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史寻踪】“李闻血案”的前前后后

原载《群言》2016年6期

今年是杰出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殉难70周年。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在与妻子一同回家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时隔四天，闻一多也遭特务戕害。为纪念两位民盟先辈，本期我们为大家推送两篇文章，履先贤足迹，扬民主精神，感爱国情怀。

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是在1946年7月11日、15日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亡的。那时我正在昆明，亲身经历，当日情状至今仍历历在目。

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此后，国共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并决定第二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以及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方面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五项协议。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议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郭沫若等人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议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

李公朴先生待伤势略有好转，便留在重庆与陶行知一道创办社会大学。

李公朴在“较场口血案”中被打伤养病期间

11月25日晚，约5000人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广场举行时事演讲会。会议正在进行，当地驻军包围了会场，四面枪声骤起，师生镇静地开完了会，散会时，出入口都被军队堵住，人们各自找小路逃出。第二天，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语专科学校四校联合全市中学举行罢课，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成立“罢课联合委员会”，领导罢课运动。12月1日，国民党军队闯进联大，乱丢手榴弹，四名师生殉难，重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争民主的游行

“一二·一”惨案罢委会在中共领导下同当局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12月27日宣布复课，继续深入持久地将斗争进行到底。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隆重的出殡仪式，三万人为死者送葬，图书馆前放着烈士灵柩，到处是挽联、花圈。闻一多先生担任治丧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和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大训导长查良钊等组成殡仪主席团，游行时主席团走在最前列。队伍从上午11时出发，载着四烈士灵柩的灵车走了十几条街，每个街口都设有路祭，有人诵读祭文，一路有中外记者随行拍照。直到下午五时许，队伍回到联大，公祭开始。查良钊主祭，闻一多、钱端升、吴晗等陪祭。先是合唱挽歌，接着诵读祭文，鞠躬默哀，灵柩被依次放入墓穴，一筐筐石灰填进墓坑。挽歌、爆竹声、哀乐渐次响起，很多人垂首拭泪，隐隐能听到低低的啜泣声。

在“一二·一”惨案中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的死难者灵堂

礼成后，查良钊致词，接着闻一多先生走到墓旁，站了很久才悲愤地致词：“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办凶手，血债是要血来还的。”接着吴晗讲话，他看到烈士墓上镌有“民主种子”四个字，建议改为“民主圣地”，说将来新中国来临时，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国西南的角落里有一块“民主圣地”。
1946年5月，社会大学因受国民党的刁难被迫停办，李公朴随即返回昆明。这时的昆明已充满白色恐怖气氛，市中心的近日楼墙上出现了反动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咒骂民主运动的标语和大字报，说“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将民盟负责人的名字篡改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诬蔑他们组织暗杀公司，公司董事长是“闻一多夫”。
李公朴先生回到昆明后的一个星期，联大文艺社在他开办的书店楼上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李广田和孟超都在会上讲了话，座谈会记录登在《文艺新报》上。

196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封面

由于昆明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朋友们劝说李、闻两先生尽早离开昆明。闻先生回答，“形势愈紧张，我们愈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李先生则说，“像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回来”。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6月间，滇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起义，发表《反内战通电》，起义滇军改为“民主同盟军”。与此同时，驻昆明龙绳祖（民盟秘密盟员龙云之子）滇军二十四师不听调动，自行解散。由于这两件事，国民党内流传民盟勾结地方武装企图暴动的传闻。为此，民盟云南省支部决定举行三次招待会，分别与党政、机关、社会各界以及新闻界人士见面，公开阐明观点与立场，以正视听。招待会由省支部负责人楚图南、潘光旦、闻一多、李公朴、潘大逵、费孝通、冯素陶七人主持。

在海城起义的一八四师官兵

6月26日召开第一次招待会，出席者有中委杨杰，省委委员金龙章，女参政员张秀珍，警备司令代表等50余人。首先由潘光旦宣讲开会的意义：一是民盟负责人与大家见面，有些人不久后将离昆，顺便与大家告别。二是外界对民盟流言四起，需向各界说明一切。接着由楚图南说明民盟一贯主张与对时局的看法，着重指出民盟主张“友谊竞赛”，不能采取谩骂、毁谤或武力消灭异己的方式。最后闻一多先生说，我是从事学术教育的，愿意伸出我们的手，但也决不接受别人的威胁利诱，我们并愿意以这满是粉笔灰、毫无血腥气的手去扭转中国的历史，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闻先生讲完，杨杰等人就如何挽回垂危的国运发表了看法。
27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的有文化、教育、金融、实业和宗教界人士共80余人。我和赵沨负责会议签到，来宾到齐后，我们背后突然窜出一人将签名簿抢走。我俩一面大声呼喊，惊动路人，一面紧追不舍，来人见势不妙，丢掉签名簿逃窜而去。
这次招待会还是由潘光旦、楚图南、李公朴、闻一多宣讲会议召开的目的以及民盟的主张、历史、性质及作用。接着是云大教授宋驭欧讲话，他说民盟是可信赖的，一是他们都是文人学者组成，文化水平相当高；二是他们对一切政治问题的判断相当正确。然后是工业协会主席徐佩璞、女青年会总干事倪瑾、男青年会总干事王吾兴讲话，核心意思是说因为现在中国政治不民主，所以我们更要关心政治。一位商界人士站起来说，我受片面的宣传影响，总以为民盟的领袖们是很可怕的怪物，今天见了面，看来都是文质彬彬、手无寸铁的书生，并不可怕，非常和平。方才听闻先生说，需要伸出他们沾着粉笔灰的手跟社会各界人士紧紧地握起来，我是个商人，我愿意第一个伸出我这污秽的手同你们握，也希望我们士农工商各界伸出自己的手同他们紧紧握着。接着一位参议员孙天霖沉痛地说：我们云南人民敢讲话，参议员们常常因为言论而受到警告。我赞成闻先生所说的，以教育手段、以和平态度来从事政治。我也希望大家伸出手来和民盟合作，以建立民主康乐的中国。一位参加邮务工会的青年也表示愿意伸出自己这双工人的手跟民盟紧紧握起来。最后潘大逵代表民盟省支部作结：中国民主同盟是代表第三方面的政治组织，愿与大家紧紧地握手，向民主的道路前进！
这次招待会非常和谐成功，闻先生代表民盟伸出的这只手已经和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紧紧地握在一起。
28日，第三次招待会的酒店受到当局的警告，已不能再用。李公朴先生得知后，立即要我和他一同去金碧路的冠和园找经理商借场地。李先生颇擅斡旋，很能办事，他承诺招待会会购买一些冠和园自制的小点心，很快得到了经理的支持。谈妥后，招待会就移到冠和园举行，虽然延误了一些时间，但未对会议产生多大影响。这体现了李先生善于随机应变的能力。到会的新闻界编辑记者和各期刊负责人约30多人。大家一边吃着小点心，一边以记者采访的方式开始了招待会。记者们提的问题有：民盟对时局有什么看法？民盟作为第三方面有什么办法能止息内战？第三方的力量能否促使和平条件实现？民盟内部如青年党、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大”，民盟对他们会采取什么态度？民盟有什么报刊？民盟对美国援华法案有什么看法？民盟对马歇尔的态度如何？等等。民盟负责人一一作答。
会后闻先生把三次招待会上的发言整合成一篇文章《民盟的性质与作用》，发表在《民主周刊》，这是一篇重要文献，阐述了他对民主运动的认识和对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的信心。
7月，昆明形势更加险恶，联大、中法的师生一批一批地回到平津。特务们更加无所顾忌。李先生寓所门前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怪女人，手持一本圣经，不是念经，是在咒骂，说：“不信我的教让你不得好死……”
8日，两个彪形大汉突然闯进李先生的北门书屋，自称是退伍军人，说听闻李先生正在招兵买马，组织武装，特来投靠。李先生走出来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我是个文化人，就开了一个书店，做些文化事业，我不懂军事，什么招兵买马，不要听信谣言。二人悻悻而去。
社会上传闻，当局已列出一个黑名单，上面就有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等人的名字，朋友们和家人劝他们尽快离开昆明，即使在昆明也要尽量少出外活动，事事当心。
7月11日，李先生在家写世界各国教育史，正写到文艺复兴时代。晚饭后，李先生想起赵沨之托，想借南屏电影院举行义演，便和夫人去南屏电影院找经理刘太太。刘太太也是进步人士，爽快地答应了，并请李先生夫妇看了一场电影。两人九点多乘公共汽车离开，下车后步行在回家的小巷学院坡，这时背后尾随的特务向李先生开了枪（声音不大，据说是美国无声手枪），李先生应声倒地。李夫人连忙呼救，正好有几位云大学生经过，设法在周围店铺找到一架帆布床，几个人将李先生抬到云大医院抢救。手术时医生发现李先生肠胃穿了四孔，流血不止。入夜，李先生时昏时醒，醒时愤激自语“卑鄙！卑鄙！”，口吐鲜血不断喃喃“为了民主，为了民主！”凌晨五点二十分，李公朴先生停止了呼吸。当时只有李夫人、我以及李先生的儿子李国友在病房守护，李先生女儿住校未归。
我们强压悲痛，商量筹办后事。清晨，天还没有大亮，闻一多先生就赶来吊唁，他流着泪安慰李夫人说“这个仇是要报的”、“公朴没有死，永远没有死”。李夫人也劝闻先生外面风声紧，要少出来。闻先生说“外面大风大浪，我们不出来谁来掌舵”，“我们不出来何以对死者”。我听了这番话，心中倍感振奋！
民盟发表声明，向反动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筹组治丧委员会，接待各界人士瞻仰、吊唁三天。第二天，治丧委员会接到毛泽东、朱德发自延安的唁电，称赞公朴先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周恩来也率中共代表团从上海发来唁电。那些日子里，各地各团体各界人士以及国外知名人士的吊唁和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夜里，有些人偷偷从门缝递进匿名信，吊唁死者、慰问家属，表达悲愤之情，还有人在信函中附上五元、十元现金以表援助。
治丧委员会在云大操场举行李公朴告别仪式，来告别的民盟盟员和群众有千余人。我流着眼泪向李先生告别。
7月15日，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亲友劝说闻先生不要参加，他坚持要去，最后达成妥协——出席而不讲话。民盟派人去西仓坡护送闻先生到会。会上首先由李夫人报告李先生殉难经过，讲到中间悲痛欲绝，泣不能言，会场上潜伏的特务趁机起哄，会场一阵混乱。闻先生实在忍耐不住，拍案而起，大声喊道：“特务们，是好汉的站出来！你们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人又不敢承认，还污蔑人，说是桃色事件，说是共产党人派人杀的。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全场掌声如雷，接着闻先生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演讲，痛斥法西斯政权必然灭亡，赞颂人民民主新中国必然诞生。这就是日后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的由来，闻先生的演讲激励起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志和信心。

闻一多正在发表公开演说

是日下午，闻先生和楚图南在民主周刊社招待记者。会后其子闻立鹤护送闻先生回家，走到西仓坡的家门口，周围暗藏的特务开枪射击，一枪击中头部，闻先生当场倒地殒命，闻立鹤扑在闻先生身上也连中数枪，家人闻声奔出急送医院抢救。
当晚，中苏文化协会干部金若年开美国吉普车去接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潘大逵、楚图南、张奚若、冯素陶、尚钺、赵沨（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去美国领事馆避难，金若年也一同入住。两天后，因他们需要一些有关李闻的资料，我和领事馆一位女翻译陈瑾取得联系。我去领事馆送资料时，看见馆外堆着沙袋，还有国民党士兵包围。陈瑾告诉我，楚图南和张奚若二人不愿住下去，提前出来了。（后来我亲耳听到楚图南为同志遇难自己却躲进美国领事馆避难表示内疚。）两天后我又去了一次，陈瑾告诉我，政府当局答应他们可以出来，条件是他们必须尽快离开昆明。一个星期后，他们都飞赴北平了。
17日，闻夫人收到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发来的唁电。同日也收到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人从上海发来的唁电。中共代表团为“李闻事件”发表抗议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杀人犯的统治》，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抗议闻一多教授的被刺杀》，中华全国文艺协商会总会为“李闻惨案”发表宣言，周恩来为李闻暗杀事件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昆明李闻惨案后援会致函美国总统与国会议员，要求美国政府从惨案中认清国民党政府破坏民主的罪行，“要求立即撤退在中国的美军，停止一切助长反动派暴行的措施”。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胡愈之等文化界名流十余人，在上海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请其立即派遣调查团来华。

毛泽东、朱德致李公朴、闻一多家属唁电

8月6日，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中共党员）到昆明调查“李闻事件”真相，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位张姓秘书以协助调查的名义陪同。周新民首先到李夫人家表示慰问并了解李先生遇害前后的情况。我陪周新民先后三次到云大医院看望闻夫人和闻立鹤。闻夫人因心脏病住院，闻立鹤身中数枪，腿部受重伤，但幸未击中要害。他年轻力壮，恢复很快。另外在场的还有闻立鹤的两个妹妹和女佣，她们讲了很多情况，我在一旁记录。跟踪我们的特务一直在医院门口监视。周新民先生原为云南大学教授，对云大医院的情况很熟悉，于是从前门进去，后门出来，特务一无所获。
梁、周两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和当局党政军方面交涉、会谈、争论，调查也受到干扰、欺骗，还上演了一场“假审判”的闹剧。但周先生得到冯素陶和民盟组织的帮助，特别得到一些内幕知情人士偷偷提供的资料，这些成为有力的证据。
22日，他们回到上海整理资料，写出《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惨案”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作者系李公朴先生女婿、民盟中央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