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庆民盟80年 • 专访｜循前贤之路 肩时代之责（一）

2021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作为由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参政党，民盟在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献计出力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这一过程中，民盟的队伍英才辈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不断突破、挑战巅峰，也在多年的参政议政中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在他们身上，凝聚了民盟人心怀苍生的士人情怀与锐意进取的现代品格。为庆祝民盟成立80周年，群言杂志采访了部分优秀盟员代表，他们从自身经历出发，畅谈与民盟组织的深厚情缘及对所从事行业、学科的真知灼见。我们将分两篇推送采访文章，请与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接受本次采访的盟员有（以姓氏拼音排序）：

 

曹义孙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院长

 

陈振濂

中国文联副主席

 

邓秀新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季加孚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

 

马金莲

宁夏固原市文联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

 

王雪莲

北京佳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荣誉校董

 

熊思东

苏州大学校长

 

张峰珍

邢台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Part 1

情系民盟  初心不改

您是如何加入民盟组织的，能否分享您入盟的故事？

熊思东：1980年代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思想解放运动成为这一深刻变革的文化表征。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以强烈的政治自觉、高度的责任意识和积极的建设热情，承担着时代担当和历史使命。我对民盟的了解就开始于这个年代。从一开始零散和随意的了解，到较为系统的关注和学习，我逐渐对民盟的发展历史、政治使命等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更有较系统的学习。特别是民盟先贤如张澜、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费孝通等奔走国是的高贵品质、浩然正气和高尚情操，使得我非常向往民盟组织。1989年6月我加入了民盟，从那时起，我备受盟组织的关心和培育，从一个青年盟员逐渐成长起来。

陈振濂：我是1990年12月入盟的。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去恩师沙孟海先生家中做编辑助手。记得第一次随中国美院访日代表团出访回国后，我去拜访沙老，他笑吟吟地问我了不了解民主党派和民盟，我很茫然地说不知道。沙老说：“我现在马上跟你解释也解释不清楚。这么跟你说吧：潘天寿、刘开渠、吴茀之、王个簃、陆维钊、诸乐三这些知名大书画家都是民盟盟员，明白了吗？所以我想推荐你加入民盟。我老了，你可以大有作为。”寥寥几句话，我的敬意油然而生，马上决定听沙老的安排。记得沙老女婿、当时的民盟浙江省委机关干部张令杭先生为我的入盟手续跑了好几次，我就这么成为了盟员。我当时的想法并不很清晰，只是想，有这些大师在前面照耀，我在艺术上一定会收获满满的。现在一算，我已经有30多年盟龄了。

入盟后，您有哪些比较深的感受？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邓秀新：1985年，我的导师章文才先生介绍我加入民盟，当时我们支部有四五十人。我第一次去开支部会议，就发现会场里除了我是年轻人，其他的老教授们可以说都是我爷爷辈的人了。因为历史原因，基层支部已有很多年没有发展新盟员，我算是新鲜的血液。

入盟没多久，我就到美国去学习了。两年后回国，受当时政治风波的影响，与我同去的很多学者没有回来，但我还是选择按期回来了。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之所以回来，就是因为当年那些盟员老先生们对我产生了正面影响，特别是章文才先生。他1930年代在伦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当了副教授，但抗日战争爆发，国家有危难，他和当时那批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都自愿回到了祖国。

在我出国前老先生跟我谈过一次话，他说，你无论到了哪里都要热爱国家，一定要按期回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追求，也看到了一位老盟员的风骨，一心为国家、为人民。老先生除了是民盟盟员，还一生都积极追求入党，直到1985年他81岁时才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我于1995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可以说，我入盟、入党受到导师的影响，他把我引进了科学的殿堂，也引领了我政治追求的方向。

郑功成：回顾入盟这20多年来，我有三点最为深切的感受：一是民盟有各方面的杰出人物，我入盟就是深受盟内诸多令人景仰的学术大家的影响，因为民盟不仅有大批卓越的科学家，还有如费孝通、季羡林、袁行霈、厉以宁等人文社会科学大家，他们的学识风范及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使民盟对知识界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二是专职从事盟务工作的同志是凝聚盟员共同为盟的事业发展出力的中坚力量。我在湖北时，当时的专职副主委黄向东同志是我加入民盟后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人；2000年到北京工作后，时任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朱尔澄老师同样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和指导。在担任三届民盟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期间，我有机会多次随同丁石孙主席、蒋树声主席、张宝文主席、张梅颖第一副主席以及先后分管专委会的副主席调研，他们的言传身教给我留下的记忆真是让我受益终身。每当想起这些人和事，我都感到专职盟务工作者的倾情投入和亲和力是能够感动人的，也是能够激励盟员为盟效力的。三是民盟是盟员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民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在2003年3月能够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年轻的组成人员之一，并持续至今还在国家立法机关服务并作出应有贡献，当然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本事，而是执政党信任和民盟组织推荐的结果。相信有许多盟员也和我一样，我们应当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也为民盟的发展尽力，这是人生道义与责任所系。

曹义孙：我是在原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加入民盟的。入盟之初，我印象最深的是民盟前辈、民盟湖北省委会以及中南政法学院党委对青年盟员的关心和培养。在我国著名法学家、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民盟前辈曾昭琼老先生的悉心栽培下，入盟四年后，我接替曾老担任了民盟中南政法学院支部主委，成了湖北省最年轻的支部主委。当时我还是讲师职称，自觉年纪轻、资历浅，不足以担当重任。曾昭琼教授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湖北省盟的领导同志亲自找我谈心，不少老盟员也专门找我交流，劝我不要有顾虑，给予我信任和支持。记得老盟员李应存先生是刑事侦查学的教授，老人家的手有点震颤，他挥动着手，语气坚定地对我说：“你必须负起责任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你要为民盟组织着想。”其后，我还成了民盟湖北省委委员。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民盟各级领导对青年盟员的培养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早期的这些成长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自己也先后担任了盟内外的一些领导职务，无论在哪个领导岗位上，对青年人的培养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工作重点。

王雪莲：我加入民盟组织以后，遇到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与事。我为支持清华大学在文科方面的发展，出资成立“清华大学王雪莲教育基金”；在与校方共同成立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过程中，民盟中央原主席蒋树声亲自指点我们解决难题，并出席了基金的成立仪式；2010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时任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宝文与原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在我从事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从民盟中央主席到民盟基层组织，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让我感受到了民盟上下一心不遗余力为国家教育事业作贡献的力量。2012年7月7日，首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习近平同志出席并作主旨演讲。民盟中央副主席王光谦等也出席了该论坛。“王雪莲教育基金”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为论坛提供了支持。世界和平论坛是中国首个高级别的非官方论坛，创立至今已举办八届。作为民间力量，我们能够参与筹办这样的重要会事，为之贡献力量，是我的荣幸，也是我为践行民盟教育兴国理念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对于民盟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您是怎样理解的？

郑功成：“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殷切期望，也是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基本定位，但要真正达到这种要求并非易事。对民盟而言，我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方面，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与政治定力是根本前提。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政治属性决定了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一同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这种政治信仰与政治定力只能来自清醒的理论认识与源自内心的认同，并由此产生的自觉行动。

另一方面，解决参政议政能力不足问题是关键所在。民主党派作用发挥得好坏，关键取决于参政议政能力的强弱。在大时代面前，包括民盟在内的民主党派一定程度上都存在“本领恐慌”问题，全局、大局把握能力不强，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不足的参政议政现象并不罕见。为此，特别需要从观念更新、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等方面下足功夫。一是参政议政需要树立大局观、系统观。在真正深入调研、系统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以国家发展目标为目标，以帮助执政党解决国计民生发展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做到顾大局、识大体，掌握系统思维、辩证思考的科学方法。二是建设高素质的参政议政人才队伍。在机关规模偏小、组织相对松散的条件下，需要建立健全发现、选拔、培养参政议政人才的机制，引导盟内人才实现本职工作与参政议政有机结合，真正打造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正向激励机制。三是建立健全的参政议政平台或机制。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和有关智库平台的作用，真正实现左右联动、上下贯通、内外结合的新局面，不断增强盟的议政活力，进而提升民盟参政议政的整体水平。

邓秀新：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民主党派目前面临的一个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大多有民主党派的背景，所以中共需要通过民主党派来联络、团结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即精英阶层通过多党合作来共同治理国家。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到今天，中共的人才储备已经覆盖几乎所有领域，每个方面的人才都远远超出民主党派的数量，人才的短缺是党派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从财政方面来说，执政党的财政力量支持了众多智库，囊括了诸多一流的专家学者，科研经费也较为充足。民主党派在这方面的能力与政府的大型智库相比就弱了一些。中央对我们有很多期望，但有时党派也因经费不足而力有不逮。

第三个问题是党派成员多数是兼职做参政议政工作，其资金、人力、时间、精力都有局限性。在此前提下，我们应该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各党派都有自身侧重的界别，应该以此为据，错位发展。首先，对其他智库关注不到的领域，我们应该多关注；其次，在某个领域可以长期跟踪研究，务求做实做好，不求面面俱到；最后，我们应该积极地跟有关智库合作，这未尝不是一个务实的做法。

原载《群言》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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