

我记得第一天到会的人不多，只有在重庆的中央委员到会。第一天是张澜先生致开幕词；第二天各支部向大会作报告，云南、四川等地的盟员都作了汇报。头两天还算平静。

第三天是沈老（沈钧儒）主持会议，要讨论盟章、组织建设等问题，提出盟员个人要服从组织。这时青年党的骨干陈启天、余家菊、杨叔明就起来坚决反对服从组织，说除了民盟，我们还有自己的组织，假使民盟与青年党的决定冲突，我们服从哪个？三个人同时发难，会场就乱了。

会议主持人沈老也急了，但沈老声音很小，控制不住场面。我们几个列席会议、做服务工作的年轻人也很着急、很气愤，但又不便发言。这时平时很温和的史良站出来说，现在是讨论盟章，章程规定，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现在民盟内已经没有团体，既然以个人身份加入，就要服从民盟。陈启天说，你不是主持人，有什么资格决定？但史良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很有大将风范。

史良的发言得到不少人支持。成都民盟的负责人范朴斋站起来说，不管是哪个盟员，都要服从盟的决定。余家菊、杨叔明攻击范朴斋，我们列席的年轻人就按捺不住了，也不顾自己的身份，纷纷发言批驳青年党。我也和大家一起为史良、范朴斋帮腔，打击青年党的嚣张气焰。最后，在里屋休息的张澜先生出来，招呼大家要以团结为重。

后来罗隆基、曾昭抡从昆明赶到，进步力量立即占了上风。会议增选中央委员30多名，其中青年党方面只占两名，情形大为扭转。这次会议削弱了青年党在盟内把持的权力，后来青年党果然倒向国民党。那是后话了。

原载《群言》201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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