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主旋律电影：中国集体记忆的百年浮沉

百年来，我国的主旋律电影行走在时代的脉搏上，承载着历史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并成为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今天，我们特别推送这篇文章，梳理主旋律电影的百年历史发展脉络，重温那些优秀主旋律影片带给我们的启迪与感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不过是作为另外一种历史的、如皮埃尔·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记忆之场需要集体的滋养，方能立足现实，重构历史，并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伟大的日子唤起伟大的记忆”，主旋律电影共生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它如一面明镜，或似一扇小窗，以特有的叙事逻辑演绎着中国历史的百年浮沉，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书写的民族志和家国史。

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催生了左翼进步电影，其诞生于内忧外患的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和“梦醒救国”的观赏要求，是一剂药力强大的催化剂。

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传入中国伊始，“左联”成立大会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的夏衍，就组织了一次由20位“左联”成员参加的电影笔谈，展开了对有声电影前途的讨论。这是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电影的序幕。与之相呼应的是，1931年9月，成立不久的左翼剧联推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纲领》提出要对帝国主义的电影侵略和中国电影的黑暗现状展开斗争的任务，开辟党的阵地，使电影为革命斗争服务。《纲领》正式吹响了中共领导左翼文艺工作者向电影阵地进军的号角。之后，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三人小组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涉足电影界，到1933年夏衍、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五人成立“电影小组”，中共以特殊的组织方式从创作、评论、译介等方面引领了左翼进步电影运动的发展。左翼进步电影与当时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所鼓吹的“民族主义电影”和“软性电影”以及各种“趣味主义电影”针锋相对，最终促成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高峰。

从这个意义上讲，左翼进步电影确乎是主旋律电影的前世浮影，中国共产党是深藏于幕后的引路者。

左翼进步电影以现实主义的音调，奏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主旋律——表现、控诉与抗争。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是左翼进步电影的启幕之作，此后，左翼进步电影便一发不可收拾。《姊妹花》《渔光曲》《神女》等对底层社会的高度关切，《都会的早晨》《新女性》《压岁钱》等所展现的平民视野，《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浓郁的时代景观以及《夜半歌声》深沉的文化底蕴，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极其耀眼的星斗。它们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凝视着离乱之世的悲欢离合，映现着底层民众的不幸命运和民族国家的时代遭际，对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以及命运压迫的愤怒控诉和不懈抗争尽显其中。

《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的相继问世，构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另一个“经典群落”。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尤为突出，它生动地再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悲欢离合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以民族史诗的气质，唱出了感怀家国、深厚沉郁的时代悲歌。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左翼进步电影制造了中国电影空前的艺术高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盛誉。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萨杜尔由衷地赞叹，“《马路天使》是新现实主义的先驱，是中国电影的光荣”。意大利影评家卡希拉奇也有相同的评价，他认为“意大利引以为自豪的新现实主义，还是在上海产生的”。如此，左翼进步电影不仅是中国的，也成了世界的一道风景。蔡楚生的《渔光曲》获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获奖。从此作为时代主旋律的左翼进步电影成了中国电影最华丽的名片。

左翼进步电影引发了空前的观影热潮，促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最为抢眼的是，《渔光曲》创下连映84天的纪录；其后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则连映三个多月，观众达70余万人，创造了当时国产片卖座的最高纪录，被誉为“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道路”。如此，左翼进步电影以艺术和产业俱进的方式，成为中国抗敌自立的绝世悲歌，史诗和绝唱并生。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旋律电影放声高歌。此时，对旧中国的愤怒控诉、对新中国建国史的深情回顾，以及对共和国的热情讴歌，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不二选择，而崇高、宏伟、英雄、理想和信念是最为典型的情感指向。据此，“十七年”红色电影的时代诞生了。其中，以《南征北战》《中华女儿》为代表的建国伟业，《党的女儿》《董存瑞》为典范的英雄谱系，《五朵金花》《李双双》等指代的新中国、新生活，《董存瑞》《英雄儿女》所宣扬的保家卫国，都映现了新的影像中国。“十七年”电影初步建立了共和国的新型电影体系，其以崇高的历史重构、宏大的家国梦想、伟大的英雄书写以及高昂的理想颂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其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是空前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于主旋律电影来说，既要继承，又要复兴，变革求新势在必行。彼时，伦理化、大众化成了主旋律电影最鲜明的转身。一方面，重大历史题材和英雄题材依然是重要的表现领域，《大转折》《大决战》《大进军》《长征》等历史巨制夯实了恢弘大气的建国史；另一方面，《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军嫂》《少年雷锋》等以典型人物为题材的影片陆续出现。

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机遇。新世纪后，中国综合实力的突飞猛进，呼唤着国家软实力与之齐头并进，电影再次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时代。2007年《集结号》初创胜绩之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相继问世，《智取威虎山》《战狼》《湄公河行动》《战狼Ⅱ》《红海行动》纷纷上映，创造了主旋律电影空前的票房纪录。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战狼Ⅱ》定格了中国电影的票房高峰，宣告了主旋律电影的王者归来。2019年，《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再创佳绩，赢得了社会话题和口碑的双重认可，这一年也被誉为“中国电影的主旋律年”。2020年，《八佰》《金刚川》《夺冠》《我和我的家乡》《紧急救援》依然风头不减。一时间，主旋律电影的春天再一次来到。

新世纪主旋律电影的繁荣，是对商业逻辑、消费文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回应，其中，商业化、明星化、奇观化、类型化和国际化是其利器所在。

首先，娱乐性不再是一个带有原罪的符号，而是被主旋律电影大度地接纳。人情化、人性化杂糅在历史真实的理性叙事和现实生活的真情描摹中，逐渐成为政治话语之上温情的面纱。

其次，商业逻辑凸显。主旋律电影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更是商品和消费。于是，叙事节奏的加快、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的情感凸显和人性诉求，都成了主旋律电影商业逻辑下的艺术转向。同时，积极主动的商业推介和营销开始成为主旋律电影的选择，线上线下的市场联动、制片团队和明星的观众见面会、各种优惠促销，甚至后产品开发，都一一现身。

更为重要的是，明星化、奇观化和类型化以晴空惊雷般的气势打造着主旋律电影的全新气象。《建国大业》172位明星的加盟，首创主旋律电影的明星化制作模式。其后，《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的明星阵容再创佳绩，《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的演员队伍则更为壮观。明星成为主旋律电影开拓市场的利器。奇观化是与之相呼应的另一法宝，主旋律电影用视觉奇观消解传统电影的刻板单调。《集结号》的战争场面激烈火爆，可谓初试锋芒。及至《战狼》系列，视觉奇观被应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孤胆英雄、红外线扫描、3D 模型、黑客终端、水下打斗、坦克漂移、无人机作战、直升机坠落、街头追车等争奇斗艳，炫人耳目，堪比好莱坞视觉盛宴。动作、身体和场景奇观成为影像焦点。

此外，“主旋律电影+商业大片”的类型化生产模式，释放了中国电影巨大的潜力。如《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式的“+战争片”模式、《紧急迫降》《唐山大地震》式的“+灾难片”模式、《红色恋人》《云水谣》式的“+爱情片”模式、《邓小平1928》《风声》式的“+悬疑片”模式、《湄公河行动》《战狼》《红海行动》式的“+警匪片”模式，等等。类型化生产使得主旋律电影变成了一个富有生机的类型群落，多元共生。

同时，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时代浪潮，主旋律电影亦不例外，走向世界是必然的选择。《战狼Ⅱ》《红海行动》等从人类的普世价值出发，宣扬平等、自由和公义，眼界始大，境界洞开。

主旋律电影的世纪蜕变，是中国电影的华丽转身，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影像书写。主旋律电影取得了商业和艺术的双重进化，得到了民族和世界的认同。

主旋律电影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共生，深深地镌刻在民族家国的血肉之中，它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而是因时建构、曲折演化的过程。它隐藏于历史的缝隙中，又深埋在现实的土壤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像记录和集体记忆。

本文将于《群言》2021年第7期刊发，敬请关注！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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