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耕：法国仨神甫 博物京津沪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将举办各种宣传、纪念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推动全社会对博物馆事业的关注。今天我们编选了一篇相关文章，让我们在对京津沪三地博物馆的追根溯源中，重视博物馆，亲近博物馆，用心体悟这城市中的精神家园。

作者：郭耕原载《群言》2013年7期

国内最早的博物馆到底是哪里呢？作为国人创建之博物馆，业内公认的，当然是南通博物苑。但就京、津、沪三地的博物馆而言，不仅历史相当之久远，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都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创建。 

1922年天津北疆博物院建立，创始人是法国人桑志华神甫；1868年法国人韩伯禄神甫在上海创建了徐家汇博物院；再往前，1862年，位于北京西安门蚕池口即天主教北堂的百鸟堂建立，这可谓北京博物馆之滥觞，创建者也是法国传教士——熊猫、麋鹿、珙桐等物种的科学发现者阿芒•戴维神甫。这座博物馆尽管出现得很早，且被戴维神甫经营了近十年，却“人走茶凉”，随着戴维神甫因病回国，加上北堂的拆建，百鸟堂的标本都转入了大清朝廷的奉宸苑总库，以后，渐渐下落不明，这个博物馆便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追根溯源，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就是北疆博物院；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正是徐家汇博物院（后更名为震旦博物院）；而现在的北京自然博物馆则与百鸟堂没有什么渊源。那么，这座曾出现于北京历史上的“百鸟堂”，能否算是一座博物馆呢？ 

京博之源

 博物馆在功能上要具备收藏、展示、研究和向公众开放、甚至科普娱乐的要素。北京的这座百鸟堂据说曾经轰动一时，门庭若市，远近传闻，争来游赏。据北京救世堂的樊国梁主教在其《燕京开教略》中的记载，百鸟堂作为一家博物馆之规模之品质之盛况，可见一斑：“有达味德者（David）邃于博物之学，抵华后，遍游名山大川，收聚各种花卉鸟兽等物，以备格致，即于北堂创建博物馆一所。内储奇禽计800多种，虫豸蝶计3000余种，异兽若干种，植物金石之类，不计其数，毕博物家罕见者。馆开后，王公巨卿，率带眷属，日来玩赏者，随肩结辙，不久名传宫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来观者。” 至于这座博物馆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藏品有多少，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奉宸苑档案的北堂移交清册详见分晓：共14架、2474件标本，包括飞禽走兽、虫豸蝴蝶、螺蛳等海中珍奇，虎象熊骨、鸟卵虫蛇、兽角，等等。 另据郭卫东的《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所记载：“法国传教士素以喜建博物馆为特色，戴维神父除了将收集的大量标本带回国外，还在北堂设立了一个博物馆（亦名百鸟堂），陈列各种珍禽800余种。”笔者作为观鸟爱好者，十余年间所见之鸟不过二三百种，我国全部的鸟种也就1300种，而一个半世纪前，一位在华法国人，竟能收集鸟类达800种之多，也足以令人惊叹了。 

沪博之源

 徐家汇博物院由法籍耶稣会会士韩伯禄于1868年创立。韩伯禄比戴维神甫晚来华几年。1869—1884年期间，他在长江中下游、汉水流域、淮河流域收集了大量的鱼类、甲壳类、蛇类、鸟类及兽类标本，还发表了《南京地区河产贝类志》以及后来的法文作品《江苏植物采集》《中国帝国博物纪要》等。他将自己收集的标本连同其他传教士赠予的标本、书籍资料等都集中在一起，放在徐家汇博物院中。这座博物院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馆，属于法国耶稣会在上海举办的文化事业,原址在今漕溪北路240号。博物院每日午后让人参观，不售门票，不取游资，俨然成为西方人研究中国生物资源的前沿阵地，同时起到标本储藏和中转的作用。1902年韩伯禄逝世后，由法国传教士柏永年继承其事业。1931年并入震旦大学，改名震旦博物院。震旦博物院于1933年冬正式开幕，每年有很多各国科学家来院研究，院方还经常选择有特色的标本，分寄世界各处，以供专家考订。 

成立于1956年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其前身即为震旦博物院和1874年由英国人创办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一直以来，上海自然博物馆因其拥有百年以上的收藏历史而显得弥足珍贵。

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

津博之源

 众所公认，北疆博物院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其创始人桑志华对古生物和人类学的兴趣更为强烈。天津耶稣会赞助桑志华搜集了大量地质、岩矿、古生物和动植物等方面的标本和化石并储存在天津耶稣会修会账房崇德堂内，后来标本逐渐地充斥了崇德堂的各个房间和地下室。因此，桑志华向耶稣会提出创建博物院的要求。1922年，在法国天主教会和天津法租界行政当局的支持下，合并考虑桑志华的建议，决定修建博物院，以解决标本收藏的难题。桑志华在马场道南侧盖起了一座占地300平方米，高21米的三层楼房，即“黄河白河博物馆”，后因藏品来源的拓展，定名为北疆博物院。 博物院由桑志华任院长，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任副院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博物院规模迅速发展，各种标本日益增多，还雇佣了一批学者，研究领域涉及昆虫、两栖、爬行、鸟类、兽类及植物等。1928年5月，天津北疆博物院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展出了植物标本2万种，动物标本3.5万种，岩石与矿石标本共7000种，动物骸骨化石1.8万公斤，各地地理、山川、河流、土壤和动植物分布地图133幅，照片3000余张，以及关于人类学、工商业和农业的调查报告。桑志华在25年中发现的甘肃庆阳的三趾马动物群、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更新世哺乳动物和石器、河北阳原泥河湾和山西榆社的上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各种标本均在博物院陈列。与展览内容相对应，还举办有关的科学知识讲座。桑志华专门撰写了一套出版物，介绍北疆博物院的藏品。1928年，南开大学沈士骏教授在参观北疆博物院之后，写游记叙述自己的观感：“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惟一的值得赞评的博物馆了。它的特色，就是该院法国教士桑志华历年在华北搜求的成绩，尤其是有史前人类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罗最多，足以傲视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质调查所了。凡是要看中国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饱眼福。” 天津日占时期，桑志华返回法国，北疆博物院也基本停止了搜集、采掘与研究工作。1939年，天津遭受水灾，北疆博物院的一部分藏品迁到北京法国使馆附近新建的博物院内。195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接收北疆博物院，并更名为天津人民科学馆。1957年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

北疆博物院外景

有趣的是，这些在华传教士尽管建馆有南有北，但却不远千里、不止一次地进行过交流和切磋。比如，戴维神甫曾于1868年6月前往上海访问耶稣会教堂，与韩伯禄神父会晤。随后的一年，徐家汇博物院成立。1872年3月，戴维从法抵华，途经上海，韩伯禄还请他参观了已经建成的徐家汇博物院。同年10月，戴维开始了他在华的第三次考察之旅，南下河北、河南、陕西，再从汉中南下，沿汉口、九江、庐山到南昌，1873年5月端午节到了抚州。当地教会人士告诉他，在两天之前，韩伯禄曾经到此，得知戴维要来，放言“他先梳理过的地方，后来的必将空手而归”。戴维笑道：“他是骑马坐轿，我是徒步踏勘，怎能一样？”由此可见，戴维神甫的博物学之旅之所以屡有收获，就是因为他的足迹更深入，与万物更接近。 戴维、桑志华、韩伯禄几位神甫只是众多来华法国人中的几位佼佼者，而诸多法国传教士也只是西方来华探险家的一小部分，当年，他们为什么如此不远万里趋之若鹜地来到中国？难道就是为了传教或者挣钱吗？其实，传教只是他们的部分或者名义上的理由，更大的魅力在于自然，在于发现生物新物种，在于对博物之美的追求。 中国幅员辽阔，生境多样，生物资源丰富而独特。白垩纪以来，我国的陆地多未遭受海侵，第三纪之前气候温暖湿润，成为许多古老物种的避难所。第四纪冰川对欧美影响很大，却由于地形原因，对我国影响很小，许多古老物种得以幸存，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有植物3万多种，占世界的10%，其中不少是孑遗物种、特有物种；脊椎动物6000多种，占世界14%；鸟类1300种，占世界13%；鱼类3200种，占世界17%……“从16世纪，中国就一直是西方博物学家注重和期待的得到新奇物种的地方”，“是植物的天堂”，“是驯化、栽培动植物的历史悠久之国度”，“是花鸟鱼虫、园林植物资源之富矿”，因此也成为了“生物学家收集标本的福地，博物学家畅游考察的天堂”。 法国人边传教边考察，在试图把其信仰灌输给中国大众的同时，更是在中国确立了立足之地，戴维去内蒙古包头、四川宝兴、福建挂墩的三次旅行，无一不是受到了当地教会人士的引导和帮助，这是其他国家传教士几乎望尘莫及的。 尽管这些地理发现者、科学考察者带有政治、信仰、军事、商业等目的，但对博物学的热衷，对自身价值和学术的追求，也是其不懈前行的动力之一。伴随地理和物种大发现的热潮，博物馆既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成为了当时曲线传教的手段。在中西文明碰撞初期，捣毁教堂、驱逐神甫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此，博物活动不失为一种折中的考量，事实上，每当教士被大批驱逐，教士中的科学家常常被网开一面留下继续任用。博物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化解华人对洋人偏见的作用。当然，这些洋人惦记中国的生物，都是出于本国的利益，但对我国的自然保护思潮的启蒙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西学东渐，开启民智，西方传教士与博物学的进入，更带动和刺激了一大批中国的仁人志士西去求学，发愤图强，由此，对我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动物学前辈秉志的一番话，可谓意味深长，恰可作为本文的一个注脚和结语：“缘吾国地大物博，生物多具地方性，引诱学者多趋于此途，且易得新颖之贡献也。他国之学者，羡吾国生物种类之繁富，不远万里而来，梯山班海，沙渡绳行，糜巨资，冒万险，汗漫岁月，以求新奇之品汇，增益学者之见闻，藉以促斯学之进步。他国人士犹如此，况吾国之专家，生于斯长于斯，目睹本国之品汇，有极大之研究之价值，有不动心者乎？”“吾国坐拥广大之利，而不能利用……毋及可惜乎，故国人宜急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