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李嘉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化价值
从宏观层面来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从批判发动战争的精神支柱、否定法西斯战争理念两个方面体现出文化意义，彰显出人类文明宝库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财富。
法西斯政权能够动员成千上万不知情的民众组成强悍的侵略大军，最终发动规模空前的世界性战争，有着必要的精神因素。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作为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发动国，在战前正是分别宣扬与灌输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蛊惑了民众，才得以构建侵略他国的精神支柱，奠定了发动法西斯战争的思想基础。
法西斯主义
意大利在这方面一马当先。墨索里尼于1919年就拟定了体现独裁主义本质的法西斯主义党纲。法西斯主义是推行激进主义的政治手段和蛊惑民众的精神鸦片。正是在法西斯主义的迷惑下，约5万名身穿黑衫的武装分子被动员起来，于1922年10月28日开进首都罗马，逼迫总理辞职。第二天，墨索里尼即被国王任命组阁，成为意大利王国首相。1922年至1943年的21年里，墨索里尼一直担任首相职位，在意大利推行法西斯主义。
正在演说的墨索里尼
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是十分明显的。它在政治上体现为独裁主义，在哲学上则“是一种结合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形式的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这种大杂烩式的混乱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强的蛊惑力。无产阶级革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曾经在《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如何来对付它》一文中深刻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法西斯主义是独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生严重的体制危机的产物，在这个危机中，正常的资本增值，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条件下，正渐增地被破坏。……在失去社会地位的社会层份中间，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正在激进化的不满分子，以及他们的日益增多以新形式群众组织出现的组织。”托洛茨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法西斯主义而言，其真正的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在意大利，它有着非常庞大的根基——城镇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当墨索里尼用法西斯主义的精神鸦片使民众上瘾之后，大批意大利人卷入法西斯战争便情有可原了。
纳粹主义
纳粹主义是希特勒的法宝。纳粹主义的本意是“民族社会主义”，其基本理论包括宣扬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的权利；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力应由其一人掌握；主张以战争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同时也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纳粹主义具有与法西斯主义类似的杂烩性质，它“并非一严格定义的意识形态，而是纳粹党所奉行的国家统治政策和理念，包括一些政治观点和具有宗教色彩的极端思想：种族主义、反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神学主义、反犹太主义、反同性恋以及限制与其意识形态相反的宗教自由”。这一思想之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遭受“一战”失败、经济危机爆发的德国得到比较广泛的社会认同，是因为希特勒抓住了占据德国人口40%以上的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对共和制感到失望”的时机，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憧憬游说大批“社会上丧失立足之地的人、丧失生存能力的人和失望的人，其中也包括使资本主义社会极不舒服、对它相当危险的人”，最终将他们拉进了自己的阵营。这些人后来成为德国侵略大军中的主要力量。
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精神最初形成于12世纪肇始的幕府战国时代，初期强调“忠孝”、“武勇”等信条，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特别是19世纪末日本宪法确立神道教的法律地位以后，统治者看中了武士道的内在力量，逐渐将其蜕变为控制国民思想的工具，使之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动力。
20世纪初就有中外学者对武士道精神的本质作了深刻的评析。如戴季陶认为“武士道最初的事实只不过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的食禄报恩主义”，周作人指出“武士的行为，无论在小说和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盖不住一个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等。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历史的积淀，武士道精神在许多日本民众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武士道早已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网罗民众充当侵略战争炮灰的思想武器。日本侵略军中的不少普通士兵心甘情愿地为天皇卖命，正是受武士道精神影响而中毒至深的结果。
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日本士兵
战争初期的形势曾经对侵略者有利。然而，世界各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抵抗阻遏了战争狂人吞并世界的势头，也粉碎了侵略者的黄粱美梦。曾几何时，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苏联红军于1942年10月上旬在斯大林格勒突破德军的包围圈，这一形势直接影响到远东，直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无论是被侵略者和胜利者，还是侵略者和失败者，都从这场战争的进程与结果中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武士道精神都是荒诞思想和精神鸦片，用它们来蛊惑民众、发动侵略战争，注定失败。
总之，同盟国阵营和全世界人民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事实，不仅从军事上彻底摧毁了轴心国的反动力量，从政治上有效遏制了法西斯制度的扩散蔓延，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深刻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反动本质，粉碎了发动法西斯战争的精神支柱。
在轴心国发动法西斯战争以及同盟国与世界人民反对和最终战胜法西斯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交战的双方在战争理念上的根本对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战争动员看，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否定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德、意、日三国都是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作为借口，迷惑和鼓动本国民众充当侵略战争炮灰的。根据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鼓吹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不仅歧视其他民族，而且不惜用暴力手段残害之。在国际关系中，他们则以沙文主义的狂热姿态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甚至发动战争吞并别国领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占，日本侵略者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和残杀，等等，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被侵略国家遭受入侵时，民族存亡上升为主要矛盾，不同阶级、阶层、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团结起来共同御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便是例证。尽管国共两党存在着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旦面临日寇的大肆入侵，便形成了“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新态势。全国上下、各党各派、各阶级阶层、军队和人民、政府和群众总动员，形成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总体战。面对着爱国主义的大旗，极端民族主义只能相形见绌，其反动本质也暴露无遗。
其实，在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态度上，法西斯集团内部并非所有的人都信奉沙文主义，拉贝和辛德勒的事迹便是铁证。1937至1938年间，身为纳粹党党员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侵华日军实施大屠杀的南京联络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教授等十多人，共同建立“南京安全区”，“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其负责的不足四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他记述在华见闻的《拉贝日记》也成为揭露法西斯罪行的珍贵史料。同样是纳粹党党员的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为了营救即将遭受屠杀的犹太人，以自己企业雇工的名义开出名单，使这些犹太人能从集中营转移到波兰南部的一个工厂继续工作，终于使1200余名犹太同胞幸免于难。被辛德勒名单营救的波兰同胞约占“波兰全部存活犹太人数量的一半左右”。拉贝和辛德勒身上闪耀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的事迹有力地批判了极端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反动理念。
约翰·拉贝
从战争行为看，以人道主义否定非人道主义
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普遍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对待被侵略国家的军民。德国法西斯残杀犹太人的罪行最为典型。“二战”期间，德国共屠杀了600余万犹太人，仅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处就有110万难民被害。意大利军队攻占埃塞俄比亚后使用毒气，在非洲和巴尔干半岛滥杀无辜。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和东南亚更是大开杀戒。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法西斯侵略者的兽性本质。尽管德国、日本与意大利侵略者在迫害、残杀被侵略国家人民时采取的手段略有不同，但非人道的本质却一脉相承。
对待战俘的态度往往能集中体现战争理念。在这方面，最惨无人道的是德国军队对苏军战俘的虐待。据查，德军第14—80242号命令中规定：“苏联战俘均应做特殊的、永久性的标记”，“标记由一个开放式45度左右的锐角构成。两边边长各一厘米，角尖向上，位于左臀部离股沟约一掌宽处。可用各部队都有的手术刀来做，并可用墨汁作为染色剂”，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盟国一方的人道主义行为。早在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不久，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就于1937年10月25日签发《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其中明确规定优待战俘。尽管有一些八路军官兵不理解甚至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认真执行命令。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接受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建议，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日本工农学校”，专供日本战俘学习培训。作为学员的日本战俘不仅生活上得到优待，人格受到尊重，而且在精神上享受自由。其中不少学员深受感动，后来转变了思想，甚至自愿加入八路军，成为为和平而战的国际主义战士。
从战争运作机制和指挥系统看，以民主主义否定专制极权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通过各种手段确立了独裁的政治制度。最早的是意大利，墨索里尼在1928年就强行中止议会制度，取缔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实行了法西斯独裁。希特勒通过《授权法》消除了“民主制的最后残余”，策划国会纵火案等事件实施白色恐怖，最终确立了法西斯独裁。日本法西斯团体则在1932年5月发动武装政变，杀害首相犬养毅，终结政党内阁，实行以军部为主导的举国一致内阁，走上了法西斯独裁的道路，至东条英机担任首相时达到顶峰。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极大地方便了战争狂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并能确保侵略战争持续进行。
同盟国的表现与轴心国形成鲜明对比。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重申尊崇《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强调成员国之间要加强团结合作。这些原则及宣言形成过程中的协商一致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因此，“宣言的签署标志着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一些同盟国内部同样如此。在远东战场，日寇的大肆入侵促使四万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取得有效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探索也值得肯定。1938年9月至11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扩大的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了党在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以民主主义的实践有力地批判了法西斯专制极权主义的战争理念。
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是有形的，时过境迁，终于定格在历史档案和人们的记忆之中。文化领域的胜利虽然无形，却不失隽永与深沉，就像知时节的好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战后70年间，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主流价值观也在求同存异中不断趋近，“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展望未来，气候纵有风云变幻，前途难免曲折坎坷，但“真”、“善”、“美”必定天长地久，根深蒂固，体现出永恒的价值。当我们意气风发地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