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人生与锁匙

随着时代的发展，锁匙的种类也丰富起来，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锁与匙总是匹配的，一把锁总会有对应的一把钥匙。人生亦如锁匙，只有解开心锁，才能给予心灵自由。

人类的第一把锁匙，究竟是何人于何时何地为何事而发明的，这恐怕无从考证了。

自我记事起，三面环水、一面背山的老家村庄，清一色砖木结构的瓦房整齐有序地坐北朝南，家家户户正屋的房门，从没上过铁锁，用一段苎麻绳或一截旧布条拴住一根比筷子稍粗的竹木签，插在门环里，这就表示家人已外出——防止鸡鸭狗猫闯入捣乱。邻居要借东借西，尽可放心进去拿，事后打个招呼就得。话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对。牲畜值钱的年代，关猪圈牛、堆放茅蒿粪灰、储存番薯芋头的矮屋柴门上，倒是有一把祖传的“凹”字铁锁，长长的、黝黑溜光的，像电影《刘三姐》中莫财主关押刘三姐的房门上那把。

孩童时代，常见一个身上有好多把锁匙的人，他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属于生产队干部。他每次经过我家屋栋下面时，我老远听着，就知道是他走来了：那挂锁匙，吊得他裤腰襻的线缝都快要裂断了。全村人生活的命根子都系在他的锁匙上，所有的稻谷、油菜籽、花生以及种子都由他锁在大小仓库里。我那时就萌生了长大要当官的念头——做一个掌管锁匙的人，最起码得做个大队书记，因为大队书记管着生产队长，生产队长管着仓库保管员。我就想，锁匙意味着权力、财富和地位。

小学住校，我第一次有了一把用来放米菜的木箱的小锁匙，有事没事地去开那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铁锁。学校管总务的那个男老师的裤带上别着一大串长短不一的、比村里保管员还要多的锁匙，走路时随着锁匙的摇晃碰撞而发出叮当的声音，这使我对拥有锁匙有一种内心冲动：我身上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多锁匙，大摇大摆地走在人们面前。这不可告人的梦想，催促我勤奋学习。

我那把用棉线系在裤带上的铝锁匙，形单影只。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学校围墙外面的垃圾坑里，我翻找到了两把废弃锁匙，一把是磨成暗灰色铬铁的，另一把是锈得不能再锈的生铁的。我激动得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山洞里的宝藏一样。拴着三把锁匙的我，走路时也带着细微的金属声——是一个少年踩着希望成长的声音。我的头抬得高了，腰板直了，吃饭格外香了，说话有底气了，上课就更加认真了，考试成绩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

不懂“有锁匙必有其锁”的我想当然地认为，有了锁匙，别人就一定以为我有锁头了。这是可爱的不容修订的愚笨与滑稽。

年龄在锁匙的碰撞声中增长，读书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

我在离家40多里的县城上高中时，第一次看见了铜锁匙的弹簧锁。有些同学的锁匙串上还有小剪刀、掏耳匙、指甲钳、瓶起子等。这真让我大开眼界，好不羡慕。

一天晚自习，12人的寝室门被人撬开了，锁头被丢得满地都是，木箱都被翻了个底朝天。箱子里除了几斤米和一瓶菜，哪有什么让人眼馋的东西。最值钱的书本和钢笔都被放在教室桌子的抽屉里了。我忍痛买了一把新锁，兜里的一元零用钱花掉了一半。

锁匙既然是人造出来的，人也就能够攻破它。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岁月的锁匙关闭了旧的记忆，打开了新的视野。

1980年代，和第一代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大小的手提密码箱，曾经是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是靠转动上面的一排数字来开合的，没有锁匙。

大学第一个寒假，我坐火车回家，兴奋得连早饭也忘了吃。我座位右边是一个比我稍大几岁的高瘦黄发男青年，提着一个闪耀着金属光泽的黑色密码箱。到该吃午饭的时候了，我津津有味地嚼着从学校食堂买来的肉包子和茶叶蛋。可能是受到茶叶蛋香味的影响，他打开摊在大腿上的密码箱，几件散发着霉味的衬衫、内裤映入我的眼帘。他耷拉着脑袋睡靠在密码箱上好长时间，我清楚地听见他肠胃在咕噜咕噜地响。沉重的密码箱原本就不是用来装食品的。火车临时停车，我心生歉疚，我凭什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火车在每站都要停几分钟。列车员每次都用挂在腰间的一把弯头不锈钢三角锁匙不紧不慢地打开车门，木然地站在车门外面睥睨着上下的旅客。没有这把锁匙开门，车上的人下不去，车下的人上不来，但谁又会去感谢他呢？

锁头不在于材质，能锁就行；锁匙不在于形状，能用就行。

时代在发展，各式各样的锁匙也令人目不暇接。人生亦如锁匙。手机设定解锁密码，在微信中不看一些人的、也不让一些人看自己的朋友圈,电话号码加入黑名单，邮箱拒收某人邮件，QQ拒收某人消息，文档加密后只可阅读……无形的心锁最难打开。解开心锁的锁匙还是自己的内心，而人若丧失了心灵的自由，再多的锁匙也无济于事。

原载《群言》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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