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之塑造

原载《群言》2012年11期

2012年伦敦奥运会降下了帷幕。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比较，不难发现两者间的差别。我们所展现的是传统，是古老的文明和恢宏的气势，是极尽华美壮观的场面。而伦敦表达的却是大不列颠王国的文化，告诉大家万维网是他们发明的，近代工业革命源于英国，连流行摇滚乐都是他们起的头，从而掀起了现代文化的朝拜。这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化弱势的一个缩影。当我们在拍摄一部电影、排练一个舞蹈都要考虑西方观众的口味时，美国动画《花木兰》和《功夫熊猫》却以中国元素来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价值理念。一阕《菩萨蛮》，抒发缠绵的情思，送给情人，当然再合适不过。然而台湾诗人余光中比喻文化于自身的关系时却指出：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如果她在欧风美雨中改了洋名，又如何能读懂你送他的《菩萨蛮》？

美国动画《功夫熊猫》

如果说文化作品仅仅是价值体系的一个表现形式，那西方世界不遗余力所推广的“普世价值”则成为了输出意识形态、争取文化殖民的旗帜。美国在继续强化军事、经济竞争的前提下，又把意识形态、文化以至核心价值的竞争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全球化在“普世价值”的掩盖下很大程度上美国化了。从经济一体化到文化同质化再到政治“民主”化，这正是美国使全球现代化的强势逻辑。为此，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等崭新理念，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凸显了民族复兴的决心和蓝图。

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

何谓文化自觉？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费孝通先生曾作出如此解释：“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而所谓文化自信，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建设文化强国，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甚至妄自菲薄，建设文化强国就无从谈起。有了“文化自觉”，才能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有“文化自强”。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民族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上的崛起。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尤其是当今世界，我们时刻都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巨大挑战。没有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就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没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动力。文化问题上的自觉和自信，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特别是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今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必将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已然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交通、信息技术的长足发展，国际贸易和市场进一步繁荣，文化交流和冲突也有所加剧。特别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文明强势扩张的近现代，多元化的民族文化逐渐被西方文化所侵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往往就意味着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在激烈的国与国的竞争中占据了主动位置。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不仅会坚守、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更会以前所未有的开阔胸襟和广阔眼界来面对全世界的各种文化，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因此，加速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便成为了当代中国增强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近现代中国文化启蒙的演变——从追求国力富强到追求文化自信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华夏土地也曾被异族侵占过，但文化从来没有被别的外来文化所征服和同化。相反，任何以“征服者”自居的游牧民族，一踏入中华土地，反被中华文化所同化、融合，变成中华文化坚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继续谱写着中华文化的灿烂。
然而，自鸦片战争起，西学东渐。基督教文化让中国人首次开始不太自信，并由此伴随着国力的衰弱，在长达近百年的历史上，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去中国化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我们全面引进西方的制度和文明，五四时期的激进者甚至提出了“废汉字以用罗马拼音”进行全盘西化的主张。这种文化发展的不自信到改革开放后，也未能得到根本的扭转。中国人在被动中经历了东西文化的直面碰撞和冲突，走过了从文化迷茫到文化反省继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曲折道路。要树立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得不追根溯源地去寻求近现代中国文化启蒙的演变：
五四运动——打破旧文化。进入近代史，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冲突中遭遇了最为痛苦的外侮之后，一些知识界精英认为，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把国家拖向了贫弱的泥沼。在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成为主旋律。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构成方式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形态，是“先进”的，而其他的社会形态则被定性为落后的，必须改变的。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下，中国传统的一切都在摒弃之列，家庭、姓名、文言文等等，甚至是汉字也应该拼音化。原因很简单，这些都与传统价值观不可分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说：“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它丢在茅厕里三十年。”这种反思和做法，导致了社会心理层面的重大危机。传统文化在它的出生地丧失了尊严。胡适等新自由主义派也提出了“全盘西化”的概念。在这种“去中国化”的浪潮中，梁漱溟先生等“新儒家”们却成为了时代的弱势群体。

梁漱溟

改革开放——走向新世界。1978年，中国终于结束了长达30年的闭关锁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之路。这一时期乃是“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启蒙。尽管“中华民族复兴”的口号依然有效，但真正的落脚点却回到了具体的“人”，那个超越了具体种族、民族与国家界限的抽象的“人”。世界的尺度也应当成为民族的标准，世界的现实就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所有价值和民族的所有文化都要放在世界的天平中去进行衡量。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最重要的乃是开放自己，走向世界。相形之下，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成为负资产，是走向普遍历史过程中必须被克服的对象。那个时代的爱国者们普遍所忧虑的不是“中国文化的消失”，而是“被边缘化”，他们关怀的共同点是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因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启蒙思想，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未经反思的二元论：“中国”象征着封闭和落后，象征着妨碍现代化的特殊传统；而“世界”意味着先进与未来，意味着普世的价值与规范。这个“世界”有其可模仿的典范，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
冷战结束——对抗西方价值。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划上了句号。美国在经济与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足以导致这一结果，真正取胜的法宝乃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这种现象引起了迅速发展中的中国的关注。许多知识分子发现了文化价值对抗中的隐忧。改革开放初期新启蒙运动之中，西方是现代性的世界典范，是全球普遍历史的终极象征。然而，冷战结束后，西方这一象征符号也发生了裂变，西方模式成为了需要被警惕和超越的对象。张颐武、陈晓明运用刚刚引进的萨伊德（Edward Said）后殖民文化理论，重新审视五四以来中国的启蒙话语，判定它们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化，宣布现代性在中国终结，必须代之以具有本土意识的“中华性”；崔之元、甘阳为代表的海外新左派，以西方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新进化论”为理论，主张“第二次思想解放”，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在中国通过“新集体主义”等多种制度创新，实践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分的中国道路。
当代中国——追求文化自信。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化冲突”的概念，并成功预言了伊斯兰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激烈碰撞。他进而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希冀以“一元化”的文明来覆盖全球，从而解决“文化冲突”的矛盾。与此对应的是，费孝通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强调文化自觉的费孝通从没有说过诸如“21世纪属于儒家文化”这类话，他既不认为未来将由中国文化主导，也从来没有认为甚或希望中国文化本身的优点会带来中国的复兴，而只是在世界性的共识形成中“中国人应当有一份”。把中国文化列入世界文化之中，从而创造多元化的文化共荣成为了新的启蒙精神。只有从“文化自觉”入手，继而树立民族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强有力地表达其文化，产生长远和扩展的影响力。

树立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从“普世价值”的重新定义开始

一部中国的现代化史便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入侵史。从“工业现代化”是“普世”的，到基督教文明是“普世”的，中国似乎一直很难走出西方的价值体系。古典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一直追寻着“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西欧，而未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我们也可以不断追问：“为什么中国价值就不是普世的？”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国一开始便占据了下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中国如何能够否决“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等概念？反对这样的价值观无疑会被扣上“反人类”的帽子。既然是普遍好的或善的东西，谁又能拒绝呢？中国需要普世价值，是不容也不用争辩的。正如同100年前的中国，抛却了“5000年的包袱”毅然投向了西方式的“现代化”浪潮。
然而，尽管人类可能具有普遍价值，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普世价值会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具体表现。离开了民族文化的根基，普世价值便成为无本之木。马克思以为，这些所谓普世价值是近现代的历史产物，是由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支撑的。强大的市民社会才是这些普世价值的真实基础。中国并无“原子论”式的个体主义传统，中国社会秉持的是儒家伦理的差序格局。但普世观念一经产生，便有自身的独立性，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可以在并无这个经济基础的地域、社会、时代的人群中传布开来并产生效应。至于是否真正合适，关注的人便少了。同样，奥巴马也曾坦言：“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检验标准，民主肯定不是普世价值，民主不可能使每一个人受惠，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全体一致同意。”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现孔子三千弟子吟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舞蹈

文化相对主义往前跨越一步，便是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而文化多元主义则可以与启蒙的普世价值兼容共存。要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就必须具有普世价值诉求，这就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做一番清理。首先，应该将人类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与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区分开来。中国必须以自己的核心价值取代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现代自觉构建普世价值的方式，造成世界现代化或全球化历史中的一种文化幻觉或文化错觉。后发现代化国家，总是不知不觉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或者因为认同西方而认同普世价值；或者因为反抗西方而拒绝西方的普世价值，进而否定普世价值。至于“普世价值”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全球的代表性却无人问津。这两种选择，无一不使自身落入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陷阱。从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中便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现象。
任何一个有世界历史担当的民族或国家，都应该具有自觉的文化价值使命。中华文化的价值绝对不只是亚洲价值，而是扎根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同时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遍价值。我们有“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仁爱思想，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民主思想，有儒家“道统与治统”的分权思想。这些价值观念已然超越了个体权益的追求，上升到了“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整体主义哲学。难道这些不应当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
然而，两种文明的碰撞，往往是有矛盾冲突的，比如，平等和自由的价值，法制和礼让的价值，等等，我们需要的是自觉思考与推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使命。现代中国曾经有、也一直有构建普世性的核心价值的意愿，如今又有了推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权利，下面考验我们的是，是否具备构建与推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能力。只有让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走出去，重新定义人类的“普世价值”才能最终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