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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与国家认同——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认同的考古学解读
8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对古代都城遗址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这些遗址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国家统治者所建立的都城。通过对这些古代都城的考古研究，我们发现不同民族所建立的都城布局形制的一致性，其中蕴含着古代中国各个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发现，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始就形成了大朝正殿居中、居前、居高的理念，以大朝正殿为中心形成“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礼制建筑折射出“天”、“地”及儒家思想、宗法理念、重农意识的历史文化特色。这些特点被秦汉、唐宋及以后历代王朝所继承，其中不乏中国古代周边地区的重要族群所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的都城，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都城洛阳城、东魏和北齐的邺南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
北魏洛阳城遗址位于今洛阳市东15公里，在洛阳市郊区、偃师市和孟津县交汇处。鲜卑族群由大兴安岭一路南下，到内蒙古南部建盛乐城，尔后又进入山西大同营建平城。北魏太和十七年，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在东汉、魏晋洛阳城基础上，构建了北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组成，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首次形成的“三重城”都城。都城方向坐北朝南。宫城基本位于都城与内城北部、都城东西之间。大朝正殿太极殿基本位于宫城中部，宫城正门阊阖门，是现存明清北京城故宫午门形制的源头。太极殿、阊阖门与内城正门宣阳门之间为一南北向道路铜驼街，形成都城中轴线。阊阖门与宣阳门之间的铜驼街东西两侧分布有中央官署、寺院、贵族宅邸和宗庙、社稷等。外郭城建有320个里坊，里坊四周筑墙，四面辟门。北魏洛阳城布局形制的特点为此后历代都城所承袭。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定都于邺，营建了都城邺南城，邺南城的营建“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主要继承了北魏洛阳城的规制。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外郭城沿袭了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洛阳城及邺南城制度，而且更加规范化，主要反映在都城的大朝正殿太极殿居中、居前，太极殿、宫城正门承天门、皇城正门朱雀门与都城正门明德门南北一线形成中国古代都城中最为规制的中轴线，加之宫城与外郭城正门的“五门道”城门形制，突出体现了皇权至上、国家至上。
北宋开封城在继承隋唐长安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使“择中立宫”臻于极致，宫城居内城中部，内城居外郭城中部，北宋开封城进一步强化了“中”的思想，把“中”的理念推向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新阶段。
中古时代以后，来自北方地区的族群先后建立了辽、金、元、清王朝，而这些王朝的都城继承了以前诸王朝都城制度的政治文化基因，反映了王朝统治者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契丹人建立了辽王朝，都城在今内蒙古的辽上京，后来又建立辽中京、辽西京、辽南京等，辽南京故址在今北京市宣武区一带。辽上京是南北两城制，北城是皇城，南城是供汉族人居住的“汉城”。到了辽南京已不再是南北排列的两城制，更不是单纯地把汉人放在“汉城”中，而是形成大小城相套的传统都城形制，其中内城更是突出宫殿中心地位。这已经基本形成了华夏都城文化的特点。
金中都与金上京是金朝不同时期的都城，通过对二者都城布局形制的比较，可以揭示出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金王朝统治者从黑龙江金上京南下，力图取代宋朝建立大一统金王朝，他们徙都北京，修建了金中都。金中都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它已经具备了中华民族统一王朝都城的基本要素，正如范成大指出的，金朝“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
元大都是蒙古人取代女真人金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都城，几代元朝皇帝主持之下建成的元大都是一座比汉唐更为“中华民族化”的都城。元大都的宫城、皇城偏于都城南部，市场在皇城北部，都城的宗庙、社稷分列宫城东西两侧，大朝正殿在寝宫之南（即寝宫前面）。这些充分体现了元大都布局形制上对《周礼•考工记》规划理念的遵从，即古代都城的“前朝后寝”、“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特点，因此可以说，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最接近《周礼》的。在都城规划和营建中对中华民族历代王朝都城建设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坚守，凸显出其王朝政治的正统与合法，也说明了其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
从东北地区发展壮大的女真人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清王朝，其首都北京城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与集大成，其中古都北京的中轴线与帝王庙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性。
都城中轴线文化内涵的核心体现的是大朝正殿居中、居前的理念，并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形成都城中轴线。都城中轴线实质上反映了“中”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中”是国家的体现。
古都北京中轴线延续了秦汉唐宋以来都城中轴线的做法，并进一步使之规范化，这条中轴线南自永定门，向北依次经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神武门、地安门……其基点是大朝正殿太和殿。都城是国家的缩影，这条由历代王朝都城发展而来的古都北京中轴线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至高无上，这个国家的世代相承不因古代中国不同族属的统治者而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在不断强化，古都北京的中轴线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点。
中国古代都城一直设有宗庙（或称太庙），这是祭祀本朝帝王祖先的庙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自上古时代中国人就有祭祀黄帝、颛顼、帝喾等远祖的传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魏书》记载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王朝之道武帝、明元帝、孝文帝，就对黄帝、尧、舜等进行了祭祀。这时的祭祀已经不只是三皇五帝，还有周王朝的政治人物。中国历史上不同王朝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祭祀中华民族共同祖先与国家圣君的活动在正史中多有记载，如《元史•祭祀志》之《古帝王庙》就记载了国家对伏羲、女娲、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进行的祭祀。但是在国家政治中心设立帝王庙对历代王朝帝王圣贤进行祭祀，应该以朱元璋在都城南京建立的帝王庙最为重要，朱元璋祭祀三皇五帝、夏商周和汉唐宋元的创业帝王，这时的帝王庙才具有了真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宗庙”性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朱元璋把三皇五帝与夏、商、周、汉、唐、宋、元作为一个不同时期连续性王朝的“国家”整体来看待。但是相对于清王朝都城的帝王庙，明代都城帝王庙作为“国家”象征的整体性还不够完整。
清代北京城帝王庙沿袭了明北京城帝王庙的形制，但清代帝王庙比明代帝王庙享祀的帝王数量大大增加。乾隆四十九年（1784），帝王庙享祀帝王达到188位。帝王庙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完整历史的缩影。清代的历代帝王庙祭祀内容发展到全面、系统、完整的对“国家”的祭祀，帝王庙真正成为“国家”的庙，而不是某个王朝的庙，某个“圣君”的庙。在乾隆看来，帝王庙是维系“中华统绪”的所在，是对共同祖先（圣君）的认同、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清代北京城帝王庙及其前朝对圣君的祭祀所彰显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对共同“先祖”、共同国家历史的祭祀，说明了各民族对共同国家——中国的认同，对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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