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是一个106岁的老人了，岁月的流逝，很多事情已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在一些零星的记忆中，我能肯定的是当年我结识和相交的那些人，尤其是我今天要谈到的这些民主人士（当时被称作社会人士），无论是他们的学识，还是他们的思想、胸襟和责任感都是值得我敬佩的。与这些民主人士交往的几件事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救国会”和“星五聚餐会”。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爱国救亡运动的种子在每个有识之士的心中萌动，“救国会”应运而生。在当时沪上银行界几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发动下，社会地位较高、思想较为进步的各行各业人士便时常相约在中国银行的小客厅聚会，商谈国家大事。随着参加人数的增多，后来还形成了以行业划分的小组。我当时在上海的江苏银行工作，参加的是以章乃器为首的小组，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蔡承新、赵君迈等人，此外还有文化小组、科技小组、教育小组等。我当时一人住在江苏银行五层楼的一间小卧室里，旁人进不去，因此“救国会”的一些文件都是存放在我那里。其实“救国会”完全是松散的民间组织，所谓的小组仅是为了联络的方便，没有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没有专职人员，政府、各政党也没有参与其中，但是活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后来都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骨干成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章乃器、沙千里等人当时就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沙千里还是秘密党员，他曾借给我一本《联共党史》，在当时的中国还鲜有人读过它，对此我印象很深刻。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有自己的电报机，这些民主人士就利用这台电报机与中共保持联系，获取信息。因为警察不敢搜查银行，所以他们的活动一直得以进行。 后来被称作“七君子”的7位民主人士均是“救国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被捕后被关押在苏州。那时，我的夫人和孩子住在苏州，他们缺什么我的夫人就准备什么送去。七君子的家人去探监时也住在我家，有很多重要文件就利用带小孩探监之便夹带进去。 除了“救国会”，我还参与了“星五聚餐会”，因为聚餐基本都是在每周五晚举行，所以大家便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星五聚餐会”。起初也就几位发起人围坐一桌商谈政局国事，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两张桌子都坐不下，不过参加聚餐的主要还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一直参加，但这个聚餐会却延续了很久。“星五聚餐会”起初在上海。重庆成为陪都后，“星五聚餐会”的很多成员也随各类机构的西迁来到重庆，聚餐活动不仅没有间断，抗日战争更激化了每位民主人士的爱国情绪，聚餐会的政治性开始加强，大家在活动上经常情绪激昂，互相交换对国家命运的看法，我也在活动中结识了更多富有爱国热情的有识之士，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个人能力，为推动当时的民主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重庆，周恩来经常召集各个民主党派（团体）的政协代表一起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他通过当时的秘书许涤新联络到我，因为许涤新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我同在经济界。我们每月开一次会，有时一个月开好几次，每次我都参加了，我和周恩来就这样认识和熟知了。当时国民党的旧政协还曾推举出五位民主人士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在窑洞里，毛主席强调，中国要想长治久安，惟一的办法是走民主道路。大家听了都深感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是第四、五、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第三届政协会议，可以说，我与全国政协的历史渊源很长。 从上海到重庆，尽管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救国会”、“星五聚餐会”及其他一些民主活动，但我较早地接触了这些为国为民都作出极大贡献的民主人士，并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跟我一样留洋的中国学生带着满腔激情纷纷回国，为的就是追求民主和独立，让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我想，这与中国共产党大力宣扬的民主主张以及这些民主人士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 我85岁之后就基本不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是我从身边的人口中听到、从媒体上看到，现在的孩子们学习负担很重。我记得我年轻时上学很轻松，中学时，下午的课程几乎都是选修课，但因为心情愉快反而学得很扎实。我还听说，如今的孩子到了大学还在拼命学英文，结果导致中英文都没学好。英文是一门工具学科，在中学期间就应该熟练掌握，这样到了大学阶段就可以专心做学问了。在就读圣约翰大学前，我已经能自如地阅读各类英文书籍和对话，我结识的那些民主人士中，不少人的英文水平也很高。民盟是以文教、科技为界别特色的民主党派，今后也要继续关注中国的教育发展问题。 我很荣幸能与这些民主人士交往，他们中的许多人学问好、思想进步，都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但与这些民主人士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到如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不在世，但我读书、看报时常会想起他们，虽然都是零星的记忆，但是我却能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具有思想光辉的人物，我敬重他们。（李佳佳、冯岩采访整理）